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一台机器的呐喊，写一颗地脚螺丝的颤栗
我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喜欢上文学创作的，那是颇具特质的浪漫主义年代。当时我中考落榜，正在一家多种经营公司下辖的建筑队里当小集体工，落榜的心情绝对不是仅仅靠冲天一喊就能够解决的，好在我找到了一个长久的释放通道，那就是文学。在建筑队干了五年以后，我应招到煤矿下了井，为的是能够得到一个国营工的身份。地面的活再重，总能见得了天。而井下环境狭小，施展不开身子，干起活来磕头碰脚的，空气中粉尘很大，呼吸都不顺畅。以前老以为自己在建筑队时干的活是最重的，但和井下的劳动强度相比，就是小巫见大巫了。前段时间和霍俊明老师交流时谈到这些事时，他说：“越是艰苦的环境精神生活越是重要，需要支撑。”矿工们大都有着自己释放的通道，方式不一样，但效果却差不多，皆有曲径通幽之妙。
大家有的喜欢喝酒，有的喜欢打牌，有的喜欢“嚎两嗓子”，而我有空就想写点东西。说是业余爱好也行，说是精神支柱也不过分。我认为这些都是爱好，只要不危害社会，也不存在高低之分。我就这样一直坚持写了下来，已经有40多年了。回顾自己的创作历程，也有一些心得。我开始喜欢散文、小说，后来迷上古诗词，进厂工作后，又爱上了新诗。一开始学习时，我研究的是艾青、臧克家等诗人的作品，为他们诗中的情怀所深深打动，他们年轻的面孔和从青春的口中吟出的沧桑之诗“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某次下班出厂时我听到了有线广播里正在播出北岛的《回答》，立刻入了迷，呆呆站在原地直到听完才踩着浓稠的夜色回家。后来我接触到了第三代诗人，喜欢上各种风格和流派的作品。有段时间对海子的诗歌特别沉迷，在每周一天的歇班时苦读加仿写。那时最渴望的就是能看到书，仅有的几本诗歌刊物都被我翻得稀烂。最开始，写诗的题材、风格和语言都比较杂，有人生感悟，也有风花雪月，或者一味地追求抒情，或者一味地追求语言，一味地追求张力和陌生化。我在矿下工作多年，自己出了好几次工伤，亲眼目睹了一些事故以后，愈发觉得矿工的不容易，作品的素材和风格渐渐也转向以描写煤矿特别是井下的工作生活为主了。
诗歌该如何写，几十年来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逐渐地我形成了自己的诗歌观。刚开始在席慕蓉、汪国真等人的诗集大卖时，我就受到了启发：诗歌首先应该让人看得懂，才能走入寻常百姓家。对于西方现代派的作品，包括国内的一些学院派代表诗人的作品，我曾非常喜欢并疯狂地模仿过。有时身边的家人和工友们会狠狠地敲我一锤子：你写的诗都看不懂，还叫什么诗，并举出唐诗宋词的例子。我当然是会反驳的，可冷静下来想想觉得他们说的也有些道理。唐朝时“白乐天每作诗，令老妪解之”，这样的作品肯定能够流传下来。流行并不代表肤浅，我常常思索，如何能够把作品写得既好懂，又具备深刻的思想性。我认为最重要的还在于要富有想象力。我一直赞成百花齐放，认为所有流派皆有佳作，所以各家各派的特长都想吸收。我认为新诗发展到现在可以包容百家，但不能变得越来越象牙塔化，只有深度接地气，不设置阅读障碍，创作出既好懂又深刻的诗，才会被大众所接受。
我只有初中学历，由于自身文化水平所限，再加上平时没有条件读书、游历，写不出常年在空旷处工作的石油工业诗人的那种特有的开阔来。有些老师说我的作品逼仄，只写井下劳动场面，我虚心接受批评，同时也想为自己“辩解”几句：我的作品中煤炭题材只占到总数的五成多，其中至少有一半不是纯粹写井下劳动场面的。我写煤矿地面的物象、亲人、工友和煤矿各种人物命运的作品并不少，也有将以上物象串联在一起写的诗歌。比如2024年第1期《诗刊》上刊发我的7首煤矿诗只有2首是纯粹写井下的，也不仅着眼于劳动场面。其余的5首虽都涉及煤矿题材，但并没有只局限于井下。我一直警惕自己不要因特定身份而刻意自我设限，工业题材的作品有时就是一台机器的呐喊，或者一颗地脚螺丝的颤栗，多写劳动场面也是一种必要的呈现。我深知自己的作品肯定有局限，因为知识面、生活面和工作面都太狭窄了，先天不足造成后天难以涉足开阔地，所以就一直想往深处去。只要还写一天，我就会竭力地扬长避短、提高自己。
在生活中碰到某些令人感叹的情境时，我第一时间想到的总是某些古代名篇，但现当代新诗就不多了，或许和我持同样想法的人不在少数。“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凡有井水处，皆听单田芳。”我想，现代新诗要能接近或达到这种效果，何愁不能进入寻常百姓家呢？
（作者系煤矿井下工人、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