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打喷嚏”本是狗狗情绪激动时的自然生理反应，在韩东的短篇小说《宠子》中，这一细节不仅构成了推动叙事的关键转折，也是一个超越物种界限的“情动”（affect）瞬间。由此，小说透露出一种书写动物情感的独特语法：藉由动物的身体性叙事，在语言难以沟通的层面，实现跨越物种的情感传递与共鸣。

在携带着血丝的喷嚏出现前，皮皮作为家中“宠子”过着被宠爱甚至是溺爱的幸福生活。被男女主人当成“儿子”养的皮皮，因着这份宠爱享有着诸多“特权”。例如，它在工作室的床上排泄时，主人不仅没有责骂，反而只是铺上塑料布默默应对，甚至还将此事转化为一个关于“儿子”的段子。又如，去宠物美容店时，女主人经常亲自为它修剪毛发，有一次不慎失手剪去了它遮挡尿液的毛发，导致小便容易沾染周围。即便是有洁癖的她，也未曾责怪皮皮，只是进一步加强防范，心甘情愿地承担起更为艰巨的清洁劳动。直至那个带着血的喷嚏突然发生——一切都发生了转变。这是皮皮命运的转折点，也成为小说中情感叙事的重要拐点。

此外，“狗狗打喷嚏”这一事件，也是跨越物种的“情动”表征。情动作为一种先于语言和认知的状态，在德勒兹的思想体系中，其主体并不局限于人类，它也指向人类之外的其他生命形式。对皮皮而言，“打喷嚏”是它见到主人时难以自抑的喜悦表达，是一种纯粹的身体语言。然而，正是这样的相见欢愉，却可能加重它的病情。于是，男女主人作出了一个克制却饱含责任和爱意的抉择：他们将皮皮寄养于宠物店，并刻意不与它见面，只为让它得以静养。在这一“克制情感”的决断之中，爱呈现出了它的最高形式——它不再出于自我情感的宣泄与满足，而是源于对另一个生命痛苦的深切共情（即使彼此语言不通、无法言说）。

男女主人对皮皮的爱还体现在小说的诸多细部，如疫情期间由于自己被隔离在外地嘱托朋友的看望、为它购买昂贵的帕拉丁药物，发起一场犹如“国际救援”般的全力救治、陪伴它与小狗伙伴们玩耍等等。他们全身心的付出和陪伴证明了：“儿子”的名称并不是简单的情感投射，而是带有“生成—动物”倾向的情感共在。德勒兹所提出的“生成—动物”理论，不是使人成为动物或模仿动物，而是以深度的共情和换位，把自己拟想成动物，以动物的思考方式来感知世界，从而形成主体间的平等关系。《宠子》中的男女主人就是以“生成—动物”式的共情与行动，将爱化为一种竭尽所能的理解与承担。当然，皮皮也在用它全部的身体语言回应这份爱：拍照时坚持的站立、临终前最后的拥抱、清理自己排出一截狗粪的努力，都是它作为无法言说的生命，对主人最本真、最温柔的告别。

人与宠物无法用语言交谈。但在语言失效的地方，另一套更原始、更直接、更基于身体和行为的交流系统开始苏醒和运作。小说以动物的身体语言和人类“生成—动物”式的共情与行动，构成了小说超越语言的情感语法，显示出“言说”与“不可言说”之间的情感张力。小说之所以感人，是它用诸多“无言”的方式展现了本就难以言说的爱的重量，包括那些痛苦、无奈和失去。韩东在诗歌《哑巴儿子》中所说：“如果他会说话，一定会诉说所有的委屈，但是他没有。那些黑暗的故事被生理限制住，他永远是我快乐而幸福的孩子。”黑暗的故事被语言限制，但双方的爱却在彼此非语言的交流中得以表达。小说以非语言的情感表达将生命之间的爱以静默方式传递，成为语言止步之处，感人至深的情感证据。

书写人与宠物之间的深刻情感，在韩东的创作中并非孤例。作家对这一题材的关注际上根植于其养宠的个人生活经历，小说中的“他”自然也有着韩东本人的影子。他不仅在《宠子》的叙事中提及皮皮，还创作了《悲歌九首——为小皮蛋而作》、《和皮蛋有关的诗》等组诗。这些诗作与小说情节形成了显著的互文关系，共同编织出有关其爱犬皮蛋的生命叙事与情感故事。此外，他还在《女儿可乐》的故事中讲述了另一只小狗乐乐的生命历程。真实的情感经历为作品灌注了深沉而动人的情感力量。同时，这一题材也成为了透视当代人情感结构的窗口，以人与宠物的“拟亲子”情感关系，深刻地揭示了当代非传统家庭结构的情感内核与寄托方式。从而使一篇关于“狗”的小说超越了其题材本身，成为一则关于人与动物、爱与家庭定义的寓言。

值得一提的是，小说中有关人与狗之间深沉厚重的情感书写并非借助直抒胸臆，而是隐于客观的叙事者声音、白描般的状态勾勒与克制的叙事语言之中。冷静而节制的叙述，使文本中在沉默中积蓄力量，从而形成巨大的内在张力，最终抵达一种“无声胜有声”的艺术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