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读者催生文学史发展新风暴
近期，“文学史读者维度的建构”的话题得到了一些学人和期刊的关注。其意图在于，将“普通读者”作为一个理论概念从传统的阅读接受史观中抽提出来，使之成为文学史书写和建构的真正动能。这背后体现出，文学史家、学者对普通读者的重要性有了越来越深刻的认识。
历史中的许多问题都是“薛定谔的猫”，未被观察到之前似乎处于不确定、模糊的状态。一旦被凝视，叠加态即刻展开，大量的丛生问题随即生发，这或许就是理论的魅力所在。然而问题之所以被看到，并非在于学者偶尔的转眸，而是有着历史的必然性。
这种必然性，首先体现在对普通读者的不断发现上。没有白话文运动，没有新文学革命，没有大众化风潮，没有整个中国的现代性转向，就不可能出现对普通读者的发现。起初，他们处于被脱盲、被启蒙的状态。他们听故事、看通俗的书、写读者来信。当年《新青年》的“通信”栏目开“读者来信”之先河，成为读者维度文学史的重要史料来源，只不过各个时期“读者”成分的构成大相径庭，此类栏目的文学史意义也随之大不相同。《新青年》时期的读者基本上与“权威读者”重合。之后，普通读者与权威读者分离的过程，本身就是一部波澜壮阔的社会文化发展史。再后来，进入电子时代，他们通过点击量和购买量实现有效投票，从而进一步提升了话语权。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一直不断地出现在文学史叙述中。“普罗”“民众”“大众”“网友”“消费者”等多种称谓变换，贯穿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各个时期和各个层面。普通读者能够获得文学史身份，意味着新一重力量的兴起。
实际上，接受美学的相关理论很早就进入了中国，但却一直停留在观念流变描述上，迟迟无法落地为具体研究提供支撑。归根结底，一方面时机未到，理论所期望的读者群体现象并未完全成熟，无论是现象还是史料均无法支撑理论的展开；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没有将普通读者作为学术概念从一大堆称谓中提取出来，形成一个可供讨论的问题意识。而现在，到了数字媒介时代，普通读者进一步涌现出来。他们所提供的意见，形成了更加庞大的影响力。
一些学者也注意到，“全面收集和运用读者史料非常困难”。无材料不成史，只有能落实到具体材料分析中的理论才具备适用性。处理史料从来不只是一个技术问题。可以说，对史料的收集和运用，一定呈现着文学史观，仅仅堆砌不但毫无意义而且无法推进新领域史料工作进展，同时一个比较合适的文学史观也会让学者在史料获取上有诸多优势。正如上文所说，“普通读者”经历了艰难的时代培育过程，读者维度并不是天然存在，而是随着多元博弈才被逐步开启，相关的史料也相应地由少到多，由稀缺到普遍，直至信息爆炸。史料对于研究的意义是多方面的，不仅提供基础材料，也能提供研究价值判断。如果注意到了史料与研究角度的高度正相关，或许可以更为客观全面地看待史料的参考功能。
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三者之间的史料工作，在理论思维、方法论和具体技术上都有着巨大的差异。在今天，碎片化阅读、视频化阅读、互动式写作、粉丝创作、创意写作、脚本写作、段子写作、同人创作、小红书写作、AI写作……各种各样新形式的文本、泛文本不断涌现。与此同时，真正意义上的普通读者冉冉升起，彻底炸开了读者维度的文学史空间，让皓首穷经的史料工作者措手不及。
史料搜集的主要场所从图书馆转向互联网；读者来信不再写到编辑部，而是挂在评论区，小红书、豆瓣、知乎等各个网站上的读者反馈越来越多；发行量不仅看版权页，也得关注点击量；初版本有时会从纸质版本变成首发网站或是公众号的电子版本；版本研究不仅要比对各个版本，还需要看到评论区对下一期追更内容的诉求；信札几乎绝迹，电子邮件也越来越少，而即时通信记录难以获取，读者与作者的交往互动方式需要开发新的途径；手稿越来越少，识读不再是问题，考订、理校、注释却进入了全新的模式；图像史料的工作量大到难以想象，产生了新的图像校勘辨误；文学史中的掌故要么销声匿迹，要么事无巨细，辨伪工作难度直线上升；关于周边文本产品如改编、漫画、同人等的作者考证、版本疏考，更加繁多……在此维度下，还会产生新的史料领域。
不仅如此，在新的史料收集和处理思维下，人工智能工具会被开发出来，史料工作的大量术语都将得到更新，直至完全适应数字人文时代。到那个时候，读者维度的文学史空间才能被完全打开，而今只是初窥一斑，真正要入琳琅世界探取意义的宝藏，尚需上下求索。即便如此，从读者维度的文学史观而言，也不应该被史料工作的脚步所羁绊，文学史观一样可以带动史料观，两者同处文学史发展的风暴之中，正是互相启发、互相促进的关系。
且搬学术的冷板凳，坐看历史的水穷云起，细细分辨白云生处，看它聚散离合，终于汇聚成势，蔚然风起，这才绘其形、描其状、导其气、理其韵。历史生产现象，现象生产史料。作为文学史的观测者和记录者，每逢新的理论维度出现，都将是巨大的机遇与挑战，将文学放到更大的“忧患”中去，或者才能看清每一扇意义之门后面有着什么样的存在。
（作者系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