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昆虫志》的表层结构是一个仕途失意的故事，但是作者又为“失意者”配置了一个显赫的名字——魏征，以及与这个显赫的名字相适配的出众才华。绚烂才华与仕途失意碰撞出的遗憾与悲情，历来是故事的看点，难的是如何在流口常谈中写出铁树开花。在仕途的起点，魏征比他的千古名臣前辈要幸运，初入仕途直接任职市委政研室，尽职尽责，能力才情在领导和同事中都得到认可，但在几件大事上总是磕磕绊绊，有不可预测的意外使然，也有个人性格因素的必然。在栲栳街改造项目中，他提出的三条改造理由逻辑严密，却因未能预见改造后的商业生态崩溃而成为众矢之的；在黑岛申遗工作中，他基于专业判断提出异议，却因此得罪领导，彻底失去了晋升机会；为大领导起草讲话稿，他出现笔误，酿成事故，三十年勤勤恳恳的工作成果也随之付诸东流。这些挫败构成了一部职场“不得志百科全书”，每一个场景都能让体制内读者找到共鸣，结果就是当初最有才华、最被看好的魏征快到退休还原地踏步，同期入职的其他同事早已在更高的职位、更显赫的人生战场上策马扬鞭。故事并不复杂，一目了然，当代魏征与长安小吏李善德四目相望，华发早生，给足同道中人“于我心有戚戚焉”的唏嘘不已。

但《昆虫志》并不是典型的现实主义写作，小说在人物关系和结构枝蔓上的诸多考量都表明，通过对社会问题的镜像呈现提供情绪价值并不是小说的深层意指。小说中的主要人物，除了魏征，就是“我”——魏征的多年同事、好友。“我”是社会通行认知标准中的成功者，虽然才华不如魏征，但在仕途上游刃有余、顺风顺水。小说叙事主要是在“我”与魏征的对话中展开的，辅之以必要的客观描述，补齐完整的故事链条。小说中同时出现成功者和失意者两个主要人物，在人物关系和叙事意图上通常会出现两种模式，一种是人性视角，通过深度开掘对立的两类人物的精神世界、行为方式，探究人性本能与外部环境纠缠下形塑的复杂人性；一种是社会视角，在两个阶层、身份、命运对立的人物之间的强烈矛盾冲突中，铺展波澜起伏的社会图景，并导向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昆虫志》不属于这两者中的任何一种。小说中，无论是成功者“我”，还是失意者魏征，都是内核稳定、逻辑自洽、绝不拧巴的人设，成功者一方与失意者一方维系着微妙的平衡，保持对话的平等。“我”给魏征的那些职场建议，都被魏征以昆虫的名义搪塞过去了。成功没能改造失意，失意也没拒斥成功。井水河水各流各的，阳关道独木桥各走各的。

“我”和魏征都不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从始至终，“我”和魏征的人设都没有变化，而这种平面的、自洽的人设姿态恰是当下生存状态和人生信条的表征——当规则不可撼动，与其四处出击，不如在舒适圈里建构自己的规则；而成功与失意的平行并置更是对现实分野、阶层区隔的直接镜像——既是对现实的被动接受，也是对规则的消极抵抗。小说借助“我”和魏征具有强烈社会隐喻性的人设与互动关系，间接回应当下社会中某些具有代表性的社会情绪与话题，如网络媒介上经常出现的“普通人如何过好一生”“为什么拼尽全力依然过不好这一生”“躺平还是卷起来”“是精神的胜利，还是精神胜利法的胜利”“职场牛马生存法则”，等等。小说中，“我”与魏征的每次交流，都是顺应规则一方与抵抗规则一方的对话场域，是双方充分表达各自逻辑与选择的自述。这也是小说叙事的深层结构试图讨论的核心问题，即：到底何谓成功？成功与失败的界限是什么？

昆虫是《昆虫志》乃至老藤小说中醒目而特殊的标志性存在。近年来，老藤借鉴古典文学技法，以生物譬喻人物，在其创作中搭建了一个生机盎然的生态园，其中有欢腾的动物：鹰、蛇、驴、狍子、狗鱼……有葳蕤的植物：钢笔水花、拉拉秧、牵牛花、白桦、狗尿苔……如今又增添了斑斓的昆虫：萤火虫、蓝蜻蜓、兰花螳螂、蟋蟀……草木藏风骨，虫豸显人心。这些律动的生灵构成了老藤小说完整的比兴体系，也书写着一种态度：在自然与诗中栖息。魏征与昆虫的关系构成了《昆虫志》中另一组具有象征意味的关系。如果说“我”与魏征的关系是现实世界秩序的象征，那么魏征与昆虫的关系则是精神世界寄托的象征。一只只昆虫意象共同编织了一张意义之网，当同僚们执着于职务晋升的零和博弈时，他却在小虫子的世界中发现了无限宽广的精神栖息地。通过这种双重叙事，小说解构了社会同行认知中成王败寇的单一价值判断，构建起一个失意者的“平行宇宙”，魏征的“失意”在“平行宇宙”中获得了诗意的救赎。

魏征与昆虫的关系，呈现出由观察到认同，再到自我投射的深化过程。最初他只是客观观察萤火虫的发光特性，到后来将蓝蜻蜓的多维视角内化为自己的工作方法，再到退休前以黑蝴蝶自喻，完成精神蜕变。这种递进关系揭示了一个存在主义命题：当外部世界拒绝给予认同时，只有通过建构自己的意义系统获得存在尊严。《昆虫志》的叙事暗合了“无用之用”的传统智慧。在讲究实用主义的职场中，魏征对昆虫的痴迷被视为不务正业，但这种看似无用的爱好恰恰成为他抵御世俗执念的解药。

小说结尾处，魏征选择提前退休创办昆虫标本馆，这个情节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黑蝴蝶的意象暗示着灵魂的涅槃重生，从体制内的边缘人转变为昆虫文化的传播者，魏征完成了从“被定义”到“自我定义”的主体性觉醒。这个开放式的结局超越了传统官场小说的窠臼，不再纠结个人在体制内的沉浮得失，而是指向了更为本质的问题：当社会评价体系与个体价值追求发生冲突时，人是否有勇气遵循内心的召唤。之于三十年勤勤恳恳的工作，魏征并不是一个成功者，但在成功者的辉煌尘埃落定的时候，魏征则阔步走向人生下半场的精彩舞台。

《昆虫志》将昆虫学知识、官场生态观察和存在主义思考熔于一炉，用八种昆虫搭建起连接世俗世界与精神超越的隐喻桥梁，创造了一种官场书写的全新范式。在这种书写中，失意不再是需要掩饰的耻辱，而可能成为通向精神自由的契机；快意也不必然依赖外在成就，而可以源自内心世界的丰盈自足。这种对“成功”与“失败”的重新定义，使得小说在职场叙事泛滥的当下，展现出独特的思想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