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仁发：要写出具有“发明性”的小说
说老实话，现在找到一篇小说让你忘记“职业读者”的身份读下去是一件十分奢侈的事儿。正因为如此，偶尔看到一篇妙趣横生的作品难免会心潮澎湃。陈昌平的《我们的宠物》就是一篇这样的小说。
一晃儿认识昌平有二十六七年了，编发过他的若干个中短篇小说，其中被选载的、获过奖的也不少。印象比较深的有中篇小说《英雄》《克里斯蒂娜》和短篇小说《教授与狗》。总的感觉他的创作量不是太大，也不喜欢张扬。我猜想他可能会使许多小说“胎死腹中”，每一个“降生”下来的作品都是被他反复自我检测过的。
其实，任何时代的作家完成一篇具有“发明性”的小说都是异常艰难的。在今天若还是纯粹的写实，功夫再到家，朴素归朴素，终显得艺术方式的落伍，人们阅读时也不大能打起精神。依靠观念变形的写法，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多少有些实验过度了，再继续这样写下去似有“轻浮”之嫌。显然，昌平对如何进行有挑战性的写作是反复思索过的。相信读者们看过《我们的宠物》后，不会把它看作是写实性的小说，也不会当成奥威尔《动物庄园》式的寓言小说，更不会判定为卡夫卡式的借动物进行某种象征的小说。
现代小说如何处理与现实的关系，对作家的认知与才能构成了双重考验，甚至可能有一些作家正因为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而失去了写下去的信心和欲望。在我看来，昌平的小说理念，既延续着小说诞生以来一条大河的波澜壮阔，也标识出发源于一隅的涓涓溪流的独一无二。他在《我们的宠物》的创作谈《非“炖”不可》中说：“小说离不开现实描写，但是小说里的现实描写的目的，一定指向现实背后的意蕴。相对于小说所要表达的意蕴，现实应该是一个寓体，或者说，是一个被故事掩护与遮盖的寓体。小说的悖论又一次出现了，小说不是简单的寓言，小说的寓体必须贴合现实，但是现实与寓体的关系应该是言在此而意在彼，或者说，既在此也在彼。他们的关系充满着紧张与张力，是弹性的，恍惚的，若即若离的，同床异梦的。”好一个“既在此也在彼”“若即若离”“同床异梦”，把他心目中理想小说的状态讲得再明白不过了。昌平清楚意识到在这样的理解中，小说写实方面的要求不但没有放宽，反而是格外苛刻。要像魔法师一样，整个写实过程不能漏出丝毫破绽，这样才能使阅读者被发生在身边的日常化的故事带入某种情境，自然而然地接受着由充分逻辑线条咬定的莫名其妙的变化，感受到犹如坐过山车般刺激。
在《我们的宠物》里，无论是先前因被骗而买到家里的笨猪“佩奇”，还是后来作为“纠正”的宠物猪“佩奇”，在它们身上似乎都不承载什么格外的寓言性或象征性，猪就是猪，笨猪也好，宠物猪也好，不是某种符号。一个家庭为了治愈有早期自闭症的孩子，购买一只宠物的动机，再合理不过了。买猫还是买狗是两个大人的选择，而孩子喜欢的是猪，一千个一万个反对的道理也没用，还是得顺从孩子的意愿。这样把一只笨猪当作宠物猪买回来再自然不过了。起初，“佩奇”还是给孩子带来许多快乐，包括语言发音都有进步，家庭气氛一片祥和。可好景不长，当一家人带着“佩奇”到小区里广场上散步游玩时，引发人们的惊奇与议论不绝如缕。楼上邻居家的小女孩朵朵刚想要伸出手摸摸小猪，立马遭到妈妈的呵斥。接下来，这只宠物“佩奇”作为笨猪的真相暴露出来以后，造成的各种冲突越来越激烈，物业出面协调已经不够，派出所警察都不得不出面。直至影响到妻子在单位里的升迁，甚至干扰了夫妻关系的和谐……小说中所有人物从各自的角度分析，没有谁的想法缺乏合理性，都是那么的无懈可击，可是当这一切再正常不过的因素组合在一起的时候，荒诞性发生了。在荒诞性中是不需要寻找谁对谁错之类的问题的，有是非判断时是不产生荒诞性的。
昌平在他的创作谈中提到了他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另一个短篇《大闸蟹》。2004年8月，这篇小说发表之后，我给一家地方报纸副刊写阅读笔记专栏时就关注过，那时写下了一些“表扬”的话：
陈昌平的悟性真是很好，他的小说越写越像样，能有这么明显跨越式发展的小说作者非常鲜见。换一种表扬方法，得说陈昌平对小说是什么东西理解得彻底。拿陈昌平艺术精致的小说与那些粗鄙不堪的小说一比，真是有个高低之分、文野之分。《大闸蟹》说的是一个北方佬出差苏州，从著名的大闸蟹故乡——阳澄湖带回三只正宗大闸蟹，准备与儿子、老婆一同分享一顿美餐的过程中发生的故事。这不太像可以多么引人入胜的故事坯子，可在这貌似没有小说的地方还真长出了一篇有点灵气儿的小说。
记得多少年前一个很朴素的老作家就讲过一个很朴素的道理：小说就是折腾。但这折腾也是有好多说道的，瞎折腾肯定不灵。陈昌平有点像比赛兴奋型选手，一旦他感到小说成竹在胸时，写起来很在状态，一招一式颇见功夫。大闸蟹从那么老远的地方带回来了，又从电脑上查找到了验明正身的资料，经核对无误后，妥妥帖帖地让它们呆在厨房的塑料盆里再活一个晚上。然后赶紧给住校读书的儿子打个电话，先预告一下好吃螃蟹的儿子有口福了。然而，第二天早晨风云突变，三只螃蟹从主人给它们留的一条透气的缝隙间爬出去不见了踪影。接下来便是一波三折地寻找走失了的螃蟹的过程，直到眼巴巴地在垃圾箱里看到最后一具大闸蟹的尸骸，才算终结。怏怏不乐的主人，最后不得不跑到农贸市场买三只本地的蟹子——赤甲红，来向儿子交待。
这是一篇写实的小说吗？显然不是。但也不能说是一篇寓言式的小说。所有的微妙都在这似与不似之间蕴藏着。好的小说是让你会心一笑，也不必再说清道明。评论者也未必一定要划出什么条条框框，非得概括出个什么主题才算罢休。从纯粹的小说标准出发（我们姑且认为有这样一种标准存在），《大闸蟹》的确是接近完美的，它在意义和形式之间几乎没有任何焊接的痕迹，它的双重结构套装得浑然一体。
假如一定要挑挑这篇小说的毛病的话，倒也未必无处置喙。比如在寻找丢失的蟹子时，主人公一次次地张贴启事，而且启事的内容越来越接近荒诞，这样的地方还是有失自然的。
回过头来看，《大闸蟹》已是昌平走向进一步“发明小说”的一个标志了，当然之后他也做过一些其它方面的尝试，而现在的《我们的宠物》在我看来特别成熟了。在昌平的笔下，不必寻找喻体与寓意的某种对应关系，也无须把人变成甲虫，或者把“佩奇”变成人，一切该呈现与表达的东西都蕴藏在一个包罗万象的尊重生活自然的“块茎”之中。这篇小说写作过程中题目发生了几次变化，由《猪头》到《佩奇》，再由《宠物》变成《我们的宠物》，无意中完整勾勒出一条“发明性”的意识轨迹，由实物到抽象，由个体到普遍，在逐步打破旧有的固化思维后，小说走向了宽广与深邃。
高尔基在《文学写照》一书中记录了托尔斯泰谈到《沦落的人们》时的情景：“他不止一次地对我说：‘您是一个发明家，所有您那些库瓦尔达都是您发明出来的。’……我对他说所有的作家大概都多多少少发明过一点东西，他们以为那些人物在实际生活中间应该什么样子，他们就照什么样子把他们表现出来；我又对他说，我喜欢那些愿意使用任何手段（即使是暴力也好）去反抗生活里的恶的积极人物。”昌平非常满意《我们的宠物》的结尾，而且这个结尾是在这篇小说动笔前就已经想好了的。当“我”把一只从表兄大龙家冷冻仓库里带回的酷似宠物“佩奇”的猪头挂在窗口时，一点一点融化的淋淋漓漓的血水顺着窗台滴到小区的楼下，雪白的猪头睥睨着窗外的广场。我们不能狭隘地认为这仅仅是一种发泄方式，而应该视为这是“我们”对整个荒诞世界的共同反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