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民族危难之际，抗战诗歌运动非常活跃。烽火与硝烟中的诗歌刊物是凝聚全国诗歌作者的纽带，它们以晶莹的光与热照亮历史的时空，为繁荣抗战诗歌作出积极贡献。创办于四川成都的一本刊物《诗星》，就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以诗为战斗的武器，为民族的独立与解放而歌，为血与火的时代呼喊。

为抗战大时代呼喊

《诗星》的主编牧丁是一位执着于诗歌创作的青年诗人，原名顾祝漪，江苏省涟水县人，1935年开始发表诗作。1939年1月，在陕南安康中学就读的牧丁，听说诗人李广田在国立六中任教，赴四川梓橦转入该校师范部。在校期间，他与贺敬之等同学办诗壁报，练习写作。他们将诗作投寄成都的《华西日报》《飞报》和全国文协成都分会办的《笔阵》等刊物发表。他的诗作受到作家萧军的赞许和鼓励，萧军还告诉他，书并不一定要在学校读，社会中到处都可以学习，他由此产生了为抗战大时代呼喊的想法，想到成都开创一个自己的阵地。在贺敬之等同学的促动下，得到萧军来信同意后，牧丁赴成都借萧军主编的《新民报·新民座谈》副刊版面，创办了《海星诗页》周刊。1940年2月2日，《海星诗页》刊出第1期，至4月第9期时，因成都发生“抢米案”，《新民报》被迫停刊，《海星诗页》也到此终刊。

1940年4月下旬，牧丁与几个诗友凑钱，于7月20日出版了一个32开仅8页的小型诗刊《诗星》。创刊后得到婴子、张天授、考蒂克、李岳南等人的声援，还得到了郭沫若的鼓励，不仅寄来诗稿，还为刊头和诗刊的出版方“海星诗社”题字。《诗星》到1941年8月终刊，共出版25期，诗稿来自江苏、陕西、山西、重庆、成都等全国各地，作者团队有80余人，可见其影响广泛。《诗星》由海星诗社全体社员负责，但在成都的仅有主编者牧丁。诗刊起初由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经销，外埠由社友代售，每期售完再出下期。后与成都的莽原出版社签订合同，由他们出资，第二集四、五期合刊，篇幅已到60页。海星诗社还出了两套丛书，分别是《海星诗丛》和《诗长征丛书》，前者包括魏荒弩译的长诗《爱底高歌》、雷石榆《在战斗中歌唱》、蒂克《小兰花》、李岳南《哀河北》、彭桂萼《边塞的军笳》、覃子豪《自由的旗》、婴子《季候风》等；后者包括影痕《杀人交响曲》《五月的农村》《水车》《街头》，列入筹印中的还有张天授《北平和北平的人们》、艾漠《我们的行列》、夏天《马与枪》、王亚平《红蔷薇》等7本。海星诗社为保存抗战时期的诗歌文本、促进诗歌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1年下半年，在牧丁支持下，由学生周鼎文集资创办莽原出版社，牧丁任顾问，接洽发行成都文协会刊《笔阵》和《诗星》。后成立《文艺纵队》编辑部，由碧野主编《莽原》。由牧丁和张天授具体负责编辑“莽原文丛”，包括《文艺新论》（郭沫若等著）、《大路之歌》（美国惠特曼著，高寒译）、《耕耘集》（王亚平著）、《母地》（李葳译）、《老处女》（丰村著）、《黑货》（徐盈著）等作品。同时，还编选郭沫若、茅盾等人在抗战时期的文章，印行《莽原活叶文选》，供给各中学教学用。海星诗社还积极参与成都文化界的各种社会活动，通过叶菲洛与“文协”成都分会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对促进四川抗战新诗的发展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

对祖国炽热的爱化作滚烫的诗句

牧丁称《诗星》是“只有菜籽粒大的小小刊物”，但它的作品不是象牙塔里的个人哀愁，而是直面现实，为抗战而歌，赞美劳动与创造，抨击战争与丑恶。《诗星》创刊号第一期刊登了牧丁的《诗人》：“诗人，骑匹苦难的/马，握一把睿慧卫正义的/剑，锋利得无情/可以削断了风，跑在所有的/前面，但自己是带了一身的伤……”这当是牧丁的诗宣言，也是办刊的诗学理论。诗人当是时代披荆斩棘的先锋，勇于担当起时代的重任。

《诗星》刊载的作品多为抗战题材，如艾漠《工作还没有完》、影痕《无名英雄的墓碑》、姚散生《灯》等。姚散生的《灯》写得明快、简洁，如一幅生动的素描：“从菜油里迸射着光芒/于是，阴暗的角落有了明亮/不要说太渺小了/渺小中也有充实的生命——/当人间夜幕尚未卷起/请珍惜这爝火似的微明/黑夜的僻巷/窗户上透出淡黄的灯光/几双纤纤女手/替战士赶制御寒的衣裳。”诗后注明作者写于大轰炸后，表达作者对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

牧丁向往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怀念奔赴敌后与敌人战斗的诗友，他从现实生活中撷取诗情和灵感，把对祖国炽热的爱化作滚烫的诗句。1940年9月15日，成都召开大会悼念为国殉职的张自忠将军，他一挥而就长诗《你没有死，活在千百万英雄的心里——悼张自忠将军》，赞美张自忠将军是“从天外飞来的一头猛鹰”，是“哀兵的首领”，是“敲着铁板，高歌东去的大汉”。诗作感情真挚，沉郁顿挫，壮怀激烈。他怀着对祖国强烈的爱，抨击现实的腐败和黑暗，《太阳出来了》一诗写出了他当时的心境和意象，弥漫着忧郁和感伤，反映了作者困守大后方的苦闷、孤寂。诗作以多雨阴湿的天气象征大后方的政治生态，通过太阳寄寓自己对光明的向往，写出了诗人在流浪中感受着人类的苦难，同时也写出了诗人“以苦涩的脚跟着远行的草径”寻找温暖、寻找光明的倔强。在《我走在南方阴雨的路上》《小雨》等诗篇中，诗人对人类苦难的体认更明确、更深刻。他试图把孤寂的个人世界和人类之苦，与抗战大时代孕育出来的“大我”联系起来进行思考，在人类命运的大背景中书写个人感情，体现了宏大的诗学视野和富于时代色彩的艺术抱负。牧丁深受艾青、田间的影响，也赞同胡风的诗学理论，把诗的时代性、民族性和诗人的个性紧密地联系起来。牧丁与七月诗派的作者交往密切，遵循与“七月诗派”相似的诗歌美学办刊，撰稿者贺敬之、牛汉后被列入“七月诗丛”作者群。《诗星》与“七月诗派”的关系也成为研究抗战诗歌的重要课题。

“融入更阔大、更丰富的存在中去”

牧丁说：“我们不认哪个有名哪个无名，只要是写诗的。”“我们都是一样的。有时我们还崇拜无名，这个时代里，往往伟大的属于无名的。”与《诗星》结缘，从《诗星》起步，经过抗战烽火的洗礼，许多无名诗人成为著名诗人和文化领域的中坚人物，活跃在当时中国的文坛上。《诗星》起到了孵化诗歌人才、壮大诗歌队伍的重要作用。

李瑞玉在《牧丁主编“诗星”的历程》（《新文学史料》1992年第1期）中介绍了部分作者的情况，其中艾漠（贺敬之）和谷风（牛汉）为当时最年轻的两个诗友，也是撰稿最多的人。贺敬之于1940年赴延安，因生活流动不定，原稿多寄存牧丁手里。凡《诗星》容纳不了的诗稿，则由牧丁分寄各地。“九叶派”诗人之一杜运燮、曾任《诗刊》主编的厂民（严辰）等青年诗人的诗作多是寄给《诗星》发表，或由牧丁转给婴子主编的《江南文艺》发表。除了青年诗人之外，《诗星》的作者群中也有当时已成名的成熟作家，如“左联”时期的军旅诗人雷溅波、著名戏剧家吴祖光等。《诗星》还刊出征求社友的启事，以征友的方式扩大影响，并把抗战诗歌活动推向深入：“我们伸出真诚的手，预备和成都或他地诗作者结起热烈的友谊……接受不识面朋友的暖意。”叶菲洛、孙则剑、张天授等人都是看到启事后来信加入诗社，还介绍了李岳南、赵慧澄、张秋君等人入社。1940年8月，李岳南从重庆给牧丁来信：“昨天傍晚入城购得《诗星》，从社语中知了你的地址，有说不出的高兴，我希望我们经常取得联系……冯振乾在兰州，他最近打算在那边与几个朋友编一个综合性的刊物，他负责文艺栏，又在报纸上出一个诗刊，希望寄点文友的稿子去。”经李岳南介绍，牧丁与在西北倡导创作“新边塞诗”的冯振乾有了联系，也让海星社的诗人走进大西北。随后，冯振乾介绍了当时在天水国立五中读书的牛汉参加诗社活动，他也逐渐成为诗社的中坚力量。

1941年的西南文坛刊物林立，但坚持下来并不容易。全国文协成都分会的《笔阵》因经费问题一年来只出一期，《挥戈》《祖国文艺》《西部文艺》因各种原因停刊，《散文与诗》只办了一期，《诗星》是当时西南地区坚持得较久的一本诗刊。虽然条件极其艰辛，但为抗战奉献的精神和对诗歌创作的热爱支撑、鼓励着刊物的编辑。因经费和人力匮乏、印刷条件极差、纸张质量低劣等原因，诗刊经常脱期，读者和朋友不断来函询问。牧丁为刊物的送审、印刷，常常需要步行30多里路。为能继续办刊，他从1941年开始赴远郊的一个中学教书。1942年8月，他应聘到数百里外的彭山县省立女师，离开了成都，从此再无法兼顾《诗星》，海星诗社的活动也随着他的离开而结束。牧丁与刊物《诗星》为大后方的诗歌抗战做出了积极的探索和努力，他在《我们走了——寄爝火社同仁赵一无》中写下的诗行，今天读来仍然滚烫：“我们跟着行进中的队伍，走了……我们，要用我们的歌喉，向路旁，/怀疑我们的/人民，呼喊，呼喊他们来增厚我们的队伍。”

这是一个艰苦卓绝的年代，也是一个纯真而激情的年代。那么多不曾谋面的年轻人因为诗、因为文学、因为抗战而结成挚友，《诗星》竭尽绵薄之力联络全国各地的诗人作者，为抗战呐喊，积极推动抗战诗歌发展。他们“为了祖国的文化，为了祖国的生存”，“用感情的线，联系着民族斗士底心，传播着抗战底声”。牧丁的诗作《人的儿子——写此勉植并自励》是他写给刚出生的儿子的诗，也可看作他人生的宣言，“站起来”只是生命的第一步，如何摆脱受奴役的传统命运，成为真正的“人的儿子”，才是问题的关键。牧丁在诗中给出了明确的回答：融入更阔大、更丰富的存在中去。融入大时代，在血与火的战斗中，在争取民族解放和人类解放的斗争中获得新生。

（作者系诗人、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