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深厚的历史感挺进——读长篇小说《太行赋》
阿宁善于处理都市题材，尤其长于刻画知识分子形象。读罢《太行赋》，发现他驾驭乡村题材同样得心应手。而以往对都市、对知识分子的熟悉和了解，又为《太行赋》的乡村叙事开辟了新的想象空间和可能性。
《太行赋》的主题是插剑岭的脱贫攻坚，作品通过文学叙事对这一时代主题进行正面强攻。通过人物刻画和情节描写，读者可以深刻意识到，“扶贫”的根本是“扶志”，不能把“脱贫”肤浅地视为扶贫工作队的目标任务，它只能是村民自觉的历史实践。当然，无论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小说的虚构世界里，所谓“扶志”，都不应该是居高临下地给农民讲道理。如何把文件中的“扶志”转换为小说中的文学叙事，恰是一个作家的功力所在。在作者笔下，“扶志”集中体现为插剑岭基层党支部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在我看来，这不仅抓住了脱贫攻坚的“牛鼻子”，也为从生活到小说的艺术转换找到了落笔处，是现实性与文学性的统一。
《太行赋》用了一半的篇幅描写插剑岭村党支部、村委会的改组。这个过程错综复杂，但也正是在领导班子改组的一波三折中，工作队队长杨伯峻、现任村支书老裴、村主任暴二来、刘会计、老支书刘丙瑞、新任村支书韩小实的形象站立起来了。
我读过很多描写脱贫攻坚的文学作品，一个普遍性的问题是把“脱贫”简单地视为当下一项工作，由此弱化了其中深厚的历史感。事实上，对于中国乡村、中国农民、乃至中华民族来说，“脱贫”是从历史深处传来的期盼和呼喊。从土地革命至今，其间经历的改革、探索、创造和挫折，无不是为了争取解放、摆脱贫困、过上富裕日子的历史实践。在《太行赋》中，这种历史实践在改组插剑岭村党支部的文学描写中，具象化为游锡五在插剑岭建立第一个党支部；刘丙义带领全村开山、修渠、修梯田的往事追忆，将眼前的脱贫攻坚置于深远的历史背景下，作品主题因历史的厚重感得以深化。
围绕插剑岭村党支部、村委会改组的情节主线，《太行赋》在描写乡村生活风貌的同时，进一步突出了家族在乡村生活中的重要存在感，呈现了乡村生活的内在肌理。作为一种社会生态，家族是乡村版图中不可忽视的因素。这种血缘的纽带，无疑会顽强地表现出温情脉脉、缠绕羁绊的一面。以文学描写的笔触，去探寻家族及其背后人性隐秘而真实的存在，正是文学的魅力所在。
在《太行赋》中，扶贫工作队不是一个简单的功能性符号。杨伯峻、江小童、梅长风、黄俊涛的故事，让我想起《暴风骤雨》中进驻元茂村的工作队。他们是有故事、有心路历程的。这无疑得益于作者对知识分子这个群体的观察和理解。小说中，扶贫工作队成员也有着精神的苦闷。插剑岭的贫困户需要经济上的脱贫，杨伯峻、江小童、梅长风、黄俊涛等何尝不需要精神和心理上的“脱困”。这作为小说的一条副线，与主线构成了对照的互文关系，也拓展并深化了小说的主题。
这部小说分为上下部，以一半的篇幅写插剑岭村党支部、村委会改组，用另一半的篇幅写插剑岭扶贫项目的规划和落地。就乡村脱贫攻坚而言，组建一个“好班子”，落地一个“好项目”，这是近乎“完美”的构思。可惜的是，在《太行赋》中这两者之间的结构关系不够紧密。具体表现为，“好班子”在“好项目”的谋划落地过程中被边缘化了。当然，投资方有意隐匿投资的真实意图，有意阻止他人介入项目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好班子”乃至扶贫工作队对项目的介入。但费尽移山力改组的插剑岭村党支部、村委会，对项目谋划、落地介入不深、作用不大，在阅读效果上，导致了作品前后两部分出现脱节。倘若能在项目规划、落地的过程中，写出各方力量和不同诉求的博弈，写出乡村振兴中自觉的历史意识，想必是一番新的境界。
（作者系河北省作协原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