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董晓可，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在《小说评论》《文艺争鸣》《当代作家评论》等刊物发表评论作品60余万字，出版评论集《盖茨比的鞋子》、学术专著《80年代文学的话语重建与转型研究》，荣获“赵树理文学奖”等奖项。

摆在作家毕海林面前的，是一种有难度的书写。这种难度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战争题材的框定性限制与影响的焦虑。无疑，在此之前，已经有了两个脉向的作品：“十七年”以来的红色革命历史书写和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启的新历史主义小说，这两个脉向都留下了大量优秀作品。二是短篇小说的限制性问题。这种被誉为刀尖上的舞蹈的文体，以万字左右的篇幅，在立意、结构、语言、人物诸方面都需要较好的呈现。所幸的是，《村庄大雾弥漫》（以下简称《大雾》）没有让人失望。它犹如一只麻雀，个头虽小但五脏俱全，且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灵动的飞翔。

《大雾》给人带来的一个直观感受，便是对于战争迷雾下畸零人的塑造。我们的文学作品中，有诸多作为社会畸零人的存在，这些大多与现代性的因子相关。以多丽丝·莱辛的小说《浮世畸零人》为例，其中塑造了一个被社会遗弃的畸形儿。他因外貌怪异被家人驱赶，在漂泊中屡遭欺骗与利用，最终以超现实的方式消逝于山谷。而事实上，对于战争，在宏大的主流叙事之外，对于残酷战争阴霾下弱小生命个体的摧残，以及由此造成的畸零人群的观照，也同样甚至更为需要，因为其往往面临着更为严重的心灵主体性的破碎。在此，《大雾》做出了可贵的探索。在小说中，覃川与覃老汉虽无生理畸形，却在战争这台残酷机器下沦为更深重的“畸零人”。覃川十岁时经历父母横死森林，他被村民驱逐出村，在饥寒交迫中跋涉于浓雾笼罩的荒野。他的世界因至亲离世与故土放逐而崩塌，成为被命运抛掷的孤魂。覃老汉则背负着严酷的战争创伤——1937 年忻口战役中，他左腿中弹，亲眼目睹战友小西瓜饮弹身亡。此后数几十年如孤影般蛰居东湖村，那杆小西瓜用过的杀过八个敌人的枪既是荣誉勋章，更是锁住记忆的枷锁。他们的人生畸零并非个体的生理缺陷，而是战争撕裂时代留下的精神残响，如同管涔山的晨雾，将个体困在历史的褶皱里，既无法融入当下，也难以返回过去。

《大雾》的可贵之处还在于，它没有止步于展现畸零人的悲惨，而是细腻地书写了破碎主体性的伤痕弥合过程。老者与小孩的角色选取别具匠心，构成了一组互文依托的生命镜像。覃川的儿童视角如同一面澄澈却脆弱的镜子，照见战争的残酷性与成人世界的复杂。当他看到覃老汉豁着两个黑洞的嘴巴时，非但没有恐惧，反而认定“这就是我的爷爷”。这种孩童式的直觉，恰是对战争造成的亲情断裂的本能修复。而覃老汉的坚韧则如同一棵老树根，在岁月的冲刷中依然深扎大地。他为覃川递水时枯瘦手指的轻拍，生火做饭时沉默的忙碌，以及用绿军装为孩子挡雨的举动，都在无声地编织一张爱的网，将两个孤独的灵魂打捞上岸。孤独的少年与坚韧的老人，在东湖村的石碾旁、炊烟下完成了一场跨越代际的救赎，就像浓雾中逐渐显形的村庄。他们的生命在彼此的映照下，慢慢浮现出清晰的轮廓。

在《大雾》中，随着故事的展开，更多历史纵深处人物细节的复杂性与恒定性逐渐被细腻打开。首先，是细微处的真实人性探照。小西瓜母亲被远房表舅胁迫为妻的遭遇，村主任带人逼迫覃老汉分地的场景，均展现了个体在宗法与战乱夹缝中的挣扎与人性的善恶是非混杂。这些细节中的人物，打破了战争书写中阶级对立、善恶对立的二维叙事，让历史有了更立体的肌理。其次，在这背后，也有人物恒定性的一面，即人心美好与坚毅的人性微光：覃川对“爷爷”的天然亲近，覃老汉对小西瓜母亲的承诺坚守，以及一碗热汤面、一件军装所承载的温情，如同东湖村石碾子的纹路，在时光流转中始终清晰，证明即使在历史的大雾中，人心深处的善良与正义也从未熄灭。

广阔的大地书写与细致的物候书写，是《大雾》的另一个重要特色，正是这些承载了丰厚的历史记忆与爱的记忆。管涔山的原始森林是覃川童年的底色，那里有父母拾取的木柴、猎取的鸟雀，也有最终吞噬双亲的悬崖；东湖村则如同一处灵魂的渡口，潺潺的青河、错落的房屋、笔直的大树构成了一幅宁静的乡土图景，而演武梁的丛林、西边的土堡则暗藏着战争的密码。这些地理坐标不仅是故事发生的舞台，更是历史的见证者。管涔山的风雪记录了覃川的逃亡，东湖村的炊烟温暖了他的重生，土堡的荒草则低语着小西瓜的牺牲。于此相契，物候符号的运用同样精妙：清晨的冷雾既是自然现象，也是历史迷雾的隐喻，它模糊了过去与现在的边界，让覃川得以在恍惚中化身为小西瓜，完成一场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牛的沉稳与羊的稚嫩，构成了老与少的生命对照；石碾子作为覃川童年的玩伴，在东湖村再次出现，成为连接破碎记忆的纽带；而那杆挂在土墙上的枪，冰冷的木质枪托既触碰着战争的残酷，也维系着两代人的精神联结。

事实上，在我们人生的历程中，记忆的传承很多时候均源于那方情感的故土。这正如今年夏天，火遍网络的农民工在《我的母亲》中的文字：“坟头上的草青了又黄，黄了又青，就像我的念想一样，一年年总也断不了。”《大雾》中的大地与物候，也如这般承载着生生不息的记忆。覃川在东湖村尝到的第一口面汤，与管涔山溪流的清润遥相呼应；覃老汉唱的山歌，飘过原野，与小西瓜牺牲前的哼唱重叠；土堡上的月光，既照亮过1937年的战场，也照亮了覃川冲锋的身影。这些记忆如同演武梁的草木，在时光中枯荣交替，却始终有根可循。大地是记忆的容器，它让那些在战争中消逝的生命，通过一碗面、一件军装、一个地名得以延续，而爱则是记忆的魂魄，让覃老汉的坚守、覃川的成长有了精神的支点。

在抗战胜利80周年之际，《大雾》的书写更显其特殊意义。当覃川与覃老汉“以奇怪的姿势”走进东湖村时，那画面与上世纪80年代莫言《透明的红萝卜》中黑孩钻进黄麻地的场景形成了跨越时空的对话——两个孤独的孩子，都在大地的怀抱中寻找着生命的力量。这样关联，并非说《大雾》抵达了《透明的红萝卜》的艺术高度，而是意在表明，40年前面对战争书写那份源自大地的温情与人性，在40年后依然具有鲜活的生命力。那些关于战争创伤、记忆传承、人性救赎的主题，从来不是过时的话题，而是如同管涔山的晨雾，总会在不同的时代以不同的形态出现，等待我们去解读。

历史的大雾或许永远不会完全散去，但人心自有其恒定的轨迹。从覃川喊出“爷爷”的那一刻，到他在土堡上想象自己是小西瓜的瞬间，爱与记忆就在代际之间完成了传递。正是这份传递，让我们在历史的褶皱里，拥有了面向未来的希冀与力量，以及滋养一代又一代的情感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