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这是呼伦贝尔大草原，也是艾平的草原。艾平常年生活在呼伦贝尔，她是草原的女儿。她的大部分散文，如《呼伦贝尔之殇》《雪夜如期》《草原生灵笔记》《隐于辽阔的时光》《聆听草原》等，都与草原有关。她是如此地热爱这片草原，就像牧民一生在草原上放牧他的羊群，艾平一直在草原上放牧着她的文字。她文字的羊群覆盖了呼伦贝尔草原，不同的是，她极目草原纵深处，让我们也看到了如此不同的呼伦贝尔草原。我们知道，有多少作家就有多少广阔的草原，不同作家笔下的草原千差万别，这是作家们对草原的理解和感受的差异。人间万物都有密码，有的可以言说，有的只能领悟。那些不可言说或难以言说的部分，是对作家真正的考验或挑战。所谓作家的发现，就是在怎样的程度上准确地传达了那些不可言说或难以言说的秘密，或者说，是他在多大程度上发现了草原万物的密码。

在艾平的这部散文集《天生草原》（1）中，草原的日常生活依然是主调。艾平一次次兴致盎然地走进草原深处，走进阿妈的蒙古包，她从容自如，谈笑风生，这是其散文最常见的场景。常见的场景最难表现，因为熟悉而难有新意。艾平的不同就在于，一方面，在那常见的场景里，她总能发现不同，发现那动人心弦的暖意和亲情，这是难以复制的草原特有的人际关系，像《锯羊角的额吉》《哈拉海进城》《野韭菜花是羊肉的魂儿》等，都是这样的作品；另一方面，艾平总带有探索性的发现，这个发现非常酷似形而上的玄思。那仿佛是另一个时空的存在，她具体的表达是那些不确定性中的如醉如痴、欲罢不能、似有若无、若隐若现、扑朔迷离的感觉，它们细若游丝，挥之难去，又如电光石火稍纵即逝，即将照耀或点燃一切的时候，却又了无踪影。这神秘的感觉是艾平对草原神性的感知和发现。她一遍遍书写的这种感觉不是空穴来风，无迹可寻。显然，她内心感受到了某种从天而降的神启，这个神启就是创作灵感。不同的是，它来去无痕，踪影难寻。它隐藏在草原的最深处，作家捕捉到它的时刻，就是作家即将凯旋的时刻。

草原的神性首先是自然的神性。草原有众生，万物皆有灵。艾平对万物灵性的感知和描摹，构成了她散文的精魂。其中《我在大森林里找你》是一篇杰作。冥冥之中她言之凿凿——

我不知道你是谁，却见你活生生地扑面而来，与我窃窃私语，与我促膝长谈，与我命运与共。你在哪里？你隐于这片人类足迹未曾践踏之地的梦境，你精灵般地潜伏在花草叶蕊之上，抑或风一般游走于残阳林霏中？我在大森林里找你，感受你那沉郁的气质、骤降或骤升的温度和湿度、至暗或澄明的形象，眺望你用石破惊天翻江倒海造化下的大地姿容。

那个“你”并不具体，但我们隐约可以意会它指的是什么。在森林里，作者离开人群擅自流连两个小时，她贪婪地寻找、观察她希望找到、看到的东西。以至于忘记安危——

我坚信自己的直觉，你的存在是不可颠覆的真理。我将在和你的对视中继续行走，我不再把你视为人类的祖母，山中的君王，因为我知道那都不足以宣示你的神性。正如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你终日深情，岁岁深情，以贴心的手掌，给予小小寰球春之繁花，夏之浓荫，秋之硕果以及冬日的冷峻。你无时不在，你的呼吸，你的体温，你含不尽之意的言辞都在普天万物的生命里，你有时候润物无声，有时候汹涌澎湃，你的力量是太阳与泥土，大地与流水的总和，没有你的抚慰，世界便是一颗在茫茫苔原冰雪之下永不发芽的种籽。我以人类的渺小在大森林里找你，且行且珍惜。

作者没说在森林里寻找的到底是什么，但那个或隐或显、在与不在的神秘之物，在她的想象里，在读者的猜想里，存在密林之中。没有确指它是什么，又似乎已经呼之欲出，这是艾平对自然的理解，也是她对文学性的理解。

在《撒欢牧场的白头翁》里她写到了狍子，这是森林中常见的动物，也是戏剧化和喜剧化的动物。它经常被称作“傻狍子”。狍子经历了一个严冬食物短缺的消耗和煎熬，发生诸多疾病在所难免，身上的各种寄生虫也开始作祟，它们熬着盼着，“终于看到了白头翁头上的那一抹蓝，便疯了似的扑上去，不遗余力地饕餮起来，它们不知药为何物，也不懂什么是剂量，一切靠本能驱动，所以非吃到撑肠拄腹才罢休，而它们药物中毒的第一反应，就是失明或者视力模糊。一只看不见世界的狍子，出现在猎人的跟前，就被称作了傻狍子。狩猎年代留下的纷乱民间记忆，谬种流传至今。事实是，狍子的生命经验绝对不可低估，吃过一大顿白头翁，它会找一个隐秘的地方藏起来，一直等到代谢结束，视力恢复，才出来嬉戏觅食，这个阶段大约7天。你看吧，再过个十天半个月，狍子的形象就会焕然一新——皮毛油亮，肚腹饱满，精神抖擞，双眼炯炯，森林精灵应有的灵动矫健已然满血复活”。你可以说这是狍子的本能，但何尝不是狍子的神性呢？

和草原比邻的是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原始森林中的神秘之物更是比比皆是。作者讲到狍子天生就有一个雪白的屁股，到了冬天把头和身子扎到雪里，只露出和雪色相同的屁股，竟能躲过空中和地面的天敌；讲到驯鹿依靠四个碗口大的蹄子，就可以在崎岖的山林里行走如飞，依靠鼻孔里打了四层弯的鼻甲，就能阻止冷空气进入肺部；森林湿地里的蓑羽鹤雏鸟，在遇到危险时，会把自己摊薄成一张灰褐色的纸，一动不动地匍匐于地面上……森林里这些匪夷所思的现象，犹如精准的集成电路在锦衣夜行，一定有一个权威存在，只有他能解读这一切这是为什么。“我想，那个权威只能是你，唯有你。你令每一种生命出世，又让它们不虚此行，到处都有你的手，时而摧枯拉朽，时而点石成金，时而设局部镇，时而画龙点睛，在万事万物之上，到处都有你的暗示，你的意志。你和煦如春，冰冷如冬，从博大的土地，到土地上的一滴水，每一个叶片，都在你的掌控中变幻，你安排了千百万种生命的职能，让它们葳蕤生长，徐徐凋落，让它们集结纠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瓜瓞绵延，永世轮回。你真实地存在着，却无法一语道破。而你是由来已久的，不可逾越，你至尊至伟，不可抗拒。”

这是向自然神祗致敬的文字，她神态谦恭、小心翼翼，脚步轻抬轻放，表达的是对神祗的由衷敬畏。是神祗缔造了自然万物，让生灵兴旺，草木蓬勃。这也是一篇对自然万物的颂歌，是对自然万千变化的赞美诗。自然无穷尽，心绪如潮涌，这时的作者如诗人般地放浪抒情，一如对恋人，一如对祖母。草原自然万物的神性，是被人的神性发现的。万物的神性自然存在，它不断被人类感知。所谓“万物有灵”就是人类对万物的感知和感悟。我们知道，呼伦贝尔大草原的自然环境，虽然优美、辽阔，特别适于作家的抒情，但呼伦贝尔严冬的极端天气可以达到零下几十度，时有暴风雪来袭，夏天既会遇到干旱缺水，又会遇到洪水滔天。草原的动物有超强的、人类难以理解的生存能力，它们甚至可以提前预知各种灾难，并用它们的方式通知人类。有些难以解释的动物的灵性事件，也从某些方面呈现了它们神性的密码。有人说，动物解决自身困境的能力远在人类之上，他们比人类还有办法“活下去”。这就是万物的神性。

草原的神性更是人的神性。人的神性不是全知全能，也不是超验于现实世界的未卜先知。人的神性说到底还是人性，是人对世间万物的亲和与友善，是对万物的悲悯和体恤，是人世世代代复制的“亲生命性”的基因。经过现代性之后，我们发现，越是那些没有被现代浸染的族群，越是那些偏远边地的人们，表现得更质朴，更善良，也更具人性，因此也更具神性。这是艾平走进草原深处的发现和体悟，是她散文与众不同的突出特点之一。《风景的深度》中有这样一段叙述：

老哥哥骑马到了，他只是挽着缰绳在上风口那么一站，马就闻到了他的气味，纷纷停止了咀嚼，抬起头向他张望。老哥哥满脸都是慈爱，像祖父久久地看着调皮的孙子。接下来，不可思议的一幕发生了：老哥哥把一只手高高举向天空，仿佛回应天上的某种召唤，然后发出了一种无法言说的声音。“啊……哈……呵……”其实我这样转述并不准确，老哥哥像在唱长调，又感觉不像，像在呼喊，又分明有起起伏伏的旋律。那节奏非常缓慢，似乎每一个小节都没有休止符，声音开始时低沉，渐渐高亢，直至使人想到金属的光芒。我听着听着，仿佛看见老哥哥的嘴里有一条河，一条清澈而缥渺的河，长长的河流升腾远去，和碧透的长空融为一体。我回过神看，天哪，曾几何时，马群已经汇聚一体，云朵般簇拥在老哥哥的身边。细看，各种颜色的马耳朵直立起来，像往上长的小树叶，忽而不停地向脑后抿着，忽而齐刷刷地挺起，仿佛舞蹈的细节。

这样的场景中，老哥哥和马群仿佛心有灵犀,完全融为一体。像彩排，像演出，像训练有素的战士蓄势待发。人和马群共同完成了密码的破译。当马群“云朵般簇拥在老哥哥的身边”时，就是那个神启时刻的完美呈现。

当然，人的神性是我们的阐释，人性中应该具有神性的可能，不然就不会有“人之初，性本善”的说法。但人性中的神性，应该更在于人的自我反省、自我检讨和自我批判。这个行为就是“知耻近乎勇”，就是“反躬自省”“三省吾身”，特别是“内圣外王”，“内圣”的自我要求，就是接近神性的一种修身。艾平由衷赞美她的呼伦贝尔草原的同时，并没有回避生活中的矛盾和问题，她发现了草原被破坏，动物遭猎杀的残酷现实，她看到了草原生态的致命危机。这是艾平与很多作家的不同之处。在《驯鹿之语》中，她借驯鹿的声音控诉——

我们走到哪里，你们就会追杀到哪里，从森林到苔原，到处都成了你们的猎场。尽管我们的奔跑速度令你们大叹不如，但是你们的陷阱常常出现在我们始料不及的脚下，你们手里的弓箭会出其不意地落在我们的肩胛骨或者额头上，你们用我们的皮和筋编成结实的绳子，一次又一次将我们高高的鹿角套住……你们因此大快朵颐，笑逐颜开。

驯鹿当然不能说话，这是艾平用拟人化的笔法替驯鹿说出的绝望和哀伤。事情还不止于如此：“谁知有些事情来得那么快，老合克眉头里的忧虑变成了现实，蒙古栎下的灵芝、桦树上的树泪、林中的飞禽走兽、河里的哲罗鱼、细鳞鱼、朽木上的木耳，林地上的蘑菇、榛子、蓝莓、堰松子，变成了闪闪发光的商品，贪婪的魔掌无处不在，简直就要把整个大兴安岭掏空。苍鹰那铁一样的翅膀滑向远方，松鼠从一棵树的树梢跳跃到另一棵树的树梢，一去不回头。紫貂在哪里——在黑市的暗箱里变为一条华丽的披肩；棕熊在哪里——在铁笼子里哀嚎着，它的身上插着一个通向胆囊的管子，每天截取它的胆汁……”这是隐藏在森林和草原深处的悲惨世界。不仅如此，当人对自然的好奇心不经意地惊扰了动物世界，后果同样是难以想象的。在《守候黑嘴松鸡的爱情》中，作者检讨了人类莽撞的行为惊扰了黑嘴松鸡的求偶。这一次创伤记忆，对黑嘴松鸡来说，很可能是挥之难去的梦魇。它们只有十几天的发情期,而这春天里的爱情，竟因遭遇了不可理喻的窥视而彻底毁灭。

对自然和人的神性书写不是自艾平始，阿来、次仁罗布、王族等边地作家在作品中都有涉及。近读阿来的长篇非虚构作品《大河源》，有诸多感慨。在此书“黄河源上玛多”一章里，我们看到了诸多的问题和矛盾，比如“雁群与藏野驴”一节里写道：“湖边的牧羊人看着那群藏野驴，却不似我们这些人全是惊喜的目光。他们没有去打扰这群野生动物，但他们的目光里却有忧伤与迷茫。”（2）这是生态保护与牧民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只有身置其间的人才会感受到。野生动物比牛羊吃的草还多，不放牧牛羊了，草还是没有长起来。这样的现状是政府文件和科研论文中看不到的。写黄河源，不可避免的问题就是生态问题。以前大家没有写这些题材，一是没有环保意识，二是环境破坏也没有现在这样严重。工业化时代加速了对自然的破坏。美国人奥尔多·利奥波德在《沙乡年鉴》中首次呼吁人类需要新的伦理，“一种处理人与土地，以及人与在土地上生长的动物和植物之间的伦理观”（3）。这种伦理观把已有的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伦理关系扩展到土壤、水、植物和动物之间。也就是说，曾作为万物之灵、君临世界的人，必须无条件退回到与众生平等的位置，有意识地担当起生命共同体的公民角色，进而在彼此的竞争与合作中获得可持续发展。阿来也写到了神话与科学知识。神话是传说，是虚构的；科学知识是真理，是科学。它们本来有明确的界限，但顶流科学家如爱因斯坦等，都是宗教的信奉者，也有极端的说法，认为科学的尽头就是神学。在阿来这里，这个观念被他坚持实践着。他写到了神话传说，写到《格萨尔》这部神话史诗的传唱史，写到了遍地的经幡，而且强调“这部神话还是一部真实的历史”（4）。

这是通过文学的方式意在表明，那些未知的、在科学阐释之外的认知是存在的。科学是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但不是唯一方式。所谓人的神性，更包括人对自身问题的反省。人类要发展，要创造巨大的物质财富，这是人类的切身需要，从这个意义上看问题，仿佛无可厚非，天经地义。但是，人类在满足自身生存需要之后，追求享乐也成为一种价值观，这个价值观里隐含了难以满足的欲望。当欲壑难填的时候，人类便会不择手段，以加倍的疯狂聚敛财物的非理性幻化为一种野蛮。对自然的掠夺转化为明目张胆的破坏。人们听不到伤痕累累的草原的呻吟，听不到万物绝望的哀鸣。欲望使人失去悲悯，更失去敬畏。当这种破坏受到自然愈演愈烈的报复的时候，人们方如大梦初醒，“天人合一”的古训才在当代焕发了异彩。于是，人在自然面前不得不退缩、妥协，以至于反省和检讨，重新规划人类的思想、行为和情感方式。因此，人敢于检讨和追悔某些行为方式，被视为人性中的神性属性。

对人的行为方式的检讨，不只是对细部行为的关注，更有与那种貌似合理、实际是对草原野蛮的践踏行为的正面冲突。艾平发现那种简单粗放的旅游开发是一把双刃剑，它在传播草原文化的同时，为了吸引眼球也炮制了伪文化。如有人搞过“万马奔腾”展演，貌似壮观，其实完全违背骏马的天性。“马是多么激昂的动物，其反抗是疯狂的，结果万马缭乱冲撞，有的受伤，有的流产。游客不知愁滋味，还以为这是草原的天然一景。”面对这种所谓的“开发”，艾平显然站在反对的一边，这里甚至有她不可遏制的愤怒。这是她对草原生态的理性认知，这个认知贯穿在她很多作品里。她说：“我只见过这样一个额吉，当蒙古包被大雪覆盖的夜晚，她让孩子们用鞋带捆住裤腿袖口，用被子和毛皮裹住身子，把最后的火柴和牛粪用皮子苫好，避免潮湿。她说，都不许睡觉，然后领着大家唱歌，一直唱到政府的救援车来到。草原太大了，人怎么能够走出风雪？人是不可以战天斗地的，正像没风种子就不会传播，没有雪，就没有春天，长生天给你的风霜冷暖都是恩赐，一切都合情合理。”生活告诉我们：人是不可以战天斗地的。这些声音，使艾平的散文正大、正义，充满凛然正气。

艾平的这些发现，是草原的馈赠。这个馈赠首先来自艾平的准备。她是草原的女儿，她对草原的情感留在了她的文字里。这些文字也告诉我们，她曾做出了哪些努力。这不只是说她一次次踏进草原深处，了解和理解草原的地貌、风土人情，更重要的是她和草原深处的那些人们建立起来的情感关系。在她的文字里，我们看到的不是那种走马观花式的采风，也不是那种虚张声势的刻意“深扎”，她是走亲戚，回娘家，她是看望亲人。她在《聆听草原》中说：“我记得父亲的车里总是带着大肚子玻璃瓶装的酱油，铁皮桶装的白酒，桦树皮篓装的咸盐，还有一些土霉素片和蛤喇油，这都是牧民需要的东西。我们用不着事先联系，在草原深处，每一座蒙古包里都有我们久违的亲人。那些蒙古包孤零零地坐落在茫茫的绿野中，像一朵白色的蘑菇。蒙古包的主人早知道我们即将来临，已经熬好了奶茶，开始杀羊煮肉。这叫我好不奇怪，草原深远安谧，难道是天上的云朵给他们报了信？”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是一种血肉相连的关系，是一种亲人之间的关系。它是用酱油、盐巴和酒建立起来的关系，是和生活、生命有关的关系。它远远地超越了那种宏大叙事的空洞和苍白，它是建立在日常生活上的关系。那是一种自然的、无须雕饰的对草原深处心心相连和息息相关的情感。换句话说，草原深处的人家与艾平是有关的，那是来自内心深处亲人般的牵挂。

在《樟子松随想》中，她说：“多年来在呼伦贝尔大地上行走，渐渐地将这种行走演变成了走读，我和二十五万平方公里草原森林中的植物、动物，产生了同呼吸共命运般的亲近，每一天我都要默默地和它们对话，向它们讨教生存的微言大义，其中那些树，是我尤为重要的教科书。樟子松、落叶松、白桦等等，就像一个个千古之谜，活生生地在我眼前深邃着，让我百读不倦，学无止境。”凭借这样的情怀，在艾平眼里，呼伦贝尔是永远看不尽的风景。不止是万木葱茏的大兴安岭林区，也不止是广袤草原的一望无际，这种大叙事固然重要，但我觉得更让人感动的，是她对细小事物的盎然兴致，一朵小花，一株小草，宛如婴儿的羔羊和其他飞禽走兽，都在她笔下栩栩如生。比如白头翁，草原上就有掌叶白头翁、细叶白头翁、细裂白头翁、蒙古白头翁、黄花白头翁，狍子吃了会发傻，人吃了却可以清热解毒。

艾平的散文融会了中国古代散文传统，特别是中西现代散文的精魂，以一种开放和正大的笔触，以女性作家特有的缜密和细致，书写了草原的魂魄，发现了自然与人的神性，通过具体的细节、场景和人物，书写了“天人合一”的境界和文明。因此，艾平的散文境界辽远而广阔，文字深邃又平实。她对草原所有的赞美，如一朵朵细碎的浪花汇成奔涌壮阔的额尔古纳河；她对草原面临的生态伤害，忧思深广，拳拳之心动人心弦。这部《天生草原》延续了她一贯的写作内容，却以更娴熟和放达的姿态，极目草原最深处，唱出了她心中的浩歌和长调。

艾平散文写作上的特点，是它的抒情性。抒情传统是中国文学，特别是散文最重要的传统。通过语言和细节，抒情性给文章注入了无处不在的诗性。这一诗性或如大河奔涌高歌，或如涓涓细流润物无声。中国文章的抒情传统长盛不衰，源远流长，艾平的散文就在这个传统之中。抒情性首先体现在语言上。《锯羊角的额吉》中小女儿考上大学了，邮递员来了，“他把小女儿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像一只喜鹊那样放在额吉手里”，一只喜鹊的形象，将场景、人物的喜悦气氛和盘托出，一览无余。类似的生动比拟在《天生草原》中随处可见。在《驯鹿之语》中她说：“春天的某一个清晨，落叶染黄的春水在阳光里溢出，大地上凸起的冰包正迅速破裂，你在饥寒交迫中东张西望，透过林子的缝隙，你隐约地看见，有一个母驯鹿正带着蹒跚学步的小驯鹿走动，小驯鹿稚嫩的叫声让你想起了什么——家中的桦树皮帐篷里挂着一个桦树皮摇篮，妻子的手正推动着摇篮，摇篮中的婴儿正在甜睡，间或芬芳地微笑，喃喃咿呀，似乎有许多花儿在他的梦中绽放……你静静凝视着驯鹿母子，并没有动手，只感觉眼睛里的冰霜汨汨融化。”这样的语言因诗意而飞翔，如春日清晨啼鸣的鸟音，婉转入云霞。一个人对一方土地永久爱恋的方式，不止是歌唱，更要永远地关注。读《时光走上了草原的神情》时，我看到了这样的文字：“我曾经多次走进这片深远的大地，从不同路径有过不同程度的切入，每一次都像是第一次，都会让我欣喜若狂，脑洞大开，而每次离开，都留下一些遗憾，未等转身已经想着何时再来。作为一个呼伦贝尔之子，我离不开这里铺天盖地的植被，更痴迷于这片土地对万类生存的诸多启迪，头上碧蓝的天，脚下碧绿的草或者银白的雪，还有那清冽甘甜的空气，把手伸进白桦树下的草地，瞬间就能触摸到的潮湿，那万万年前的温度，万万年前的气韵，是对我永远的召唤。”

面对呼伦贝尔，艾平似乎永远激情奔涌，永远眼含热泪，她的眼睛里永远充满新奇和慨叹，于是才会激情永不干涸，话语奔涌无碍。说到底，《天生草原》是艾平和草原进行的一场没有休止的对话，这场对话在思想上是有深度的，在情感上是痴情的，在语言上是正大又富有诗意的。它以端庄、优雅的柔情，谈一场和草原谈的盛大的恋爱。它通过文学的方式坚持和弘扬一种价值观，一种面对自然如何相处、如何施加人类之爱的观念。艾平给予草原以人间大爱，草原回报给她永不枯竭的灵感。她极目草原纵深处，为我们带来了如此蓬勃繁茂、生生不息，又风情万种的呼伦贝尔。

2025年3月25日于北京寓所

注释:

（1）艾平：《天生草原》，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25。本文所引该作品皆出自此版本，不另注。

（2）阿来：《大河源》，第39页，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25。

（3）转引自林一卿：《奥尔多·利奥波德<沙乡年鉴>生态伦理观及当代启示探究》，《艺术科技》2022年第10期。

（4）阿来：《大河源》，后记，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