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笔触伸向更广阔的生活和更深邃的人心
写《在普者黑谈情说恨》之前很长一段时间我没有写小说，原因很简单，我从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投入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时代浪潮里，沉浸其间几近忘情，根本无暇他顾。五六年间我走过全国几百个县域内的上千个村庄和社区，深入到广西、云南、西藏、新疆、内蒙古、甘肃和东北三省等省区的边境市县和民族地区，调查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状况。对我来说，这既是一份责任重大使命光荣的工作任务，更是一场持久而深刻的精神洗礼和灵魂再造。今年春节期间，决定将这些年的经历和见闻写成小说，将中国轰轰烈烈开展的非遗保护行动用文学的形式记录下来，保存下来，借此将这二三十年来我们脚下这片土地发生的深刻变化，以及这些深刻变化中最令人动容的人们心灵的微妙嬗变发掘出来，展示出来，于是就试着写了几篇不同于之前风格的中短篇习作，看看能不能找到一种新的思想表达方式。《在普者黑谈情说恨》就是其中的一篇。
过去曾写过一批中短篇小说，题材主要集中在知识分子领域，主题多是探讨现代生活中知识分子群体如何突破自己的认知偏狭和自我格局进而融入大时代，笔触重点聚焦在学界和知识界的小圈子中。而这次包括《在普者黑谈情说恨》在内的这一批小说试图跳出过去的思维惯性和写作藩篱，希望将笔触伸向更广阔的生活和更深邃的人心。题材上不再拘泥于学界，而是以非遗保护为背景，尽力描画工商政学农各界，地域上不再专注于大城市，而是根据故事演进的需要，背景在城市与乡村、内地和边疆、南方与北国穿插变换。其实，更重要的不是题材和背景的变化，而是竭力展示新的内容和新的旨趣。内容尽可能地概括时代变革和精神嬗变，题旨和意趣尽可能集中在近二三十年的社会生活的风貌质变和国人心灵的日益丰赡。
与此相关的，我想在写作方式有所突破，有所变化。其中比较重要的一点是采取一种准纪实方式或类似非虚构的形式来结构我的小说，把自己“摆进去”，突出将故事集中控制在“我”的关照和叙述视角之内，而这个叙述人“我”与作者的真实身份似是而非，模棱两可地掺杂在一起，造成一种叙述声音的幻象和逼真效果。叙事人既是小说的角色，又与作者身份产生某种重叠。与这种叙事人和作者身份虚实结合特点相匹配的，是小说发生环境的真实性，小说中的较大地理空间基本取自现实的真实地名，而小的地理单元则要完全虚构。小说发表出来，只要不造成误解和不必要的纠纷，小说内的许多元素力求真实。比如这篇小说《在普者黑谈情说恨》中普者黑景区是真实存在的，而普者黑酒店则是虚构的；昆明的翠湖公园和呈贡区是真名，而外贸公司和小诊所则是虚构的。重要的历史事件是真实的，而地方政策变化则是虚构的，比如下海潮和美国次贷危机都是真实的，而造成主人公两次破产的产业政策调整和旅游企业倒闭是虚构的。
无论是题材聚焦非遗领域，还是形式上营造非虚构效果，其实根本是将小说写作的触角延伸到几十年社会发展的幽深处和亿万人心理裂变的褶皱里，在探查个体命运发生的性格密码，在描画非遗行业变迁的体制力量的同时，将小说这个艺术品种的爆发力和创造力呈现给更多的读者和更年轻一代。虽然达不到自己的预期，但是我将凝心聚力向着这个方向努力，力争给我们的文学百花园贡献一个新的小说品种：非遗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