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春成：哪得不游戏
我一向喜欢看六朝的赋。尤其是那些咏物小赋，细密繁复中有一种天真，他们的眼还是孩童的眼，能像从未见过月亮似的揣摩那团清光，从未见过雪似的端详其飘落。体物既精微，又爱穷形极相地刻画，像是对外星人耐心地描述：“我们那有一种从天而降的结晶体，其为状也，散漫交错，氛氲萧索；联翩飞洒，徘徊委积……”又有来自佛经或乱世的无常感，这种咏物有时像临别的凝视。田晓菲认为南朝人是最先描写落花的，对此我存有怀疑，但明白她的意思，比起汉魏的浑朴，南朝是感官觉醒的时期，一觉醒便极端细腻。五感均细腻，就是簇拥而来的华美。又发现了四声与骈偶的秘密，“体制一变，便觉声色大开。”
江弱水在《古典诗的现代性》开头便给出概括：“南朝的文学，历代公认为极衰。李白诗云：‘绮丽不足珍’，杜甫诗云：‘恐与齐梁作后尘’……在正统的文学批评者看来，南朝文学两大流行的风格和样式，骈体文和宫体诗，前者是形式主义的，后者是色情主义的。有了这两个恶谥，试图为南朝文学的总体价值做出辩护已变得特别困难。”通行的说法是，南朝文学的受贬斥，是后人将政权的失败归咎于文学，但这无法解释南朝美学的余脉与外延仍受贬斥。我在现实中就认识几个朋友，对南朝文学评价很低，并无政治与文学史的成见，就是口味不合。我倒觉得这里头有一种男性气质对华丽的本能抗拒。
似乎有这么一种倾向，文人年轻时若诗风绮靡，壮年后往往要力求摆脱，或被要求摆脱。《河岳英灵集》载崔颢 “少年为诗，属意浮艳，多陷轻薄。晚节忽变常体，风骨凛然。”就是一例。何其芳晚年有一句旧体诗：“苦求精致近颓废，绮丽从来不足珍。”我感觉他是真的在反省《预言》、《画梦录》时期的颓废与绮丽（这两个词正是南朝文学的关键词），并不全出于政治风向。他如何从“你夜的叹息似的渐近的足音”、“扇上的烟云”转变为“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我歌唱早晨，我歌唱希望”，过程令我困惑又着迷。黄仲则在《绮怀》末一首说“结束铅华归少作，屏除丝竹入中年”，似是对早期华美风格的告别，又说“自嫌诗少幽燕气，故作冰天跃马行”，他明明是一个“多愁多病身”，却爱说“男儿作健向沙场”。我曾有小文论及：“在黄仲则的意识中，曾发生过一场美学的交战，在他身上，北国再次攻陷了南朝。”“作健”二字，正是在阳刚气质与南朝美学之间的挣扎。这种美学冲突可以推及对邓丽君“靡靡之音”的抵触，对唐国强“奶油小生”的嘲讽，再推远一点，迪卡普里奥曾演过兰波那样的病态美少年，我觉得他是最逼肖的兰波，兰波、魏尔伦和南朝文学简直声气相通，可他非要把自己弄得粗砺沧桑，走入现实的荒野才能拿奖。金庸写林平之自宫后，衣饰变得艳丽，似乎是顺理成章的，既然没了雄性激素，对华美的渴望就掩袭上来。
另一方面，我又见识过一些父辈，他们以一种矫健而僵硬的姿态生活，连神经纤维都是筋肉虬结，他们警惕一切华而不实、颓靡的事物，报以鄙夷的态度，正因觉察出其中有摇荡人心的诱惑。南朝的终结者和南朝文风的反对者隋文帝，看到长子杨勇对一副铠甲加以纹饰，大为愤怒，正是出于这种心态。江弱水说：“在后世看来，南朝文人的错误就在于对文字危险的沉溺，并且引起人们对他们的文字的危险的沉溺。”
于是想看和黄仲则、何其芳反过来的变化，刚健和理性的崩解，一种沉溺或超脱。这两年里，这幕场景总不时浮现：一名幽燕老将从汉魏的风沙莽莽中驰出，雄赳赳迈进南朝烟雨，下一幕他已变成一个裹着锦袍的病态贵公子，银屏生寒，他在罗帕中咳血。这是故事之外弥散的故事。
五六月间，沉浸在这篇小说中，同时密集地看南朝的辞赋、宫体诗，流连于李贺、李商隐热衷描写的昏君的饮宴，也看一点波德莱尔，这个春夏之交过得很绮靡，充满雨的潇潇、香雾的郁勃、莲池动荡的光与色。
过去常听人说，写小说到一个程度，人物会自行活动并发展出情节，我是不太信的。写完这篇，有一点将信将疑。到后半截，确实有几处让我感到了他“势必如此”，就听其所为。石涛有一句题画诗叫“哪得不游戏”，我很喜欢，里头有一种“脱略谁能驯”的狂欢精神，有时想起，可以纠正一下我的拘谨。写作应当是好玩的，要虔诚也要放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