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果阐释学与小说修辞模式的演变
一直以来，我们都在中国传统小说与西方小说、西方古典小说与西方现代小说的二元对立中徘徊不已，这很大程度上源于背后有一个从低到高的等级秩序存在：中国传统小说、西方古典小说和西方现代小说。我们总也忍不住要通过对后者的肯定来达到对前者的否定。这似乎是说，要想成为现代人，就必须倾向于选择后者。且不说这种等级秩序的“傲慢与偏见”，单从小说修辞效果的角度看，西方现代小说就不如西方古典小说，同样，从修辞效果的取得上看，中国传统小说也并不亚于西方小说。事实上，这一等级秩序的形成及其建构，并不是基于小说修辞模式的演变，而是有着其他方面的复杂因素；而如果说小说归根到底还是一门交流和对话的艺术的话，修辞效果的取得就始终是衡量其叙事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和前提条件。同时也可以认为，一部小说其实就是创造了一个阐释的公共空间：“置身其中的成员共同关注某个话题，并就这些话题表达他们的态度和意见，求得其他成员的积极反应，发生有意义的对话。”从阐释学和修辞模式的演变的角度考察小说思潮的演变就变得重要而必要了。
一、效果、评判标准与“反应”
之所以说小说是一种修辞，是因为作家总在有意无意控制和引导读者的预期、情绪、态度与判断。这在保罗·利科看来，就是沿着“某种特定指向的显现”“跟着故事走”：“听故事就是把一系列的行为、思考和情感理解为某种特定指向的显现。我的意思是说，通过这种指向，我们被情节发展推着走，而且，我们关注着这一过程的结局和高潮，以此来回应这种推力。”而如果把预期、态度和判断交由读者自己去完成，效果是不是会更好呢？韦恩·布斯认为，显然不是这样的。韦恩·布斯认为，小说是一种交流的艺术，必须在作家、叙述者和读者之间形成某种共识或密谋，而不能人为地拆裂他们。
小说修辞学是韦恩·布斯提出的重要理论范式。在这一范式中，效果的获得是其核心范畴，正如他所说，“具体作品的效果决定了用来判断它的标准”，评判一部作品的好坏，要以小说效果的达成与否为基础。文学效果学是基于对作品的创造和阅读而来。虽然说，从话语的角度看，每部作品的效果都不尽相同，效果具有话语实践的内涵，但若把效果视为作品、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对应关系而论，效果仍可以大致定位并确定下来。
历时地看，在修辞学中，效果一直占有重要位置。亚里士多德早在《修辞学》就指出：“既然修辞术的目的在于影响判断(公民大会要作决议，审判要下判决)，那么演说者不仅必须考虑如何使他的演说能证明论点，使人信服，还必须显示他具有某种品质，懂得怎样使判断者处于某种心情。”在当时，修辞学主要指涉的是演说者和听众的关系，因此效果很大程度上就表现为“使人信服”和“影响判断”上。为了达到这点，还必须留心作用于听众的“心情”。据此，亚里士多德详细分析了各种“心情”：“情感包括所有使人改变看法另作判断的情绪，伴之而来的是苦恼或快感，例如忿怒、怜悯、恐惧和诸如此类的情绪以及和这些情绪相反的情绪。”(6)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作用“情绪”是达成判断的重要前提。据此，亚里士多德建立了他的修辞学理论。其中，说和听的交流关系，以及效果的区分(情绪和判断)就构成亚里士多德修辞学理论的重要基石。某种程度上，韦恩·布斯的小说修辞学理论可以看成是亚里士多德修辞理论的现代发展和延伸。
在韦恩·布斯那里，效果的种类的区分是非常重要的。某种程度上，叙事效果的获得，其实就是处理好读者同叙述者和作家(隐含作家)的关系。“我们对待他(指隐含作家——引注)或明或暗的倾向性的反应，决定了我们对他作品的反应。”这也表明，效果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反应”，即作品的“倾向性”在读者那里产生的“反应”。据此，效果主要分为两大类，一大类是情感上的反应，一大类是判断上的反应。两类反应对应着亚里士多德的“情绪”和“判断”。前者主要包括“崇敬，爱慕，同情，入迷，恐惧”“忧惧”“仇恨”“敌视”“谴责”“愉悦”“尊敬”“怜悯”“宽恕”“好奇”“容忍”。后者主要有“反讽”“理解”“认同”“信服”“接受”“赞同”“意见一致”“辨认的愉悦”“协作的愉悦”“嘲笑”“共谋感”等。很多时候，两类效果是彼此交融的，正如华莱士·马丁所说，“在流行文学中一如在经典文学中一样重要的感情反应，是作者所激发的东西的一部分，而它与价值标准和态度是不可分的”。同时，效果也是一种评判标准。因为，效果的不同，是技巧的使用和选择的重要依据。即为达到什么效果，而使用和选择什么技巧。
二、控制、引导与协作：效果获得的方式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效果的认定上，韦恩·布斯延续了亚里士多德的做法，并做了更细致的区分；此外，他还把从演说—听众关系拓展为叙事—阅读关系，进一步发展了修辞理论。这里需要注意到，相比亚里士多德，在韦恩·布斯那里，情感的反应是他更为关心的，也是更为重要的，因为小说终究是一种叙事，它要通过故事的讲述和叙事的形式作用于读者。因此，它首先是一种情绪的反应，然后才能是说服和判断的形成。
对韦恩·布斯而言，其独特的贡献并不仅仅在于前面提到的延续和拓展上，还在于小说修辞模式的探索上。从他的相关分析可以看出，他其实提出了小说修辞的两种模式，这两种模式对历时性地分析中外小说传统提供了有效的观察视角。在韦恩·布斯看来，效果的获得，主要有三种方式，即控制、引导和协作。控制和协作处于效果获得的方式的两端，引导处于其间；某种程度上，控制和协作的形成，都需要引导居于其中。因此，总体上看，小说修辞模式，可以用控制模式和协作模式来概括。
控制是作者的意图的实现和表征。作者的意图通过对读者的控制这一方式得以呈现。这里的控制，有显在的控制和隐在的控制之分。显在的控制表现为小说中作者的介入式评论，上帝式全知视角，以及意识形态色彩和道德倾向等方面。隐在的控制，主要表现为主人公的设置，“内心透视”的使用，以及人物关系和环境的设置等多重关系。进入现代以来，显在的控制方式不断遭到质疑；相比之下，隐在的控制方式因其隐蔽性强，反而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很多现代主义小说都可以看成是隐在的控制的表征。
控制模式主要通过“控制感情距离”得以实现，通过控制读者的感情，以达到对其判断的控制。控制的形式中，“同情的控制”最具典型性，也隐蔽得多，它集中了显在的控制和隐在的控制的方式。“同情的控制”也分几种情况。一种是对值得同情的主人公的“同情的控制”；一种是对具有一定缺陷的主人公的“同情的控制”；一种是对反面人物的“同情的控制”。在“同情的控制”的达成中，“内心透视”是一个有效的方法。“如果一位作家想使某些人物具有强烈的令人同情的效果，而这些人物并不具备令人十分同情的美德，那么持续而深入的内心透视所造成心理的生动性就能帮他的忙。”对有缺陷的人的同情尚且如此，对值得同情的人的“同情的控制”就更不用说，一般只要深入到这一人物的内心，做内心透视就可以了。这里比较复杂的，就是对有一定道德缺陷的主人公的“同情的控制”的实现。
对有道德缺陷的人的“同情的控制”首先有一个范围选择的问题，即对缺陷的表现要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即缺陷的存在不影响一个人的其他美德的实现，或者说缺陷并不构成一个人的致命的缺陷。这一范围的选择，是以我们读者和主人公都是作为普通人可能存在的缺陷为前提的，因此，我们在对待这样一个主人公的时候，就会产生类似于“容忍”的“感情反应”(15)，它是如下反应的延伸：“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只有对自己的缺陷才会有的一种容忍。”这是一种“比例适中的同情和谴责”。其次是，要选择一个合适的视角。比如说《爱玛》，就像布斯所说“让故事的大部分都通过爱玛的眼睛展示出来，这样，作家就能保证我们能随着爱玛一起旅行，而不是站在一旁反对她了。这并不是说，仅仅让爱玛通过她自己的良心的不可指摘的证据，来证明她具有外表看不出来的高尚品性；这种证据可由作家评论来提供，尽管可能缺乏同样的说服力。更重要的是，持续的内心透视引导读者为伴随他旅行的人物祝福，而不顾这个人物表现出来的品性如何。”对布斯而言，这里的同情的效果的获得，是多重效果的融合的产物，其中既包含“嘲讽”“容忍”，也包括“愉悦”，是多重效果的融合。再次，“视点中断”“转换”和隐含作者的代言人形象的设置。“视点中断”会使得读者的情感和判断暂时中断悬置，为新的情感反应和判断的产生，埋下了伏笔。同时，“视点中断”而转入另一个人的内心，也是一种比较有效地减少对有缺陷的主人公过度认同的方法。对那些有较多缺陷的人的同情的控制，还需要设置一个隐含作者的代言人角色。比如说《爱玛》中设置了奈特利这个角色，就是作为“伪装过的叙述者”出现的：“他们被用来讲述读者应该知道的事情，而同时看上去却是在扮演自己的角色”，或“隐含作家的戏剧化代言人”的形象出现的。最后，对人物所处的环境的表现。具言之，作者把有缺陷的主人公放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中加以表现，其结果会是不同的。如果周围的人，都是像主人公那样有着程度不一的道德缺陷，甚至程度更甚，相反，主人公拥有的某些美德，却是他身边的人所不太具备的，那么此时，主人公的道德缺陷，就不那么让人厌烦了。比如说爱玛(《爱玛》)，“她的主要缺点，即缺少善意和体贴，不仅必须同整部书所提供的价值规范联系起来——根据这些规范，她是有严重缺点的；而且，还必须同她周围世界的粗俗实况联系起来，这个世界充满着程度不一的自私自利和自我中心的人物……在这样一种背景中，爱玛就容易得到宽恕了”。
在韦恩·布斯看来，效果的获得中，协作关系最难达成，也最为复杂，稍不留心，就会出现协作关系的失败。现代小说多表现为一种协作关系，而这，也是他对现代小说多有诟病或不甚满意的地方。协作关系的形成，有赖于作者和读者的协作关系的形成。其中关键的要素还在于作者。这就像发出者和接受者的关系那样，如果发出者有意制造混乱，会给读者的阅读提出挑战。有意制造的混乱，也会给读者的阅读带来难题。
协作关系中比较理想的状态，就是“创造读者”，“他创造读者，就是使他们活跃起来，以便实现他那最微妙的效果”，这里的“他”，虽然特指亨利·詹姆斯，也可以用来指称有效协作关系的形成。使读者活跃起来的方法主要表现为：首先，读者的兴趣的引起、引导和延宕。对协作关系而言，兴趣的引起是其重要起点，但兴趣的引起不仅仅是为了兴趣的满足，更多的是为了延宕兴趣的满足的时间，甚至是为了最终阻遏兴趣的满足。能轻易被满足的兴趣，是控制模式的惯常做法；与之相反，协作模式则是要在制造了或引起了兴趣后，尽最大可能延宕阻遏兴趣的实现或完成。兴趣是韦恩·布斯的重要范畴，这些兴趣包括“智力的”“性质的”“实用的”兴趣。“我们总想发现事情的真相；不论是材料的背景(如在大多数侦探小说中)，还是心理或哲学的真理，这种真理解释了外部的环境。”这种“智力的兴趣”在很多现代小说中有比较集中的呈现。有些小说制造了这种兴趣，但又把这种兴趣延迟、延长，促使读者跟着小说作者的步伐以做出自己的判断。这里有两种区别，一种“使读者从开始就感到，他看到了人物正在磕磕绊绊地奔向的那个真理”，另一种是“迫使读者解缆放船，向着一个未知的港口在茫茫大海上航行”。很多现代的追寻小说属于第二种，比如说《城堡》(卡夫卡)等等。虚无主义属于第二种，在此要特别强调虚无主义的文学表达的悖论：当虚无被以文学的形式表达出来之时，就已经处于“美学和形而上学的分界线上”。“既然虚无可以用虚无本身描绘出来，更不用说能够戏剧性地展示出来了，那么，展示某物或某人总必须展示他在做某事，如果想使读者把握这个行动，它就必须符合读者容易理解的一套价值系统。”由此也就可以得出结论，即在文学作品中，没有真正彻底的虚无主义：虚无主义是不可表达的。再比如说“性质的完成”中“原因与结果”的兴趣。有了一定的原因，一样都会有特定或确定的结果出现，这是传统的控制模式惯常的做法，其所呈现出来的是从原因到结果的闭合结构。协作关系则不同。协作关系会在原因和结果之间制造大量的可能，这些可能有些与原因—结果有关，有些则会导致从原因到结果的非闭合关系——某些结果看似由某些原因造成，但其实不是，我们对这些另有的原因并一定清楚。
其次，作者提供有效的可供辨认的线索。这种线索可以是象征，可以是某个重要信息，但“不能提供公开的引导”。就协作关系而言，可供辨认的线索不能过多，也不能太少。过多会造成向控制模式倾斜，过少又会造成协作关系的难以达成。事实上，对于很多现代小说而言，不是线索太少，而是有效线索太少：现代小说提供了大量的具有干扰效果的线索。比如说“深深潜入的内心透视，为了使读者体验到活生生的思想和感觉而运用的各种意识流，使我们无法作出与描述者或反映者不同的判断”。在这里，韦恩·布斯提出了描述者、反映者，即叙述者和“隐含作家”的区别。隐含作家是“作家的‘第二自我’”和作家“本人”的“化身”。“我们对隐含作家的认识……包括了我们对一个已经完成的艺术整体的直觉的领悟；包括了整体形式所表现出来的主要价值，这种价值，才是这个隐含作家为之献身的，不管在实际生活中作家属于哪一党派。”叙述者并不等同于隐含作家。这里的混乱在于，读者往往混同于叙述者，而远离隐含作家了。所谓协作关系，并不是读者同叙述者的协作，而是读者同隐含作家的协作。
最后，是“共谋感”的获得。“共谋感”的获得，在小说中通过反讽这一方式得到集中呈现。“每当作家向读者传达出未言明的一点，他就创造了一种共谋感，这个共谋感反对所有未能领会那一点的人物，不论是故事之中还是故事之外的人物。因此，反讽永远是一种既包括又排除的手段，那些被包括进去的人，即那些恰巧掌握了足够的情况，能够领会这个反讽的人，他们的愉悦至少有一部分来自对其他人被排除在外的一种感觉。”“我们的愉悦产生于对自己熟悉内情的骄傲，对无知的叙述者的嘲笑，以及与沉默作家的共谋感，这个作家也知道事实，他为他的叙述者和那些领会不到暗指的读者设置了陷阱。这三种成份可以用许多不同的方式联合起来，但是，只要我们看到叙述者在没有一个更优越的心灵引导的情况下，用他自己的话揭露了自己的错误，这时，三种成分都会存在。”可见，共谋感的获得指的是，读者与隐含作家的协作关系，而不是读者与叙述者的协作关系。在这类小说中，叙述者常常是“不可靠的叙述者”，他看到的、感受到的或叙述出来的，常常只是他个人的视角所限定或决定的，与其背后隐藏着的“隐含作家”并不一致。
在协作模式中，韦恩·布斯提出了道德层面的协作关系。这是现代小说特别具有意味的地方。他以《喧哗与骚动》作为例子展开分析。小说中的贾森偏执、邪恶、好吹牛且具有性虐待倾向，但小说并没有把这些评价以介入式的议论的方式显现出来，而让贾森自己以行动和语言的方式展现；读者只需“同躲在贾森背后的作家交流，甚至绝密的共谋”。读者要想完成这种同作者的协作关系，必须调动并唤起大家共有的“语言知识”、“逻辑力量”和“道德感”，可见，就这个小说而言，其形式上的技巧是与协作关系相匹配和对应的。从韦恩·布斯的分析不难看出，现代小说同样需要道德上的倾向性，只是这种倾向性不是灌输的和单向度的，而是需要在协作的关系中形成并强化的。
在韦恩·布斯看来，协作关系颇难形成，这既有主观的原因，也有客观的原因。主观的原因是现代作家们普遍表现出对讲述者和作家声音的拒斥。他们错误地以为在一部小说中越少显示作者的声音，这样的作品就是更好的——事实上，韦恩·布斯令人信服论证到，这样的作品其实是不存在的——这就导致，现代作家们在“有意制造的混乱”上越走越远。作家隐藏得越来越深，甚至可以说，作家本身自己就是混乱的，这种情况下，要求读者跟作家产生协作关系就几无可能。客观的原因是，这是一个共识式微或渐渐消失的世界，这里面不仅有作者本身的思想的混乱或迷惑，也有读者的思想的混乱和迷惑。共识的式微之下，通过控制感情距离的方式以达到效果的获得，在今天越来越难以实现。
三、效果的现代性内涵与现代小说批判
韦恩·布斯的努力，某种程度上可以看成是从共时的角度把所有小说尽皆纳入他的小说修辞模式中：在他看来，不同时期的作品，都存在控制模式和协作模式同时显现的迹象。但若从历时的角度看，从控制模式到协作模式的演变，恰好构成古今中外小说的整体走向和脉络。借用福柯的知识型范畴，古今小说的演变，从小说修辞的角度观察，总体上可以视为控制模式向协作模式的演变：控制模式对应着的是古典小说，协作模式对应着的是现代小说。更具体地说就是，小说发展史就可以看成是从显在的控制向隐在的控制，然后向协作模式演变的历史。现代主义小说处于隐在的控制和协作模式的汇聚点。
在控制模式中，判断的获得首先是以情感的反应为基础的，甚至可以说判断的获得是被情感的反应所左右和控制的。现代小说为打破这种限制和框架，它首先通过所谓的“零度情感”或制造情感上的反应的混乱，以产生判断上的犹疑。比如说福楼拜推崇那种“不夹杂情感成分的方法，达到自然科学家那样的精确”的客观：“艺术的最高境界(也是最困难之处)既非令人发笑或哭泣，也非让人动情或发怒，而是像大自然那样行事，即引起思索。”再比如说亨利·詹姆斯的小说，其最为典型的莫过于《螺丝在拧紧》，小说通过“缺少经验而又神经质”的家庭女教师的口吻讲述眼中的两个小孩的故事，让人在事实的迷宫中徘徊，在这里，感情上的混乱和判断的犹疑是相辅相成的。这是一种“不可靠的叙述者”所带来的叙事上的开放性。现代小说多从这种开放性出发。可以说，也恰是这种判断上的犹疑，给现代小说的探讨提供了便利。某种程度上，现代小说的几乎所有探索和尝试，都是建立在这种情感的反应的模糊和判断的犹疑之上的：它通过对此前的情感和判断的暂停和悬置，而完成其探索。
从西方思想文化史的角度看，控制模式向协作模式的转变，大体上对应着“分有”观念向“同一”观念的转变。控制模式，与奥古斯丁的基督教思想与柏拉图的“分有概念”相关：“如果每种事物都分有着上帝，每种事物都以其自身的方式模仿上帝，那么支撑每种事物的关键原则就是分有或模仿本身。”这样一种相互关系，其所要求的只是启示、暗示、宣示与接受、顿悟和信服关系，也即所谓的小说修辞中的控制关系。协作关系则有赖于“他者的立场”的生成：“道德生活阶段只是通向宗教生活阶段的法门，在宗教生活阶段，与自身的对话只是一副面具，面具背后隐藏着的是祈祷，是与上帝的对话。……到了十八世纪中叶，卢梭把面对上帝的原罪忏悔世俗化，使之成为一种自我忏悔，被私人在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中的广大读者面前广泛散播。祈祷被贬值为公开的对话。”“一旦祈祷的纵轴倾斜成为人际交往的横轴，个体便不再可能只用他对生活历史的重构来满足对个性的强烈要求；这种重构能否成功，还要看他者的立场。”其理想状态，就是洛克称之为“同一意识”的东西：“同一意识寓于不同的身体中，或两个意识分享同一个身体，或身体交换意识”某种程度上，正是这种从“分有”到“同一”的转变，建构了现代小说的本体论基础：现代小说不再是在“分有”或“模仿上帝”的意义上表现世界，而是在构造“同一意识”的前提下表现主体的“生活世界”；“同一意识”的存在，正是现代小说修辞效果中协作模式得以被建构的重要前提。“分有”要求的是控制和臣服，“同一”要求的是主体性和协作关系。
就小说修辞学的角度看，现代小说之所以会取代传统小说，原因还在于现代小说塑造了现代读者。传统小说修辞模式，突出的是对读者的控制，从而造成某种程度的读者的主体性不足。现代小说则不同。现代小说之所以广受赞誉，其中一个原因是读者的主体性的呈现与提升。在传统小说中，读者的地位是不明显的，或者说是主体性不明的。他只是被作者或作品所控制而作出情感反应，这是一种被动关系的表现。现代小说通过作品与读者的协作关系，而实现的是读者的主体性的建构和彰显。
辩证地看，古典小说虽然制造的是臣服的读者和被动的读者，但却是以经验的传承继递为重要前提的。读者在古典小说的阅读中，并不感到孤单和屈辱。他们感到的是温暖：他们生活在共同的经验的包裹中。现代小说虽然召唤读者的参与，但也是在参与经验的重铸和再造。它虽然能带来平等的读者的出现，但却是以共同面对陌生的、新的世界为前提的。诚如卢卡奇所说：“小说(指现代小说——引注)是内心自身价值的冒险活动形式；小说的内容是由此出发去认识自己的心灵故事，这种心灵去寻找冒险活动，借助冒险活动去经受考验，借此证明自己找到了自己的全部本质。”其虽表现出某种“成人状态”，但却是以“内心分裂的体验”为前提条件的：“青年人对负有职责的内心呼声的绝对信任已经消失或减弱，然而我们不可能从人们现在容易教会的权势欲所热衷的外部世界，偷听到某种明确指明方向和规定目标的声音。”在现代小说中，作者往往同主人公和读者一同前行：它既是对读者提出的挑战，也是对自己的挑战。
四、效果阐释学与小说修辞的可能
在韦恩·布斯的理论中，“隐含作家”和“虚拟读者”是一对核心概念。“不论怎样称呼，读者对隐含作家的画像，是作家最主要的效果之一。不论他怎样努力做到非个人性，读者都会对这位以这样方式写作的官方书记有一幅画像，当然，他永远不会对一切价值保持中立。我们对待他或明或暗的倾向性的反应，决定了我们对他作品的反应。”“因为每一部作品的需要不同，所以作家在每一部作品中的化身也不同。”“我们将作品看作一个进行选择、评价的人的创造物”，“不管‘隐含作家’是否自己意识到，他的确挑选了我们所读到的一切，文学中的理想的化身；我们将他当作真实的作家创造出来的，他是他所选择的东西的总和”。某种程度，是隐含作家创造了虚拟读者，或者也可以反过来说，是虚拟读者创造了隐含作家。虚拟读者是阅读中的读者，是隐含作家通过叙事作用于读者并在读者身上产生相应的反应，所形成的综合效果。“只有当我阅读时，我才成为必须与作家意见一致的自我。不论我在现实中的信仰和行为怎样，如果我想充分欣赏这部书，我就必须全心全意地服从此书。简言之，作家创造了他自己的形象，而且创造了他的读者的形象；他创造他的读者，正如他创造他的第二自我一样，而最成功的阅读，就是作家与读者被创造出来的自我能够完全一致。”
小说中，修辞效果的获得要以隐含作家和虚拟读者的相互成就与互相塑造来实现的。小说修辞，一方面通过控制读者的期待来产生效果，即能不能“控制读者的期待”，另一方面也通过虚拟读者对隐含作家的指认或确认来完成。“我们对隐含作家的认识，不仅包含可以抽出的意义，而且包括作品中每一行动的道德和感情的内容，包括所有人物的遭遇。简言之，包括了我们对一个已经完成的艺术整体的直觉的领悟；包括了整体形式所表现出来的主要价值，这种价值，才是这个隐含作家为之献身的，不管在实际生活中作家属于哪一党派。”在韦恩·布斯看来，效果的获得就是隐含作家作用于虚拟读者所形成的反应。这也意味着，效果的获得必须以“隐含作家”和“虚拟读者”的有效呼应和沟通为前提，同时也意味着，两者的共识是小说效果获得的重要前提，任何忽视或否定共识，忽视读者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
这就提出了度的把握问题和效果阐释学的可能。
在小说修辞学看来，度的把握始终是一个关键范畴。传统小说，比如《爱玛》，对爱玛的缺点的表现也存在一个度的把握问题，如果把握不够，不能引起对爱玛的同情。这是控制与反控制的度的把握问题。传统小说中，还存在一种度的把握问题，即“需要推断出来的规范过于复杂、微妙、隐蔽”“即使读者已经足够敏感，如果未言明的规范并不相当简单、并无得到普遍承认的话，那他也会常常感到苦恼”。这在《格列佛游记》(斯威夫特)《摩尔·弗兰德斯》(笛福)中有所表现。这种混乱是由两种不同观点的取舍问题所造成的，两种观点在小说中，都得到恰当或适当地表现，都被没有偏见和没有倾向地表现出来，以供读者去做判断。
对现代小说而言，度的把握则指向更多内涵。首先是可靠的和不可靠的叙述问题。可靠叙述是韦恩·布斯创造的一个名称。对于传统小说而言，一般不存在不可靠叙述；不可靠叙述一般是指现代小说而言的。传统的小说，通过控制的手段，可以达到对叙述效果的有效控制。同情、愤怒、赞同等都是在这种控制中形成的。现代小说则明显不同。现代小说创造了一个距离作者较远的叙述者形象。这一叙述者或者以戏剧化的方式显示自己，或者以反讽的方式显示自己，这就给判断叙述者带来了难题。现代小说创造了“不可靠”的叙述：“根据不可靠的叙述者与他们的作家的观点相离的方向和远近的不同，这些叙述者之间便有了很大差别。”因此，对现代小说而言，其度的把握就表现在：
第一，“对正在使用反讽缺乏适当的预告”。“在现代之前的作品中，大多数成功的反讽都给予明确无误的通告，用这种或那种形式说明发言者是不可信任的”。
第二，“生动的心理现实主义”造成的“自然的憎恨与自然的同胞情谊”的“混合”。主人公兼具可恨与可怜的特性，而通过心理现实主义的透视手法呈现，会使得读者无所适从。第三，是“观察者”“叙述者”的混乱。这在亨利·詹姆斯那里，特别明显。观察者的不可靠，很大程度上源自其本身的“缺陷”：“一旦创造出一个严重混乱的叙述者来反映最初的主题，也就发展出了新的主题。”两种主题之间的混乱、冲突，造成读者理解上的冲突，和对作品的不同解读方式。
如果说小说修辞效果的获得是以隐含作家和虚拟读者的相互成就与互相塑造来实现的，度的把握就是小说修辞效果的重要体现和效果阐释学得以成为可能的前提。效果阐释学是文学阐释的集中体现，理查德·帕尔默认为，阐释的主—客体模式有诸多的缺陷，其中之一“就是将作品看作‘客体’而不是‘作品’，把读者与文本间隔开来；而文学阐释的目的正是克服读者与文本之间的疏离……文学阐释应当使语言事件能够把握、征服和改变诠释者自身。一部作品不是通过被分割成片段来言说，以便进行分析的读者得以看出，作品是如何与为什么如其所是地被创作出来；人必须通过知道如何倾听才能使一部作品言说，包括聆听字里行间说出的东西以及尚未说出却又隐含在语词的背后所表达的东西”，据此，理查德·帕尔默提出应当“将作品看作一个向我诉说的‘你’，而非一个任我支配的‘它’”。这其实是建立了阐释中的作者—作品—读者的呼应闭环结构，效果阐释学正是这一呼应闭环结构的体现。
在阐释学中有一个关键概念，是“透明性”或“明晰性”。传统小说通过对度的有效把握，能达到这种“透明性”或“明晰性”。现代小说的阅读过程，因为没有作者的直接引导，会带来的理解和阐释的“昏暗”现象：
“思想上和语言上都达到明晰，才能达致言谈的可理解性及语言的正确性。而对明晰性的违背，则会导致言谈的‘昏暗’。”现代小说在这两个方面都达到了“昏暗”：思想上的不透明，以及语言上的不明晰。同时，现代小说的“昏暗”现象也带来“效果历史”的中断和重建问题：“理解不可避免地从属于理解者的历史局限性，这种历史局限性来自对传统的隶属性。‘效果历史’表明，传承物的这种不可消除的影响，进入诠释者的诠释学处境，使得理解的视域受到限制，从而也限制了诠释的可能空间。”“效果历史”的存在，虽不可避免地束缚且限制了阅读者的主体性，但能保证阅读的顺利展开。现代小说通过不明晰或不透明，造成了“效果历史”的中断和阅读的重新开始。对现代小说而言，其不仅面临着要重造“效果历史”，还要重造视域融合，以及这当中的作者和读者的协作关系。现代小说必须首先说服读者，这种说服不是通过控制的手段，而是通过协作的方式完成的。
结语
当代叙事学中，有一个关键词叫“文学成规”。这个关键词的意思是，对某些文本，只有某些范畴才能适用：某类范畴对应着某类文本。即是说，现实主义有现实主义的成规，现代主义有现代主义的成规。历史地看，“成规”概念的出现，确保了文学接受的顺利展开：“如果人物符合当时普遍接受的类型和准则，读者就感到它是可信的。”但也限制了小说理论间的融合并给文学史研究设置了边界。为有效打破“成规”的限制，韦恩·布斯的《小说修辞学》从效果入手，以作者、作品和读者三者之间的关系为基础，试图融合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小说流派，以建构他的小说修辞理论。韦恩·布斯的尝试显示了极强的现实阐释力和理论综合力，也为效果阐释学的倡导提供了可能。
效果阐释学是文学阐释的一种，理查德·帕尔默认为，阐释的主—客体模式有其诸多的缺陷，其中之一“就是将作品看作‘客体’而不是‘作品’，把读者与文本间隔开来；而文学阐释的目的正是克服读者与文本之间的疏离……文学阐释应当使语言事件能够把握、征服和改变诠释者自身。一部作品不是通过被分割成片段来言说，以便进行分析的读者得以看出，作品是如何与为什么如其所是地被创作出来；人必须通过知道如何倾听才能使一部作品言说，包括聆听字里行间说出的东西以及尚未说出却又隐含在语词的背后所表达的东西”，据此，理查德·帕尔默提出应当“将作品看作一个向我诉说的‘你’，而非一个任我支配的‘它’”。小说虽然产生于独自的创作，但却是用于交流的，因此，共识的获得就显得很有必要，而为了获得这一效果，小说叙事需要一种说服读者的技巧。某种程度上，能不能说服读者，就成为衡量小说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这种交流的行为，是文学存在的根本原因”(97页)，换句话说，小说从其诞生之初，就不同于诗歌，它是交流的、大众的艺术，小说不能脱离大众。这也决定了文学生产中“公共理性”的存在的必要性。正如张江所指出的：“阐释的生成，以普遍的公共性要素为前提，为当代公共理性所规引。阐释的公共性，决定了阐释的有效性。”也即是说，我们不能脱离阅读效果的获得来谈文学阐释。以此观之，现代小说虽实现了诸多技巧的创制，但其实是拉大了小说与大众的距离。更准确地说，是拉大了读者与作者的距离。现代小说虽然创造了读者与作者的协作关系，但却是以彼此间的远离作为前提的。传统小说，虽然在小说修辞模式上呈现出控制读者的倾向，但这种控制关系却是以读者与作者的亲密关系作为前提的。此乃小说修辞的辩证法。正如布斯所说，传统小说作者“与读者之间维系一种自然、亲近的关系”，而现代小说家则表现出了“与读者处于疏远、冷漠的关系形态”。传统小说阅读中的“自然、亲近”关系是以对读者的控制为前提的，同样，现代小说阅读中的协作关系也是以“疏远、冷漠”为表现形态的，认识不到这点，便不能对传统小说与现代小说有整体的观察和综合把握。
传统小说因其使用诸如全知视角、作者的议论而备受质疑，但要明白一点，传统小说对读者的控制并不表现为作者对读者的控制，而是“隐含作家”对“虚拟读者”的控制。传统小说的作者对读者是非常友好的，它以共识的广泛存在作为基础，影响并控制读者。现代作家创造了“隐含作家”和“虚拟读者”的共谋协作关系，但其背后，作家却是无能为力和软弱的。控制模式的形成，在阐释学看来，其实是“视域”——“内视域”和“外视域”——的结合的产物。“所有存在者只能作为在世界之中和来自世界的某物。”现代小说通过中断、打破“外视域”和“内视域”的协调关系，而凸显读者的主体意识：现代小说说到底是一种新的视域的再造——这种再造，所带来的是特定群体的认同，而不是更具广泛程度的集体认同。因此从本质上讲，现代小说是不利于共识的建立和宏大叙事的重建的。换言之，现代小说虽然突出了读者的主体性，却是以宏大叙事的坍塌和共识的式微作为前提的，其主体性更多的是一种孤立的主体性。传统小说虽然不注重读者的主体性，却是以共识和宏大叙事的存在作为自己的根基，传统小说创造的其实是一种“大主体”。
小说修辞的辩证法告诉我们，现代小说和传统小说看似彼此对立、互为“他者”，其实存在一定程度的彼此互补和互相扬弃的关系。现代小说因其对技巧的偏爱和倚重，会带来某种程度的不透明现象的产生，这就给文学阅读和有效阐释提出了要求。某种程度上，能不能建立起有效的共识就成为小说修辞的重要议题，也是阐释学的重要问题，在这方面，现代小说留下了诸多难题，需要我们加以解决。相比之下，包括中国传统小说在内的传统小说，则提供了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
这就要求我们从小说修辞效果的角度，展开传统小说和现代小说的重新评价。传统小说在小说修辞的效果获得上，并不比现代小说差，甚至可以说要更胜一筹。传统小说在共识的塑造和认同的广度的建构上，也并不比现代小说差。这些，都是传统小说所具有的优势。如此种种都一再表明，对待传统小说，特别是中国传统小说，有必要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和中国式现代化的角度，展开深入、系统和全面的研究、分析和重新评价。现代小说虽然创造了诸多叙事上的技巧，但其实提出了创作者的主体建构的难题：当创作者越来越迷茫和犹豫不决的时候，技巧上的迂回手法就成为他们掩盖自身主体性的孱弱的表征。他们越来越不知道该如何引导读者，现代小说越来越表现出远离读者的姿态，其实是创作者主体性的孱弱的表征：在这里，读者的主体性的凸显与创作者的主体性的孱弱构成鲜明的对照关系。看不到这点，便不可能辩证地看待古今中外的小说传统。
如果说效果的获得是衡量一部小说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的话，我们就可以在文学效果的获得上把传统小说与现代小说以及小说的技巧等放在一个共时性的脉络中同等对待。效果阐释学在这方面提供了思考的路径，即可以把效果作为一个标准来以此展开对各种思潮、各种流派和各种技巧的整合：传统的、现代的，甚至后现代主义小说，都可以在效果阐释学的框架内被融合。而这，恰恰也是“第二个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和中国式现代化所内在决定的：效果的获得和阐释的发生，都有赖于“语境关联”，也就是说既要受到中国的“语境”的制约、影响，也会被中国的“语境”所促发和生成。阐释学意义上的“语境相关”是一个具有生产性能的概念，“语境相关”的存在表明，小说作为交流的艺术，其阅读效果的获得很大程度上就可以看成是阐释学实践的表征，因此，从小说修辞的角度建构一种效果阐释学也就有了可能和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