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与小说中的“我”不同，我在血站待的时间还要多几年，原来的单位倒闭后，我被卫生局分流到血站。别人都去了医院、卫校、防疫站，我无所谓，血站就血站吧，反正我迟早得离开卫生系统。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写小说，有了别样的想法。现在说起血站，至少是一个医疗单位，那时候是个什么破地方啊。办公室就在原来的门诊急诊室，那里有我童年的记忆，我母亲在那里工作过。我没有想到，许多年以后，我会人模狗样地穿着白大褂，呆在那个阴魂不散的屋子里胡思乱想。

当时，正处在全国无偿献血制度尚未到来的前夜，小说里的老杨，他干过的活我也干过，一样的粗砺，一样的原始。每天总有一些卖血者，坐在门口的长凳上嗑着瓜子，晒着太阳，电话一来，他们的屁股就提起来了。如果医院要的血型，他们当中没有，我们就出发了，骑着那辆破自行车，穿梭在这座小城的大街小巷。我们对卖血者的生活了如指掌，总有办法在某个生活的角落里找到他们，比方说，有人在摆水果摊，有人在跑电影片子，有人在街头兑换美金，也有人守着长板车在马路一角等生意，我甚至知道一个叫长毛的人总在孝娘桥旁边的录像厅里打哈欠。这些面孔，这些场景，构成了我们工作日常的底色。直到今天，我听到座机的铃声，都有点心惊肉跳，这都是血站工作落下的毛病。

农村也跑，卖血的人都住在穷乡僻壤，远离公路干线，救护车停在大路边就不动了，只有我一个人，沿着田埂路摸黑进去，水洼里有青蛙仓皇落水的声音，我对这些声音很敏感，心里很害怕，害怕也没有用。有一次我蹲下身去系鞋带，一个拿黑伞的男人堵在你的跟前。还有坟墓和稻草人，夜里的稻草人看上去不是稻草人，它身上透明的东西在夜风中翻动。我站在那里，内心与稻草人有过一次对话。我无数次经过墓区，曾经有个老头坐在坟前的石椅上喝酒，他勾着一个小指头：过来呀，小黄医师，阿拉喝几盅！

我在血站的几年，是我接触中国社会底层感受最深的几年。有偿献血存在的乱象，其根源在于彼时监管的缺失与制度的不完善，与那些在生活重压下走进血站的个体无关。正是那些遭受社会歧视的卖血者，挽救了无数垂危的生命。他们固然是因为贫困，但没有他们，一切都无从谈起。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也是他们帮衬着老杨把血站一年年支撑下来，这篇小说是献给老杨的，也是献给当年广大献血员的，向他们致敬。

初到血站，我在心里告诫自己，要善待那些卖血的人，他们同样需要尊重。说句实话，很难。本来他们卖的是自己身上的血，没有必要拍我们的马屁，这里面的关系都颠倒过来了。卖血的人像难民潮一样在我们身边涌来涌去，却很难唤醒他人的怜悯，在这样的环境里，每天面对那些谄媚的笑容，面对他们小心翼翼、唯恐被拒绝的卑微模样，作为血站的工作人员，你很难不居高临下，说着说着，喉咙就胖了起来。小说里的张飞也不是坏人，但最后深陷在现实的泥沼里，这就是人性罢。

这篇小说，带有非虚构的色彩。老杨这个人物，有真实的原型，是我曾经的忘年交，里面的细节基本上都是真实的，有老杨的亲述，也有后来献血员的回忆。当然，在写作的时候，也免不了以我在血站短短几年的体验去想象，去虚构。一个早年在陆军医院工作过的外科医生，有一次在大街上碰到，动情地跟我说，老杨英雄啊。其实，老杨也就平常人，甚至是卑微的，默默承受着生活给予他的磨难，这么大的事情压在他的头上，他就慌了神，本来他不用慌，这本不是他一个小人物承担的事情，但是他要慌，出于他做人的善良本能。

老杨的故事，发生在中国社会的特定历史时期，否则绝无可能，里面有许多荒唐的事情，我在小说里没法写，总觉得不合时宜，“时宜”二字如此沉重。说实话，这么多年我都不愿意去碰它。我每次去殡仪馆，都会抽空去看看老杨，跟他唠叨几句，现在我已经找不到他了。有一天，我决定把它写出来。在我写其他小说的时候，我会有许多考量，这个也不是没有，但我很急切，好像写出来就够了，就当是一个纪录，一个任务，一次对老杨的迟到的、郑重的交待。

小说写出来以后，我搁了整整一年多，不满意，过不了自己的关。这个文本与经验太近，里面的第一人称“我”，其实就是现实人际的延伸，等我意识到，这部小说的第一人称应该是老杨自已时，已经来不及了。对秦勇这个人物，原来的设置也过于轻率，我无法说服自己，人和人不会平白无故成为朋友的，这个人物的合法性是有问题的。后来在网上看到了一段有关特定历史时期火车运载的回忆文章，我忽然觉得有了。后来，我把前半部分几乎重新写了一遍，但在结构上依然有些失衡，老杨进入血站，有太多的背景需要交待，后面随着危机的加剧，情节骤然紧凑，一环扣一环，赶着往前走，松不下来，这可能就是这部小说的命数罢。秦勇的死，我初稿写得很铺张，过于渲染，完成之后，我发现它与小狐狸之死是有冲突的，反而会削弱文本的力量，我把它全部删掉了，轻巧一笔带过。

在我调离血站的时候，我特意去献了一次血，当然是无偿的。我把它看作是一个仪式，是对自己那段特殊经历的郑重告别，这部小说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