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的忧郁与哥特灵魂——略谈班宇的《山脉》
《山脉》是一部没有被班宇直接写出的小说。对于《山脉》里的人物，他说：“所有的角色都没有被同情，他们全部深陷困境，所追寻的却是错误的救赎之路。偶有微光照进他们心灵的裂隙，也只是眼望它静静的流逝，熄灭。”“因为，在这样的一个闭塞之地，历史始终是缺席的，但时间依然奏效。”
但班宇也是同情的。同情他们和同情自己——“为万分之一的可能而付诸全部热忱，乃至热泪盈眶……在那一刻，将自己想象成了那位陷入错误范式、向着徒劳般地永恒不断行进的朝圣者……”
这大概是没有写出的小说《山脉》的主题。
那么写出来了的小说《山脉》的主题却可能是：非史诗的生存性英雄阿什库与历史真相学家勘探员C的双重葬礼。
阿什库不是一个史诗英雄，他的生存性主语不是“战死沙场”和“流芳百世”，他并非甘心乐意地成为山地家乡人民的“我们的阿什库”。而战死沙场和流芳百世的结局，对希腊的史诗英雄来说则是必然的，唯其如此，他才能被所有他的人民记住，甚至列身神祇之位。阿什库的理想，是家乡并不存在的海和潮汐以及用不到的木船。所以许久后，当阿什库终于完成了史诗英雄当做之事并安然归来，他对妻子吐露的生存理想还是：“浓雾之山，倒映出一片清澈的海，终有一日，我们将乘舟而去，荡在山谷之间，在海之间。”
随后阿什库就被复仇者杀死了，用阿什库杀敌的兵器弧形花刀。阿什库的死状凄惨，浑身遍布伤口，上面覆盖着燃烧尽的书页——燃尽的书页也就是烧光了的历史的象征。这是阿什库的史诗意义上的死亡。同时，他在他的木船上醒过来，发现自己正在海中央。这是他的理想意义上的生存性复活。可是一直守在木船边、等待他归来的妻子已经老得眼睛昏花，并未看到丈夫的史诗性死亡，或他自由地埋葬在孤独的海中央。
她宁愿史诗般地去想象：
力大无穷的阿什库啊，总有梦魇缠绕着你
山谷里回声阵阵，是谁在喊着你本来的名字
谁要你以命换命，谁又要你放光明
历史真相学家勘探员C，想要揭开后稷——也就是周王朝的缔造者——墓地的秘密。他花费了数十年，在得遂所愿的三天后，就离奇死亡了。
《山脉》的“作者班宇”于是受邀参加阿什库和C的两份葬礼。第一份是并未真实发生的葬礼，只是因为“作者班宇”莫名其妙地误收了奔丧讣告，而它原本是要发给阿什库唯一后辈的。讣告中诡异地、连篇累牍地记录了阿什库的传说，于是这传说，就成了阿什库永远的葬礼。第二份葬礼，是因为C和“作者班宇”是精神之友。C在死前，曾告诉他，后稷埋葬处就是生与死的交汇之地，此地“建木为草而冬夏不死；山峰倾移而峡谷聚合”。[1]这个惊人的秘密，令想写出——“承受所不能承受的，才可称之为承受；原谅不可原谅的，才可称之为原谅。”——这种“投机取巧的箴言”句子后面真正实在的“班宇”，决意留在C的埋葬地，去写完小说《山脉》。作为C抬棺者之一的“班宇”此时发现，讣告所示阿什库的木船，和C的墓地原来同处一个山脉的峡谷之中；而C的女儿告诉他，所有来这里的人，所写的小说，名字都是叫做“山脉”的。
不存在的小说《山脉》中，另一个关于山脉的《东方之星》文本，在这时就出现了。主人公李福，是一个想把木船和史诗结合起来的现代悲剧英雄。这次不是木船，是伪史诗成了他生存性的主语。婚礼时李福的发言，像反过来的阿什库，他对妻子说：“我，我就像汪洋中的一只小船，被抛上了你的彼岸。”
但他的史诗性介入生存性的努力，却由于朗诵会上搞错了工厂领导的名字，成了悲剧性的毁灭命运。同时，他的妻子每天把他的书扔到大街上，如同阿什库死亡时伤口上燃尽的书页。此后，李福和他的木船一起消失了。小说《山脉》最终，是虚拟的、可能是阿什库和李福的对谈。对谈里提到，多年以后，作者曾在菜市场看到他，他头发花白，去买一块豆腐。
班宇说（大意）：“所有的灵魂都被语言、雨水与信仰反复冲刷……世界却从来没有向人们展开过……这是令人绝望的时刻……直至整篇小说消失不见。”
20世纪德国艺术史学者沃林格尔，曾经谈论过欧洲“北方的忧郁”。这种忧郁在历史上有一个名字，它叫做“哥特”。所谓“哥特”，就是向着绝对的东西一个劲儿地飞升的意思，即便变了形，失去了实际的存在感也在所不惜。
哥特不仅是现在流行的烟熏妆吸血鬼符号，按沃林格尔的说法，它是一种北方的性格、北方的忧郁。因为，在优美的希腊文化发达的时期，欧洲北方还很“原始”，作为“蛮族”的日耳曼人，还不知道怎样能够处理好现象世界和精神世界之间的协调关系。对于“原始”的北方欧洲人，他们与周遭的环境存在着一种未经“缓冲”的二元对立。也就是，生与死、世界与自我、现象与本质等等之间，是在生存经验中严重对立的。
想想也够苦恼，我未生时世界不存在，而我死去时这个世界却永远存在。这是什么道理？沃林格尔说，出于对现象世界的恐惧态度，必须把现象世界无限的相对性重塑为恒定的绝对价值。当然，这里有两个选项，一个是上面说的史诗式的存在，一个是木船式的存在。但连这么说，都已经非常“哥特”了。对于古希腊人，所谓史诗和木船是完全一致的，希腊人可以调节好现象世界与精神世界的关系，建立起人与世界之间相认同的宁静而均衡的理想关系。
北方的哥特世界则不然，沃林格尔说：“北方人依旧距离这种与世界相认同的理想化的自觉相当遥远。因而，自然世界于他依旧是关闭的。但实际性更为强劲地压迫着他。展现在他面前的是带着成千上万枝节及偶然事故的实际的所有强烈的尖锐性。”
沃林格尔举的例子是哥特式雕塑的衣褶处理，那些几何化运动的槽形风格衣褶完全没有它自然中应有的样子，而是产生了并拢和排斥相互作用的线的集群，它们簇拥着上升，微微使人眼晕。但雕塑的上面，却是一个自然化的写实的头脸。这个头脸与衣褶呈现出彼此“隔绝、无法协调和不加掩饰的混杂状态”。沃林格尔称，这是非实际性因素与实际性相抗衡的舞台。也就是说，哥特灵魂想从自然直接飞升到精神的最高处，然而发现自己处在尖锐的二元对立经验中；所以它想命令每一个有限的头脸进入到代表着无限的线条运动中去，所以想使飞升的形式意志压倒自然的实际性。对于北方的文学，沃林格尔引用兰布雷希特的话说：“在它那里，没有无行动的田园诗意或梦想，它的注意力集中在激动人心的行动和情感的洪涛里……”也所以，“哥特式的灵魂追求一个超越实际性与感官性的世界，由此体味到永恒的闪现……”但这个灵魂却实际地属于“一种世俗骚动和超验忧郁的产物”。
到这里，提出“北方的忧郁”的意图想必已经清楚了：班宇的小说是具有这种哥特式的灵魂、北方的忧郁的。小说中的每一个人，不论他个人的高低善恶，不论他日子的悲喜顺逆，都想在生命的每一瞬刻提升自己的灵魂到绝对中去，想把自己生活的每一细节雕琢成为回馈给生命的金灿灿的抽象礼物。可这一激动人心、却也贸然的精神行动，竟把自己塑成了哥特雕塑式的外貌。正由于此，这种生活的全体庄严化，时而表现为沉重滞痛的悲剧，时而又表现为僵硬可笑的滑稽剧。而他们仍旧这样夹在山脉的史诗和海中央的木船之间，他们不歇地行动，不停地把一方赠与另一方……
放远了看，也许小说本身就是这一灵魂的产物。黑格尔把希腊—罗马时期以后的艺术统称为“浪漫型”的，其中，精神逐渐不再从外在感性事物里去寻找自身的肯定（就像古典的希腊精神那样），而是回返到精神本身，以人的内在主体性为无限、为自由，从而得到新的自我肯定。立刻地，我们会从这个说法中嗅到强烈的哥特气味：人的主体性成为绝对的超验的了。人在自身中被分化为一个自然的头脸和想要飞升的精神几何集群。我们知道，在黑格尔所说的“浪漫型”艺术时期，新出现的重要的一种艺术形式就是小说。
而另一位德国哲学家谢林，对小说有过伦理性的劝诫，意思是小说要克制那种主体性的激情才算是美好的艺术。他说：“它不应当是美德和恶习的标牌，不应当是个别人的心灵的藏于密室的心理学标本。它不应当让读者源源不断地感受到摧毁性的激情，只是带着他们历经艰辛，最后却在道路的终点留下无助的他们，让他们根本不愿意再次经历这一切。”
不过，当谢林谈到他心目中最出色的两部小说时——一部是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一部是歌德的《威廉·迈斯特》——他的哥特灵魂就暴露出来了。因为他认为，这两部小说伟大之处在于展示出了观念东西与实在东西之间的斗争。也就是精神与自然、理想与现实、自我与世界之间的，关于飞升到绝对的那种哥特式的史诗与木船的斗争。
这一斗争也许进行到“直至整篇小说消失不见”时，也不能结束。沃林格尔所指“北方的忧郁”，现实中是一种北方欧洲在遭遇到更高级的南方希腊文化后，须去学习它才能使自身得到发展、但却又与本来文化原性相冲突的情况。所以宽泛说，北方的忧郁也是普遍的一种生命经验意识。如果能够把这种生命意识理解为心灵的不甘和对实际的超越的话，北方的忧郁与哥特式灵魂，便不是一个贬义词汇，而是积极而必要的、生存意识上的斗争。
《山脉》小说中，有这样颇具积极哥特激情的诗句：
将时间激荡成怪异的曲线
丰富的越冬精神
毕竟只在盛大的寒冷里
他们才知道如何保持尊严
注：
[1]《山脉》中原文如下：
刚才我告诉过你，西南黑水之间有称为都广之野的乐土，这个地方沃野千里，农作物繁盛，花鸟虫鱼数不胜数，还记不记得，最后一句是什么，是在说这里还有一种四季常青、永不死亡的神草。很多人认为是周而复始的荒草，野火不尽，其实不然，它指的是一棵树，这棵树名为建木，是上古先民崇拜的一种圣树，众帝以此树为梯，往返天庭人间。所谓西南黑水，便是银河裂缝之所在，是万物之源，所以万物自生，你我亦如是。与此同时，这里也是万物的归宿，所以神木恒久不死，变作虚空，伸手即可捕获。从天文及先民信仰角度，我推测后稷最先葬身此处，随后万物回归。此处原本为一道大峡谷，经年累月，山峰倾移，所谓裂缝，正逐渐聚合，有风渐起。我，你，乃至我们的先人，去世之后，不远万里，皆要奔赴至此，回到这道狭窄的山谷里。这是生命的最后，万本归一，却也如初生一般，我站在这里，每天都能看见无数的亡者，操着各地的方言，前仆后继，化为乌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