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绥抗战文艺大众化的实践与启示
作为抗战时期重要的根据地之一，晋绥抗日根据地在党的领导下所开展的抗战文艺实践影响深远。这些实践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为指引，结合晋绥实际情况，走出了一条“文艺为大众服务”的独特道路。这些实践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早期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道路上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重要节点，回顾晋绥抗战文艺大众化的实践，对于我们今天推动文艺繁荣发展仍具有重要的启发价值。
坚持文艺与劳动生活相结合
晋绥边区文艺工作者经常深入农村、部队等生产和抗战一线边创作、边演出，许多农村剧团从民众的垦荒、织布等日常生产劳动中汲取创作灵感，从群众支前抗敌和后方游击战中获取素材，创作出《减租劳军》《兄妹开荒》《一切为了前线》等贴近现实生活和战斗需要的作品。其中，反映火热斗争生活的秧歌剧最为典型。这种演剧是一种古老而大众的乡村舞蹈，以农民为主角并以农耕生活为主题内容，采用民歌曲调串联舞步节奏，既能缓解生产劳动带来的困顿疲乏，又是乡村社会交往关系的重要载体，在寓教于乐中促进乡村文明建设。再往深处说，农民从减租减息和生产运动中获得了利益和实惠，改善了生活境遇和物质条件，农民大众由此对革命产生了一种坚定的信念和信仰，通过秧歌剧等文艺作品，让农民看到了自己的新变化和新希望，点燃了他们依托革命主宰自身命运的激情和斗争，一种新的信仰从文艺作品和群众心底油然而生，他们相信革命和斗争能够创造新的生活，于是文艺源于生活又引领和塑造生活的功能获得了充分体现。
由此可见，无论是晋绥文学家笔下对劳动人民生产的生动书写，还是美术家刻刀下对抗战军民斗争场景的细腻刻画，抑或是揭露敌人暴行的秧歌剧演绎，都与人民大众日常的生产、生活和劳动实践紧密相关，丰富多样的生产生活赋予晋绥抗战文艺大众化、群众性、民族性的典型特征，成为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形成了“文艺源于劳动、又促进劳动”的实践范式。
晋绥抗战文艺实践对新大众文艺的启示值得认真总结，新大众文艺应熟悉生活、深入生活和引领生活，在扎根生活中捕捉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给农民带来的新变化和新希望，积极表现新时代他们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情感追求方面的现实和梦想，努力创作反映新农人劳动精神、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精品力作。文艺联系群众和服务群众就是服务国家战略，完全可以通过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在反映生活的同时，形塑新的乡村交往关系和村社结构，有效动员和提高人民的生产积极性，激励广大群众参与乡村振兴，为乡村文明建设和文化软实力的提升贡献力量。
坚持文艺与革命斗争相促进
晋绥边区是华北地区抗战的重要战略支点，具有承西启东的战略地位。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形势直接影响着文艺的创作方向，促进了“文艺服务革命，革命引领文艺”的双向互动关系的形成。面对敌人侵略和物资匮乏的双重困境，文艺作为战斗武器发挥了和枪杆子一样的重要作用。文艺创作以通俗易懂、生动活泼的形式，在组织动员和揭露批判方面产生了巨大影响，被赋予明确的革命功能，成为启发群众革命思想、动员参与抗战、开展生产自救的有力武器。
晋绥抗战文艺以革命任务为导向，通过生活化、通俗化、大众化的创作表达，将革命口号和革命理想融入各种文艺形式中，不仅让人民群众理解了“为谁革命”的时代主题，更使群众的思想变化和革命的实际效果同频共振，从根本上赢得了群众对革命的理解和支持。例如，取材自晋绥边区民兵英雄的《吕梁英雄传》，很好地向群众传递了全民参与、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取材于吕梁山抗战生活的《黄河大合唱》和姊妹篇《吕梁山大合唱》，在唤醒民族意识、激发群众的爱国热情和斗争精神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点燃了黄河两岸民众的抗日斗志和激情，让敌人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除此之外，慷慨激昂的街头诗歌运动以直白有力的语言和简单朴素的情感振奋人心。这些写在村落土墙、悬崖峭壁上的抗战诗篇，成为凝聚人心、激发斗志的精神武器，形成强大的革命斗争合力，成为“团结人民、打击敌人”的武器，为抗战胜利、革命成功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在新时代背景下，新大众文艺不仅是新的审美形式和载体，更应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和时代命题，继承晋绥抗战文艺传统。具体而言，应积极围绕时代主题和国家发展大局，深入乡村振兴和科技攻关的一线，围绕重大战略部署、重要工程项目和关键领域突破开展主题创作。通过这样的实践，更好地发挥文艺激发斗志、凝聚共识、促进发展的积极作用，让新大众文艺成为推动新时代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为民族复兴伟业贡献精神动力。
坚持文艺与人民群众相贴近
晋绥抗战文艺在艺术形式上追求大众化和通俗化，以吕梁山区、陕北地区的方言俚语和审美习惯进行创作。在音乐创作领域，歌词大量引用晋西黄河两岸的民歌和道情唱词，为地方曲调赋予新的斗争生活内容，使歌曲充满乡土气息和生活韵味，实现了与人民群众的深度共鸣。在戏剧创作中，广场剧、话剧、新编秧歌剧广泛流行，如《大家好》《提意见》等剧目，采用方言与民间小调，群众主动参与传唱。不仅如此，在创作导向方面，晋绥文艺始终与群众斗争紧密结合，成为思想启蒙和革命教育的重要手段。例如，在复杂的土改斗争中，群众自编自演的《刘成龙告状》《卖牛》等剧目，以身边事警示身边人，强化了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和艰难性。美术工作者则通过版画、木刻、主题画报等形式，引导群众改变旧习俗、树立新风尚。此外，边区还创办了普通民众喜爱的晋绥《人民画报》《晋绥大众报》，以通俗化的群众语言和大众化的插画传播战斗新闻，吸纳民间艺人成立战斗剧社、七月剧社、湫水剧社等文艺社团，人民群众既是剧作者，也是剧中人，真正成了文艺的主人和主角。这些实践证明，晋绥文艺不仅是大众文艺的模范，更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典范。
由此看来，今天的文艺工作者应该向晋绥抗战文艺学习，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将时代主题和地方文化紧密结合，拉近文艺作品和群众之间的距离，既要教育和引导群众，更要传达主流意识形态的声音，主动回应人民现实诉求，反哺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发挥文艺振奋民族精神、凝聚奋进力量的重要作用。
（作者系吕梁学院党委书记，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