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八九十年代通俗文学期刊与大众文化生活
内容提要 20世纪80年代开始，通俗文学期刊大量创刊。首先，这些刊物通过中国故事、法制文学、校园文学、青年文学、科学文艺等科教性概念，聚合了科幻、悬疑、武侠、青春等商业因素，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类型融合模式，涵盖了务实的社会功能和浪漫的理想叙事。其次，女性、青年、学生等群体的专门杂志形成了雅俗共赏、寓教于乐、老少咸宜、注重生趣、呼应“四化”和改革精神的审美特征，为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做出了贡献。再次，文摘类期刊丰富了传播形式，实现了纸媒时代的最大传播效能。最后，通俗文学期刊拓展了改革开放后的文学格局，完成了纯文学期刊—类型文学期刊—群体类杂志—社会综合文摘的辐射式全覆盖传播，立体地丰富了大众文化生活，具有雅俗相融、传播新知的文学史意义。
关键词 故事传奇；群体杂志；文摘期刊；传播力；文艺大众化
中国当代文学的大众化实践具有制度性、全民性和持久性的特点，当下“新大众文艺”又成为备受瞩目的实践形式。回顾历史，从左翼文学到延安文艺再到“十七年”文学，“大众文学”一直是重要的文学实践和审美追求。大众文学用工农兵喜闻乐见的方式寓教于乐，传递提升自我、建设祖国的积极性，弘扬延安文艺以来的新式审美标准。当然，在“大众文学”的主脉之外，《礼拜六》派消闲文学也作了一定程度上的类型化探索，但需经过社会主义市场的检验方显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大众文学继续发展，面向市场的通俗文学也激活了其娱乐化与生活化的特征，以文学期刊、通俗文学读物、综合文摘等媒介手段，迅速抢占市场。这两种传统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结合，武侠、公案、刑侦、言情、历史、科幻、校园等一系列具有市场潜质的类型，几乎都有了发表的园地。读者摆脱消费者或学习者的单一身份，而有了雅俗共赏的读物来平衡学习与娱乐的需求。为了最大限度地说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大众文化生活，本文所指的通俗文学期刊是广义的。除了《故事会》《法制文学》等具有文学性命名的类型化故事期刊，《中国妇女》《知音》等女性杂志、《中学生》《大学生》等学生类杂志、《中国青年》《山西青年》等青年类杂志、《读者》《青年文摘》等文摘杂志，所刊文章都具有通俗文学的主要特征，具有较强的文学性，在此一并纳入讨论。这样可以全面地了解、考察通俗文学期刊对大众文学生活的全方位、覆盖式参与。
一 情节与信念交融的故事传奇类刊物
改革开放后，通俗文学期刊渐趋繁荣，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的格局，其所刊内容比纯文学期刊的内容故事性更强，所开设的栏目更加丰富，所倡导的价值观和信念感也较为明确。“通俗文学作家主要栖息于文学期刊网络中，作品首先依靠文学期刊得以广泛传播。”因此，通俗文学期刊的大量创刊，滋养了大众的文化生活，并具有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制度的体制特色。由于社会主义制度对市场规范的要求，此阶段的通俗文学期刊兼顾了群众性、实用性、教育性与科学性。科幻、武侠、言情、侦探等题材，集中在“民间文艺”“群众文艺”“科学文艺”和“中华传奇”“法制文学”等名目之中。它们具有结合“四化”精神、改革精神与教育普及精神的特征，与科学、现代化、青年、群众等概念进行类型融合，而非直接进入纯商业类型化的进程。类型融合本质上代表的是文学的社会现实关切与浪漫理想的结合，这其中有刊物传统的支撑作用。武侠、侦探与爱情小说，作为最能激起阅读兴致的文类，被以“民间故事”“中华传奇”两种模式整合起来。《故事会》《故事林》《中国故事》《中华传奇》《今古传奇》《神州传奇》等通俗文学期刊，也发扬了延安文艺以来的人民喜闻乐见的大众文艺精神，适度兼顾了休闲性。“民间”在此有了多重意蕴，它既是通俗文学的灵感来源，又是通俗文学的传播空间，还是通俗文学的接受场域。古为今用、雅俗交融、服务改革的目标，要求文艺市场对纯粹的消费文学类型进行改良。因此，这些刊物登载的武侠题材、情感题材、侦探题材、稗史题材、神话题材等小说，一般是两种或多种题材兼容并蓄，采用类型融合的模式，且以一种接地气的现实精神贯穿其中。在这种情形下，浪漫化的传奇叙事和关切现实的创作精神，形成了这时期中国通俗文学独特的阅读张力和精神风貌。通俗文学刊物“既努力按需提供服务、精准推送产品，又力求在互动中服务、在服务中引导，不断增强读者、作者的参与度、关注度和满意度”。《故事会》《今古传奇》《故事林》《中国故事》采取从生活中挖掘素材培养“子弟兵”作者的策略，对文化水平不高但生活经历丰富的工人、农民、市民型作者进行了扶持。这些刊物接续延安文艺和“十七年”文学的“草根性”特征，始终秉持着“眼睛向下，情趣向上”的审美标准。经过改造的通俗文学合理利用了类型文学的优势，它们不仅书写爱情、欲望、感触、玄虚这些“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还保留了生计、奋斗等“生命终须承担之重”。通过结合“左翼”文学—延安文艺以来的革命大众化的文学经验，来统摄文学市场中的消闲性特质，也成就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故事”的集体选择和叙述天平。
故事传奇类期刊具有融汇古今的审美风貌，既承接优秀传统文化，又与当代的新式伦理相结合。如《今古传奇》《中华传奇》等刊物在“武侠故事”等栏目中，借鉴古代的“公案小说”，将武侠与官场、社会、民生、正义联系在一起。《今古传奇》的编者专门在新华书店研究工农读者的兴趣，发现《古代白话小说选》《古今小说》《三言二拍》《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等古今具有传奇色彩的小说最受欢迎。在此基础上，刊物刊发的作品十分注重借鉴民族形式，比如《武当山传奇》发扬了中国通俗文学的侠义传统，并结合了中国传统的道家哲学观念。《国宝》既发扬了古代公案小说的悬疑色彩，环环相扣，又赓续了对传统工艺的书写。再比如《情爱故事》《文学大观》《知音》《爱情小说选刊》刊发的爱情小说，既传达了同甘共苦、举案齐眉的传统美德，又宣扬了男女平等、关爱女性的当代伦理追求。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爱情小说选刊》，刊发了达理的《等着我》、张石山的《夫妻之间》等小说，并按文体将栏目分为“中篇小说”“短篇小说”“翻译小说”等。小说的爱情书写并非只集中于个人感情层面，而是将爱情的抉择、个人的命运与时代变革的大潮相结合，力图达到爱情书写的深沉与庄重、坚守与新变。这些刊物往往追求对问题的分析、解决、对话，而并非仅作所谓的客观展示。除了武侠、情感小说，法制、医疗、历史故事也都避免以单一的审美情趣盲目地追求市场化，皆力图在核心设定之外拥有更多的社会关怀、民生意识和生活细节展现。通俗文学期刊融入了延安文艺以来的新式审美标准，与民同乐的精神依旧贯穿其中，深刻呼应着大众的审美需求与日常生活。“鸳蝴文学与‘新文学’逐渐被削夺殆尽，唯有章回戏曲一脉‘推陈出新’……开辟出‘革命英雄传奇’新类型，风靡全国。”延安时期的文学规范影响着后来的文学创作，中国通俗文学始终没有放弃对崇高的理想信念价值的追寻。“文学表现社会现实，需要有理想性，理想性即是现实生活的前进方向。”因此，这时期的中国通俗文学将精神力量融入文艺大众化实践之中，具有高度浪漫化却又兼顾现实性的审美特征。
这类刊物的编者们通过融汇古今文化和价值观，催生了一系列兼具故事性和道德情操的叙事主题。《故事会》等刊物选择故事的标准，坚持“来自百姓的日常生活，真实自然，不做无谓的说教，又坚持美好健康的普世价值”。中国通俗文艺的类型划分还加上了“中国气派”这一选项，其特点可以概括为光明磊落、健康励志、干脆爽利、清新明快、泼辣有趣。《故事会》“当代写实故事”栏目刊发的《古榕村里的故事》，虽然描写了人物的艰难处境，但同样注重书写光明与希望。主人公素素最终勇于追求正当的爱情，这是对美好爱情观的一种鼓励。“16岁故事”栏目所刊发的《贴身小褂》，书写了战争中的孩童主人公成长为将军的故事，但却以生活细节为主体内容，破旧的农家小褂成为身份转换后的辨认线索。这些例证一方面体现了《故事会》《故事林》等刊物在叙事上的张弛有度，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故事对于道德和信念的追求。刊物的叙事有着信念上和悬念上的双重动力，使得激动人心的故事和思辨的道德观发生对话和碰撞。通俗文学期刊十分了解百姓的两类需求，一种是符合基本阅读快感的具有悬疑内核的通俗叙事；一种是在快感阅读之外的道德审美。中国通俗文学所追求的道德并非僵化的“旧道德”，而是在科学、民主、公平、代际、家庭、两性等方面，不断融入符合现代科技常识的、与时俱进的“新道德”。换言之，对于美好道德的追求，一直也存在于中国人民的审美期待和审美快感之中。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继续坚持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科学文艺和法制文学本质上还是采用故事与传奇的叙述模式，但却有意识地与科学普及和法制建设相结合，体现了制度特色与文学规律的双重变奏。以包含科幻小说和科普文学的科学文艺为例，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仅以“科字头”命名的期刊，就不胜枚举，如《科学文艺》《科幻海洋》等。可见，在文学类型化的过程中，此阶段通俗文学对于科学性、实用性和教育性予以保留。举凡科学、校园（教育）、法制等，都是社会主义奔“四化”过程中所需普及的内容，此时期中国刊发科学文艺作品的杂志大都有着高度的务实性。科普杂志“在1978—1986年这9年时间里，共创办期刊101种……标志着我国科学春天的真正来到”。科幻、科普类杂志抓住了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国家和人民对于科学的高度重视与信仰，刊发了一大批富有童趣的科普文艺，并且发表了童恩正、郑文光、叶永烈等一大批作家的科幻作品。这些作品涉及“四化”过程中人们对于科技、生产力的想象，为当下中国科幻文学的勃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个阶段的科幻小说，叙事动力往往和国家安全、科学探索、青少年教育等直接关乎国家“四化”建设的主题相结合，全力配合着国家现代化的进程。《珊瑚岛上的死光》《月光岛》等小说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和科学教育的色彩，两篇小说分别提倡实验精神与冒险精神，旨在激发青少年的想象力和社会担当。《猴王乌呼鲁》《森林里的巨灵神》《西游新记》等则是对古典神话的借鉴，本质上是为了以更容易接受的形式传递科学观念，提升人们对科技之力的兴趣，同时使得科幻题材可以深入青少年市场，扩大传播范围。这些都是科学文艺期刊为文艺大众化实践所作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可贵尝试。
“法制文学”刊物为了更好地面向市场，刊文带有悬疑、推理小说的色彩，但却又用法律知识和法制精神进行融合，务实性、教育性和故事性的交融获得了社会更广泛的关注。由于法制文学强烈的悬念色彩造就的吸引力，因此有很多相关单位瞅准了商机，创办了大量具有法制文学元素的期刊读物。比如《水晶石》《法制文学》《警坛风云》《啄木鸟》《明鉴》《蓝盾》《剑与盾》《案与法》《警盾》《侦破小说选刊》《法制文学选刊》等。《中国法制文学》在创刊号上开设了以“解放思想 努力探索”为主题的法制文学论坛，摘录了文坛主流编辑家、评论家的发言。陈荒煤、江晓天、丛维熙、刘绍棠、缪俊杰、许觉民、陈骏涛等均在此列。作家孟伟哉、邵燕祥等人的作品也在当期。其中孟伟哉的小说《江水静静流》与其在《当代》所大力推动的“改革文学”具有延伸关系，具有官场小说的影子，与官场小说共同赓续了“改革小说”的不同侧面，但情节扣人心魄，又具有警示意义。《警坛风云》倡导“公安文学”，在“中篇报告文学”栏目里刊发案件侦破纪实类作品，篇幅有的高达数万字，对于诈骗案等案件的侦破过程有着较为详尽的报道。“侦破通讯”栏目相对短小，往往采用新闻报道的形式以增加真实感。此外“群众呼声”“法律咨询”栏目关心百姓需求，派出记者对百姓无法自己解决的疑难案情进行调查。“短篇小说”栏目则避开“纪实性”的束缚，《无花果》《平衡》等小说在虚构性的基础上增强文学性和哲理思索。可见中国法制文学期刊的选题，也受到了民生主题、现实关怀等因素的影响，而没有走向纯粹的侦探叙事游戏类型。这些小说具有活泼的生趣、生活的厚度以及老少咸宜的审美追求。主人公即使深陷迷茫和困境，也不会灰颓，而是往往具有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这促使小说在悬念的揭示中也带来了道义上的确证。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学的类型化，存在着社会功能和浪漫理想并存的倾向，信念感和故事性得到了较好的结合。“流行文艺在发展实践中还为主流价值观提供了积极的因素，并作为创新的内容逐步被主流价值观所接纳。”这时期的中国通俗文学以古鉴今、推陈出新，保留并发展了以下几个基本的主题：其一，借英雄奇侠、江湖故事，重建民间信任和道义。其二，借爱情传奇、家族叙事，巩固更加新式有效的家庭伦理。其三，借女性书写、生活知识，关注女性的生活境遇和社会地位。其四，借科学知识、超自然幻想，抒写更为深远的家国情感。其五，借历史演义、将相传说，表达对自身兼济之志的想象。其六，借校园故事、儿童书写，表达对祖国未来的社会关怀。其七，借法制故事、悬疑外壳，书写法治社会下人们的价值标准和精神追求。包含但不限于以上几种故事模式的建立，促成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最流行的武侠、言情、伦理、科幻（普）、历史、校园和法制几种文学类型的形成。在诸多故事传奇类的办刊实践中，《今古传奇》的实践较有代表性，编辑孟瑶有这样一段入职回忆：“那散发出浓烈生活气息的短篇、小段，那曲折引人的中篇传奇；那鱼咬尾式的使人丢不开、放不下的长篇连载；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悲欢离合，尽在书中；更兼文风古朴，语言凝练，编排紧凑，封面设计独特。”这位编辑的回忆，其实表达了很内行的通俗传奇故事审美法则。一个好的故事原型，固然可以应用于多个故事，但如何包装以“推陈出新”，如何让包袱解开得不落俗套，所谓“情理之外，意料之中”，其实也是大众审美比较“挑剔”之处。因此，作者们既要去学习“旧小说”中的那些技巧，又要符合延安文艺以来的精神与新风，还要紧扣时事、推陈出新。这才是继承了革命传统并对市井通俗文学也有所汲取的通俗文学期刊展现出的时代风貌，“新大众文艺”应对此进行继承和发扬。
二 “群体类杂志”与塑造新人的文化氛围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通俗文学期刊群落中，青年、妇女、学生等群体是重要的受众，因此也产生了受众指向的群体类杂志，文学、文化、教育、科普、消费等因素在此汇聚，拓展了塑造新人形象的丰富空间，这其中也有深刻的历史原因。五四文学中的“问题小说”，使得青年、女性、学生等群体最直接地走到文学史的舞台中心，一跃而成为中国激烈浩荡的革命文化史中的思想先锋。青年的活泼朝气、乐于学习，女性的慧思聪敏、奉献精神，成为中国新文学不断发掘的新主题和新风气。除此之外，乡土小说、城市小说还更多地塑造了农民、工人等更加深厚坚毅的群像，不断地丰富着新文学史的血肉和人物画廊。几种新颖的文学线索相互交织，共同促进了文学的纵深与立体化发展。这几类群体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中一直处于被关怀的位置，这种关怀在延安文艺和“十七年”文学的建设之中得到加强。对于知识青年的培养、对于妇女翻身的强调、对于工农兵喜闻乐见的大众文艺传播网络的建设，都反映了党和国家一直具有推动文艺大众化实践的意识。这种意识也深刻地体现在文学媒介之中。改革开放以后，通过年龄、职业对受众进行细分，也是文学媒介在中国新文学发展史中得出的宝贵灵感。因此，20世纪八九十年代，除了以传奇故事吸引受众的叙事性的作品，还出现了更加能够体现中国特色文艺体制的文艺类型。女性、青年、校园等文学归类，以人群身份为受众定位，表现了社会整体对于特定人群的关注与爱护。这些刊物里包含的文体更加广泛，除了小说之外，还有科普文章、女性散文、纪实文学、笑话寓言等。无论采用哪种文体形式，本质上都需要制造一种强烈的叙事转折和落差感，从而调动读者的阅读兴趣。
女性期刊在促进两性平等、保护妇女权利、丰富女性精神世界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改革开放后，“女性”不再仅是被“解放”或同情的对象。在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的层面，女性也是巨大的建设群体和消费群体。《中国妇女》《家庭》《知音》《时装》《时尚》《女友》等一系列杂志开始打造全方位的女性文化生活空间。这些杂志风格各异，但都借助了文学的力量，辅以务实的眼光和实用的知识，在纯文学的传统之外激发了女性大众的阅读兴趣。《中国妇女》指出：“妇女不但自己要努力学习，还要重视对后代的培养，今天的青少年就是明天建设现代化的骨干，有些家长要打破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妇女的地位被前所未有地予以正视，女性在期刊中位置的提升，反映了她们在社会和经济生活中地位越来越重要。《中国妇女》开设了“出类拔萃”“大事专访”“女性论坛”“热门话题”“丈夫一席地”等一系列栏目，塑造了女性的“半边天”形象。刊物采用特写、报告文学的手法配合女性散文，描绘了更加多样的女性形象。艺舟的《文坛上的母与女》、范益思的《古奥运会与妇女》等文章，通过主题写作与命题散文的形式，勾勒了妇女的文学与文化活动的谱系，立体化地呈现了妇女在大众文学艺术方面的卓越贡献。此外，《知音》《女友》《新女性》《伴侣》《幸福》《莫愁》《分忧》等杂志，可以视作女性杂志也在逐渐向消闲时尚发展。《知音》杂志刊发的女性散文更加具有市场针对性和对个人生活的了解之同情。“走向成功”栏目所刊发的报告文学《月光下的女孩》，记录了一位名叫郭娟的少女，其生命虽然短暂，但却坚持自己想成为翻译家和作家的理想，她的志气为时代留下了一抹绚丽的火花，激励着广大女性青年。“生活新潮”“人在旅途”等栏目所刊发的《女大学生打工潮》《特区打工妹独白：渴望做母亲》等文章，则广泛关注青年女性所面临的生存环境和现实问题，为后来的纪实文学、打工文学、非虚构写作等文艺类型做了扎实的探索工作。“家庭医生”“人与法”等栏目相对务实，为女性提供健康知识和法律知识方面的参考。而“少女花季”“初恋时分”“明星小传”等栏目则直面商业风潮，为刊物提供了更多的故事性和趣味性。再以风格迥异的《时尚》《瑞丽》《都市》等为例，这几个刊物将女性和时尚引领者的身份结合起来，励志要成为“中国时尚文化的创造者和中国时尚产业的推动者”，这其实提升了女性在整个社会中的作用。女性杂志前所未有地成为了最具消费动力的媒介之一，这一方面固然有商业运作的因素，但另一方面也在客观上推动了女性价值在全社会的彰显。《时尚》杂志的前身是《中国旅游报》的彩色月末版，但随着市场需求的扩大，编者萌生了创办《时尚》杂志的决心。刊物以精美的时尚大片和符合潮流的栏目策划为主，尊重女性追求时尚的愿望，让女性由被动的被关怀者转变为更具独立追求的群体。例如，其所刊发的《白领丽人的生活观》通过独立女性的自述，引导广大女性群体探讨更为多元的职业观，树立多层次的人生追求；《性格就是命运》一文对于女性突破传统束缚、更多地关注自我内心真实需求提出针对性建议。这些都使得女性散文相较于纯文学显得更加多元化，促使女性散文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成为文化散文之外的又一支重要力量。此类文体更加注重选题和语言的大众面向，对普通女性生活的观察也细致入微。跟踪式、即时性的写作，使得女性大众文学具有了更强的时效性和启发性，体现了大众文艺在普及与提高方面并重的文体追求。
青年期刊更加鲜明地承续了延安文艺以来培育社会主义新人的坚实传统，塑造青年积极向上、自我超越、终身学习的积极风貌。青年杂志除了娱乐功能，还有浓厚的“学习”性质和社会主义大众文学“寓教于乐”的特征。《中国青年》的复刊词写道：“教育青年以‘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的革命精神和毅力，掌握马克思主义和现代科学知识。”杂志在创刊之初的办刊理念较为庄正严肃，尤其强调教育意义。进入20世纪90年代，刊物逐渐变得更为青春活泼，提供的知识更加全面和实用。“新星系”栏目发表的《夏日黄昏》《哨所纪事》等散文作品，使得刊物更加具有文学性。“读者长廊”则包含青年自述、名家互动、编读互动等多种互动形式。这些青年杂志，涵盖了科学知识、生活百科、励志故事等内容。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内容越加轻松活泼，眼界越加开阔。自文学期刊兴起以来，青少年期刊的教育性、社会性和综合性特征就天然存在，比如现代时期的《少年中国》《少年世界》《少年社会》等，都具有这类特征。改革开放后的这类杂志也继承了“新文学”的传统，并获得了富有时代气息的长足发展。青年类杂志在销量上也名列前茅，是1984年以后期刊试行自负盈亏后最先实现收支平衡的刊种之一。山西青少年报刊社专门发布消息：“本社两刊（《山西青年》和《小学生》）的发行量分别稳定在百万份和五十万份以上，实行自负盈亏的条件已经成熟，故本社编委会决定提前一年，从一九八四年一月开始实行自负盈亏……九个月来，本社的经济状况良好。”进入20世纪90年代，《山西青年》每期多达20个栏目，较有特色的有“指点江山”“人生时空”“社会大观”“情书征文”“体育大看台”“家庭故事”“警钟”“明星”“名医述林”“生活百叶窗”等，涵盖面广，生活气息浓郁，具有较强的教育意义。杂志尤为关注青年人的自我提升，专门开有“刊授大学”栏目，刊登刊授大学的招生简章、奖学金设立以及学籍登记表等内容。“新风礼赞”栏目发表的《一曲与死神搏斗的颂歌》《无名花儿香》等文章，采用顽强拼搏的人物形象，督促青年勇于拼搏，促进了社会上讲文明、树新风观念的形成。书写新人的主脉一直延续到新时代，青年期刊培育了更多高加林形象之外的新式青年，为后来的青年书写积累了更多立体化的素材。期刊群落丰富了青年的心灵，武装了青年的头脑，开阔了青年的眼界，使得21世纪的青年文学在城乡发展和经济生活大潮推动下有了更多的写作空间。这些杂志游刃于严肃、类型、教化、娱乐之间，本质上具备我国通俗文艺所追求的“雅俗共赏，老少咸宜，寓教于乐”等一系列特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科教建设的一个重要标本。
学生与少年儿童期刊承载着课外阅读的辅助功能，力图将趣味性、知识性相结合，丰富少年的精神世界，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1980年，停刊14载的《中学生》复刊，叶圣陶在贺词中指出：“新事物层出不穷，课本里是写不尽的，老师是教不尽的，所以必需练成功自己发现问题和求得解决的能力，将来才能做好各项工作。”《中学生》的办刊内核，与提升国民整体素质这样的宏大主题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我们的生活”栏目发表了一些有益的科普性文章，“可爱的祖国”栏目所刊载的《从风陵渡到潼关》《长白山散记》等文章则通过美文的形式让中学生领略祖国的山川风光，与纯文学领域的文化散文互为呼应。“哲学故事”则刊发了我国古代的“塞翁失马”“磨杵成针”等寓言故事，短小精悍，促进了文体多元化，保留了我国文学灿烂多样的民族形式。此外，北京大学出版社也“创办一个兼顾学术性、知识性、启发性，注重指导青年治学、自修，富有大学教育色彩的《大学生》丛刊”。此时的学习类杂志，对于人的时间规划更加具体，行业学习类、中文自修类杂志纷纷创办，甚至还有了《夜读》杂志，鼓励“抢时间、夺分秒，为四化而学习。在静静的夜里，阅读古今中外的书籍”。《夜读》杂志是山西人民出版社的社办刊物，将自学精神与文学艺术修养相结合。其中“人物春秋”栏目对于赵树理、童第周等文学、科学界的名家进行侧面描写，丰富读者的文化视野，提高青年人的精神境界。“古今文选”选择了柳宗元等古代大家的文章，纵向提升青年人的文化水平和知识素养，在现代文体之外开阔了读者的文学眼界。“风情绘”刊载世界各国民俗。“奇异的自然界”则具有很强的科普性，使得文化散文与科学散文得到更有效的结合。这些栏目立体地丰富了青年人的科学文化知识。同样，还有《自学》（原名《人才》）杂志，也采用了丰富的栏目和选题，将知识性、趣味性和文学性相结合。像“自学之花”“有志者”等栏目，多数采用的是报告文学的笔法。“通过自学丰富知识、增长才干、充实本领，成为越来越多的各条战线的同志们的共同心愿了。《自学》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的。”在对业余时间作规划之外，各种校园类、学习类刊物，还有着针对学段所作的不同划分。这些刊物在注重通俗性之外，又增加了对于社会的关切，不但给学生提供了放松娱乐，还潜移默化地塑造着他们的人格特质。同样，以《少年文艺》《儿童文学》《少年俱乐部》《故事大王》《巨人》为代表的面向儿童的刊物，故事背景限定性更强，编辑对所刊发的文章不仅要求内容纯净，还要求具有强烈的吸引力。神话、传奇色彩与现代文体的结合，使得我国儿童文学更具中国特色。《巨人》杂志由少年儿童出版社编辑出版，稿约中指出尤其欢迎三到五万字的中篇儿童文学。何公超、叶永烈、郑文光等名家纷纷以儿童小说、童话、科学文艺、历史小说等形式参与刊物建设。篇幅的开阔亦使得小说描写更加细腻，具有20世纪80年代崛起的中篇小说的一般特征。这些刊物的文章不完全会为了表现故事冲突而单纯进行灰色调书写、感伤书写或者奇观书写，其中被当作故事驱动力的有师生关系、亲子关系、青春创伤、人生疑问、世界探索、童话传说等。
女性杂志、青少年杂志、学生杂志所刊发的文章，具有高度的趣味性、情节性、科学性、社会性，符合群众对于通俗文学的基本心理预期。在这些特点之上，文章呈现积极向上、阳光开朗、关怀弱者和追求进步的美学建构。同时，刊物也会配以科幻、爱情、伦理、悬疑、社会热点等进行点缀。这就形成了集新闻性、故事性、知识性、理想性等诸多因素为一体的，既有受众定位又有综合卖点的群体类刊物。这些刊物关注的都是年轻的、需要引领的、在此前没有被作为明确的细类划分的目标读者群体，还氤氲着一种积极向上和科学平等的价值取向。这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通俗读物的一个重要的、极少被关注的特征。这些功能性较强的群体性期刊，在纯文学期刊、通俗文学期刊外，以综合读物的形式进行了包围式地补充，尽可能地拓展刊物的疆界，努力满足读者的多样化需求，并且提升了大多数受众的文化涵养。这种文艺态度从本质上反映了改革开放带给人的新的精神气度，探索、求知和建设的强烈愿望在文化市场也被积极地表达出来。期刊所孕育的崭新的“新人”状态，正是文学改革不断深化的持久动力以及文艺大众化实践的活力源泉。
三 文摘期刊的传播效能与大众文化生活
文摘期刊的创设，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通俗文学期刊一道靓丽而颇显壮观的风景线。它们独立于原创期刊之外，但却有很大的自由度，并且集文学性、时效性和广阔性于一身，虽属于类型化的刊物，但却又努力从情感、社会、生活、娱乐多方面入手，试图给人们提供一种社会全景。自现代媒介诞生以来，刊物未有如此广阔的内容，并且以纪实文学、情感小说、幽默笑话、读者来信、新闻采访的形式展现出来。但这种综合性不是作简单拼接，而是为了更方便地触探大众的审美爱好，是一种“特色鲜明，兼顾多元”的灵活模式。《读者》《青年文摘》《文摘旬刊》《每周文摘》《生活文摘》《海外文摘》《家庭文摘》《晚报文萃》等杂志，为文学的生活化及深度传播作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贡献。其中，《读者》《青年文摘》的发行量达到了纯文学期刊无法比拟的高度。《读者》在1994年发行量达到347万册，这使得大众的文学文化生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丰富程度。文摘类期刊最大程度地再利用了文章的传播权，萃取行业精华汇集于一身。翻阅《读者》，我们可以看到其文章来源，涉及青年类杂志、外国文学杂志、国外时政或流行文化报刊、党政报刊、妇女杂志、纪实文学报刊、作协纯文学报刊、各地报纸及副刊、行业会刊等。《青年文摘》《集萃》等刊物，尽可能地利用了纸媒资源，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极为广阔的信息窗口。这是在具有限制性的纸媒时代，刊物所能够赋予文学的最大程度上的开放性。重要的并非单个作品的版权转移，而是文摘期刊极为自由的版权形态与刊发样式。在纸媒条件下，文摘类期刊最大限度地体现了文学传播的多元化和自由度，也为文艺大众化提供了更多的新型路径。
文摘类期刊的刊物属性，使其天然地具有多样性和全局性，成为在纸媒时代最具传播效力的形式之一。以《青年文摘》为例，读者首先可以阅读充满正能量的“青年题材”的励志文。比如李永英的《推销品行》，把握住了青少年追求成功的心理，得出所谓的“推销”其实还是要做好每一个为人处世的细节。不过，《青年文摘》并不只是简单的励志文的集合。在这里，无论是成功者、情感困惑者、寻求娱乐者还是追求格调者，都有一块园地。它既有《不是为了一束玫瑰》这样的爱情心路散文，也有《有裂缝的水罐》这样的哲理寓言，还有《八个大学生闯“江湖”》这样的社会写真，除此之外亦不乏幽默笑话、社会新闻、两性知识。这样的组稿模式，避免了由于编辑的个人喜好而可能导致的刊物口味单一，也使得刊物未沦为少数文化精英的同人刊物。对于稿源和题材广泛性、全面性的追求，体现了纸媒期刊开始深度考量最广大受众的口味，尊重大多数人的知识背景、阅读习惯和审美趣味，但同时各种面向的文章又可提供一种复调式的呼应与互文，让读者自身也能走出自己审美的个体化空间，去了解不同人群多元化、多层次的审美维度与社会整体性的文化面貌。
文摘期刊综合性地促使多样态的文学形式传播效能升级，萃取了广义上的文学性，促进文学传播的便捷化、广泛化和多元化，极大满足了老百姓的对现代文明的精神需求。“新媒介文学阅读不仅是以快感为目的的轻松阅读，而且也有意无意地反映了大众在日常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心理需求。”这些刊物与文学都有着复杂的离合关系。比如，在办刊之初，《读者》《青年文摘》等杂志还是以“纯文学”为拐杖，甚至将其作为头条发表以证明刊物品位。在创刊时，《读者》曾以“文苑”为刊头栏目，首期即选摘了舒婷的《这也是一切》。“一切的现在的都孕育着未来”，通过舒婷这首富有力量的诗歌，既表达了诗人和读者对未来的信心，也保留着时代文学主潮的历史特征。这反映着文摘期刊并不排斥传统的纯文学，而是更加注重雅俗文学的跨界传播。在此基础上，通俗文学期刊虽然属于类型化的刊物，却又努力在综合性上下功夫，从情感、社会、生活、娱乐多方面入手，给人们提供一种纸媒时代的多功能性。《读者》“文苑”“人物”等栏目保持着格调的高雅，选摘了闻一多、冰心、夏衍、张贤亮、舒婷、靳大鹰、新凤霞、叶永烈、柯岩等一众名家的作品。“趣闻轶事”栏目讲述有趣的见闻及历史掌故，“风情录”栏目描绘祖国风景名胜，“在国外”栏目讲述世界风物，“知识窗”栏目推行科普知识。文摘类杂志仅仅是在目录页，就已经表现出区别于传统文学期刊按名家地位作排列的方式，并且充分地照顾到了大众的感受。它们的目录都是网格化和区块化的，具有话题集萃、品位关联、消息互动的特点。《青年文摘》还分了“三级目录”，第一级分为“成长”“情感”“人生”“视野”“文苑”“万叶集”，在这之下，还有两级分类。比如在“成长”一栏下又有“青年一代”“成功路标”“心理视窗”“涉世之道”等小栏目，而后才是具体的文章。“万叶集”是细小的“剪报”式版块，内容涉及幽默、故事、格言、经验，分散在正文之外的空白处。《海外文摘》开设的栏目有“海外亲历”“名人轶事”“海外华人”“恋爱与婚姻”“趣味镜头”“文学园地”等，在文学与知识之外，还含有一些成功学、悬疑性乃至情感方面的元素。它也有自己的点缀式栏目，但提供的知识则更实用、更生活、更“家庭”。“美容院”“世界搜奇”“影视圈”“经营之道”栏目涉及人的健康、社会见闻、明星轶事等问题，兼具国际性、生活性、商业性。通过这些设计，刊物不断地细化和适应着读者的口味，辅以科学与生活的务实性。这弥补了长篇阅读的枯燥与乏味，成为文艺大众化实践中的辅助形式。《读者》《青年文摘》等杂志开设的“脑筋急转弯”“填字游戏”“读者问卷”“编读互动”“读者留言”等一系列的互动，使得纸媒与读者产生交互性。比如，刊物在卷尾设有阅读奖，用来考察读者的知识储备。总之，文摘类期刊以一种“零整结合”的方式，提供了文学内容的轻便式共享状态。并且，通俗文学在某种程度上开始成为市民的生活指南。通俗文学期刊的多功能化，本质上是对人民大众丰富多样的生活所涵盖的文学品位的承载。20世纪八九十年代，通俗文学期刊不断地进行自我分化和调适，为文学品类的细化做了充足的准备。
文摘期刊既可看作是原创通俗文学期刊的一种集合与萃取，亦可看作是原创期刊之外的一种平行发展模式。因为文摘期刊可以按照原创期刊的所有分类方法进行再次分类。文摘期刊作为一个纸媒版的“融媒”，把文学、新闻、经济、百科、故事、言论、性别、健康、伦理、教育、益智、军事、科技等诸多议题聚合在一起，如《军事文摘》《农民文摘》《妇女文摘》《科普文摘》《报刊文摘》等。除了按题材分类之外，文摘期刊还可以按照目标读者的年龄、性别、行业等作不同群体方式的命名，比如《青年文摘》《少年文摘》《工人文摘》《体育文摘》，并且还可以在主要题材之外加入很多其它领域的内容，既保证文摘的专业性，同时又具有博览群书的性质。在21世纪初期，销量最好的文摘例如《读者》，还分化出了《读者欣赏》《读者乡村版》等刊，前者品位高雅，广泛涉及古玩书画领域；后者通俗务实，关注着农村的发展。这些杂志的灵活性使得通俗文学读物前所未有地覆盖了人民群众的业余生活，拓展了普通人的眼界，是我国继完成扫盲、义务教育全覆盖之后的又一个提高与普及并重的重要文化现象。
总体而言，文摘和其他通俗文学刊物试图在以下方面提升传播力。首先，充分了解百姓口味，重视为人民群众所关心的社会、经济、情感等题材。其次，全方位考虑目标读者的定位与类型划分，打造适合不同人群的通俗文学读物。再次，文体搭配长短适宜，并且将类型文学的机制融合到社会新闻、家庭观念等叙事中去，增强故事性和可读性。最后，既保留一定的格调，又采取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形式通俗地讲述。“雅俗”本质上具有相对性，可以互相借鉴，兼收并蓄。形式多样、百花齐放却又主次分明，是文学发展至今形成的独特风貌。但在这背后，刊物还是蕴含着积极向上、文教结合的社会主义规划，只有如此，才能使其多样而不至于变得芜杂。当然，20世纪八九十年代通俗文学期刊的发展，所出现的一些问题也需要加以总结与反思。第一，即使国家很注意进行政策引领和调控，很多刊物在办刊过程中也有媚俗现象和逐利心理。猎奇争艳的现象存在于不少刊物的实践中，忽视了教化功能，这充分说明延安时期所提倡的价值引领方向需要更加地被重视和提倡。第二，如何平衡社会性和商业性，使得通俗文学获得健康良性的发展，为“新大众文艺”作出应有的贡献，这是需要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第三，由于通俗文学期刊刊载的多为中、短篇文章，为了节约成本，稿费也相对低廉，对于作者也有一种去明星化的态度，因此，没有形成一个可以哺育周边产业的文化培养基。它们更多地是表达一种文化态度，而没有现在所流行的“文化IP”的建设。这一点，在新时代通俗文艺的建设中已经得到巨大改善，也是当下“新大众文艺”的努力方向之一。但是，中国通俗文学的发展，一方面要受特定经济发展条件的约束，另一方面又要形成属于自己的特色和信念。因此，不能单纯地以一时的经济效益和是否形成产业链来评价其优劣。“大众传媒最重要的影响源于它们如何影响我们最基本的知觉和思想过程。”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影响与价值观引领，这才是通俗文学的意义之所在。
改革开放以来，文学开始多方面发展，通过改革精神、寻根面向、形式探索等手段，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进行更加精准地结合，纯文学也试图与通俗文学进行对话，《上海文论》《文艺报》等刊物发表了一系列关于通俗文学和纯文学互相融合的文章。如何将文学的高雅与通俗、精英与大众、传统与现代进行不露痕迹地结合，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一个重要命题。长久以来，文学史对所谓纯文学和通俗文学，大部分都是采取分别立著的模式。学科的交融需要知识结构的优化。近年来，以陈晓明的《中国当代文学主潮》、黄发有的《中国当代文学传媒研究》等为代表的史著，试图从多侧面来勾勒文学史更为全面的风貌。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通俗文学期刊，既有着明确的商业面向，同时又为社会主义文化政策所领导，受中国各级文化管理机构所规约，为此阶段通俗文学进入文学史书写提供了可能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将建设的重点放在“四个现代化”上。在此后20余年的时间里，中国的经济和文化都步入了高速发展的轨道。通俗文学期刊既呼应了国家实现现代化的知识传播任务，又满足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它们不仅吸收了我国通俗文艺的民族形式中传奇浪漫的一面，而且继承了我国社会主义大众文艺寓教于乐、走向大众的特点。这20余年也是我国科学技术快速进步、教育体系快速建成的阶段，大部分通俗文学期刊开始借助科技和教育之力，宣传科学文化知识和积极向上的社会价值观。这个阶段的通俗文学期刊销量普遍较好，在主流文学文体类别之外进行辅助性的多元探索，探寻将教化与娱乐相结合的桥梁和纽带。由于期刊篇幅短小的特性，并未形成较为系统的类型文学产业链，但却以其方便、廉价、灵活的姿态丰富了人民群众的业余生活，形成通俗文学期刊品牌群落，亦成为一道独特的景观，酝酿着某种“大文学观”的到来。它在传统的精英文学之外另辟蹊径，寻求百姓既负担得起又能理解得到的一种新型文艺形式。大众文艺往往文笔泼辣洗练、直击人心，一定程度上也可反哺纯文学，使得纯文学在承担文化传播任务之外具有更强的故事感。当下，“新大众文艺”备受关注，这充分反映了文学建设始终要依赖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从改革开放前后到新世纪所进行的通俗文学期刊探索，是一个尚待发掘的难得而珍贵的经验宝库。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通俗文学期刊，便捷了群众的文学接受，打破了“雅”“俗”文学的壁垒，使得文学文化资源真正以低成本的方式进入千家万户。国家对文化的立体建设，以及百姓对文、体、科、教的全面接受，在此阶段的通俗文学期刊中得到了有力配合。对于《读者》《青年文摘》《故事会》《知音》等刊物的阅读与收藏，成为了人民大众从改革开放到新世纪的集体文化记忆。通俗文学借此机会不但和纯文学进行交融发展，还立体化地丰富了写作的内容和眼界，对纯文学领域亦是很好的补充。
首先，此阶段的通俗文学期刊完成了对最广大群众进行文艺传播的历史任务，通俗文学在期刊的加持下，发扬了左翼文学、延安文艺座谈会所提倡的大众文艺的精神，既没有回到鸳鸯蝴蝶派，也不断地传承丰富自左翼文学、延安文艺以来的文艺大众化实践精神。其次，通俗文学期刊在全社会营造了一个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锐意进取的时代风貌，以及全民学习、共同进取的时代氛围，女性书写及两性话语也得到充分体现。它们增强了时代青年自我提升、投身祖国建设的积极性，使得人民生活更加科学、健康、积极向上，也使得人们乐于学习与追求进步。最后，通俗文学期刊为未来“新大众文艺”的建设作了必要的准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人民群众在这些刊物的共同努力下，前所未有地拥有了多维度、多侧面的文化生活。通俗文学期刊使得文学文本和文化知识更加全面地传播到千家万户，让普通百姓拥有了更为便捷的阅读资源与自我提升的渠道，为提高人民群众文化素质和丰富人民群众精神生活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当下，习近平文化思想尤其强调人民性，与延安文艺精神一脉相承。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通俗文学期刊恰处于纸媒黄金期，成为提升大众文艺人民性的一个很好的媒介载体。文学大众化应该借鉴这些经验，并沿着这条道路继续探索、前进，配合社会和媒介发展的新特征，营造全民学习、追求进步、雅俗共赏的文化氛围和文化气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