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有力见证
《西域鸿爪录：王炳华新疆考古历史论丛》是考古学家王炳华先生近十余年来文章的结集。作为本书责编，我不仅为先生宏阔的学术视野所折服，更被他扎根边疆、求真溯源的学术热忱深深打动。书中每一篇文字、每一幅图片，都让我得以更深入地走进这位考古学家与新疆大地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对话之中。
王炳华1935年生于江苏南通，1960年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后，便毅然投身新疆考古事业。在长达40载的田野考古生涯里，他的足迹遍布塔里木盆地周缘各绿洲、罗布淖尔荒原、吐鲁番盆地、天山北麓各绿洲、伊犁河流域、阿勒泰山等地，主持或参与了楼兰、尼雅、克里雅、丹丹乌里克、小河等一系列重大考古遗址的发掘工作，取得了大量开创性成果，为新疆考古与历史研究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
该书不只是一部考古文集，更是一位将毕生心血献给新疆考古研究的学者，用双脚丈量历史、用双手发掘文明的珍贵见证。在整理书稿的过程中，我仿佛循着先生的脚步，穿越塔克拉玛干的沙海，踏入罗布泊的荒原，亲手触摸那些被风沙掩埋千年的文明印记。这份厚重的书稿，承载的不只是一个个考古发现，更是一段段与历史对话的人生历程。
编校期间，最让我动容的，是作者对学术真理的执着坚守。在关于孔雀河青铜文明的系列文章中，他不仅以翔实的考古材料重构了史前人群的迁徙图景，更对国际学界流行的“吐火罗假说”展开了有理有据的批判。尤其在《透视所谓“吐火罗”与孔雀河青铜时代考古文化研究》等文中，他通过系统对比考古资料，明确指出所谓“吐火罗人”遗存与孔雀河遗存在时空维度上存在巨大鸿沟，且缺乏文字证据支撑。这种不盲从、不附和的独立学术精神，正是我们这个时代学术出版最应珍视的品质。更令人钦佩的是，他在《从高加索走向孔雀河》《从孔雀河走向昆仑山》等文中，进一步提出了开创性的“高加索—孔雀河—昆仑山”人群迁徙与文化传播路线。通过对比高加索地区与孔雀河遗存的相似性，结合古气候灾变背景，他推测出史前人群经由中亚两河流域、天山峡谷抵达孔雀河谷的迁徙路径。这一研究不仅填补了相关领域的学术空白，更为理解欧亚草原青铜时代人群的流动提供了全新视角。
在“天山峡谷古道”的论证中，作者充分展现了作为考古学家的综合研究能力。从阿拉沟的塞人遗存，到阿斯塔那出土的唐代文书，再到明清文献记载，他以多种证据相互印证，成功还原出一条被历史遗忘的重要通道。而对唐代轮台县设置的分析，则清晰重现了当时丝绸之路北道的交通与防卫图景。这些研究让我们真切认识到丝绸之路的复杂与多元。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西域只知有秦人》一文。作者从一方刻石中“秦人”的自称切入，层层剖析、抽丝剥茧，最终揭示出各民族源远流长的紧密联系。这种见微知著的研究方法，令人叹服。他明确提出，“秦”作为中原王朝的代称及其文化影响力，早已深深植根于不同地域的社会认知中，其深远程度甚至超越了后来的“汉”。这一发现不仅是对传统历史叙事的必要补充，更从身份认同的角度，印证了新疆与中原不可分割的悠久联系。
编辑过程中，我还常被字里行间流露的学人情怀打动。作者对黄文弼、冯其庸、李征等前辈与同道的追忆，不只是学术往事的回顾，更是对学术精神的传承。在《深心托豪素 倏忽六十年》一文中，他详细记述了黄文弼先生对自己的谆谆教诲：要重视北疆考古、要将文献研究与田野工作相结合、要精读《汉书·西域传》等一手文献。这些建议即便在今日读来，依旧掷地有声，字里行间满是前辈学者对后辈的殷切期许。《难忘冯其庸先生的文物情怀》与《难忘李征》两篇文章，则让我们看到特殊年代里，学者们对文明的执着守护。冯其庸先生不仅深切关注不同地域的文明，更以捐赠等实际行动参与文物保护。李征则在艰难岁月中，竭尽全力抢救文物、整理文书。这些故事生动展现了中国学者筚路蓝缕、无私奉献的崇高家国情怀。
今年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在“一带一路”倡议深入实施的背景下，作者对丝路精神的诠释、对古代治理智慧的总结，为我们理解当代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视角。他对丝绸之路多元文明交流的研究，更为当今世界的文明对话提供了宝贵借鉴。
编辑时，我总在思考：是什么支撑着一位学者在艰苦的边疆考古事业中坚守了40年？通读全书后，我找到了答案：是对历史真相的执着追求，是对文明传承的强烈使命感，更是对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眷恋。作者用一生的时间，在戈壁荒漠中搜寻文明的碎片，将它们精心拼接成一幅绚丽的文明画卷，让新疆考古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的有力见证。希望这本书能让更多读者感受到新疆考古的魅力，感受到一位考古学家的坚守与担当。
（作者系凤凰出版社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