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肯定是出于无意中的巧合，2025年第5期的《收获》杂志发表的两个中篇小说，不仅全都属于“记”字辈，而且两位作者还全都是浙江作家。前一篇是哲贵的《造车记》，后一篇是黄立宇的《叫血记》。集中聚焦于某一位先驱研制电动汽车的前者被命名为“造车记”，当然容易理解。集中讲述纷扰乱世中血站故事的后者被命名为“叫血记”，就显得多少有一点费解。也因此，正文前带有解释性质的一个题记存在的必要性，自然也就可想而知。题记的具体内容是：“在1998年10月1日国家颁布《献血法》，实行无偿献血制度以前，所谓血站，就是有偿献血者与医院之间的中介机构，他们掌握着一批遍布城乡的卖血队伍，并且总有办法在某个生活角落里找到卖血的人，这就是他们的工作。这时候，你听到有人把他们的工作称为‘叫血’，就不足为奇了。”具体来说，黄立宇采用第一人称方式，所集中讲述的正是“文革”那样的纷扰乱世中一个普通血站的故事。

被设定为第一人称叙述者的“我”，曾经在血站有过长达五年之久的工作时间，后来成为一名靠写作谋生的写作者。在“我”的视野里，虽然那些身穿白大褂的血站后来的医务人员对血站原来的人马表现得很是有一点不屑，但一个不容否认的重要事实是：“也就是他们，曾经以最原始的工作方式，维持了皋城地区几十年的正常供血。”虽然这一切都已成为了过去时，但却有被记录下来的必要。这样一来，自然也就有了这个以叫血员老杨或者说杨孝汀为主人公的发生在那个纷扰乱世中的温情故事。尽管我对“温情”二字长期以来一直有一种不以为然的感觉，但在这里，推敲来推敲去，觉得还是不能不使用这一看似早已被用滥的语词。

具体来说，老杨是刑满释放人员的身份，因为表姐夫的关系才在那个特定时刻进入皋城地区血站工作的。他所要从事的血站工作，根据张飞的介绍，就是：“医院要动手术，要输血，就会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就得骑着那辆破自行车出发，跑农村的话，路远。医院一般会派救护车来接我们，车没空，再远也得骑车去，没办法，这就是我们的工作。”然而，也正所谓“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由于服刑期间长达七年之久的缘故，等到老杨从狱中出来的时候，他发现世界似乎全都变了：“皋城也开始疯狂，大街上全是跑龙套的人，刺耳的高音喇叭，到处都是旗帜和标语，向旧世界宣战，巨大的感叹号，互得层层叠叠的大字报，最后都化成满地的碎纸片，在冬日的寒风里和落叶一起飘。”其他的且不说，单只是这一段文字，就已经足以把当时那个纷扰乱世的情形形象呈现出来。因为正常的社会秩序已经不复存在，连同皋城地区血站的管理实际上也都处于严重的无政府状态。这一方面的一个标志性细节就是，老杨看到玻璃台板下面有一组电话号码，为了请示工作问题，便在“第二天，尝试着给第一个人打电话，没有人接。第二个倒是有人接了，接电话的人告诉他，他要找的那个人，昨天夜里从院部楼顶跳下来了。”既然整个社会都处于一片纷扰的无政府状态，那包括血站在内的工作机构也就只能是凭着自己一息尚存的良知各自为政。这其中的标志性人物之一，就是这位刚刚刑满释放的老杨。

身为血站的工作人员，在那个纷扰乱世中，老杨忠于职守的突出表现之一，就是在察觉到卖血人员普遍存在着间隔时间不足三个月的卖血情形，他们自身的健康状况因此而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拥有朴素责任感的老杨，先是专门跑到沈县去联系落实遭冷遇，然后更是因为向卫生局请示未果，他便自作主张，将一份主要内容为严格限制献血人员三个月间隔期内二度献血的告示不仅自行印刷出来（印刷过程中，秦勇一句具有突出反讽意味的话语是：“他娘的，你以为在印《挺进报》啊！”），而且还把数千份油印的告示全部张贴到皋城的每一条电线杆上：“老杨骑着自行车在外面奔波，每当看到电线杆上的告示，他都像第一次看到一样，停下来，在风中重新读上一遍。”一个刚刚接受过刑事规训的普通工作人员，能够凭借难能可贵的责任感积极投身到血站的工作之中，在那个纷扰不堪的乱世中，也的确可以被看作是一股难得的清流。

如果说献血告示的四处张贴所反映出的，还只是老杨这位叫血员一种普遍责任感的体现，那么他对献血员小狐狸（本名胡小丽）的发自内心深处的关心与呵护，就更是凸显出了他的人道情怀。由于遇人不淑，而且家里还有一个病孩子的缘故，没有其他可靠经济来源的小狐狸，唯一可以出卖的就是自己身上那看似源源不断的鲜血。因是之故，时间间隔不到三个月就要想方设法去卖血，在她，就是一种家常便饭。正是为了能够得到更多卖血的机会，她才会拼命地巴结对卖血拥有生杀予夺大权的老杨。无论是送给老杨一小篓鸡蛋，还是主动帮老杨干各种活计，甚或干脆并非一厢情愿地想着要把自己的身体献给老杨，小狐狸的意图只有一个，那就是尽可能地获得卖血的机会。一方面，小狐狸根本不知道老杨早就在男女性别的意义上对她春情萌动，另一方面，即使已经有所察觉，一门心思全都扑在孩子身上的她，也根本既无暇更无心去琢磨所谓情感的事情。亏得老杨是一位良知尚存的男人，在意识到自己行为其实不端的情况下，自己踩了急刹车：“老杨说他突然放手了，他清醒过来，喜欢并不是理由，在别人看来，他不过是在欺负一个苦命的女人，他是个什么狗东西啊。”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在如此一种负罪或愧疚感的作用下，老杨才不仅生成了一种矛盾心理（“我喜欢他，我没办法呀，她求我的，恰好是我不想让她去做的，你没见过小狐狸，她是那么瘦弱，脸上一点血气都没有……”）而且还慷慨地硬塞给了她一百五十元。但即使如此，生活的走向也不会以老杨的个人意志而转移。到后来，因为孩子的病情无法挽回，在彻底绝望的情况下，在把一百五十元钱神不知鬼不觉地还给老杨之后，“她想不开喝了农药”。小狐狸的意外自杀，对老杨的精神与情感世界形成了极强烈的冲击：“那个曾让他日思夜想的她，竟以如此决绝的方式结束了生命，而此刻他的手中，还捏着小狐狸的卡片，他还打算回城时再去叫她。”虽然小狐狸最终悲惨地死于非命，但老杨身上那种与男女私情紧密缠绕在一起的人道情怀却无论如何都必须得到充分的肯定。

行文至此，不能不提及的一点，就是老杨在成为叫血员之前到底为什么会有长达七年之久的牢狱之灾。事实上，这一点也可以被看作是黄立宇成功营造的一个艺术悬念。一直到小说结尾处，这个谜底才终于得以揭晓。却原来，早年的老杨，原本是一家单位的出纳。一次，他突然收到妻子的电报，说孩子病重，“让他迅速寄钱”。由于每个月的薪水都准时寄给老家，囊中羞涩的他，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只好铤而走险：“他想先把公家的钱拿去垫付一下，想等到年底拿薪水再补进去。”没想到的是，事情竟然很快败露。一方面的情形是，“他被开除公职，判了七年有期徒刑”，另一方面，则是“等他出来，孩子死了，妻子已不知去向”。出狱后进入血站工作的老杨，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位朴素的人道主义者，可以说与他曾经的这样一段特殊经历脱不开干系。

但在充分肯定黄立宇中篇小说《叫血记》思想艺术成功的同时，却也有两处看似无关紧要的瑕疵应该被指出。其一，是血站原工作人员张飞那突如其来的死亡描写。张飞的死因究竟如何，小说并没有给出明确或不那么明确的交代。其二，是那一次老杨照顾小狐狸去医院卖血。想不到的是，事到临头的时候，小狐狸竟然逃走了。“小狐狸这么急切地需要献血，又怎么会逃掉呢？”遗憾处在于，一直到小狐狸后来已经不幸离开人世，到小说结束为止，这一点都没有给出过明确的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