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读小说《我们的宠物》，熟悉作家陈昌平的读者可能会联想到他的小说《教授与狗》《大闸蟹》《克里斯蒂娜》等等，上演的都是一出出悲喜剧。猪飞狗跳，天崩地裂，螃蟹出走；“佩奇”到底应不应该是宠物，猴子到底存不存在，说得清却又道不明，只剩下由此引发的心心念惘惘然，以及真相被戳破后的黯然神伤与无所适从。

对如此一种美学风格、叙事策略或文本结构的“固执”，似乎是陈昌平小说的原始基因之一。他的写作开始于新世纪初，在“60后”作家中算是比较晚的，但又颇有些“出道即巅峰”的意味，几乎没有经历从地方刊物“升级打怪”的过程，便频频登上各文学大刊和选刊。《英雄》《特务》《汉奸》《国家机密》《首席人民》等一连串元气淋漓、野心勃勃的中短篇小说直接越过了新手写作的拘谨、青涩，呈现出具有整体辨识度的反讽美学，暗戳戳刺破虚伪的鬼祟，兀自浮现出历史的多重面影。彼时的陈昌平似乎用荒诞与反讽编织出天罗地网，试图把小说中的人物、情节、故事、结构都纳入其中，甚至连小说的题目也概莫能外。“国家机密”“英雄”“汉奸”“特务”“首席人民”，每个题目都有一股言之凿凿的庄严宏大，目光所及都坚定地看向历史这个庞然大物。作者有意无意地把某种历史意味内置于这些看似简单明晰实则内涵坚固的词语中，先声夺人地营造了特定岁月庄严、宏大、紧张、隐秘的历史氛围，接着又在小说叙事中通过错位的角色、反转的情节，以及充满奇思的隐喻性结构，与小说题目构成戏剧性的冲突，在文本内部形成具有反讽意味的美学张力。而小说中那些身份错位的角色，如做梦的内容成了“国家机密”的平民孩子小六子，被指认为“首席人民”的李志民/逄敬舜，被错定为汉奸而丧命的李徵，以及意外丢失的螃蟹（《大闸蟹》）、被移花接木的宠物“佩奇”（《我们的宠物》），都行走在作者为逼近这个内核而设置的不同路径上。这些错位的角色有的是小说的主角，有的则是小说的“药引子”，沿着他们的故事可以爬梳出一个作家的文学图谱。

陈昌平小说中那些错位的角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类型，一类是主动或被动地向上“拔高”的人物，姑且借用作者小说的名字，称之为“英雄”类型；另一类与“英雄”恰恰相反，是莫名地被推向命运异端的人物，称之为“汉奸”；最后一类是“首席人民”，可能是生活中的每个人。

陈昌平在小说写作之初便显露出对历史的深度兴趣。面对宏大的历史城堡，他感兴趣的不是胜利者的姿态或宣言，也不会径直推开城堡的正门，因为大门内那些打理得井井有条的景象并不符合他的审美；他更无意另起炉灶，在语言叙事中重建另一座城堡——在他看来，告别一段记忆，尤其是自己的经验，并不简单。陈昌平更愿意跟随贩夫走卒从边门或后门进入城堡，在日常生活的缝隙中发现历史的诡异，在凡俗生活与宏大意志的迎面相遇中打开历史的多副面孔：威严下的荒诞不经、谎言又包裹着真诚。历史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讲述英雄神话，进而言之，英雄的形象就是历史的形象，英雄的面孔就是历史的面孔。陈昌平便选取从“英雄”入手，重新打量英雄，也重新塑造另类的英雄。

《国家机密》的主人公小六子是一个其貌不扬的平民孩子，却莫名其妙地拥有了通过梦境预测国家大事的能力，瞬间变成了几方争夺的“英雄”。哪方首先掌握了小六子的梦，就意味着掌握了“国家机密”，意味着掌握了主动权，于是，悖论出现了，被认为具有必然性的历史与偶然的、不确定的梦纠缠在一起，而且几乎以等号相联。在另一部小说《英雄》中，作者塑造了另一种英雄。小说主人公老高是一名退休工人，因偶然在广场讲述战争故事被误认为退伍老兵，进而陷入虚构的英雄身份中。他通过泡图书馆、走访干休所等方式拼凑战争细节，甚至虚构出惊悚的刺杀麦克阿瑟的情节。在不断讲述、不断虚构的过程中，老高逐渐从英雄的讲述者，直到把自己虚构成英雄，越来越深地沉浸在特殊年代的“英雄主义”情绪中。老高成为“英雄”的两个必要条件：一是广场上的听众对巨型历史话语的痴迷，二是老高对巨型历史的精神认同。二者缺一不可。“英雄”老高的悖论在于，存在于话语中的历史比真实历史更具有的统摄力，它如此深刻地穿透了历史，渗透于此时此刻。最后老将军的现身，几乎是历史肉身的显影，以神秘而威严的在场姿态为“英雄”老高背书与加冕，更不妨说，是为巨型历史再次加冕。无论是小六子莫名其妙地成了英雄，还是老高在虚构与自我想象中成了英雄，映照出的都是巨型历史面前人的虚饰。

有太阳就有阴影。历史需要在英雄身上赋形，也可能在反面人物身上赋形。正面英雄与反面人物是历史的一体两面。什么样的人是反面人物，为什么成为反面人物，便是一个值得追问的话题。《汉奸》发生在抗战时期的辽南半岛，主人公李徵是一个精通书法的落魄文人，当时的日本守备队队长田中敬治酷爱书法，以“三顾茅庐”的姿态强迫李徵教授其中国书法。尽管李徵内心反感日本人，但因为田中对中国文化的景仰与彬彬有礼的态度，以及现实生活的压力，他勉强同意了。与此同时，李徵暗中利用与田中接触的机会为抗日武装提供情报，协助游击队成功袭击了日军据点。然而，抗战胜利后，他却因与日军的交往被错误认定为“汉奸”。小说结尾暗示李徵的“汉奸”罪名在后来的历史编纂中再次被去掉了。从一个落魄文人到被认定为“汉奸”，再到消失在历史中，李徵经历了两次“篡改”，一次是暗中助力抗日的一面被抹掉，被认定为汉奸；另一次是“汉奸”的罪名再次从历史中被抹掉，彻底消失在历史中。在这个过程中，李徵真实的境遇、行为与情感已经不能成为证明自身的依据，只能被动接受“你是谁”的审判。罪名的存在与消失已远离了真相，李徵是不是汉奸、罪名存不存在，是作者对历史的拷问，也是对历史的赋形。《特务》将这种拷问与赋形进一步推向极致。小说由明暗两条线交织推进，明线是儿子为了照顾生病糊涂的母亲，在家里配合母亲排演样板戏，因为只有样板戏才能让母亲精神好转起来；暗线是儿子在单位忍受挨批。小说将错位的现实落实在血缘性的亲密母子关系中，形成一种紧张感与反讽效果。当主人公为了抚慰母亲，编造出要到敌人内部潜伏的戏码，“特务”这个特定词汇的所指已经完全被改写。

介于“英雄”与“汉奸”之间的是“首席人民”。这个人物来自于同名小说《首席人民》。《首席人民》是陈昌平最出色的短篇小说，相对于“英雄”和“汉奸”用戏剧化的矛盾冲突塑造的错位形象，“首席人民”是一个更具艺术想象力和历史穿透力，也更完整、圆融的人物形象。《首席人民》讲述了逄敬舜（组织赋予化名李志民）的特殊人生。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他作为孤儿被选中加入“文工团”，实则从事的是秘密保卫工作；在28年工作中扮演商人、农民、知识分子等数十种角色，为首长安全构建隐蔽防线；1975年因表现出色，成为团史上首位未任单项“首席”却直接荣膺“全能称号”的“首席”“人民”，1976年却又受审查并回到家乡，晚年身患喉癌，在对家庭的亏欠中追忆一生。“文工团”是小说的神来之笔。它似乎完全是作者的神奇虚构，但它的性质、工作内容、规章制度、运行方式又让读者觉得无比真实、无处不在，渗透在历史与日常的每一个毛孔中。身在其中的人都有两个名字，一个是父母给的名字，一个是组织给的名字，两个名字决定了“我是谁”是一个“我”自己都无法回答的问题、更是一个无需回答的问题——“我们的保密守则里有一句话，需要保密的，不仅不能跟任何人讲，甚至不能跟自己说。”小说中出现多处具有隐喻意义的情节。晚年回到家乡养老的李志民，终于用回了自己的名字，但是又得了喉癌。作为一种具有隐喻性的疾病，“喉癌”暗示着主人公一辈子的特殊命运……

风格即人。风格是技巧包裹的美学趣味，也是形式外壳里的看世界的眼光。荒诞、反讽、错位是陈昌平小说坚硬的骨骼，也是一个作家特有的凝视世界的方式。当作家像拼搭乐高一样，翻转、组合、拼接，以各种花样把这些元素安置在小说中，为坚硬的骨骼赋予面目不同的故事肉身，便构成了一个高度风格化的文学世界，其中澎拜着作家用文字打破边界的尝试，也重塑着自我与世界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