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文学”到“新世纪文学” ——当代文学的变革与挑战
洪子诚先生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首次出版于1999年，此后多次再版，但“当代文学”的历史下限始终被划定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翻开最新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2023精装版），其历史叙述仍然延续着旧版逻辑：“上编50—70年代的文学”事关“当代文学”的“一体化”的形成，而“下编80—90年代的文学”则叙述的是“一体化”的“崩溃”与“解体”。这种“多元”与“一体”的轮回，也意味着一个完整的历史逻辑。或许正是基于这个完整的历史逻辑，洪先生在他写作该著作的90年代后期，可以从容地将正在发生的90年代文学纳入到历史书写的范围之内，但在他最后修订的2023年，却对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的“新世纪文学”不闻不问，他始终未将“新世纪文学”纳入当代文学史的历史版图。
这里固然有一个“当代文学不宜写史”的学术共识。新时期之后，可以无限延续的“当代”，使得作为权宜之计的“当代文学”概念承受了很多误解，很多人会望文生义地把“当代”理解为“当下”，由此也滋生出关于“当代文学能不能写史”的诸多讨论。因此学界的基本共识在于，将晚近的“当下文学”纳入文学批评的考量范围，等拉开一段时间距离之后再将其纳入文学史的考察。这当然也是文学史写作的一个基本原则。洪先生或许正在等待纷繁复杂的“新世纪文学”的历史沉淀，毕竟如黑格尔所言，“密涅瓦的猫头鹰总在黄昏起飞”。但在我看来，更深层次的原因或许在于，“新世纪文学”其实超出了我们既有的文学史知识范畴，我们没有办法用原有的文学观念去理解和概括正在发生的一切。
既有的20世纪中国文学，基本遵循的还是“五四新文学”的历史观念。我们知道，上世纪50年代后期，“新文学”一分为二，分为作为“新民主主义文学”的“现代文学”，和作为“社会主义文学”的“当代文学”。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从启蒙到革命，正是20世纪中国文学一条具有统摄性的历史线索。夏志清的“感时忧国”，李泽厚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都是对这条历史线索的反复确证。然而从90年代后期开始，直到新世纪，无限延续的“当代文学”，其实早已无法用原有的启蒙与革命等“新文学”观念来予以简单描述。从世纪之初的“纯文学”讨论，到“底层文学”的热议，再到所谓“中产阶级写作”，直至最近官方提出的“新时代文学”，试图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来对应百年“新文学”历史发生之初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代文学的历史变革，其实都对我们习惯了的20世纪中国文学的知识逻辑和观念体系构成了严峻挑战。在如何理解“新世纪文学”这个问题上，我们遭遇了某种知识和观念的障碍。尤其是到了今天，这种障碍已然更加清晰。那么“新世纪文学”所体现的当代文学的深刻变化究竟体现在哪里？我想通过最近几部当代长篇小说的分析和讨论，来做一些初步的探讨。
其一，主导型情感态度的偏移。我想讨论的作品是河南作家邵丽的长篇小说《金枝（全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这部作品借助了20世纪中国文学中最具典范意味的家族小说模式。但小说有意思的是，邵丽并没有把叙事重心放在反对包办婚姻，勇敢走出封建旧家庭，投身革命的“出走的男性”身上，而是将叙事焦点锁定在过往作品很少关注的“留守的女性”这里。从“出走的男性”到“留守的女性”，这种叙事重心的偏移，固然是一种文学视野的创新，但其所带来的情感态度的偏移在于，作品顺理成章地将所有的同情与理解都放在了后者这里，而对过往文学中形象高大伟岸的“出走的男性”则报以审视和质疑的态度。
在长久以来的历史（或文学）叙述中，树立“出走的男性”的正面形象，一直是反对封建礼教，实现个性解放的题中之义。现代知识分子反对包办婚姻，离家出走，去寻求救国真理，这一直是革命历史叙述的重要起点，也是五四新文学的重要主题。比如巴金的经典作品《家》，就吸引了无数青年走出旧家庭，通过个性解放，最终走向革命之路。在启蒙与革命的文学表述中，反对包办婚姻，无疑有着不容置疑的正当性。然而在邵丽这里，走出腐朽的旧家庭，反对包办婚姻的正当性看上去并没有那么显豁，反而成为被审视的对象。在她这里，“留守的女性”不再被表述为封建礼教的牺牲品，而“出走的男性”则不幸沦为传统伦理秩序的破坏者。在五四新文化的光芒已然暗淡，一个更加注重传统伦理秩序，强调家族家风，强调女性权利的时代业已来临的今天，所谓“原配”的意义，所谓包办婚姻的伦理位置，都已变得暧昧不明。而革命的“标配”，反对旧家庭，反对包办婚姻，追求个性与恋爱自由，也在故事的讲述中不再那么理直气壮。这种情感态度的偏移让我们稍感别扭，但这恰是今天新世纪文学与文化的题中之义。
其二，主导型叙事模式的失效。我想结合天津作家尹学芸的长篇小说《太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4年）来予以讨论。《太和》的主人公潘大丫是一个“囤子媳妇”，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童养媳”，这显然是旧社会的产物，一种介于妻妾与奴婢之间的卑微的女性角色。小说有一个无关紧要却又意味深长的细节，构成了对“新文学”经典桥段的改写。小说写到三位八路军女战士在潘大丫家借宿时，目睹了“囤子媳妇”在家庭里的悲惨遭遇，于是有着相似经历的女性们在此有一个短暂的情感同盟。一番诚挚的情感和革命动员曾让大丫无比动心，然而在一番挣扎和犹豫之后，她最终还是留了下来，选择继续安稳地做她的“童养媳”。这里的“虚晃一枪”，使得小说自动溢出了我们所习惯的革命叙事框架。
为了对抗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不公正的女性待遇，革命女性往往以决绝的姿态投身那场改变阶级命运，同时也改变性别位置的轰轰烈烈的民族解放运动，革命的意义也正在于此。但是对于潘大丫来说，诸如“三民主义”“反对买卖人口”等外来词汇，只在她心里泛起了一丝涟漪就迅速偃旗息鼓，并没有从实质上影响乃至改变她的生活。而她从潘大丫到潘美荣的命名，也并没有被赋予过往文学所具有的革命仪式。因此，《太和》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这里的故事与我们熟悉的20世纪主流叙事截然相反。潘大丫并没有如人们所期待的，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进而奔赴革命的光明坦途。在出走革命的“当口”，她突然留恋起腐朽旧家庭的亲情伦理，便又留了下来。这一念之间的“沉沦”，轻易改变了小说的整体走势。对于作者尹学芸来说，她并非不关注女性命运的反抗话题，只是她所关注的“反抗”不是以革命的决绝方式展开的对于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大反抗”，而是要基于女性的坚韧与隐忍来强调对于个体命运的默默承受。在她这里，“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沉默的大多数”，他们的“沉默”才是最后的反抗武器。这种不革命的“女性受压迫者”的“沉沦”故事，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新文学”主导型叙事模式的失效。
其三，主导型隐喻系统的坍塌。这里重点结合的作品是北京作家石一枫的长篇小说《漂洋过海来送你》（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小说讲述了一个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故事。由于火葬场司炉工李固元的美尼尔氏综合症突然发作，偶然间使得三位死者的骨灰发生安置错乱，好巧不巧地将胡同平民、红色后裔、海外劳工三种身份背景的人物故事强行扭结到了一起，由此从北京胡同连线阿尔巴尼亚，从首都机场到美国芝加哥与密歇根湖，引出一场“漂洋过海来送你”的全球流动大戏。但颇为有趣的是，小说虽然涉及不同阶层不同身份的中国人在全世界的流动游走，但并没有落入过往“新文学”所奠定的主导型隐喻系统——民族寓言——的叙事窠臼之中。
熟悉20世纪中国文学的朋友，大概都对美国理论家杰姆逊的“民族寓言”理论耳熟能详。“所有第三世界的文本均带有寓言性，并具有一种独特的表达方式：我们应该把这些文本当作‘民族寓言’来阅读。”“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的和利比多的文本，总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的内涵，那些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总是成为处于挣扎之中的第三世界公众文化和社会的寓言。”为了清楚阐释自己的理论，杰姆逊对于鲁迅的《狂人日记》等作品有着极为深入的分析。正是在杰姆逊的理论指引之下，文学文本所投射的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焦虑，几乎成为贯穿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阐释线索。甚至到了90年代，像《北京人在纽约》这样的大众文艺作品，依然能够投射一种清晰的民族寓言，这其实构成了“新文学”以来的主导型隐喻系统。然而到了今天，在石一枫等年轻作者笔下，东方与西方，中国与世界，只是单纯的故事背景，而并不像前辈作家那样，被赋予深刻的隐喻内涵。在他们那里，发生在世界的故事，不再是东西方不平等关系的隐喻性表达。他们其实悄然破除了故事的隐喻化和寓言化，这背后所体现的是一种从容自然的主体状态。他们把东西方想象为平等交流，文明互鉴的不同主体，不再焦虑，也不再焦灼。这意味着五四新文学以来的主导型隐喻系统的坍塌。
其四，主导型人物典型的重写。这里的重点例证是北京作家乔叶的长篇小说《宝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2年）。这部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讲述的是一个乡村振兴的故事，由此体现出今天乡村的新状态与新现实。作为一部乡建主题小说，《宝水》最有意味的地方在于，作品塑造了宝水村乡建项目的总设计师，人称“孟胡子”的孟载这个人物形象。这个不起眼的角色并非小说的核心人物，却体现出一种意味深长的时代新质来。
对于习惯了焦裕禄和梁生宝等传统人物典型的我们来说，作为时代典型的孟载显然是一个异类。他既区别于过往文学中常见的土改工作队或合作化运动中的农村新人，也不同于时下小说中流行的驻村干部形象。他并非基层党政干部，却能游走于村干部、镇长、县长书记乃至市长之间；他显然不是资本操盘手或土地开发商，却有能力四处协调，引来各路资本，其广泛的人脉令其看上去更像是一个形迹可疑的“掮客”，却又显现出他非同一般的工作能力和处世智慧。这位体制外的职业规划师与宝水村的关系，仅仅只是依附于一种与地方政府签署乡建合同的契约关系。换言之，这是一种因项目而来，“利来而聚利去而散”的金钱关系。因此小说并没有回避他依据“理性的经济人”的原则所展开利益诉求，但他显然并非逐利之徒。小说为我们生动展现了孟胡子对事业的全情投入，尽管他的敬业与专业，或许只是基于契约关系而来的某种岗位意识，但他为地方发展殚精竭虑，与地方群众打成一片的热情态势，终究让人联想起过往文学中的诸多典型人物。在塑造孟载的过程中，作者有意将奉献精神内化在岗位意识中，将“理性的经济人”原则内化于“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工作态度中，这便将传统人物典型从“云端”拉回到了“地面”，由此塑造出我们这个时代可以理解和接受的可信、可敬、可爱的典型人物来。这种人物塑造，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新文学”以来主导型人物典型的重写。
如此看来，这四部作品所展现的以上四个方面的当代文学深刻变化，其实为我们今天理解“新世纪文学”提出了严峻挑战。我们迫切需要新的知识框架和价值理念来重新理解和研究“新世纪文学”，这种知识框架和价值理念显然超出了五四新文学所奠定的20世纪中国文学的认知框架。从“新文学”到“新世纪文学”，重估价值的时刻或许真的来临。我们要在中国与世界，传统与现代，自我与他者，情感与认同的多重关系中深入理解现实的深刻变化，在变动的现实秩序中重新锚定我们的知识和价值，这才是直面当代文学变革与挑战的题中之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