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散文总集选本的经典建构与选学转型
内容提要 中国现代散文总集选本，以《中国新文学大系》三辑散文选和《中国现代散文选》七卷本为突出代表，体现了分期分类选本和断代统编选本两个系列的编纂成就，标志着现代散文经典体系的成功建构和中国散文选学的现代转型。通过统计分析和比较研究，可以发现散文选本以选寓评、选评互证的批评特性和披沙拣金、集粹传播的经典化功能，及其建构文学散文范畴观和以个性风格为核心标准的现代特征与价值导向。
关键词 现代散文；总集选本；批评特性；经典体系；现代转型
中国现代散文选本因编选目的、范围、标准和方式不同而有多样的形态，按集部分类，可分为单个作家的别集选本和汇编众多作家作品的总集选本两大类。总集中的大型选本，有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上海文艺出版社相继组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以下简称“大系”）三辑散文选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编选的《中国现代散文选》七卷本（以下简称“七卷本”），分别代表了分期分类选本和断代统编选本两个系列的编纂成就，标志着现代散文经典体系的成功建构和中国散文选学的现代转型。
一 大系散文选本的谱系绘制
中国现代散文总集选本，始于1929年曹养吾编选的《中国近十年散文集》。他采用周作人的“美文”观念，从近十年“能够列入文艺中的散文”里选出周作人、谢冰心等15家34篇，称为“新文学运动中散文的黎明期的总集”，开了现代散文总集选本的先例。随后，陆续出版了数十种总集选本，大多是为语文教学而编的范文读物，如曹聚仁《小品文甲选》《散文甲选》、赵景深《现代小品文选》、孙席珍《现代中国散文选》等；阿英的《现代十六家小品》则是为普通读者而编的代表作选集。它们尚无明确的分期观念，但已出现按文体分类的编例，主要就散文与小品文两类文体略加区分，其实又互有交叉。直至《中国新文学大系》问世，才确立“第一个十年”的分期观念，并以“散文”作为与诗歌、小说、戏剧并列的文学类型和通用概念，将各体散文作品统编在内。
（一）首辑大系散文选的创编
1935年，赵家璧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开创了分期选编、总结一时期文学实绩的先河，确立了一种新的范式。其散文两集由周作人、郁达夫分别编选，为现代散文第一个十年的总集选本。当代学者对整套大系作了深入研究和高度评价，但大多存在重导论、轻选文的偏向。笔者在认同其导言为选本增值之外，着重就选文和编法作些评述。
周作人选编《散文一集》，选录徐志摩、郁达夫、郭沫若、俞平伯等17家71篇；郁达夫选编《散文二集》，入选鲁迅、周作人、冰心、朱自清等16家131篇。两卷共选33家202篇，较之阿英《现代十六家小品》的104篇增加了一倍，而未选苏雪林，增选梁遇春、丰子恺等18家，更为丰富地展示了现代散文第一个十年的发展概貌和创作实绩。
然而，他们两人在大体遵照整套大系编辑体例的同时，对选择标准、范围和编法做了较多变通，仅凭自己的眼光和偏好自主地选评作家作品，具有独具只眼、自行其是的批评个性和编纂特色。周作人明说自己是“只凭主观偏见而编的”；他只用一句“议论文照例不选”，就将陈独秀、胡适等的文章排除在外，却把顾颉刚的长文《古史辨序》视为“很有趣的自叙”而选入，并选取吴稚晖、刘半农、刘大白、陈西滢等的杂文多篇，使议论性散文占了全书近半的篇幅；还将废名小说集《桥》中的六篇“当小品散文读”，且以为“这样更觉得有意味”。这些变例突显了选家的批评个性，但也留下可议之处。诚如温儒敏所言：“如果要从他的选目中了解这一时期散文发展的历史线索和概貌，是不明晰的。他这种选法并不大符合《大系》整理保存资料的宗旨”，“周作人所编的《散文一集》及其导言的理论价值要远远大于史料价值。”
郁达夫也直说只选自己“所喜欢的文字”，认为“中国现代散文的成绩，以鲁迅周作人两人的为最丰富最伟大，我平时的偏嗜，亦以此二人的散文为最所溺爱”，所以尽管“忍心割爱，痛加删削，结果还把他们两人的作品选成了这一本集子的中心，从分量上说，他们的散文恐怕要占得全书的十分之六七”。如此选编一部面向十年期的总集选本，堪称独一无二，突显了周氏兄弟在散文上的巨大成就和重要地位。但在选量上，周作人的57篇远超鲁迅的24篇，显然有所倾斜而不够允当。其他各家的选量则较切合各自的实际，但入选叶永蓁一篇写于1934年的《浮生》，无论怎么解释也是破例之举。
此外，这两集散文选还存在选择面不够宽广、编法较随意的问题。两位编者在通信中商议过一份拟选名单，最终不选的有钱玄同、李大钊、沈从文、陈炜谟、陈翔鹤、冯雪峰和女作家庐隐、苏雪林、凌叔华、谢冰莹等人，又因政治顾忌而未选陈独秀的随感录和瞿秋白的游记。对此，周作人解释说：“近十年来作者如林，未能尽知，自多遗漏，咎何能辞，但决无故意抹杀之事，此则自审可告无罪者耳。”其实，两位编者都很熟悉白话散文的发展动态，只因眼界很高和个人偏好而不愿多选。
（二）续编大系散文选的沿革
《中国新文学大系》开创的分期选编体例，原计划每隔十年续编一辑，后因各种原因未能接续。1968年，常君实、谭秀牧以香港文学研究社名义在港出版《中国新文学大系续编（1928—1938）》10卷，但在内地没什么影响。直至改革开放初期，上海文艺出版社决定赓续良友未竟的事业，在影印出版第一辑大系后，于1984年开始续编第二辑大系（1927—1937），至1989年出齐20卷。这辑大系延续第一辑的主旨和体例而有所变通和扩充，其中的散文门类依据第二个十年散文分类发展的情形，开始分设散文、杂文和报告文学三种，由该社编辑选编，邀请吴组缃、聂绀弩、芦焚分别作序。散文两卷，专选狭义散文，入选130家331篇；杂文卷实选110家425篇；报告文学卷选录79家120篇。这三类扣除重叠的57家，共收262家876篇，入选作家作品数量分别是首辑的8倍和4倍。其中，续选首辑作家的有鲁迅、周作人等20家，其他242家均为这时期新入选作家，显示了第二代作家迅猛壮大、创作活跃的发展态势。
第三辑大系（1937—1949）延续第二辑的体例，仍设散文、杂文和报告文学三类，由柯灵、廖沫沙、刘白羽分别作序，选编改由学者负责。俞元桂等选编散文两卷，选录180家365篇；范奇龙选编杂文卷，实选90家376篇；徐绍建选编报告文学卷，入选80家103篇。4卷扣除重叠者50家，共收300家844篇，规模与第二辑大体相当。其中，延续前两辑均选录的仅有郭沫若、茅盾、周作人等12位老作家，续选第二辑入选的则有巴金、老舍、沈从文、何其芳、李广田等78家，其他210家均属这时期新入选作家，可见第二、三代作家已成为抗战全面爆发后散文创作的主力军。
大系三辑接力建构了现代散文三十年发展演化的谱系，其沿革、得失是大系研究的重点问题。三辑的选域具有特定的三个时期的时代性；三辑选编时间则横跨半个世纪，有着不同的当代性。三辑选编又有历史的延续性，不仅选材是现代散文持续发展的成果，且有一脉相承的选编理念和体例。但因受到历史与当代互动的不同影响，三辑选本的编法也必然产生差异。
大系二、三辑续编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续编工作基本延续首辑大系的规制，仍以“展示新文学运动的辉煌实绩”为主旨，又因应这两个时期的发展实际而增添类别。散文一分为三，杂文和报告文学开始独立进入大系的经典化殿堂，对它们的独立发展和专门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这两辑选本因历史与当代的互动不同，选材和类别的增加，以及选编方式和人员的变动，而产生了以下两个主要的变化和特点：
一是强化史学意识，选择面扩大，客观性增强，全面系统地展示了三四十年代散文的主要成果和丰富多样的发展概貌。这两辑的选编者，主要凭借各自的敬业精神、严谨态度和鉴别眼光，按照大系统一体例，从搜集原始文献入手，从全面考察中审慎取舍，在限定篇幅内排比权衡，尽可能以有限选文的代表性和优秀性来映现本时期三类创作的丰富性和全面性。还以史家的态度和眼光对待选本，选文严格采用原刊或初版的文本，编次统一按入选作家第一篇的时序编排，改进和完善了大系的编例，也提高了选本的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但也相应地留下选择尺度不够统一、特色不够鲜明等缺憾。
二是序文有感而发，参差不齐，总体上给人不如首辑两篇导言的感觉。这是续编大系受到非议的主因，与选编者和作序者分开的变化直接相关。周作人、郁达夫当年是编、序合一，选、评相生。大系专请名家作序，读者和评家也看重序评的导读功能和学理价值，冀望甚高，失望也在所难免。又因作序名家，当时都已年逾古稀，只能借助他人选编的文本，重温已过五十年的历史，即使还感同身受，也难于长篇大论了。对此，理应抱着“理解的同情”，不宜过于苛责。再说，后续各集序文亦有精到之论。例如，柯灵精心结撰第三辑散文卷序文，对战争年代散文的主潮、流别和老中青三代作家的变化作了精彩的述评，并有理有据地辩驳那些贬斥散文的观点，如“风花雪月”“身边琐事”“放逐抒情”之类，既发扬现代散文的精神传统，又回应新时期散文的发展潮流，为散文的自由性、个性化和抒情化作了有力的辩护和正名。各篇序文，各有独到的感言和史识，还是有助于读者阅读和了解当时各类散文的。
（三）大系三辑散文选本的经典化价值
首辑大系散文选是选学批评的一种范式。后续两辑大系散文选，尽管序评和编选都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在赓续大系经典化进程上仍有不可低估的价值意义，尤其在文献整理、文本选择、全面衡量和历史考察等方面都超越了首辑选文，使大系品牌照样成为经典建构的重要媒介。经由三辑大系接力完成的现代散文分期分类选本，集中推介了总计481家1922篇作品，对三个时期纷繁复杂的散文现象作了全面梳理和精审鉴别，促进了现代散文经典作家作品体系的形成和传播，也有益于现当代散文的传承发展和散文史研究的拓展深化。
众所周知，首辑大系散文选的两篇《导言》，是现代散文史论的代表性之作。尽管导论提升了选本批评的价值意义，但选本的主体仍在选文，总集选本更是大浪淘沙、以少总多，主要通过选文来体现选家的批评意识和鉴别能力，反映现代散文的创作成绩和发展面貌，引导广大读者欣赏和借鉴散文精品的思想情趣和艺术奥秘，促进散文名作的广泛传播和经典认同。一经入选大系，连当时不以散文出名的徐祖正、废名等，也顿然一选成名，流传至今。后续选本对五四散文的编选，只排除吴稚晖、顾颉刚等人而复选其中的大部分作家作品，追认和强化了其选文的经典性和公信度。
现代散文经典化，实际上是一个经典作家作品经受历史筛选的过程。新时期以来，“散文选本热”复兴，良莠不齐；但以百花文艺出版社“现代散文丛书”为代表的系列性別集选本，以《中国现代散文选》七卷本和大系后两辑散文选为代表的总集选本，标志着现代散文经典体系的成功建构。这些选本形成了现代散文的经典场域，入选作家作品大多经受了历史的淘洗和读者的检验，具有不同程度的代表性和经典性。
就大系后两辑散文选而言，所选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成名作家的新作颇多，可见前两代散文家仍是三四十年代散文创作的主干，并依然保持高超的艺术水准。新入选作者300多家，是三四十年代文坛的生力军，跨入新中国以后又大多卓然成家。这使人们发觉，30年代在老京派之外还有何其芳、李广田、芦焚、吴伯箫等新人的崛起和创新，抗战时期“鲁迅风”杂文仍有王任叔、聂绀弩、冯雪峰等重要传人，且有钱锺书、王了一等学者杂文的独树一格，七月诗派丘东平、阿垅、曹白、彭燕郊等也有散文佳作，与九叶诗派同时存在着陈敬容、田一文、刘北汜、郭风、莫洛等抒情散文创新群体，沦陷区之中亦有关露、南星、林榕、张秀亚等不为人所知的新秀，当代散文名家孙犁、杨朔、刘白羽、秦牧、黄裳、汪曾祺等都是从战时文坛走过来的，如此等等，补足了三四十年代经典谱系曾缺失的多个支脉，为现代散文经典体系的完整建构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 七卷本《中国现代散文选》的断代统编
在1978年以前，现代散文尚无贯通各时期且以1949年断代的总集选本。为适应现代文学学科建设和教学研究之需，学界在改革开放之初几乎同时开始编纂两套大型的现代文学总集选本。其一是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其《散文选》4卷入选141家444篇。其二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从1978年着手编纂的《中国现代文学创作选集》，其中的《中国现代散文选》7卷约400万字，由林非领衔编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1983年出版，共选收250家819篇，比前者扩大了近一倍，更为全面系统地反映了现代散文丰富多样的创作成果和发展概貌，从而成为现代散文断代选本的代表作。
七卷本在卷首冠有《〈中国现代文学创作选集〉编辑体例》和《〈中国现代散文选〉编选说明》。前者确定整套选集的编选宗旨，既坚持革命性、进步性文学的主导性，又兼顾新文学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体现了改革开放初年文学史观念的更新和开放态度。后者对散文编选做了专门说明：“我们认为，散文的范围是宽广的，它既可以包括抒情性和叙事性相结合的小品文，又可以包括侧重于抒情性的散文诗，侧重于叙事性的报告文学和侧重于议论性的杂文。对这四种不同类型的散文作品，本书都作了选录。由于第一种类型的作品在现代散文史上所占的比重较大，因此在本书中也相应的占有较多的篇幅”；“我们还按照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在政治态度上前后变化甚大的某些作家所写的具有一定价值的作品，酌情选入了一些。”这个说明言简意赅，明确界定现代散文的范畴和品种，体现了他们统编各类散文而以小品文为主的主旨；还强调以唯物史观对待有争议的作家作品，并尽可能选用原刊和初版的文本，体现了文学史家对待选本的严谨态度和科学精神。
七卷本选家在改革开放之初，以文学史家的专业眼光来编选现代散文，在散文观念、选择标准和编选体例等方面开始拨乱反正，很好地体现了历史意识与当代眼光的交融。他们面向现代散文整个发展过程，统观各时期、各类型、各流派散文，比此前选本更具综合性、整体性和学术性。从入选作家作品来看，不仅数量上远超以前的各种选本，而且已得思想解放风气之先，遴选一批正在陆续“解禁”的作家，如周作人、林语堂、胡适、徐志摩、陈西滢、沈从文等有争议的作家，以及冯雪峰、聂绀弩、高长虹、萧军、萧乾等刚被“平反”的作家，还发掘出一批被以前选本忽略的革命作家，如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方志敏、殷夫、柔石等，以及三四十年代一大批新进作家，初具海纳百川、百花竞放的新气象。
七卷本重建了现代散文经典作家作品的规则和体系，引领了新时期新编散文选本历史化、学术化、经典化的主潮和选风。主要表现在：一是回归唯物史观，重返历史现场，从散文史实际出发，以全面系统地搜集梳理原始资料为基础，以史家眼光重估价值，品文选人，如实反映现代散文多样发展的基本面貌和主要成就，可说是一部以选代史的丰富多彩的现代散文创作史。二是回归文学本位，以文学散文观念统括小品文、散文诗、杂文和报告文学等文体，以思想性与艺术性统一、代表性与优秀性结合、历史感与当代性相通的标准重估过去，既重新确认和突出革命作家、进步作家的主流地位，又重新选认和包容其他风格流派的名家名作，乃至当时还有争议的周作人、林语堂等，重构了与散文史实际大体相符的经典作家作品体系，为随后兴起的现代散文史研究奠定了史料基础和选评格局。三是回归学术规范，以专业眼光鉴别作家作品的代表性，使全书入选面既宽广又严格，各家选文既精准又新鲜，各家选量既有全局考量又有具体斟酌。就选量来看，最多的是鲁迅25篇，依次为巴金14篇，郭沫若、郁达夫、茅盾、朱自清各11篇，叶绍钧10篇，丰子恺、老舍、唐弢、鲁彦各9篇，冰心、许地山、王统照、郑振铎、沈从文、何其芳、李广田、缪崇群、冯雪峰、柯灵各8篇，周作人、瞿秋白、徐志摩、梁遇春各7篇，林语堂、闻一多等13人各6篇，俞平伯、陈西滢等14人各5篇，李大钊、钱玄同等29人各4篇，陈独秀、蔡元培等42人各3篇，2篇65人，1篇62人。除了周作人、林语堂等个别作家的选量偏少之外，大多较为适配。总体上可说囊括了现代散文三十年间各有特色和代表性的作家作品，入选水准普遍较高，公认度较高，在版本、校勘和编排上也恪守文献编纂学的规范，因而具有较高的学术性。以上三个“回归”开了新时期的新选风，为后续选本所承传发展。
当然，现代散文选本的经典化进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七卷本也留下一些历史局限。主要是，因当时有些作家未被“解禁”或“发现”而无法入选，其中就有一批有特色有影响的名家，如梁实秋、钱锺书、王了一、钱歌川、张爱玲、苏青、文载道、周黎庵、南星、胡风、阿垅、廖沫沙、潘汉年、黄裳等，直至后续两辑大系散文选才得以增补。
三 两类总集选本的量化分析和比较研究
为了比较分析两类总集选本的编选特色和互补价值，笔者借鉴统计分析的方法，统合大系本和七卷本的入选情况，对入选人数、篇数和重合数三个数据进行量化分析，以期细化和深化选本学研究。
（一）总量分析
从总量上看，这两套总集选本累计选收950人次2741篇次，扣除重合数，实际选收548家2359篇，应该说几乎囊括了现代散文三十年间具有各种代表性的作家作品，成为现代散文史上收录最丰富、最全面、最系统、也最重要的总集选本。
三辑大系散文选总计10卷，累计入选700人次，扣除重复入选的，实际选收481家1922篇，是迄今选录作家作品最多的一套现代散文总集选本。七卷本精选250家819篇，也是当时规模最大的通史型选本。两套重合作者183家，占总数33.4%；不重合者365家，占66.6%，恰好是1∶2。两套选文重合382篇，不重合1977篇，分别占总量的16.2%和83.8%。这些数据至少表明：一、两套重合率并不高，不重合作家占总数的三分之二，不重复篇目约占总量的84%，很能说明这两套总集选本各有选择尺度和编纂特色，具有互补价值。二、重合的作家作品大多是有定评的名家名篇，经典性和公认度较高，理应巩固和强化经典作家作品体系的积累和建构。三、两套不重合的作家作品，有部分是此前其他选本选过的，公认度也较高；还有大部分是选家从爬梳史料、类比权衡中新选的，充分体现了选家的功力和见识。
七卷本较之大系首辑33家，只不再选徐祖正、吴稚晖、顾颉刚3家，其他30家均再入选，新选可算220家，其中约有一半曾被以前选本选过，67家未被后续两辑大系复选。其选文只复选大系首辑64篇，新选755篇，但有206篇与稍前四卷本《散文选》重合。七卷本补选了大系首辑未选的一批五四作家，比大系首辑更为全面和丰富。还重新入选如前所述的一批曾被打入另册的散文名家，虽说还有一些遗漏，但已涌动着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春汛，为后续新编散文选本开了先路。
比照七卷本，大系后两辑则在首辑大系和七卷本的基础上，因分期分类遴选和规模扩大而增选了297家，选文则复选七卷本318篇，自选1402篇，自选率81.5%。主要新选了一大批在三四十年代较有特色和代表性的散文家和杂文家，弥补了七卷本由于当时仍有未解禁问题或史料挖掘不够等原因而造成的缺漏。
（二）篇数分析
大系本与七卷本因规模不同和标准差异，不仅在入选作家作品总数上有较大差别，就是在各家选量上也不尽匹配，具体表明了各自的取舍和考量。
从选量上看，这两套总集人均4.3篇，其中七卷本人均3.3篇，大系本人均4篇，二者人均选量的比率约为3∶4，可说七卷本入选3篇，相当于大系本入选4篇。折合这两组数据，入选达到人均数以上的，七卷本123家，占全书49.2%；大系本131家，占全套27.1%；但在两套中都达到人均数以上而又重合的只有83家，约占重合总数183家的45%，仅占入选总数548家的15%。
这些数据说明什么问题呢？一、达到人均数以上的是选家关注的主要作家，大多是现代散文史上较有成就和影响的作家，尤其是选量数倍于人均数的大家和名家，公认度很高。如将两套选量累加统计，并以实际篇（章）数计算，在30篇次以上的仅有13人，按多少排序为：鲁迅（91）、周作人（90）、茅盾（56）、郁达夫（54）、郭沫若（48）、唐弢（45）、柯灵（42）、冰心（40）、朱自清（36）、叶绍钧（35）、巴金（34）、聂绀弩（33）、王任叔（30）；他们在散文或杂文上都有超越群伦的突出成就，理应多选。二、两套中分别达到人均篇数以上的作家，七卷本还有40家，大系本还有48家，与两套都达到人均数的83家大体相当，表明选家们对主要作家的选认还有一半是各有考量的，各具选择性而构成互补性，为经典体系建构提供了既有交叉又有歧异的参照系。三、细究其中的差异，文体选量和单篇篇幅是两个重要变数。在大系后两辑所选1720篇中，杂文入选200家801篇，占46.5%，人均4篇；散文入选310家696篇，占40.5%，人均2.2篇；报告文学入选157家223篇，占13%，人均1.4篇。这说明杂文因短小简练而选量居多，各家选量较多的往往是散文与杂文兼作的作家。当然，各家选量还要结合篇幅加以考虑，长文少选，短文多选，是选本的常态，也是总集选本多选短文的一个缘由。
（三）抽样分析
更重要的是要进一步考究选文的分量和质量。这里，以分量最重、众所公认的散文大师周氏兄弟为例，具体考察他们在总集选本的入选情况。为了充分说明问题，所抽取现代散文总集选本扩充为24种。前20种是同代人对当时散文进行及时选介的阶段性成果，后4种已是隔代回顾的总结算。前后相隔半个世纪，对照看来，颇有意思。
统计24种散文总集选本，总共选录鲁迅120篇258次，周作人109篇245次，选量和频次均居前两位，可佐证和强化周氏兄弟在现代散文史上双星齐名的定位。但对两个时期分开统计，30年代20种总计选录鲁迅66篇154次，周作人92篇213次；新时期4种增选鲁迅54篇104次，周作人17篇32次；前后反差很大。这既表明同代人更看重周作人的散文小品，又说明当时人们虽也看重鲁迅的散文和杂文，但直到新时期选本才使他跃居榜首，周作人却因历史问题而在新时期初期选本中仍未恢复其已有的历史地位。
30年代选本推崇周作人，在大系之前的15种选本中，已选周作人47篇100次，鲁迅43篇88次，略显差别。到了郁达夫编大系散文二集时，竟用全书一半多的篇幅选了周作人57篇，鲁迅24篇，在突显二家散文成绩“最丰富最伟大”的同时，亦将二者选量累计扩大为157∶112篇次的差距。他在《导言》中精辟地辨析了二家的风格特色，但细读起来，可以感觉到他对周作人文风更为欣赏和投缘。这不只是郁达夫一人的偏好，当时知识分子和一般读者中也是更多地喜欢知堂的温文博雅，对鲁迅的深刻辛辣在接受度上可能略有差异。直至抗战爆发、北平沦陷之初，文化界同人还期盼周作人毅然南下，可惜他不久就变节投敌，为国人所不齿，从此在选本和文学史上的地位也沦落下去了。
直到“新时期”改革开放之际，新编现代散文选本才又重新审视周氏兄弟齐名的问题。四卷本和七卷本散文选较多地选取鲁迅名篇，前者选了43篇，后者选了25篇，加上续编大系二辑的散文卷和杂文卷再选36篇，顿时增加104篇次，使鲁迅选文在24种总集选本中增至120篇258次，强化了其首席散文大师的地位。相比之下，周作人在四卷本仅复选5篇，七卷本所选7篇，仅新选1篇代表其在30年代的新作；大系二辑散文复选2篇，新选4篇，杂文复选2篇，新选6篇，大系三辑散文卷破例入选其“落水”后的新作6篇；在这4种选本中累计只增加32篇次，仅列第12位，连同前20种累加才达到109篇245次，回归“周氏兄弟老二”的本位。
在24种总集选本中，周氏兄弟恰好各有28篇被复选3次以上，皆为众所公认的名篇，可作比较分析的范例。鲁迅入选篇次：《秋夜》《藤野先生》11次，《好的故事》10次，《风筝》《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9次，《说胡须》《灯下漫笔》7次，《论照相之类》《鸭的喜剧》5次，《希望》《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无常》《忆韦素园君》《记念刘和珍君》《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二丑艺术》7篇4次，《过客》《腊叶》《野草·题辞》《杂忆》《论雷峰塔的倒掉》《这个与那个》《呐喊自序》《文学上的折扣》《为了忘却的记念》《白莽作〈孩儿塔〉序》《女吊》《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12篇3次。其中，选自《野草》8篇，可见选家的偏爱，突显鲁迅散文诗的独创和高超。选于《朝花夕拾》3篇，加上《女吊》《为了忘却的记念》等同类名作6篇，体现鲁迅散文艺术的精美。鲁迅杂文量多质高，入选亦多，实证其杂文成就的无与伦比。综观这些被多次推选的名作，鲁迅的高超成就和大家风范也跃然纸上。不过，与1933年《鲁迅自选集》对照，鲁迅仅自选《野草》7篇，《朝花夕拾》3篇，虽不选给读者“重压之感”的作品，但还尽可能挑选“材料，写法，略有些不同，可供读者参考的东西”，很有主见。然而，他自选《失掉的好地狱》未被人再选过，《影的告别》《这样的战士》《淡淡的血痕中》《狗·猫·鼠》《范爱农》只被复选一两次，与“他选”总集的频次并不相称。倒是郁达夫慧眼识珠，在大系中再选了《影的告别》《狗·猫·鼠》，新选《复仇一、二》《死火》，显示鲁迅内心解剖的幽深瑰丽，丰富和深化了选文中的鲁迅形象。可惜其后8种选本没再选郁达夫新选的两篇，有失自剖层面的代表性和深邃性。
周作人28篇如下：《乌篷船》《故乡的野菜》10次，《吃茶》9次，《苍蝇》《谈酒》8次，《生活之艺术》7次，《北京的茶食》《苦雨》《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闲话四则》6次，《山中杂信》5次，《碰伤》《寻路的人》《鸟声》《唁辞》《夏夜梦抄》（含《初恋》）《文艺批评杂话》《草本虫鱼小引》《哑巴礼赞》《村里的戏班子》9篇4次，《上下身》《死之默想》《学校生活的一叶》《卖汽水的人》《雨天的书序》《冰雪小品选序》《体罚》《金鱼》8篇3次。这些选文大多属于闲适冲淡方面的精品，只有个把篇杂文绵里藏针，主要突显了知堂的闲情逸趣，与其散文本身的丰富多样并不相符，也与乃兄的博大精深难以匹敌。这固然是周作人散文的特长所在，但与选者和读者的偏好也有关系。当年选者大多是为中学生和文学青年编选范文读本，自然多选这类情趣盎然、雅俗共赏的美文。也与其《知堂文集》做个比照，他自选1933年前的散文小品36篇，其中有《乌篷船》《吃茶》等闲适小品被反复入选，有《闭户读书论》《伟大的捕风》等杂文名作仅被再选一两次，还有《教训之无用》《吃菜》等15篇未被再选，占了近半篇目。虽说总集选本因选量有限而要从严精选，与作家自选可以不同，但要选出作家多方面的代表作，就不能忽视他那些启蒙意识、批评意味和反讽笔调较浓厚的杂文小品，否则就简化和肢解了“知堂风”。周作人曾说，“我希望在我的趣味之文里也还有叛徒活着”，“我的确写了些闲适文章，但同时也写正经文章，而这正经文章里面更多的含有我的思想和意见，在自己更觉得有意义”。他对批评家所称许或批评的“闲适”“平淡”并不领情，反讽他们“难免有失眼之讥”。
总集选本中关于周氏兄弟两大家选文的变迁及其与作家自选的异同，很能说明已有选本的名篇选认，既因时因人而有所不同，又有大致相通的选择标准和审美取向，都尽可能选出可代表作家风格特色和最好水平的精品杰作，只因眼光和用意有别而各有所好。选本总是在特定选域内加以鉴别，在取舍、选量、编排之中既体现选家的标准和眼光，又显示作家作品的代表性和优秀性，达成以选寓评、以精驭博的编纂目的。因此，选文质量的高低决定着选本的优劣和存亡，取决于选者的眼力和见识。优秀选家既要见多识广、胸有成竹，又要慧眼识珠、披沙拣金，对所选作家作品了然于胸而又心明眼亮，才能选准选好名家精品，在助推名作成为传世经典的同时，也使自己的选本能够成为传世样本。
结语：散文选学的现代转型
从上述比较分析中可见，以大系本和七卷本为代表的现代散文总集选本，既充分体现了分期分类和断代统编两类编法的特色和成就，又存在着互动对话、复合互补的现象和机理。这两类总集选本，以选寓评，择优集粹，纵横交织，优长互补，在成功建构中国现代散文经典体系的同时，也成功实现了中国散文选学的现代转型。
中国选学源远流长，从狭义的《文选》学扩展为广义的选本学，发展成为中国文学批评的一种重要形式和专门学术。散文选学从梁代萧统《文选》的诗文合编开始，至南宋吕祖谦《古文关键》独立发展后，创获丰硕，代有名编，以明代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钞》、清代吴楚材与吴调侯的《古文观止》和姚鼐的《古文辞类纂》最有影响。传统选学在五四新文学运动初期受到猛烈冲击，影响了选本学传统的传承发展。
然而，选本学传统在新文学进入建设期之后开始回归和复兴。因应新文学传播和教育的社会需要，陆续产生周作人《泽泻集》、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等别集选本，曹养吾《中国近十年散文集》、阿英《现代十六家小品》、《中国新文学大系》等总集选本，承传古代散文各种选评方式而有所革新。此外，还有鲁迅、阿英、朱光潜、李长之等名家探讨选本的功能意义和利弊得失，为现代选学奠定了理论基础。从编纂实践到理论批评，都有值得总结和阐发的经验教训和学理启示。
首先，新文学家开始正视和重估选本的功能作用，自觉借鉴和革新传统选本的编法。鲁迅在《选本》中论断：“凡选本，往往能比所选各家的全集或选家自己的文集更流行，更有作用”，“选本既经选者所滤过，就总只能吃他所给与的糟或醨。况且有时还加以批评，提醒了他之以为然，而默杀了他之以为不然处。”鲁迅揭示了选本以选寓评、选评互补的批评特性和以优诱人、以少胜多的传播功能，也提醒读者留意选本的局限和流弊，对选本批评的利弊有着辩证而独到的见识。阿英自觉传扬古代的严谨选风，借鉴明末陆云龙《皇明十六家小品》的编例，编出了传世选本《现代十六家小品》。他批评当时“随意挑选，拉杂成书”“投机取巧，粗制滥造”的不良风气，提倡“把选文当作一件很重要的事业”，深知“严肃的文选家工作的艰苦”，不仅要通晓选材，审慎取舍，更要独具慧眼，独出心裁，才有可能编出优秀选本。朱光潜则从理论上分析选本的得失，认为“编一部选本是一种学问，也是一种艺术”；“编选本既能披沙拣金，所以选本不但能为读者开方便之门，对于作者也有整理和宣扬的效果”；“选本都不免反映选者的个人好恶以及当时的风气。所以公允只是一个理想，事实上都难免有所偏向。有偏向就有缺陷”。李长之主张“只有‘史’和‘鉴赏’两种用意的选本是值得存在的。‘史’便需要有史识，‘鉴赏’便需要有审美能力”；“如果从文学批评的眼光出发，一个选本当力求其精，所选的应该全是完整之作，——至少从选的人的眼光看是如此。如果从文学史的眼光出发，一个选本当力求其代表底意义，所谓代表底意义是：代表某一作家，代表某一时代，代表某一种文学的体裁的演化之迹”。他从编选目的上推举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的两种视角，相应提出代表性与优秀性的选择标准、历史与审美的鉴别眼光和求真与求精的编选目标，虽说尚未解决二者兼顾的问题，但有助于选本批评的分类研究和编法创新。这些论述阐发选本学的本义、功用和编法，对选本批评的得失利弊持有理性的辩证的看法，为选学正名并打开了古今转化的通道。
其次，现代选本整合了散文的现代观念和文体意识。曹聚仁分编《散文甲选》和《小品文甲选》，分辨散体文和小品文的异同。其散体文概念与传统散文观近似，但已看到现代散体文深受时代变迁和外国文学的影响而形成新的特色，并概括分为“论议文说明文记叙文三类”。又进而界说：“小品文的体制是‘散文’的，它的性质是‘诗’的，也可说是散文诗。本编即依诗歌分类，分为记叙的、描写的、抒情的、冥想的（哲理的）、讽刺的五类。”这与中国传统小品和厨川白村所论Essay文体相通。曹聚仁既把散文视为各种散体文章的统称，又从中分出小品文作为文学散文的代表文体，这在现代选家中很有代表性和普适性。赵景深与姜亮夫分工编选的《现代小品文选》和《现代散文选》，也持有如此的散文观念和分体意识。周作人在大系《散文一集导言》中则整合自己的散文观念，将“论文”“美文”改称为“小品文”，界说小品文“在个人的文学之尖端，是言志的散文，他集合叙事说理抒情的分子，都浸在自己的性情里，用了适宜的手法调理起来”；他所说的“美文”“随笔”“小品文”“杂文”等，是异名同质的术语，实质上指的是包容叙事说理抒情成分、富于个人性和艺术性的各体文学散文。郁达夫在大系《散文二集导言》里更明确界定现代散文的含义和特征：散文虽然历来是“无韵不骈的文字排列”，但在现代“却又不是这么广义的，似乎是专指那一种既不是小说，又不是戏剧的散文而言”；现代散文之“最大特征，是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比从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第二特征，是在它的范围的扩大”，“第三个特征，是人性，社会性，与大自然的调和”，以及“近来才浓厚起来的那种散文上的幽默味了”。郁达夫和周作人都从现代文学“四分法”上解说散文，确立它是与诗歌、小说、戏剧并列的文学体裁，富有文学性、自由性、个人性等现代特征。两人以此散文观编选大系散文卷，囊括小品文、杂文、随笔乃至游记、日记、传记、书信、序跋等各体散文，既比古代广义散文严格，又比当代狭义散文宽广，实为文学性散文的统称。续编大系后两辑，将各体散文概括分为散文（狭义）、杂文和报告文学三类，强化了散文一分为三的二级分类观念，但其狭义散文“仍然是重要的一个大门类”，也“仍然是随心所欲自由地写自己的思想感情和见闻的文体”。七卷本《中国现代散文选》则以小品文为主，兼收散文诗、杂文和报告文学，成为综合性散文选本的范型。现代选学远承《文选》“沉思瀚藻”传统，近采外来现代文学观念，与当时散文的理论批评和创作实际相呼应，建构和强化了文学散文的范畴观和文体观，而比《古文观止》等选本更自觉地辨识和追求散文的文学性、审美性和独立性。
最后，现代散文选本建构了以个性风格为核心的评选标准和经典体系。曹养吾首选《中国近十年散文集》，就说“在所选各家散文中我们又往往可以看出各个作家的个性”，并在各家简介中开了评点风格的先例。赵景深编《现代小品文选》，在序文里着重品评所选26家的风格特色，对周作人和鲁迅、朱自清和俞平伯、丰子恺和孙福熙、徐志摩和冰心等几组散文家个性风格的异同点作了精当辨析，常为时人所引述。孙席珍自定《现代中国散文选》的选录标准是“以作家为单位”，选文“皆竭力求其能代表他们的作风”，附录《论现代中国散文》还评介了“诸家的作风”。阿英确定《现代十六家小品》的选辑标准是“完全以能代表作家者为主”，并以16篇短序对各家小品的思想特色和艺术风格作了中肯的评析。周作人在《导言》里重申小品文“在个人的文学之尖端”的理念，在“文词与思想”之外还增添“气味”之独特风格的审美要求。郁达夫从“散文的心”与“散文的体”结合的角度阐述现代散文的个性说，肯定“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比从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认为散文中的个性是“Individuality（个人性）与Personality（人格）的两者合一性”，表现在“个人文体Personal Style”之中。他据此选评各家散文的个性风格，大都切中肯綮。即便是新时期以来从文学史角度续编的七卷本和大系本散文选，在加强史学意识和主流导向的同时，也都兼顾各种风格流派的作家作品，仍把个性风格的代表性和多样性作为散文选学的价值尺度。不仅许多别集选本专注所选作家的风格特色，许多总集选本更是将作家个性风格的代表性和独创性作为选评的重点和亮点，改革和超越了古文选本偏重体式义法的评点方式，建构了以个性风格为核心的现代选评标准和价值导向。
总而言之，现代散文的优秀选本，无论是别集还是总集，是鉴赏型还是文学史型，是横向类比还是纵向梳理，大多慧眼识珠，披沙拣金，力求在各自选域内选准能代表作家风格特色和最好水平的名篇精品，既突显所选作家作品的代表性和优秀性，以少总多，集粹传播，促进名家名作的经典化和普及化；又体现选家批评的主体性和包容性，以选寓评，选评互证，努力使选、作双方的主体性趋于相知共鸣，并使选本具有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的双重属性和传世价值。然而，现代散文选本众多，理想选本并不多见，也难免存在胡编滥选的恶习和弊病。当今编选者可要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大力发扬精审选评的优良选风，继续为中国文学经典化和中国选学现代化作出新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