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郝庆军有三个身份：一是干部，他在文化领域从事文艺管理工作，干过杂志主编、出版社社长，也负责过具体的部门，不仅如此，在进京之前，他在乡镇、县里等多个岗位工作过，是少有的有长期基层经验的干部；二是学者，他辞去记者职务，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读现代文学博士，专心研究鲁迅杂文这种现代文学最硬核的题目，他读博时属于大龄青年，拖家带口，实属不易；三是小说家，工作之余，庆军喜欢写小说，通过文学来写时代、写世情、写人心，充分发挥他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广博的职业见闻的作用。三重身份略有不同，又彼此融合，让庆军既知晓现实逻辑、人情世故，又有着现代知识分子的本色。他从地方到北京、从基层到部委机关、从文学世界到繁华现实，流连于不同角色、不同岗位，练就了洞若观火、体情察物的能力。这些都有助于他在文学创作时，贴近火热的生活，书写真实的人间烟火。

一转眼，认识庆军也有十几年了。2009年我博士毕业到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与年长我一轮的庆军成了好朋友，我们都是山东人，他老家在鲁中，我在鲁西南。我们又都是学文学出身，自然有很多兴趣相投的地方。我身边的朋友多是一路读书、从事研究工作的居多，庆军是少有的有着丰富人生阅历的兄长，是给我很多帮助的良师益友。记得那些年每次来院里上班，中午吃过午饭，我们就和几位师友在单位附近的小花园散步、聊天，从国家大事到近期看过的好文章，从国际风云到日常变化，无话不说，甚为畅快。有时与庆军谈一些个人选择、人生困惑，他总以过来人的身份给我分析优劣、评判左右。我感觉庆军身上有几个特点：一是温润如玉的性格，他性情温和，做事有条理、考虑周全，工作中曾与不同性格的人“搭档”，都能干好工作，也能相处融洽；二是有自知之明，不怕事，也不惧事，遇到难题有时迎难而上，有时养精蓄锐，懂得人生进退的道理；三是做事有分寸感，坚持原则，又不失温度。在我眼中，庆军是一位君子坦荡、值得信赖的好朋友。

有一段时期，庆军积劳成疾，申请调到相对轻松的岗位。这时我已经离开艺术研究院，虽然见面时间少了，但隔几个月还会通话或见面聊天。又过了几年，庆军身体好转，又转到新的岗位，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管理工作。他迅速调整角色，尽快了解非遗发展的来龙去脉。这些年正是各地非遗大发展的时期，庆军越来越忙，他要到不同地方考察、调研，普及非遗文化，推动非遗建设。和庆军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少，每次见面都听他像聊家常一样，介绍有地方特色的非遗项目，通过扶持非遗传承人确实让很多濒临灭绝的传统文化又焕发了生机。庆军经常说没有时间写小说了，我总是开玩笑，忙工作也是为下一部小说积累素材，我想非遗肯定会成为庆军下一部小说的主题。果然，他今年春节已经开始创作以非遗为背景的系列小说了。

庆军跟我说过，在中国社科院读博士时期，他最经常待的地方就是图书馆，花大量时间翻阅民国时期的刊物，也通读过几个现代作家的全集，这为他研究鲁迅晚期杂文奠定了学术基础。鲁迅研究是现代文学领域的“显学”，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鲁迅及其作品的阐释本身成为思想史变迁的标识。在新启蒙思潮影响下，20世纪80年代，鲁迅研究更重视对早期鲁迅文本的解读。2003年读博士的庆军，选择了一个相对冷门的题目，从文化与政治的视角重新解读晚期走向杂文写作的鲁迅。郝庆军抓住杂文这一打上鲁迅痕迹的新文体，来呈现鲁迅如何用杂文进行一种文化抵抗和公共空间的开掘。这部著作没有回避鲁迅杂文的文学性与政治性的难题，还把鲁迅与胡适、萧伯纳、文化复古思潮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展现了立体、丰富的鲁迅形象。

相比学界中人，庆军对中国社会的现实逻辑、基层发展有深刻体会。博士毕业后，庆军到文化研究机构从事管理工作，实现了从基层到京城的人生跃迁。此时年近不惑的庆军开始了文学创作。按照他的说法，在机关时行政工作占据了大量的时间，无暇完全沉浸于学术领域，反而业余写小说让其可以超越日常生活，把所思所感转化为形象化的精神创作。除此之外，我想庆军有一种不吐不快的创作冲动，这与他的两种人生经验有关，一是他从事过中学教师、基层干部、记者等各种职业，与各个阶层的人打过交道，30岁后又经历读硕、读博、留京等人生的转换，可谓跨越不同的“圈层”，对人生有了丰富的体悟和反思；二是他从事现代文学研究，深知文学不是小事，从晚清民初以来，小说就不仅仅是“小”说，而是言事、观世的中介。庆军的文学创作受到本职工作的影响，不忙的时候就写得多，忙起来就没有空创作。

20世纪90年代市场化大潮以来，文学逐渐边缘化，文学写作成为特定领域、相对专业化的事情。庆军的小说可读性强，人物形象鲜明，语言通俗，故事引人入胜，我每次阅读他的作品，都是一口气读完。庆军熟悉现代文学以及从五四新文学到20世纪80年代先锋文学的发展脉络，他没有选择严肃文学的创作路径，而是受到20世纪90年代新写实小说、身体写作、官场职场小说的影响。因此，庆军的小说更像市井、世情小说，写官场，写职场，也写活色生香的个人生活。他的小说不追求形式化元素，也不玩叙事实验，而是回归到讲故事、塑造人物等小说的传统范畴。

这种文学风格与庆军小说中所书写的时代相匹配。从他的小说中能看出世纪之交前后二十年的偏爱。这段时间既是庆军从大学毕业到工作、读博、进京的时段，也是市场化改革狂飙突进的时段。庆军早期的《锦瑟无端》《两个教授的故事》《书香》《我从海德堡来》等小说正是对这一时代的真实反映。

相比十年前的作品，庆军近期的一些作品更有意识地审视20世纪90年代，写到了人性的回归。在《在普者黑谈情说恨》这篇小说中，庆军依然把20世纪90年代作为故事发生的“主舞台”，那是一个让充满理想主义的青年发生人生转向的时代。20世纪90年代中期，曾经的诗歌团体七星社成员纷纷如鸟兽散，各奔“前程”，而南下淘金的狂潮很快退却，大家经历了各种人生变故。如同小说中对女诗人荒水的呈现，从妩媚、洒脱、美丽、干练的才女到体态臃肿的老年女人黄玲玲。当结尾处两位过来人重新审视过去的岁月时，“我”与荒水仿佛又回到年轻的纯真时代。

人们经常说，“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我想庆军就是这样的例子，他少了名利之心，可以更从容、更回归本源地思考学问与人生。就像宦海中浮游的传统文人，在庙堂与江湖之间成就“人情练达”的本领，在入世与出世之中洞观人潮心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