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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龙凤歌》这部沉潜、酝酿十年之久的长篇小说力作中，胡学文以其厚重深情、灵动质朴的笔触回望了乡间的旧梦。一匹飞驰奔腾的枣红马，串联起讲故事与听故事的人、父辈与子辈、师徒之间百转千回的情感羁绊。作者在描摹生命个体的情感认同过程中，融汇了“南方”与“北方”的“在地性”特质，整合了从“地方”到“地方感”再到“无地方”的文化体认过程，于张力之中注入想象的力量。胡学文在小说中深描了朱家四代人的微观生活史，折射出历史与现实之变和伦理之思，也将生命体验中的“爱”和“怕”呈现得舒朗而深邃。同时，胡学文并未停留在对岁月流转中的民间技艺进行“百科全书式”的呈现，而是在世间万象的观照之中，专注地思索道德品格的分量，让“技”成为“道”的具象化表达。

关键词

《龙凤歌》；地方书写；民间文学；情感认同

一

从一定意义上讲，长篇小说《龙凤歌》之于胡学文个人写作生涯而言，至关重要。应该说，这是一部“北方怀胎，南方分娩”的特殊文本。可以相信，胡学文是怀揣着写作《龙凤歌》的念头来到南京的。从2011年到2021年这十年间，《龙凤歌》这部作品让胡学文始终萦绕于怀，即便在写作《有生》时，他对这部长篇小说也一定心心念念。我们从这部长篇的写作发生学层面来考察，更笃信了这部作品在胡学文内心的分量。“小说仍以北方大地为背景，但我尝试融入一些南方元素。写作求新，一点点变化也是好的。至少，我去做了。这也是生活的馈赠。”笔者坚信，胡学文是一位谨严的、有叙事耐力的作家。他在写作中不断回望，在回望中又不断拓展人性、精神、灵魂视域，整饬着个人记忆与时代之间的隐秘关系。“我的故乡在河北省最北部，与内蒙古接壤。沽源与康保、张北、尚义四县合称坝上地区。坝上是高原的边缘，海拔一千五六百米，比张家口其他地区海拔高一倍多，因而张家口分坝上坝下两部分。坝上气候寒冷，因处在高原边缘，反比靠北的内蒙古要冷，数九天低温常在零下三十至四十度。风也大，不刮风的日子少而又少，而且没有规律，常搞突然袭击。”来到南京后的胡学文，愈发深入地感受到这座城市的包容和浓郁的文化气息，因而，他并“没有那种漂的感觉”，而是顺利地完成了从“此地他乡”到“私密爱人”的过程。从一定意义上讲，写作发生的“出发地”和“回返地”，在胡学文新的文本叙事空间里，开始呈现新的风貌，或更多的可能性。

毋庸置疑，小说家对地域的感知和情感认同，无疑会深刻影响作品中所营造出的氛围或感觉结构。他们通过对富有地方特色元素以及文化意蕴的发掘和生动描绘，将自己的“地方感”融入文本。冷冽的北方冰雪，绮丽的江南烟雨，干燥的中原黄土，诸多小说常在阅读之初便会让读者生成对地方的清晰把握。然而，随着作家自身的地域变动，其笔下的地域特色又往往会被重新激活或是变得暧昧模糊。文本中的这种地域元素的“带入”，便会生成一种“猜谜”式的审美风格，并制造出较大的审美张力。在这种杂糅交汇的地域风貌中，文本往往会敞开更大的叙述空间，但是，同时也为写作者的创作带来更多的挑战。我们常常见到南方作家笔下的南方往往地道传神，而当他们离开故土，迁徙他乡，其语言意识和方言特色反而愈显鲜明。这也使得他们笔下的南方更显水韵灵动，生动鲜活。这一现象，我们完全可以以余华和格非为“实证案例”，在这里，我们暂时恕不赘述。然而，我们却鲜见中原地区的作家在移居江南后，能将他们在江南获得的“归属感”以及对南方经验的想象和重构，包括通过“他者”视角了解、感知到的习俗，巧妙地“嫁接”、镶嵌到自己曾有的故乡背景及其经验之中。现在，我们看到，在胡学文的《龙凤歌》当中，却不断呈现出这样的表现。小说里的麻婆子第一个吸引马秋月的故事，便发生于南京。一对情侣明明彼此深情相爱，却因为家族的肆意阻挠而不得不分开。相约殉情的两个人即将赴死，女孩江心莲跳崖后竟被滔滔江水所阻挡，而终未了结。第二次自杀依然被救下，最后，她索性嫁给江边救下她的渔民。这一嫁，实则重新打开了忠义的内涵——并非惟有“殉情”可解，而是叙事从“地方”到“无地方”，即作家对生命的坦诚观照。在这里，倘若这个故事并不是发生在南京，而是发生在没有水域的地带，就很难想象，作家对这样的故事、情境的处理，会选择怎样的策略？而他们的爱情和命运又将会出现怎样的扭转？在此，我们也不免思考，如此“明显”甚至有些突兀的“南方故事”，为什么会出现在胡学文的文本当中？在这里，我们不妨梳理胡学文这部长篇小说的写作发生。也就是说，我们或许可以从这部《龙凤歌》看出，胡学文在“换了水土”之后的写作样态和变化。

地域的变动使胡学文拥有了更为丰富的地方经验，可以说，其在《龙凤歌》当中所穿插的关于金陵燕子矶的爱情传说，正是其糅合移居地和原居地素材的结果，形成异样的俗世风物志。小说中，有关“他乡”的描述，陌生而新奇，构成作家自觉融合多地域文化的文本呈现。当然，在这方面做出尝试的作家不仅有“来到南方”的胡学文、孙频、葛亮，也有“去往北方”的格非、徐则臣等。这些“突然到访”的作家对移居地的认识与再次归属，似乎让我们看到了他们自身及其地方书写中更为长远的可能性。小说的后半部分，胡学文又重提了梁尚谷和江心莲的爱情传说。彼时，朱红女儿考上了南京大学，她们执意要带朱光明和马秋月去南京看看。他们共同游览了夫子庙、玄武湖、大报恩寺、明孝陵，也来到了心心念念的南京长江大桥。就在这时，马秋月想起了当年从麻婆子口中听说的第一个故事。和马秋月相似，朱红对南京也有熟悉的感觉，她对于南京的了解，均是从丈夫刘长腿的讲述中得来的。从这段情节中，我们似乎能够感到，原来生活在中原地带的乡村农民，耳中也会不时传来关于江南的传说轶事。那种陌生化的感知和体悟，如果不曾真正踏到那片土地上，便永远是神秘的传说。在地域变动与文化融合的过程当中，神秘和陌生逐渐被祛魅和消解，贮存在记忆中那种玄奥的感觉，却始终流动在故事的情节中，人们穿梭于时间与记忆里，既百感交集又流连忘返。显然，在这里，作家绝非将两块土地、两个情景的元素肆意嫁接、拼凑，而是实现着对于地域的超越。

“我从来没有把作家分为南方作家与北方作家，文学没有国籍，通向的是人类的精神家园。若说差异性，更多是体现在内容方面，比如小桥流水、梅雨季的描写，南方作家肯定比北方作家有感觉。写作《有生》时，我既注重整体的架构，也在意细部的描写，比如主人公之一罗包在冬日某个清早的感觉，写了近千字。”地域的风土对作家的影响，并非简单地体现在实物的复刻上，而且更为深层地触动着生命个体的思维限度。胡学文对“南方”的展示丰富了故事的容量，也延展了审美的诗性之维。无论是《有生》还是《龙凤歌》，胡学文的文本中有诸多丰富细致的风景描写。山川河流、飞禽走兽、物品陈列，他将乡村日常生活和故事发生地的环境、场域渗透呈现，从而生成自身细腻且厚重的写作特质。

实际上，在胡学文眼中，写作不分南北。南北方作家固然存在若干差异，然而通往故乡物理之路似乎已被切断，故乡仍存在于精神记忆，已然成为更持久且散发着馨香的精神力量。“此地他乡的命题，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有特定的蕴含。吟咏故乡情结在古今诗文中是一个强大的传统，即以当下文坛而言，莫言、张炜、贾平凹、刘震云等都以爱恨交加的乡土文学书写见长。豁达的苏东坡则以‘此心安处是吾乡’的诗句开拓出新的境界。有人从现代性的角度阐释孙甘露此地他乡的论断，现代城市斩断了人们与乡土的血脉联系，人人在城市中都是匆匆的过客。”如果说孙甘露的写作轨迹历经了从先锋写作到上海叙事，并完成了将上海作为本己文化的输出过程，生成了《千里江山图》的内在演进逻辑。那么，在胡学文身上，也同样体现着文化融合的演进过程。《龙凤歌》中，胡学文对故乡的深厚情感及对移居地的情感认知，构成了全新的人地互动方式和书写跃迁。

也就是说，在胡学文的创作中，有关故乡的梦和生命记忆仍然清晰、完整，那些存在于乡村伦理基底的精神结构和基本底色也从未发生改变，《龙凤歌》所揭示的正是这样的一种精神内涵和叙事原委。“同样写乡村，初始的写作我是站在乡村打量世界，后来是站在外在的角度观察乡村，现在我喜欢站在两个点上互相打量。”作家立足于不同的写作基点，以其创作重构、还原，生成一幅生动的精神地图。其生命坐标下容纳着千百年来的文明传统与民族精神气韵。作家对于地方资源和经验的使用与传递，最终生成其从地方抵达世界的思考路径。在体悟中国故事的行旅中，历史与时代都沉淀于人的品格和品质，也蕴蓄于作家的修辞风格中。

如此说来，一位作家写作真正的“出发地”和“回返地”都在哪里，即文学的叙述究竟“乡关何处”这样的问题，不仅关涉作家对既有经验的处理、讲述方式，也是作家对南北地域文化的空间意识的重新确认，更体现出胡学文在自我空间变化、腾挪之后，对于当代文化、人文语境及其人性、生命个体差异性的独立反省或再体认。可见，胡学文这样一位以现实主义写法为主要叙事策略的作家，如何呈现生活、存在世界，并在新的艺术范式中超越自我和种种限制，建构起深广有力的独特文学结构。特别是，我们能够感觉到，他是如何在叙事中苦心孤诣、顽强地探索叙事新路径的勇气和实践，最终成为能够具备文化兼容性的作家。

二

面对不断更迭变迁的时代，人们往往选择“不回头”、朝前看，似乎唯有面向未来，才能拥有希望。然而，如果忽略过往，忘记过去，那么，也就无从真正拥有未来。这就构成作家不断将回望故乡、重新发现乡村的写作内驱力。胡学文在其描述故乡的文字中，往往以想象搭建起文学与故乡、地方与记忆之间的桥梁。在他的文本中，很少正面描述大时代的变化，但却通过对人、事、物以及生命形态、命运、情感的细致描述，引发我们对生命个体思想嬗变和精神习性的深入思考。通过穿梭于各个时空的不同人生事件，读者在阅读故事的同时也洞悉了人性。进一步讲，在长篇小说《龙凤歌》中，胡学文通过具体而生动的家庭，为我们呈现了中国良善之家的生存伦理和存在形态。

“或许，我们以往都是望文生义地理解‘地方文学’或文学的地域性特征，过于简单地将文学命名泛地方化、地域化，过度强调‘地方性’因素的同时，可能忽略了作家主体写作的个性和自主性。”必须重申，作家的个性和主体性，不仅体现在对文本内涵和形式上的个性化呈现，其主体精神与审美范式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反过来拓展地方书写的疆域与内涵。值得注意的是，不知从何时起，地方书写愈来愈多地重视对材料的发掘。这固然是展开想象与找寻依据的重要手段之一，亦为敞开分析与阐释作家的写作发生提供了可能。然而，我们在审视这些“起源性材料”时，最无法忽视的，还是作家对这些材料的“情感还原”。

我们不妨这样看，当代小说中已出现过诸多关于地方志书写的描述，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文本承担着为自身的地方性想象“背书”，或是作为一种互文性修辞方式的功能而存在。但我们是否应当考虑，前者在钩沉起文化自觉这一命题的同时，是否也存在着某种“内在冲突”？作品绝不仅仅是“事实文本”的“再阐释”或“二次发生”，其间，实则存在着巨大的文本间性与阐释空间。在这里，《龙凤歌》为这一理性命意提供了很好例证。小说中多次出现一本名为《五台杂记》的关于五台镇掌故、风物、人物的综合志书。胡学文通过交错纵横的人物关系和命运，诠释了史志材料和小说创作之间的联结与张力。在朱灯看来，《五台杂记》应当将麻婆子与马秋月都收录进去。不经意间，他也与胡学文一道成为了这两位乡间“讲故事的人”与“民俗学家”的见证者，他们的“内视角”远比外部研究者要更为生动，因为那是一代人的生命、情感印记。当然，马秋月并非一个愚昧的母亲，她有着超常的想象力和手工能力，通过麻婆子的口述故事，辅之以自己的情感和想象，在剪纸技艺中留下了乡村的生活侧写与伦理之思。

最初，小说《龙凤歌》曾以《龙凤图》为名。推敲其意蕴，从“图”到“歌”的蜕变，仿佛暗示着小说中的人物群像挣脱了静态的图谱。他们渐次舒展身影，在历史长河之中灵动、翻涌，穿越芜杂的尘埃，裹挟着时间的瘢痕，栩栩复现在我们眼前。那搅动起几代人的成长与喜悲的理路，都如扎染般深入小说人物性格的肌理。可以说，在这里，乡村女性的坚韧，被胡学文呈现得饱满而细致。透过女性群像和日常生活的细部，胡学文将乡间有关“男性主体”、重男轻女等命题作以细密而深刻的探讨和质询。在乡村，夫妻和睦、感情融洽、相濡以沫，往往是被羞于展示的，然而，马秋月和朱光明却是乡村存在的“异数”。马秋月无数次从家中走出，朱光明又一次次将她寻回，也从未怀疑过马秋月生下的孩子不是自己的骨肉。而当马秋月对孩子忧心忡忡时，朱光明总是给她以宽慰。虽然，马秋月在爱与被爱当中度过了“平顺”的一生，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一切爱意均来自被动接受。终其一生，她的命运都掌握在父亲、丈夫、子女的手中。从最早的一台缝纫机到后来的打月饼，马秋月的愿望不断因“道理”而破灭。即便这些焦虑最终都被亲人化解，然而，这些牵绊又何尝不是一种以爱的名义锻造的“甜蜜的枷锁”呢？在探讨人与人之间关系以及人性、情感的同时，胡学文从未曾忽略过良善之心在测试人性时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身为母亲的马秋月，她的偏爱和“冷漠”中，也杂糅着诸多必然和偶然——必然的是匮乏的物质条件下的焦虑与“温情的冷漠”中的失落瞬间。但也正因为这些“必然的爱”而有了新的情感温度。朱红延续了母亲马秋月身上与生俱来的坚韧与柔软，与马秋月的被动相比，朱红的人生选择更具自主性，无论是婚姻还是事业，她都遵循自己内心的想法，竭力地主宰自己的命运。经历婚变之后，朱红凭借自身的坚强与果断，开裁缝铺供孩子读书，最终将孩子培养成才。在她的身上，依然有着为家人牺牲一切的付出精神。而到了罗毕干这一辈女性，身上已经完全褪去被动，从生存和生活的束缚中走出，实现了真正的自主选择和精神自由。回望中国现代文学长河，沈从文通过发掘村人的良善，弥合了封建专制、包办婚姻和童养媳制度等对人们的戕害，让乡土守望的微光，为注定倾覆的命运渡来一方安宁。同样，《龙凤歌》的底色，无疑也流淌着这脉温热的良善基因，唤起我们对人性和爱的深切期待。胡学文正是如此，以绵密而厚重的生活细部，向我们呈示出最基本的乡村伦理和人们之间的情感羁绊。

毫无疑问，以乡村作为表征的地方性，在不断地接续起被作家们逐渐淡忘的情感记忆与精神认知。“我们由此可以在当代文学的历史逻辑之中或之外，找到一个关键和重大的症结，‘地方性的觉醒对于主流的迟滞和拓宽’。地方性既是迟滞的因素，又是丰饶的根基与缘由。因为‘寻根’所导致的‘文化割据’，才使得当代文学积压已久的能量，得以被铺展和释放出来；正是‘地方性的非正统性’的泛滥，才导致了中国文学中自由与民间精神的复活与高扬。”不妨说，正是宏大的文学故乡与文学地方性细节相结合，才为我们展现出地方书写更为广阔的视野和可能性。一桩桩日常生活琐事，向我们呈现了家庭作为最为基本的小小单元，也让我们看到了万家灯火、俗世人生中的此间温暖。这些人性的肌理与褶皱，不仅是我们从大时代、大历史中无从感知的，也是我们从诸多的史志、文献材料中无从触摸的。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也唯有将情感真实与精神价值注入文字，才能够使其构筑起历史与时代、个体与整体、自然与城乡的坚实骨骼。

三

无论是神秘的民间传说，还是长久不见的民间技艺，我们从长篇小说《龙凤歌》中所感受到的，并非胡学文对地方知识和民俗的猎奇性表达，也不是知识考古式的简单回溯、描摹，而是对经久不散的乡村情感记忆的重新发现。在城乡变迁的宏阔背景之下，如何书写不同代际人们的情感、命运和精神嬗变、如何在他们的生活细部和纹理之中，呈现出大时代和人性的多重变化，始终是“胡学文们”这一代作家试图倾心探索的。他们要重构新的民间生态，并藉此寻找、勘察乡土世界的民间元素，以及由此生发出来的人的生命形态、命运走向。在《龙凤歌》中，胡学文延续了此前《有生》的神秘叙事调性。这并非技巧的矫饰，而是一种虔敬的意向，其间横亘着乡土历史无尽的荣光，颇具史诗的意味和气息，无疑为小说情节的铺排增添了虚幻、神秘的氛围。从《有生》中的祖奶到《龙凤歌》里的马秋月，从鬼魂视角到梦境深处，对场域的营构生成了无所不能的感觉触角。这种经由日常生活的实体所传递出的、葆有乡村情感表达与民间生活书写，在包括胡学文在内越来越多的小说家的文本中呈现，获得了更为开阔的叙述维度。

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提及同样生活在南京的作家苏童。在他的新长篇《好天气》中，当乡村挽歌奏响时，字里行间也氤氲着“鬼气”。然而，无论是《好天气》还是《龙凤歌》，我们却从不曾感受到恐怖阴森之气，反而是透过这些神秘的迹象和感觉，深切感知到乡村古老伦理和乡间文明传统的传承。《好天气》中的老人，为了百年之后的土葬能够有一口优质棺材而奔波，然而，当她即将实现这个计划时，却遭逢丧葬制度改革，土葬改为火葬，这意外的变化，使得她晚年所有的努力都付诸东流。作家描绘她带着怨念离开人间之后，心中的不甘如何化作鬼魂附着在人间。当她的棺材板被改成学校的板凳之后，那些小小的板凳蹦蹦跳跳、带着责骂声从教室中蹦出，去往河流边上。我们很难想象，这是一幅怎样的灵异场景？在《好天气》和《龙凤歌》中，两位作家都在借由古老而神秘的情调探寻伦理的真谛，以新的认知角度和叙事伦理来考察世界的变异。

而在苏童的《祭奠红马》中也出现了和《龙凤歌》相同的意象红马。苏童笔下，那匹象征故土与守望的红马终归消逝，伴随着怒山人的离散，一匹流落的马成为枫杨树最后的血色烙印。而在胡学文的《龙凤歌》中，那匹牵引姻缘的枣红骏马，仿佛与苏童的“祭奠”之马隔空呼应，产生了某种精神和情感上的重叠与交织。胡学文善于采用回环式的叙事结构，所以，小说中所留下的悬念并不影响故事的整体走向，而是有意让读者带着未知和想象去关注当下。“过往”在此刻失去意义，却又在下一个情节中，重新被置放在关键之处。这种回环的叙述方式，在小说的下篇涉及朱灯返乡时，得到了完整呈现。或许是自幼见惯了母亲走神、发呆，朱灯也曾在母亲梦游时将她寻回，所以，在朱灯的内心深处，本就存在“访问梦境”的因子。在记忆与现实空间的往复之中，那匹从马秋月的眼中奔向心中的红马，行至朱灯的梦境里，便幻化成一只雪白的兔子，与母亲圣洁的形象交汇在一处，形成玄妙的隐喻。与母亲有所不同的是，马秋月似乎在更多的时候，尤其在惦记家人时才会出现梦游。而朱灯的梦游，往往是沉浸到自我意识的复苏中，任由梦境所带来的思绪肆意驰骋。喜欢发呆和写作的朱灯，长大后依然对写作保持着巨大的热情。大学毕业后分配做教师的他，因为“笔杆子硬”，被副乡长罗响看好，调至乡里做文书工作。当他终于可以自由徜徉于写作的时候，却苦于没有故事而被反复拒稿。这时候，写故事的朱灯想起了讲故事的麻婆子，他终于意识到乡里的舞台比学校大得多，有米才能下锅，这也启发着朱灯重新审视自己想象性素材的来源。

当然，在这里，我们无意比对同样毕业于师范学校的胡学文与《龙凤歌》当中的朱灯，尽管他们的亲身经历有一定相似之处。若将作家本人的过往，对号嵌套于小说的主人公经历当中，完全将文本作为作家的“自叙传”，实则是一种相对简单而平庸的思考、研究范式。然而，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敲的是，胡学文在这里是否想要向我们诉说，真正富于实践性的生命体验，往往比书本之中的故事更加动人。罗响引导着朱灯深入农村的生活、增加历练，也一步步让他对世界的感知更加真切。如果说，曾经的朱灯还悬浮在追逐白兔的梦境阶段，那么此刻的他已经诚惶诚恐地踏向曾经身在、却不曾理解的乡土大地。朱灯因为弟弟的事情返乡看望父母，或许只是打开他记忆的一个契机。重返故乡之路，正是朱灯进入现实的端口，以及完成“寻根”和“向下生根”的行旅。

必须提及的是，《龙凤歌》出版之后，有关朱光明对木匠工艺的执着、马秋月剪纸艺术消逝的遗憾，评论者已经有许多阐释。然而，我们在感慨乡村文明衰落之际，是否反思过，那些凝聚在手艺之中的情感所面临的失落呢？我们在意识到不应将这些技艺埋没在时间和历史的烟尘之中时，是否应重拾过往的情感与厚重的精神传统？“所谓带着全部的世俗而向非世俗的境界迈出半步一步，那些掌握着各种匠艺者有可能做到。”王彬彬的论述点出了一个深刻的矛盾：世俗生活的沉重与非世俗境界的向往，往往在那些身怀匠艺者身上形成奇妙的交织。朱光明想学木工的初衷，正是被最直接的世俗困境所驱动：为解决四口人和上一辈的温饱问题，想和霍木匠学木工。霍木匠精通各种细密的木匠手艺，也是个“有脾气”的师傅，不轻易带徒弟，外行人也很难从观察中学会真正精湛技术的奥义。为了能够“偷艺”成功，通过霍木匠的妻子和母亲反复游说，最终使两方均放弃了固执的搬家和迁坟想法。后来他又不断说服一心为孩子的马秋月，将家里好不容易做成的月饼分出来送给霍木匠表达心意。渐渐地，朱光明的人品和聪慧感动了霍木匠，从“门外汉”成为“入室弟子”。这种在世俗中灵活游走的能力，或许正是他得以靠近霍木匠这位“掌握匠艺者” 的前提。那么，“民间技艺，诸如木匠、瓦匠、铁匠、铜匠、锡匠、锁匠所秉持之技艺，这类技艺当然首先有着实用的属性。但任何一门技艺，如果达到艺术的境界，就不仅仅只有实用性，而同时具有了美学意义。”朱光明学的是手艺，但在拜师过程中，实则是用自己的品质感动了师父，他与霍木匠的交往和学习呈现了民间文艺所蕴含的真、善、美品质。在朱光明的手艺日渐纯熟之际，又发现了原来霍木匠手艺的传神和灵动也离不开生活的滋养。

因此，我们在关注民间风俗和地方性知识的同时，更应该关注蕴蓄在这些知识之中的有情、有声的生命体验。如果没有人情的温度和代代相传的人文气脉，那么技法也会变成空洞的形式。生活是一首悠扬的歌，记忆、现实、艺术化作音符，它们的背后实则是生命主体积蓄起的情绪、情感、感知与体验。不言而喻，这部《龙凤歌》的故事时间跨度长达近八十年，胡学文以细密又如流水般的笔法，呈现了社会转型之中的人性之光，复活了乡村家庭代代传承、共同抵挡苦难的精神力量。他笔下的风景简洁而生动，却总是能够把故乡最为素朴的景观呈现出来。风静天蓝，空气清冽，烟火人间里滚满了白糖的江米条和黄澄澄的八角。正是这份写尽冷暖后的岁月静好，夹杂着深厚的情感联结，复原了中国文明传统中的理想之境。

（作者单位：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辽宁师范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原载《当代文坛》2025年第5期。注释从略，详见纸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