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炖”不可——写在《我们的宠物》后面
正在写作一个中篇，写一个人与一只鸟的相爱相杀。人是老师，谦谦君子；鸟是鹩哥，能说会道。初始人鸟和谐共处，相处甚欢，只是后来，鸟“堕落”了，学会了污言秽语。这让老师难过了，也难堪了。怎么办？老师开始对鹩哥进行思想改造，施以隔离、双规等多种手段。未果，忍痛逐之。逐之不久，鹩哥竟翩翩归来，于是人与鸟开始了对峙与博弈……小说前半部进展顺利，进入结尾，我略微茫然了，茫然之际竟然走神儿了，创作出一篇人与猪的小说。
放下人与鸟，牵起人与猪。故事模型一致，意蕴却不尽相同。
人与动物，历来就是小说家喜欢的题材。在我有限的阅读里，仅国内当代小说而言，莫言的长篇小说《生死疲劳》是此类题材的神作，人与动物合一，以轮回结构全篇，阴阳贯通，灿烂辉煌。天津作家王松的中篇小说《双驴记》也写得惊心动魄，尤其悲壮的结尾，令人终生难忘。二十年前，我有短暂的半个月的养狗经历。那条棕色的弱小的中华田园犬，仅仅带给了我们一周的快乐，后一周便染上狗瘟。我们开始了忙碌的救治，治疗未果，奄奄一息之际，我忍痛到医院对其实施了安乐死。我至今记得狗的名字叫丫丫。那是一段很不愉快的经历，至今不忍回想。
应该说，我对猫狗还是缺乏深切体认的。大连作家马晓丽是我好友，她养过一条威风凛凛的大金毛。有一次，她跟我讲起金毛生前的故事，言谈间，像是一个母亲在讲述一个顽皮的孩子。晓丽对动物的观察与感受，让我惭愧与受教。无怪她前几年写出那么优秀的《陈志国的今生》。小说里，陈志国是一条漂亮的狗，因一次外出托养，性情大变，由高傲变得自卑，由任性变得胆怯，晓丽观察之细微，描写之真切，令人赞叹……相比之下，我觉得我对动物的感受太弱了，或者说，太理性了。
即便如此，我的小说似乎也挺喜欢写动物的。倒谈不上是动物题材，但动物却经常在我的字里行间闪现。
2005年，我在《作家》发表了中篇小说《克里斯蒂娜》，里面出现了一只猴子。这只珍稀动物，是该篇小说的叙事动机，也承载着小说的某种寓意，但该猴子在这篇小说里只是以声音的形式出现，算一个影子吧。2012年，小说家陈谦组稿，我在财经类杂志《新世纪》上发表了一个五千字的短篇小说《宠物》，写的是宠物墓地里埋了一个穷人。动物只是这篇小说的背景。2018年，还是在《作家》杂志，我发表了短篇小说《教授与狗》，这回动物深入参与了冲突，是一个正经儿的角色。
写动物，我比较满意的是2004年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短篇小说《大闸蟹》。不仅是写了动物，更关键的是，借此体现了自己的小说理念。
小说写了主人公出差苏州，给儿子买回了三只价格不菲的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儿子寄宿，主人公就把大闸蟹悉心养在家里，等儿子周末回来享用。但是，生猛的大闸蟹竟然逃脱了，于是主人公便开始寻找，在小区门口张贴出悬赏广告。一连几日，主人公非但没有找到蟹子，却在门口的垃圾箱里看到一只红色的大闸蟹残骸——显然是被人煮着吃了。另外两只呢？于是主人公在悬赏广告旁边贴出了大闸蟹的保养常识。一天后，他看到了另一只大闸蟹的残骸，只是吃得太草率了。显然，食用者没有掌握这道美味的正确吃法，于是主人公在悬赏广告旁边又贴出一张大闸蟹的吃法指南。隔日，主人公终于在垃圾箱里看到了最后那只蟹子。当然也是被煮着吃了，只是这回吃得非常圆满，非常成功，那是南方老饕才能做到的，吃完蟹子后又把蟹壳拼在一起，拼成一个完整的栩栩如生的红色蟹子。于此，主人公释然了，周末，他买了三只本地的赤甲红，等儿子回来享用。
我啰啰嗦嗦地复述这个故事的情节，因为《大闸蟹》这部短篇小说，大抵体现了我的小说理想——叙述层面是有趣的故事，寓意层面是耐读的小说。
短篇小说有固定的物理空间，不可能无限大，但是小说艺术却追求意义空间的宽广与深邃。从一个特定角度上说，越想写得长，可能意义空间越收窄。是的，这是一个悖论，解决这个悖论的方法，一定不是把小说写长，尤其是日见“肥胖”的短篇小说。小说离不开现实描写，但是小说里的现实描写的目的，一定指向现实背后的意蕴。相对于小说所要表达的意蕴，现实应该是一个寓体，或者说，是一个被故事掩护与遮掩的寓体。小说的悖论又一次出现了，小说不是简单的寓言，小说的寓体必须贴合现实，但是现实与寓体的关系应该是言在此而意在彼，或者说，既在此也在彼。他们的关系充满着紧张与张力，是弹性的，恍惚的，若即若离的，同床异梦的。
绕了一个大弯儿，还是回到这篇小说吧。《我们的宠物》写得并不顺当，甚至说有点狼狈。
引发我写作的动机，就是主人公为了孩子而养了一头香猪，结果香猪越长越大。这个越长越大，激发了我的想象。我感觉这是一个有趣的故事。
故事不是小说，但是小说离不开故事。有趣的故事，一直是我导入小说的端口，也是小说的底座。趣味，常常是激发我写作的动机，但是我也知道，仅仅有趣是不够的，得有意蕴啊！如果不能开掘出丰富的意蕴，有趣就显得单薄甚至油滑了。那样写，顶多是一篇平庸的小说。
于是我把香猪改为一头普通家猪，就是说主人公被骗了，把一头家猪当作香猪来饲养了——说供养更准确，而且骗子又是一个假冒的“老兵”。此刻，我知道我摸到了小说的重心。饲养一头香猪引发的冲突，不算悲剧，但是把一头家猪当作宠物并且一往情深，悲剧气息扑面而来了。
很多作家在形容写作时，有各种比喻，最常见的有“推敲”和“打磨”，还有的用一个“盘”字。我感觉“推敲”“打磨”与“盘”，可能指的都是艰辛修改的过程吧。这几个说法于我来说，颇觉意犹未尽。如果让我来形容一下，我想到“炖”这个字。
敲出这个“炖”字，我不禁哑然失笑。用如此俗常的词来形容高雅的小说，似乎多有不敬。但是想一想，小说还就是要“炖”一“炖”的，尤其是短篇小说，非“炖”不可。
写小说，得把故事情节想明白，想明白才可能写明白。但是，仅仅写明白是不够的，甚至也没必要。世间万物，哪有那么多的“明白”？苛求所谓的“明白”，非但徒劳，甚至可笑。接受美学告诉我们，文学作品的意义并非由作家单方面赋予，它需要通过读者的阅读来加以完成。从这个意义上说，作家的任务不是要写明白，而是要尊重读者，给读者创造更多的想象空间。所以，比写明白更重要的，是营造丰富的指向空间，激发读者的想象力。就像中国传统画论的“四品”，画得像只是初级技巧，掌握了这个技巧再画不像，才是创作，才是艺术。我内心执拗地相信，那些明白之后再刻意写不明白的地方，恰恰是对读者的尊重，也是小说艺术的魅力所在。
所谓的“不明白”，更准确的说法是混杂与杂糅、朦胧与含蓄。用中国传统美学的词汇来表述，就是意境。意境里一定有滋味，但滋味却不能涵盖意境。如果达不到意境，那就先努力写出滋味，也是好的吧。
与“炖”相对应的是“煮”。“炖”是艺术化的现实，而“煮”可能只是把现实故事化。如果把“明白”比作一个食材，把食材煮了，熟了，这就是故事；而把“明白”炖了呢？我们知道，炖的烹饪方法里，得加诸多调料，文火慢工，得软烂，得入味。煮的目的是熟，炖的目的不仅是熟，还必须有滋味，值得品味。“煮”就是想明白后再写明白。“炖”呢？非但要把“明白”煮熟，而且要让“明白”软烂与入味，从而烹出那种三言两语不能表述，甚至是心里明白而语言无法呈现的滋味。没错，滋味就是小说的多义与开放，就是意蕴的丰盈与不可言说。
回到《我们的宠物》。“我”把一头家猪当作香猪来供养，情感是真挚的，而对象是假的，这无疑是一种错位的关系，由此激发出来的所有矛盾，最后都要作用到“我们”身上。或者说，小说里所有的人物关系，都要向这种错位的关系小心翼翼地靠拢。“我们”与宠物，“我”与妻子，“我”与堂哥大龙，甚至着墨不多的镇长，甚至真假“佩奇”，都笼罩在这种错位的关系里，并在各自的错误道路上奋勇前进。此中诸多关系，是我刻意调制的，如同佐料，与主干情节一道，共同“炖”出这么一篇小说。
有一种说法，短篇小说是结尾的艺术。这个说法比较传统与老旧。我们熟知的许多现代派佳作，结尾都是散乱的。在失去“彼岸”的现代语境里，完美圆润的结尾是否还那么有说服力并令人信服？我要说的是，本篇小说的结尾是我动笔前就想好的，作品里的“我”从堂兄那里拎回一个貌似“佩奇”的大猪头，放在阳台上宣示。这个雪白的滴血的硕大猪头极具画面感，几乎震慑住笔者了。我不能确定这个结尾与全篇的内在情绪有多少紧密关系，但是我又非常喜欢。我直觉这样收尾很好，却又说不太清楚。
我说这篇小说写得狼狈，还有一个证明。小说完稿之际，我竟然又把人称做了改动，由第三人称改为第一人称。这一改动看似简单，其实人物心理也随之需要调整。这般辛苦地“炖”，让我生出些许倦怠。如此，我电脑里就有了两篇小说——“他”的和“我”的。这样的调整在我写作的经历里是第一次。理由很简单，也很充分，“我”的悲剧一定比“他”的悲剧更感人。随之确定的还有小说题目——由最初的《猪头》到《佩奇》，再由《宠物》到现在的《我们的宠物》。
从小说题目的调整，是不是也能看出“炖”的痕迹呢？
近年的《长城》，力推短篇并致力于短篇小说艺术的探索，成绩斐然，广受作者与读者的瞩目。我借创作谈之机，拉拉杂杂写出以上体会，向读者朋友们汇报，也向同道求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