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中国网络文学历经二十余载的发展，已形成了阶段化特征与独特的文学生产机制和美学体系，作为该领域具有坐标意义的作家，匪我思存的创作实践恰好构成了观察网络文学发展嬗变的典型样本。2004年，匪我思存以《芙蓉簟》开启网络写作生涯，与当时网络文学流行的欢喜爱情故事不同，她另辟蹊径，在中国网络文学届开辟了“悲情时代”。其文风细腻清雅，刻画了一对对极致虐恋的人物，她也因此被冠以“悲情天后”的称号。从事创作的二十年间，她的作品始终在“类型化”与“文学性”的张力之间游走，既延续着通俗文学的情感消费传统，又通过叙事策略的迭代参与主流价值建构。这种创作特质，使其成为研究网络文学从亚文化向新主流转型的关键个案。

中国网络文学发轫于世纪之交的BBS论坛，2003年后起点、晋江文学城的商业化标志着其进入类型文学主导阶段。匪我思存的早期作品以都市虐恋为主要内容，奠定了早期网文“强冲突+情感极端化”的范式。此后文学网站的VIP付费制度成熟，网络文学的类型细分加速，匪我思存也顺势融合历史权谋与言情，创作出《东宫》，延续了其“BE美学”的作品地位，2011年的《迷雾围城》更是加入谍战元素，尝试“悬疑+虐恋”的复合类型，融合了网文发展的趋势。2015年“IP元年”开启，网络文学成为影视剧改编的核心资源库，作为拥有多部高热度作品的网文作者，匪我思存深度参与了这一影视化浪潮，其身份亦由单纯的“网文作者”拓展为兼具“影视出品人”角色的复合型创作者。如今，随着网络文学的主流化进程与数智时代的文学接受范式革新，匪我思存也持续调整创作路径，在创作中呈现出了创作理念、题材结构以及叙事美学等方面的继承与突破。其作品不仅展现出创作者高度的文化自觉，更彰显了作为网络文学作家传递主流价值、承担社会责任的积极担当。

一、创作理念：从“情感消费”到“价值传播”

匪我思存早期以“虐恋美学”奠定创作基础，而近年的《乐游原》等作品则融入历史权谋等元素，展现出更为宏大的格局和主题，逐渐走向类型融合，也不再刻意延续悲剧结尾，而是从适合剧情走向与人物发展的角度来建构情节。这实际上反映了匪我思存从“情感消费”的类型化写作，走向兼具个人表达与社会意义的“价值传播”的创作理念转型，这种转型始终与她对读者需求、市场规律以及自我创作诉求的认知深化密切相关。理念的转型也带来了她的创作题材、文本结构以及语言风格和悲剧美学的新呈现。不过，转型并不意味着她彻底背离早期的风格，而是在延续核心风格与叙事技巧的基础上寻求突破。

匪我思存的早期作品呈现出鲜明的类型化特征。进入网络文学领域时，匪我思存以精致华丽的“红楼式”文风和感性悲情的故事，与当时流行的轻松甜宠文形成鲜明差异。为在竞争中突围，她与编辑团队着力强化“悲剧”特质，打造“悲情天后”这一品牌。她关注到每个写作者都有孤独感和倾诉欲，认为极致的情感冲突更能释放读者的情绪压力①，从而选择了虐恋这条创作之路。这一阶段，她以“虐恋美学”为核心创作理念，带有明确的市场导向性，例如早期作品《裂锦》《佳期如梦》的文本修改以及装帧设计都围绕“悲情”标签展开，在读者定位上也转向大、中学生，以适应当时更活跃的消费群体。在采访中她提到，写悲剧是为了让读者铭记痛感，这种对“痛感记忆点”的追求，直接体现在作品中反复出现的“生死相隔”“爱而不得”等情节中，形成了早期“虐恋美学”的稳定生产模式。

不过，这种以市场为导向的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她的多样化创作。在创作《佳期如梦》系列作品时，匪我思存就曾因“必须写都市悲剧”的创作条框限制，从而陷入创作瓶颈，甚至创作出了大团圆结局的《景年知几时》却因顾虑而未公开。②可以看出在匪我思存早期“虐恋美学”理念中，市场需求与自我表达的矛盾已然出现。

2015年迎来“IP元年”，随着《来不及说爱你》《千山暮雪》《寂寞空庭春欲晚》等作品的影视化成功，匪我思存的身份从“网文作者”拓展为“影视出品人”。同年她加入湖北省作家协会，又增添一重身份。身份的转变也使得她得以跳出单一文本视角，重新审视创作的多元价值。在2019年的专访中，她谈及出品人身份时强调“对观众尊重，才会有双向选择”，③这种尊重不仅体现在她的影视改编中，更反向影响了文学创作，她开始有意识地打破“为虐而虐”的套路，尝试在悲剧中融入更复杂的叙事元素。2011年的《迷雾围城》实现了融合谍战元素的创新，同年出版的《景年知几许》进行了情感书写的新尝试，2017年《爱如繁星》引入科技创业背景，打破“虐恋”标签，开创“科技创业+甜宠”新类型。通过对读者群体进行调研，匪我思存明白读者不再满足于简单的感情冲击，而是想看到更为真实的世界肌理，这种认知推动她从制造冲突转向解构冲突，男女主角的矛盾不再局限于情感误会，而是融合资本博弈、都市伦理等现实议题，故事结局也从必定分开的悲剧变为了共同成长的圆满。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随着身份转变带来了创作理念的改变，但匪我思存对早期风格的延续仍清晰可见。在2019年的采访中她提出“与世界和解”，这并非对悲剧创作的否定，而是不再刻意放大痛苦，转而让痛苦成为人物成长的养分。可以看出相对于早期作品《裂锦》的“为虐而死”，《东宫》虽仍以悲剧结尾，但结局主角的牺牲更紧密地与宏大的家国命运绑定，为其悲剧性赋予了更厚重的底色。

2020年的疫情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抗疫期间匪我思存持续在公众号上不断更新其非虚构作品《武汉战纪》，记录社区志愿者、医护人员和普通市民的抗疫日常，并穿插个人回忆与城市历史。作为匪我思存鲜有的非虚构创作，《武汉战纪》打开了一扇为读者了解作为“真实的人”的匪我思存的窗户。疫情经历让匪我思存更加珍视作为创作者进行艺术表达的机会，也为其后期创作从个体情感深化走向公共议题奠定了基础。2023年创作的《乐游原》集中体现了这种转变。作品仍围绕李嶷和崔琳的情感故事展开，但故事置于军事、边疆的宏大主题中，描绘了两个有理想的人，如何在乱世中既守住爱情，也守住信念。这种“双守”的理念打破了早期爱情与现实必定对立的思维模式，也顺应了剧情的自然发展，最终呈现出“江山为聘”的圆满结局。

更值得关注的是匪我思存对积极价值观的自觉输出。“作为网络文学的一名创作者，我深刻感受到网络文化的强大影响力。每天，数以亿计的读者通过屏幕与我们‘相遇’，我们的文字不仅是故事，更是一种价值观的传递、一种精神的共鸣。”④匪我思存明确认识到自己作为价值观传递者的身份，也进而在创作中传递自己的思考。这种自觉表现在其近年作品中频繁出现的“家国情怀”“女性成长”等元素中，《乐游原》中崔琳不依赖男性赋予权力，以女将身份参与军事决策，展现飒爽英姿。女性角色的成长是创作者理念的体现，匪我思存在这种成长中真正做到了：当读者从角色上看到力量，作品才有真正的生命力。

在读者需求与自我表达的动态平衡中，匪我思存的的创作理念得以不断精进、突破。从主动确立“虐恋”风格标签，到中期借力影视化视角拓展类型，再到近年融入公共议题与主流价值观的传播，她的创作理念在持续的创作实践中逐渐清晰地找到了情感叙事与价值传播的最佳交汇点。

二、题材结构：从封闭叙事到多维叙事

创作理念的变化在匪我思存的创作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表层则表现为题材结构与人物形象的塑造。在题材选择与结构演变中，2023年出版的《乐游原》呈现出显著的突破性。这部作品跳出早期言情小说的局限，通过历史权谋的深度植入、叙事视角的多元交织与女性角色主体性的强化，构建起了融合个人情感、群体命运与时代命题的多维叙事框架，是其创作从封闭的类型化叙事走向开放复合型叙事的代表。

从题材上来说，匪我思存的早期作品以单一情感冲突为核心，题材仅作为承载虐恋的“容器”。《裂锦》以家族商战为背景，实则聚焦家族恩怨下的个体情感纠葛，商业元素沦为情感叙事的背景，这种情感优先的题材处理方式，使得历史背景与社会现实均被简化为二元对立的符号，形成了封闭的叙事空间。《乐游原》则以架空的大裕王朝为背景，构建了集皇权更迭、边防危机与民族融合的多重命题。这些历史元素具有独立叙事功能，历史细节的真实性与虚构情节的逻辑性使题材本身成为推动叙事的核心动力。

从结构上来说，匪我思存早期作品依赖不可抗的宿命逻辑推动情节，引出主人公的生离死别，而《乐游原》则通过编织政治、军事和情感多条独立线索，每条线索互相交织、影响，有效摆脱了单一宿命论的机械与僵硬。在《乐游原》的权谋线中，人物的行为动机清晰展现了乱世中的生存理性。在小说前几章，女主人公崔琳反复强调“活着才有希望救更多人”，与男主李嶷相识不久被困时，为了保全自身性命她毅然选择了放弃严老夫妇的性命，面对李嶷苏醒后的责难，崔琳却有自己的坚持。⑤她不莽撞、不冲动，深谙特定情境下“舍小义”的必要性，更懂得用理性守护生命，这是她信奉的存在哲学，也是她审时度势、心怀天下的体现。相比《裂锦》等作品将商战简化为情感报复的工具，《乐游原》中的政治权谋线索更扎根于乱世生存的现实逻辑，不再是情感线的附庸。

空间意象的运用同样体现差异。从《千山暮雪》中的别墅，到《寂寞空庭春欲晚》中的深宫，再到《乐游原》中的囚禁，不同空间形态与主角的性格命运有所关联。⑥童雪被强制的爱情困于别墅之中，卫玲琅被皇权锁于深宫之中，二者都在其中被动地承受命运。《乐游原》中也多次出现主角被困的场景，小说开头崔琳便被禁于军营，她虽被缚，却非完全失语，她巧妙利用空隙观察环境并评估自身的伤势，冷静思考脱困的策略，尽管是与李嶷同处被困的局面，她总能凭借机敏找到求生之道。无论营帐谈判抑或陷阱对峙，崔琳的首要行动逻辑始终是收集情报、评估对手、捕捉契机。可见，即便崔琳常处物理受限的空间，其思维与策略的主动性却从未被禁锢，这与琳琅、童雪等人物被空间彻底压制形成鲜明对比，崔琳在囚笼中依然实践着自己的战略布局。

从人物的塑造上来看，主角尤其是女主人公的主体性明显著增强。首先，外观描写发生转向，早期女主角多被描绘为“肌肤胜雪”，如同精美而易碎的瓷器。在《乐游原》中匪我思存却毫不回避崔琳在战斗和逃亡中的狼狈与创伤。身为女将军，她更像是一把有磨损痕迹却愈战愈锋利的兵器，她的魅力不在于无暇的美感，而是在严酷环境下的坚韧与顽强。其次，尽管故事仍围绕男主人公的感情徐徐展开，但崔琳从未将个人情感置于家国责任与军事使命之前，身为卢龙节度使崔倚的独女，崔琳始终将自身使命优先于个人情感。在滑泉镇，她的目标是粮草和对牌，在郭直军营，她的目标是离间或合作。崔琳的成长不再依附于爱情和婚姻，也不来源于同一性别阵营的内部斗争，而在于作为独立个体的她对自我的严格要求和对目标的坚定。二人的情感线也是如此，李嶷与崔琳的感情发展建立在智谋交锋、实力较量之上，打破了“相爱-相杀”的悲情小说结构，二人在打斗中相识，在合作中互相欣赏，将信任建立在彼此认可对方能力的基础上。面对崔琳的设计，李嶷虽恼恨，但更多是棋逢对手的复杂感受，而非陷入传统“被欺骗感情”的苦情叙事。他们的感情线是强强对抗与合作中自然滋生的吸引，突破了依赖天降的误会与苍白的解释所推动的“虐恋”模式。

三、悲剧冲突：从“为情殉道”到“为国立心”

匪我思存创作理念的变化带来的最深刻转型，在于其悲剧冲突的本质、维度及其承载功能的变化。这种变化并非只是表层题材与结构的调整，而是从悲剧性产生的根源、呈现方式以及最终指向的意义等方面触及了其创作模式的深层改变。早期的作品通过精心设计的“虐恋”冲突满足情感代偿的需求，而后期作品则将悲剧性升华为个体在共同历史困境中的价值抉择，实现了从“为情殉道”到“为国立心”的突破。⑦

（一）“冲突”的多维度拓展

匪我思存早期的作品单一且指向明确，即制造极致的情感痛苦，服务于“虐恋”的终极目标。冲突的本质是人为化、集中化的情感阻挠，无论是家族世仇还是阶级壁垒，突发意外还是阴谋误会，其核心都是作为阻碍男女主爱情圆满的反派力量而存在，这些设计往往具有强烈的戏剧性和设计感，使人物不断积累情感压力，最终导向一个具有强烈的情感冲击力的悲剧结局，如《千山暮雪》中莫绍谦的复仇执念与童雪无辜卷入的冲突，旨在制造出爱恨交织的情感折磨。这类冲突的价值便在于激发读者的强烈共情，或悲伤怜悯，或愤怒遗憾。亚里士多德提出“净化说”，他认为悲剧摹仿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得情感得到陶冶（净化），通过强烈共情，读者便可以实现情感宣泄，以达到“净化”的目的。⑧正因在现实生活中难以体验这般极致的痛感，读者才可以在虚构的叙事中，并且在安全的阅读距离内得到替代性满足。为了达到吸引读者的目的，冲突的设置常常服务于“虐心”的效果，其复杂性与现实合理性在一定程度上被牺牲，社会背景和个性特色往往被沦为模糊的背景板，或被简单化为一种符号，“女配”与“恶毒”捆绑，“家长”与“封建压迫”捆绑，主角的能动性被削弱，配角的个体性也被忽视，所有人物的命运仿佛都被预设好的“虐恋”所牵引。这不仅是早期言情小说的通病，亦常被批评为深度匮乏的类型化叙事的典型特征。

以《乐游原》为代表的后期作品则打破了这种单维的冲突模式和美学风格。冲突不再仅仅围绕“爱情能否存活”，而是深入到“如何在严酷的生存环境中坚守信念、做出价值抉择”。在《乐游原》中，冲突的首要维度是生存本身，崔琳“活着才有希望救更多人”的生存信条便传达出匪我思存的这一理念。冲突的张力源于乱世中求生的严酷法则，而非制造情感误会。更进一步，该作品的冲突在于不同并且都具有合理性的价值观与责任之间的理解碰撞。李嶷深陷忠君与救国之间的矛盾，崔琳则需在家国责任与个人情感以及她所信奉的生存哲学之间艰难地寻找平衡。角色之间的冲突不再是简单的善恶二元对立，每个场景下的每个选择都有角色自身的考量，代表了他们各自的价值倾向，展现出了在历史洪流中个体面对多重、甚至相互矛盾的伦理要求时的深层困境。除此之外，《乐游原》的厚重感还在于历史的结构性压力，朝堂衰败倾轧导致的国力衰弱、制度崩溃引发的权力真空和资源危机……这些压力构成了推进人物行动和命运走向的底层结构性力量，个人追求平淡相守的凡人生存哲学与历史洪流要求的大义和牺牲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形成“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冲突。在乱世中，救国安民是历史的必然要求，但在当时的权力结构和历史条件下，个体所能做的可能注定无法实现或代价惨重。

虽然《乐游原》中仍有情感纠葛带来的痛苦，但冲突的核心功能已不再是以单纯的“虐心”引发悲伤宣泄和情感代偿。跟随人物面对生存危机和价值拷问时，读者体验到的情感更为复杂多元，除了共情于他们的困难，更被他们在巨大困境中迸发出的生命强力、理性精神、担当勇气和家国情怀所震撼和激励。

（二）悲剧的升华：从个体宿命到共同困境

“虐恋美学”的悲剧性源于美好爱情的毁灭，并依附于主角个人的命运，相对封闭化与私人化，可以概括为“个体情殇”。从《东宫》时期即可看出匪我思存已将个体情殇与群体困境相连接，到《乐游原》，时代的动荡让整个王朝及百姓都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巨大危机之中。崔琳和李嶷的爱情故事，不仅是个人的经历，更是这个时代困境挤压个体命运的缩影，虽然二人的结局是圆满的，但也有因双方选择而不得已分别的情节，他们的分离与牺牲，是无数人在乱世中被迫做出艰难抉择的代表，其根源上升到社会历史结构层面，也就使故事的悲怆感有了更广阔的时代背景和群体共鸣的基础。

正如上文所说，崔琳与李嶷的宿命并非仅仅是无力抗拒外部强加的毁灭，而是他们在洞悉困境后，主动做出的价值选择所导致的必然结果。李嶷决定返回营地，承担起身为皇孙的责任，寻找太孙平定朝中，崔琳也将东去支援，二人在渡口分别，共同约定“待天下太平，你我并肩同游乐游原”，⑨乱世之别不知何时才能相见，读者感到悲情的同时又更能体会到男女主当下片刻的平安喜乐。它的价值便在于超越了个人情爱，具有厚重感和精神感召力，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类精神价值。此时此刻未能圆满的爱情，因其与更宏大的责任和信念相连，缺憾本身也更为崇高，跳脱出“为情殉道”的哀婉而走向“为国立心”的悲壮。读者在叹息遗憾之余，更能从中汲取到在逆境中坚守、在困境中抉择、在牺牲中彰显生命意义的精神力量。由此可以看出，匪我思存完成了从私人情感领域向公共精神领域的跨越，其作品的悲情底色中融入了深沉的历史厚重感和昂扬的价值光辉。

通过拓展冲突的维度和升华悲剧的遗憾，匪我思存实现了个人创作在叙事美学上的突破。她把悲情的笔触从个人情感探入到历史社会的宏大肌理与人类精神的领域，探索在家国存亡、文明碰撞、生存挣扎的共同困境中，个体选择所带来的悲情背后的复杂性。这种从“为情殉道”到“为国立心”的突破，不仅表现出匪我思存创作理念的变化所带来的技巧的成熟，更以其深刻的现实关怀和主流价值传递，为网络文学如何以类型叙事承载时代精神、参与主流价值建构，提供了极具启示性的参考。

结语

匪我思存二十年的创作历程，生动诠释了类型作家在时代浪潮与自我诉求间的继承性突破与主流化演进路径。其创作的“不变”，在于始终敏锐捕捉读者情感与市场需求，以及对情感表现的有力呈现；而其深刻的“变”，则体现在创作理念的自觉提升、题材结构的深度拓展以及叙事美学的范式性重构上。从早期以“悲情天后”姿态开辟网络文学“虐恋”类型，到后期以《乐游原》等作品展现融历史权谋、家国情怀、女性成长于一体的宏大格局，匪我思存在坚守叙事感染力的基础上，实现了创作视野与美学境界的跃升，走向了兼具思想深度、现实关怀的成熟阶段。

匪我思存的成功转型既有网络文学产业化带来的外部驱动与视野拓展，也有作家自身身份认同转变所激发的文化自觉与责任担当，更离不开其对读者需求迭代的深刻洞察与回应。她的实践表明，网络文学的类型化叙事并非与“文学性”或“主流价值”绝缘，关键在于创作者能否在类型框架内实现调适与意义深掘。她的“变”与“不变”，正是网络文学在时代洪流中保持活力、走向深远的有力写照。

（本文系湖北省作家协会2024年度“新时代文学研究”支持计划重点项目“湖北网络文学简史”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匪我思存：每个写作者都是有孤独感和倾诉欲的》，澎湃新闻2019年8月，https://www.mx-xz.com/show_33478.html.

②彭雪：《经营作者 把悲剧言情做成品牌》，《出版参考》2009年第21期。

③《首作8分，专访出品人匪我思存：对观众尊重，才会有双向选择》，知乎专栏2019年5月17日，https://zhuanlan.zhihu.com/p/66142437.

④《网络作家匪我思存：向上向善 才有成为“爆款”的可能》，中国文艺网2025年6月13日，https://m.cflac.org.cn/ht/202506/t20250613_1346009.html.

⑤⑨匪我思存：《乐游原·上》，北京：九州出版社（华文天下出品），2023年。

⑥陶虹飞：《论网络言情小说的“悲情”写作——以网络作家匪我思存的小说为例》，《常州工学院学报（社科版）》2014年第5期（32卷）。

⑦艾晶晶：《网络文学中的女性写作流行演变》，《写作》2020年第4期。

⑧[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