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艳：文化传承视域中的《听漏》及其叙事探索
刘醒龙的长篇小说《听漏》（1），有着46.3万字巨大体量篇幅，却不是那种被作家故意制造出“间隔和停顿效果”、炫技般讲究小说不好读，以至于令读者常常要停下来以“好好地理解这部小说”类型的作品（2）。作为刘醒龙“青铜重器三部曲”的第二部作品，《听漏》广受读者喜爱并得到评论界极为广泛的关注。2014年出版的第一部《蟠虺》即已备受关注，时隔10年的《听漏》，作家在文化传承视域中围绕青铜重器与研究青铜重器的知识分子文化品格的重塑、建构等所展开的文学书写，从传承维度而言具备双向的意义维度。
首先，对于作家的创作而言，《听漏》具有自我“传承”和赓续的意义。《听漏》是《蟠虺》的续篇，与刘醒龙此前的长篇小说《黄冈秘卷》也有着精神契合度，再追溯到其中篇小说《凤凰琴》及至其后来的很多作品，就很容易理解作家何以创作出《听漏》这样一部既雄浑大气、又在细部极为考究，有着很强的故事性、可读性的作品。其次，对于新时代文学而言，这部小说表现出新时代文学话语建构的叙事特色。《听漏》在写作技法上更加纯熟，也更加中国化和具中国气派，其本土化的叙事手法与悬疑推理叙事体系，合力构成繁盛茂密的“小说的丛林”，堪称一部“悬疑推理现实主义长篇小说”。这不仅表现出作家在创作上所作的自我赓续创新，更体现着当代作家在切实践行构建中国叙事话语体系创作实践当中所作的探索创新。其在青铜重器、文化传承与当代知识分子品格建构方面所作的思考，无疑都给新时代文学同类题材的创作提供了可供参鉴的价值意义。
一、文化传承、创作传承视域中的《听漏》
就作家的创作而言，《听漏》具有自我“传承”和赓续的意义。《听漏》堪称《蟠虺》优秀的续篇，这体现在其在作为国之重器与国之象征的青铜器主题、故事讲述、主要人物等方面，都表现出作家写作自我赓续与创新发展的特性。而如果作深入发掘，则不难发现《听漏》中对当代知识分子传统文化人格的探究、表现与重塑，既有对《蟠虺》作赓续传承的方面，也有承自《黄冈秘卷》的元素，甚至还可更往前追溯到刘醒龙早期代表作中篇小说《凤凰琴》与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天行者》，相近的文化品格也见于刘醒龙在20世纪90年代以《村支书》《挑担茶叶上北京》《分享艰难》等为代表的一系列“新现实主义”作品当中……反观作家整个的创作历程，其所承载的家国精神的自觉担当、对乡村知识分子与青铜重器研究学人的传统文化人格、知识者精神群像的描摹与探察等，无不在《听漏》当中得以传承赓续，并且有着更新的发展与表现。
《蟠虺》《听漏》都是围绕着湖北武汉一所名为楚学院的考古研究单位对文物的发掘、研究和保护来展开小说的主体叙事，小说的主题都是通过考古发现和考古研究，来思考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应该怎样实现文化传统及文化精神的赓续传承，探究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之传统文化人格重塑与当代知识分子品格建构问题。两部小说尤其《听漏》所表达的考古“考的是古，答的是今”主题，唤醒与复苏着楚文化传统及楚地人们的精神传统和文化品格。只不过其“故事核”各有不同，《蟠虺》所展开的是对堪称国之重器的青铜重器曾侯乙尊盘到底是失蜡法还是范铸法铸造核心谜题的探讨，其中还缠绕着曾侯乙尊盘失而复得的充满悬疑惊险元素的故事情节。而围绕楚学院青铜重器研究学人、政商界人士、文物大盗等所展开的叙事，除了带来极为吸引人的与考古、文物所承载的历史和文化传承有关的故事，还将“中国之问与时代之问”作为其“青铜重器三部曲”所思考的重要问题（3）。《听漏》不再将青铜铸造工艺的谜题当作核心叙事，而是将从秋家垄发掘出土的“九鼎七簋”为何缺少第八只簋作为核心谜题来揭秘，10多年后在与秋家垄仅相隔50多公里的擂鼓墩所出土的九鼎八簋，就令九鼎七簋独缺少第八只簋的问题显得更加悬疑成谜。楚学院甚至为此成立了“九鼎七簋”课题组，但为何缺少第八只簋的谜题在很多年里始终是未解之谜。
无论《蟠虺》所探讨的青铜重器的铸造方法为何，还是《听漏》对“九鼎七簋”缺少第八只簋的谜题，作家所作文物考古的书写其实都是“传统物”书写之一种，无不是“新时代长篇小说作家逐步地在器物、技艺以及道统的彼此晕染中，打开了重构传统文化的文学地图”中最为优秀的代表之一，也都在“以物证史”“纳技入史”“执古御今”方面表现得各有侧重与融通（4）。《蟠虺》《听漏》都是在文化传承视域中由痴迷于青铜重器、传统文化的作家所描绘的“重构传统文化的文学地图”的典型文本。《听漏》不仅传承赓续着博物叙事传统，在故事脉络中无缝衔接地嵌入了很多古代历史、古代文化方面的知识、故事，而且对前作《蟠虺》作了很多层面的自我传承与赓续。对前作而言，其主题、故事、人物等有着很多的一脉相承性与延续性。楚学院几代青铜重器研究者，像曾本之、郝嘉、马跃之、郑雄、郝文章、万乙，与柳琴、曾小安等人物一起，是两部小说里都有的主要人物，只不过《蟠虺》里主人公还是曾本之，而《听漏》中主人公已经变成马跃之。
《蟠虺》《听漏》两部小说在人物、故事、叙事元素等很多方面都有着承续性，在《蟠虺》里已经言明马跃之的研究范畴是专攻漆器和丝绸，而到了《听漏》的主体叙事里面才逐步地讲明马跃之为何患上“青铜过敏症”，亦即在1981年9月于三峡大坝坝址所在地中堡岛上，他决定：“从此远离青铜！”小说家将马跃之自绝于青铜器和青铜器研究的缘由，设为小说谜题。哪怕是到了小说后半部分，马跃之向曾听长和郝文章细致地梳理了“九鼎七簋”课题组成立以来的一些非专业问题，即当年的小玉老师与考古队中的一名年轻人相恋有孕，导致未婚夫秋风忧郁成疾并在身患绝症后选择以“竹筒墓”的方式来埋葬自己（此前已叙述小玉老师生下龙凤胎后便将两个孩子托付给别人、在满月当天撞死在秋风衣冠冢的墓碑前）等（5）。直至小说尾声，也都还没有揭秘马跃之何以不碰青铜器与青铜器研究的缘故。直到两块青铜残片合在一起呈现为“马”字，马跃之终于得以与一双儿女相认，并得以揭秘马跃之才是当年小玉老师的恋人。《听漏》中埋设了很多“未解之谜”，比如小说开篇在大楚青铜馆参观者队伍里那被叫作“姜部”的女性，竟然以巴掌重重地拍在九鼎七簋的防护玻璃上引得警报声大作，留下了不小的悬疑。此后的小说叙事里，仅偶尔出现过几次“姜部”这个名字。根据刘醒龙一以贯之的、在叙事上的缜密心思与巧心设计，不难推断出在未来的第三部里，围绕这个被唤作“姜部”的女人，或会展开一个枝繁叶茂的故事序列。
从《蟠虺》到《听漏》，其中的人物有着延续性与生长性，比如郑雄熟谙官场和名利心追求表现得很重等，到了《听漏》中或是受时代新风的规约，在拥有着绝对威信的学术权威马跃之面前，郑雄的私心与名利心似乎也变得更加收敛与隐而不显了。《蟠虺》中的青年学人万乙在《听漏》中也是重要人物，他与王蔗的不合时宜的恋情，似乎可与马跃之、小玉老师当年那不合世俗规矩的恋情构成可互为参照的一种隐喻关系。当年的马跃之与小玉老师相恋，当事人所背负的传统负荷与心理负担很重；而万乙与王蔗在各自婚礼之前所迸发出的逾矩的不当恋情，虽充斥着波澜但却未酿成惨痛后果。作家用极简明的对比笔调写出不同时期年轻人爱情观念的变化。
《蟠虺》《听漏》在很多叙事元素上也有着一脉相承的特性，像《蟠虺》开篇，学术泰斗曾本之收到以甲骨文书写的信件，而这封信竟然是已跳楼自杀的郝嘉在20多年前所写，由此也揭开了20多年前郝嘉为何跳楼、8年前郝文章又为何入狱这几大谜题。《听漏》中，则是马跃之从门卫许师傅手里接过用甲骨文书写的匿名信。而许师傅跟马跃之提起当年郝嘉在跳楼前曾主动送给自己一幅墨宝，却不肯告知写了什么，甲骨文信于此成谜。是故，《听漏》以甲骨文信开篇，表现出与《蟠虺》之间的赓续关系。而由甲骨文信和鼎耳上的标签“发现者：听漏工曾听长”，更是牵引出曾听长这个“谜”之人物。如果说，具有特定职业传承特点的听漏工所听的是城市管道的漏水点；那么，《听漏》中考古者所从事的工作其实就是“历史的听漏工”。考古研究者听取来自悠远历史深处那历史与文化的幽远之音，给人们以文化精神与文化人格重塑的昭示，拷问历史之谜当中给人以文化传统与文化精神的熏陶。
《听漏》不仅可与《蟠虺》作互文性考察，还可与《黄冈秘卷》作联系考察。这三部作品对荆楚之地文化传统的探察与展现，对“识时务者为俊杰，不识时务者为圣贤”“贤良方正”“天子不灭天灭”等楚地诗性正义文化传统的表现，是有着延续性、具可作互文性考察意义的。除此，《听漏》中所表现出的作家自我赓续的叙事元素，可在刘醒龙更为早期的作品里追溯到渊源，比如在《凤凰琴》里，由余校长及其他民办教师凝聚起的“凤凰琴精神”所关联起的文学地理空间，其实一直在其文学世界里生生不息地生长着。而其在《听漏》中对悬疑推理叙事手法的娴熟运用，其实在其此前作品里早已有端倪和初尝试。
二、《听漏》与“文学楚地”的意义生成
在30多年的创作历程里，刘醒龙一直游刃有余地创作着以自己的故乡黄冈、鄂东地区为故事背景板的乡土文学作品，而从《蟠虺》开始再到《听漏》，则将写作的重心转为替武汉这座城市“画像”，并探究城市内蕴的“春秋楚文化的精神血脉”（6）。深谙乡土题材写作的作家能够实现这样维度与向度的写作转型，难度可想而知，就如同样是尤其擅长乡土题材写作的贾平凹，能在2023年出版一部为西安及从乡村迁移到城市的人们写史的《河山传》，所体现的也是作家在新时代里创作上的一种创新性尝试。这需要作家走出写作上的舒适区，迎接新的挑战。刘醒龙写《蟠虺》的缘起，是藏有曾侯乙尊盘的省博物馆就在家附近，从2002年起，他便常去流连忘返，“渴望有一场事关曾侯乙尊盘的写作”，搜寻了大量与青铜重器及其铸造工艺相关的文献资料；而2013年作家在某次做电影奖评委时发现有一部作品歪曲了青铜重器的历史品格，愤而言称：“文化的本质是风范，文学的道理是风骨。”“一个人可以成为风范，但成不了文化，成为文化需要一大批可以代表这个民族的人同样拥有某种风范。一部小说不可以覆盖全部文学，却可以成为文学的风骨。”（7）此即《蟠虺》《听漏》写作的由来。
有学者以“小说考古”与“考古小说”的辩证统一为题来解析《蟠虺》《听漏》，声称：所谓“小说的考古”，指以文学性与虚构性等“小说”的方法来讲述历史考古的故事，重在“小说”；而“考古小说”则重在“考古”，强调以小说的形式所讲述的考古内容或考古题材（8）。从该类题材的作品应该坚持文物发掘与历史考证必须有“历史真实性和科学性作支撑”这一点而言，此论颇具启发意义。《蟠虺》《听漏》尤其是《听漏》中，与文物发掘、与考证故事相关的很多内容，虽说是有一定的文献史料和考古成果作支撑，但却是作家在结合历史真实性材料基础之上作了大量合理的文学虚构与艺术想象的成果。唯有综合了“小说考古”与“考古小说”双重维度来考察《蟠虺》《听漏》，才更能抵达两部作品形式和内容的根底。于是，“从历史的深处向我们款款而来”的曾侯乙尊盘及其上面的蟠虺纹饰、九鼎七簋等传世器物，“它们不再是无生命的物品或摆设，而是在历史语境、文化传统以及小说人物命运的共同负载下，实现了对传统文化的‘敞开’与‘言说’”（9）。
正如有论者所说的，无论是“小说考古”还是“考古小说”，都必须做到将考古的专业性知识纳入小说叙事的虚构与想象中（10）。《听漏》中被自然地引入了跟考古相关的专业知识性叙事，但刘醒龙并没有完全拘泥于已有的文献资料和考古成果，他是在一些关键性情节和关系到叙事脉络与情节走向的“物件”上，作了合理的艺术虚构和文学想象。比如，《听漏》中作为最为重要的叙事线索之一、令悬疑推理叙事得以推进的“史料典籍”，即“刻印于明朝万历年间的闲书《楚湫时地记》”这本籍册在现实当中其实是并不存在的。据了解这其实是刘醒龙受郭玉堂《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的启发、从中得到灵感加以虚构而成的。郭玉堂《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中记载了现代时期洛阳邙山汉魏至宋明墓葬被盗的情况，涉及墓葬的盗掘、盗掘出土的文物、盗掘文物的买卖和流失等内容，对于研究现代时期洛阳墓葬盗掘情况以及洛阳地方社会生活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对如此冷僻的资料都能有所研究，足见刘醒龙在青铜重器写作过程中所下的功夫。
在《听漏》中，刘醒龙作了大量赓续博物叙事传统的考古、文物知识性叙事，他总能将这些文物和考古知识生动地融入小说叙事，兼具趣味性与文学想象力。马跃之被领进水务局收藏室，看到瓷器、残缺不全的玉猪龙和半真半假的玉蝉，小说叙述人以马跃之的视角讲述有关玉猪龙、玉蝉的文物专业知识。以马跃之视角讲述楚鼎与秦鼎的差异所在，尽管有扬楚鼎抑秦鼎之嫌，但相关的专业知识还是很有知识普及的意义。对于青铜剑，则是以马跃之的视角讲述了田野考古是要找出古人如何制造青铜剑的实证，几十把青铜剑坯与青铜器物制造作坊的发现，以及发掘出满是孔雀绿铜矿石冶炼成青铜的熔炉，前后“只用一个月的时间，就推翻了千百年来青铜冶炼不过长江江北的流行论断”，还借马跃之审视青铜鼎的视角讲述了何为假做的青铜鼎知识等。
正如有论者所说，《听漏》中刘醒龙将考古知识性叙事这样一种小说的“知识考古学”，进一步地深入到“文化考古学”的层面（11）。《听漏》第14章中有段回忆性叙事，即1980年由周老先生领队、楚学院第一次组队到湫坝镇进行田野考古调查。秋风领着马跃之做口头文化调查，调查出当地喝早酒习俗的渊源与一种唤作“竹筒墓”的葬俗。当年楚文王带兵打仗，受伤退回郢都城下却遭遇守门官拒开城门。楚王只能再去打仗，得胜凯旋。民间故事的第一个版本，是没能喝上湫坝人准备的凯旋酒就归西的楚王备受湫坝人爱戴，当地人每天夜不闭户并预留酒菜在桌上，就是供奉楚王之意，渐渐地演变成款待客人，甚至养成喝早酒的风俗习惯。民间故事的第二个版本，是带伤归来的楚王遭到守门官拒开城门，只好又移兵讨伐拿下黄国。《左传》中有记载楚王讨伐黄国的经过，《庄公十九年》中有：“……还，及湫，有疾。夏六月庚申卒……”民间故事的第三个版本，增加了“竹筒墓”葬俗渊源：秋风接着《左传》的这段话往下说，鬻拳明知楚文王之死与自己没有太大关系，还是深感愧疚，自行来到湫坝，在楚文王的英魂面前自刭而亡。临终之际留下两道遗言：一要到地下替文王守墓门，表示自己只有忠烈之心、没有僭越之意；二则要求他人将自己用特殊葬俗“竹筒墓”下葬，在地下苦修3000年后再转世投胎。所以湫坝这里又有十恶之人3000年才能还阳的说法。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叙述人采用“秋风接着《左传》的这段话往下说”，这就很好地破解了当年秋风选用“竹筒墓”的方式来倒葬自己的缘由。而且，小说叙述人也提示，《左传》已经说明楚文王死在名为湫的地方，只是“这个湫是不是湫坝，谁也没有办法证明”，而这也正好助益打开文学想象的空间，为《听漏》形成“文化考古学”、文学地理学意义提供了可能性。而类似的文学想象与艺术构思，也同样地体现在“九鼎七簋”谜题和这一谜题得以破解的逻辑性理由及其所蕴含的传统文化精神上。
刘醒龙在《蟠虺》《听漏》中所作楚文化传统及文化精神的书写，是有着文学地理学的意义与价值的。参鉴米歇尔·柯罗在《文学地理学》中所提出的“地理（空间）测绘法”“地理批评”“地理（空间）诗学”几个维度，来考察《听漏》会发现：第一，《蟠虺》故事发生在武汉+黄冈、黄州，《听漏》故事发生在武汉+京山县，即历史上较为有名的随枣走廊一带。两部小说共同型构成传承赓续汉楚文化精神与文化传统的“地理空间”。第二，《蟠虺》《听漏》中，刘醒龙借由青铜重器及其背后的奥秘，打开了文学想象的空间，描摹了由当地历代之人的风范所形成的楚地文化传统和楚文化精神，为相关批评与研究提供了典型的文学文本。第三，《蟠虺》《听漏》里刘醒龙通过现实题材故事与“知识性考古学”“文化性考古学”（12）的紧密结合，不仅探究着楚地文化传统，还将传统文化精神在当代人身上的赓续传承加以文学表达，形塑成富有地域文化特色的楚地地理（空间）诗学。“文学楚地”的文学地理学意义也便由此形成。
也正是因为围绕考古、文物而生成的知识性叙事、文化性叙事，以及围绕文化考古学意义表达所作的现实性书写，由此所形成的小说叙事才既接续了文化传统，又烛照了现实社会与现世人生。《听漏》的小说叙事在考古与答今当中，将“文化的本质是风范，文学的道理是风骨”体现得淋漓尽致，在青铜重器文物等所承载传承下来的文化精神与现实社会人物故事的碰撞当中，生成一种诗性关系。刘醒龙以《蟠虺》《听漏》提供了负载着楚文化传统与楚文化精神的“文学楚地”这一文学地理叙事的典型样本。
三、《听漏》的叙事探索：繁盛茂密的“小说的丛林”
刘醒龙在《听漏》当中所作的最为有效的叙事探索，就是以极为缜密的悬疑和悬疑推理设计（13），令小说文本世界生长成一片繁盛茂密的“小说的丛林”。迟子建曾言“从现实的丛林穿行到小说的丛林”，便拥有了可“面向心灵的生活”，并说道：“作家因生长地不同，经历不同，艺术气质不同，也就拥有了不同的小说丛林。小说的丛林在想象的世界中，可以无限大。一个作家能走多远，就看他们自己在艺术上的造化了。”（14）借用迟子建所提出的“小说的丛林”一说，不仅意在说明《蟠虺》《听漏》是刘醒龙经由现实的丛林穿行到了小说的丛林，使自己同读者能够在现实叙事与考古叙事当中拥有一种“面向心灵的生活”，还意图说明刘醒龙在“青铜重器三部曲”的这前两部作品里，充分地展现他蓄积了30多年的写作功力，在创作历程与文学经验的自我传承赓续当中，向我们打开了一片充盈着“文学楚地”诗学维度的、繁盛茂密的“小说的丛林”。
除了文学地理叙事意义维度的探索，《听漏》小说文本在现实题材与历史叙事融于一体方面，显示出作家具备较为强大的叙事调度的能力，也因此形成一个文本意义与审美维度无比丰赡的小说文本世界。如果说，《蟠虺》还只是对悬疑表现方式的有效征用（面世时间介于《蟠虺》《听漏》之间的《黄冈秘卷》也被称为“悬疑之书”（15））；那么，《听漏》已经把悬疑作为最为重要的表现方式，层层悬疑的设置已经令《听漏》超出了通常的现实主义写作成规，悬疑推理叙事密织成繁盛茂密的“小说的丛林”。如果仅以“众多的悬念，甚至形成一个悬念体系”（16）来形容《听漏》，其实还不足以涵括《听漏》在悬疑推理方面所作探索的广度与深度。《听漏》堪称不是悬疑推理类型小说的“悬疑推理现实主义题材小说”，这一最为突出与典型意义的叙事探索也形成强大的“叙事动能”，亦令“《听漏》显示出开阔、茂密的美学风格”（17）。
任何故事和情节其实都离不开悬念，悬念可以说是所有的小说与故事都包含的一个普遍性概念。之所以说《听漏》是“悬疑推理现实主义题材小说”，是因为它所包含的悬念众多，已经远远超出通常的现实主义题材、非悬疑推理类型小说通常所包含的数量，悬念数量多到“甚至形成一个体系。头绪纷繁的叙事之中，此起彼伏的悬念带动情节驰而不息”（18）。不仅如此，《听漏》拥有与经典本格悬疑推理小说极为相似的、推理严密的叙事结构。另外，小说的情节推动与叙事动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作家所埋设的那些细节性物事，这与古典本格派悬疑推理小说重视物证痕迹学、重视推理的科学性异曲同工。当然，《听漏》要比悬疑推理类型小说更多地呈现对现实性社会生活的观照与遵循现实性写作法则。它剔除了悬疑推理类型小说“密室杀人”“孤岛杀人”这样的元叙事结构，剔除其凶案、谋杀、惊悚等必备元素，但这丝毫也不影响《听漏》呈具悬疑魅惑的叙事效果。可以说，作家在《听漏》中所作的悬疑叙事探索，尤其值得作深入的探究。
《听漏》颇似古典本格悬疑推理小说，具备极为严密的悬疑推理叙事结构。小说中，1966年在秋家垄发掘出了“九鼎七簋”，10多年后在擂鼓墩却发现了比较符合礼制与规制的“九鼎八簋”。围绕楚学院所成立的“九鼎七簋”课题组对所缺失的第八只簋的寻找与解谜，就是《听漏》中最重要的悬疑设置及叙事线索。但作家并非只另外设置了一些副线叙事或者辅助性叙事线索、故事序列，而是围绕着“第八只簋”的解谜，众多的人物比如马跃之、当年的小玉老师（又涉及当年其未婚夫秋风这个人物，秋风死后的墓葬方式也是《听漏》里重要的悬疑情节）、水务局副局长陆少林、纪委的梅玉帛，其所形成的悬念迭起的故事情节与破解第八只簋的谜题紧紧缠绕着、共同推动着情节的发展。而且，隐含在这一组组人物关系背后的悬疑设计，比如当年小玉老师所生下的龙凤胎的下落、当年与小玉老师相恋的考古队年轻人是谁等，看似各自发展，但其实又都与第八只簋谜题的解谜过程相伴相生，直到小说尾声，这层层悬疑才得以合理合情地揭秘。
在这些人物充满悬疑的复杂关系里面，还牵连与衍生出另外的较为复杂的人物关系，比如当年的文化馆馆长秋老太太及其丈夫陆达人（秋风是其与寡妇情人所生的私生子）。而与上述主要人物+次要人物所形成的充满悬疑、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脱不了干系的，还有一个神秘人物是听漏工曾听长，他一直言行怪异，甚至不失诡异，直到小说尾声才终于揭秘他是秋大队与河南女子所生的私生子，而并非曾小安与他自己所曾怀疑的情况——他是曾本之的私生子，也才得以揭示曾听长为当年小玉老师所留下的龙凤胎里的“龙胎”这项怀疑并不成立。而听漏工曾听长身世之谜，实际上也是经由作家所作的层层悬疑推理设计的解开才得以揭秘。
陆少林与梅玉帛的真实身份系当年小玉老师所留下的龙凤胎这一谜题的揭开，也是环环相扣，哪怕只有一处物证线索处理得不妥当，都会导致小说叙事结构的垮塌。被称为“中国悬疑推理小说第一人”的蔡骏曾讲过，悬疑推理的细节设计、物证线索的埋设等，细密繁杂到是不能轻易作改变的，一旦改变其中一个设计，“其实你就等于全部都改变了。牵一发而动全身”，如若改变其中一个设计，就“等于要重写一遍”（19）。由此来看，《听漏》里面的悬疑设计业已达到蔡骏所说的这样繁复、缠绕、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状况。
马跃之系当年与小玉老师相恋的考古队年轻人，这一重大悬疑是在小说尾声才得以揭秘。《听漏》开篇不久马跃之在白露天气里前往东湖一带小广场，意外听到有人轻唤一个年轻女子：“小玉老师！”不久马跃之于此再次听到有人轻唤：“小玉老师！”小说叙述人笔触轻点地描述了马跃之那微微的惆怅之情，以马跃之的视角和口吻发出一句：“这恼人的白露天气啊！”此后小说叙事中常嵌入当年小玉老师之死的故事，曾本之怎样操办了小玉老师的丧葬事宜等。在小说人物的视角里，曾本之是与小玉老师相恋并生下龙凤胎的那个考古队年轻人，甚至连其女儿曾小安都怀疑过曾听长是否为父亲的私生子。作家不动声色地操控着叙事，直到小说结尾时那两块带有文字符号的青铜残片（残片上的符号对应着龙凤胎亦即陆少林、梅玉帛臂上的文身符号）合在一起，表明那是“马”字而非“曾”字，陆少林与梅玉帛将各自衣袖挽起将手臂并到一起，竟是跟青铜残片一模一样的“马”字，悬疑才终于得以揭秘。
“九鼎七簋”其实没有第八只簋这一核心谜题的揭开，是跟上述人物之间关系的悬疑与秘密紧紧缠绕着的，任何一个环节搭错都会令严谨的叙事结构垮塌。就连并非主要人物的听漏工曾听长的行为之谜、身世之谜，都与揭开马跃之与小玉老师的人物关系悬念、揭开陆少林和梅玉帛的身世之谜，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如果没有人举报、陆少林被纪委带走调查，陆少林与梅玉帛也不会相遇。如果没有听漏工在秘密粮洞里发掘出青铜方壶，将青铜方壶辗转给到陆少林手中，因通晓世故又将青铜残片放到文物市场等着被文物收藏爱好者陆少林发现，并最终还是到了水务局收藏室，也就缺少了可以令陆少林和梅玉帛身世之谜揭开的最为关键的物证（线索）。而如果没有六大人希望对自己的私生子秋风有“永宝”的护佑作用，也不会有将青铜方壶秘密藏于粮洞之举。而如果没有秋风发现未婚妻移情别恋从而变得心如死灰、选择了“竹筒墓”倒葬的安葬方式，也不会有将铸造第八只簋的陶范藏于墓穴里自己身下的安排。如果不是盗墓者也有着对第八只簋的执着追寻、听漏工拥有奇才绝技即能够通过听漏来探听地下的情况，也不会发现秘密粮洞里的青铜方壶和那第八只簋的陶范。而如果没有听漏工曾听长对自己真实身世的执着探寻，他也不会对水务局、楚学院里的人和事有着如许的关心与留意，也不会在每逢下雨天气就请长假、到湫坝运用他的特殊技能来探寻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当然，这些悬疑设置全部都是在濒临小说尾声时，才渐次得以揭秘。
蔡骏写作悬疑推理小说，像近年的长篇小说《一千万人的密室》《谎言之子》，无不需要极为缜密的悬疑推理结构，“每一个细节、物件，哪怕是一句话、一个场景，几乎都是有用的”“没有一处是闲笔”（20）“所有的细节都有着它不可替代的作用”（21）。刘醒龙在《听漏》中就采用了极为严密的悬疑推理叙事结构，做到了几乎没有一处是闲笔。例如，小说第4章马跃之在搭乘64路双层公交车时，遇上扬言家里有一台宝马X3但其就是不开车、反而拿着家家老年卡免费乘车的矮胖女人。后面章节里就发生了那个矮胖女人开着宝马X3越过实线插到64路公交车前，公交车女司机猛踩油门，害得车上的乘客万乙磕断两颗门牙。而此后某天，也是这个女人在高架桥上驾车强横地越过实线变道，却与另一辆车碰撞，开车载着马跃之的梅玉帛为了躲避而猛打方向盘时，露出右手小臂上的一个文身符号。但作家埋设这一切细节都是不露声色的，对马跃之而言“白露天气”所蕴含的秘密，作家仅在小说叙事里作多次欲言又止的文学笔法的勾勒，至多也不过点出一句系马跃之心理独白却又似是而非的话，“果然还是白露天气，让苦苦探索多年的秘密偶尔露峥嵘”。刘醒龙将生活场景、人与事、物件等，都当作悬疑的载体，最大程度地发挥着悬疑设置的叙事功能。各条线索的悬疑设置又彼此勾连、形成巨大的叙事动能，令《听漏》的文本世界生长成一片繁密茂盛的“小说的丛林”。
连蔡骏这样专擅悬疑推理小说写作的作家，都在近年对悬疑推理小说作着中国化、本土化的叙事改造。33年前刘醒龙就以《凤凰琴》“一曲弦歌动四方”（於可训语），进而彻底改变了200多万民办教师的命运。这位始终有着强烈的现实责任感的作家，其实一直都是悬念（悬疑）叙事的高手（22），其在《听漏》中所作的不是悬疑推理（类型小说）却胜似悬疑推理经典本格叙事的叙事探索，是其为这部青铜重器题材“文学楚地”叙事作品所找到的最好的形式。传统的，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从中也足以见出作家为中国叙事话语体系构建、新时代文学话语建构所作的努力。
四、青铜重器、文化传承与当代知识分子的品格建构
通过《听漏》，刘醒龙继续着重探究着青铜重器、文化传承与当代知识分子品格建构的问题。刘醒龙对一些批评家习惯用作品是否具有“深刻的批判性”来评判当代的作品，是有着自觉的警惕的，他对新时代文学话语建构有着主观自觉性的思考。他说：“对国民的劣根性批判太多，却对国民的优良品质忽略太久，才是莫大的失算。”“我多次表明，自己在探究中国人安身立命之本，就是这个意思。”“一个民族几千年来，连绵不绝，生生不息，一定有其优秀的品质。要警惕我们有可能出现身在此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错觉。”（23）于是，从《蟠虺》到《听漏》，他都在通过青铜重器这个传统文化的“传统物”载体，来重塑当代知识分子的传统文化品格。
对当代知识分子品格建构的溯源探察完全不必套用西方概念，而应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当中寻找生命力与生生不息的活的源泉。已有论者郑重提出，绵延数千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含青铜文化）中“就蕴含着十分丰饶的士人精神文化资源”，并称刘醒龙“所着力挖掘的上古汉楚青铜文化及其塑造的青铜文化人格，就是当代中国亟须的一种有待激活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24）。《听漏》中借由青铜重器“九鼎七簋”之第八只簋谜题的揭秘过程，其中着重所作的对“僭越”问题的探讨，实际上是从《蟠虺》时就已开始了。
《听漏》第132页曾引入一段回忆性叙事，即当年曾本之、郝嘉、马跃之对青铜器假做泛滥所表现出来的“僭越”问题，曾私下里讨论过两次。曾本之的观点是坚决反对假做与“僭越”，郝嘉则认为对当年假做青铜的使用者是否有“僭越”之嫌，不必一棍子打死。而马跃之的观点应该是更偏向于曾本之的。《听漏》通篇小说叙事，第八只簋的解谜过程及第八只簋所蕴含的故事，其实都蕴含着那两次讨论后马跃之在考古发掘研究工作与现实生活当中，其对“僭越”问题所作的更为深入的思考，这一思考也同时指向当代知识分子品格建构的重要问题。
《听漏》小说叙述人借省博物馆讲解员王蔗之口提出问题，即她在讲解时每每被问及“为什么史书上只有随国没有曾国，而青铜器上只有曾国没有随国？”小说叙事又用马跃之回忆里的郝嘉之口讲道，司马迁只写“随”而不写“曾”，只有一个原因：随枣走廊一带原本是“随”的方国，后来被“曾”用卑鄙手段所篡，篡权的“曾”是故“拼命地在一切青铜礼器上镂刻‘曾’，铸造‘曾’”，但“两周时期的读书人都是极有风骨的，坚决不许‘曾’在典籍中出现”（25）。而历史上“曾”与“随”的关系及其所昭示的文化传统，还凭借了“以物证史”，即通过“有形的传统物”青铜器得到印证与体现。《听漏》中刘醒龙凭借艺术虚构出的那本《楚湫时地记》，将僭越与僭越后的规制与惩治等予以揭秘：“书中明确记载，湫坝地下，多有青铜重器，每每用颠倒姿势出露，此乃周天子敕令缘故。因曾氏篡随，虽然李代桃僵，方国治理相当得法。周天子敕令仍有褒有贬，其言曰：天子不灭天灭，礼器似享非享。”（26）这也与当地所发掘出土的青铜器多刻有“子孙永宝”、第八只簋仅有陶范而无青铜器实物是彼此印证的。
正是由于马跃之终其一生都在践行着传统文化精神，他才会在万乙因口出不逊之言便迅即在公交车上磕断两颗门牙后，警示万乙再不可说出带有“僭越”意味的玩笑话。传统文化器物的发掘与研究工作，也深深地影响着马跃之身上传统文化人格的形塑。当年马跃之随周老先生一道到秋家垄进行田野考古调查，中途到随州对一处楚墓进行突击攻关，年轻气盛的马跃之往往还没有将器物拎出来，就向记录员大声喊是何物，而他的预判也都奇准。周老先生不喜他这样张扬的做法，在工作总结时加了句“考的是古，答的是今”。马跃之从此愈发自省和修炼内心。
有论者称“刘醒龙所推许的古典青铜人格并非只重理性与礼制，而排斥感性与浪漫的僵化人格范型”（27），有一定道理，但在笔者看来，马跃之其实是恪守不僭不越之规的，只在严苛限度内有着细微的调整。对于王蔗、万乙在各自婚礼之前，竟然彼此一日生情并乐享着快餐式恋情，马跃之是既有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理解与体谅，也有着反复的善意提醒，这或许就是他内心在“僭越”与不可僭越之间所作的平衡选择。而当年他与已有婚约的小玉老师发生恋情，导致秋风选择采用“竹筒墓”埋葬自己、小玉老师抛下儿女碰死在墓碑前，他与一双儿女在几十年后才终于相认团圆，马跃之何尝不是先发生了“僭越”世俗规约的恋情，又用一生的悔愧、自省自律来弥补曾经犯下的过错？小说情节里，妻子柳琴与其恋情是后发生的、柳琴一生不孕不育，或许也是对其曾经的“僭越”式恋情的一种惩戒与情理上的弥补。而陆少林在水务局冰箱内老冰棒里私藏和田玉器物，马跃之察觉后数次跟梅玉帛提出要吃老冰棒、一连三次跟陆少林围绕老冰棒说话，以此来作善意提醒，直到发现陆少林已将和田玉放回去了才得以安心。陆少林喜欢收藏文物，其实算是游走在“僭越”式危险的边缘。但他陆续地上交了玉猪龙、玉蝉，并改正了私藏和田玉的错误行为，后来又上交了国宝级青铜方壶，而终于能够在故事情节里具逻辑合理性地破除了僭越之嫌。
《听漏》延续着《蟠虺》所勾勒出的“文学楚地”的文学叙事，为我们打开了一幅重构楚地文化传统的文学地理图册。历史和传统文化、现实题材故事，借由青铜重器实现了作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溯源、打开与当下言说的紧密结合。考古，考的是古，答的是今。通过《听漏》小说文本，作家不仅传承与赓续着楚地青铜传统文化，还在深刻探察传统文化人格如何重塑、当代知识分子品格又该如何建构的问题。《蟠虺》《听漏》就像一面镜子，每个当代知识分子都可从中照出自己的内心乃至灵魂。《听漏》这部小说的文本世界，悬疑丛生，宛若繁盛茂密的“小说的丛林”。不同的故事单元、故事序列既悬念丛生，又彼此深度勾连、缠绕，细节极为繁复，已经完全不是一篇论文能够解析得清楚与分析得透彻的。也正因为此，《听漏》带给我们对“青铜重器三部曲”之第三部作品的更为按捺不住的阅读期待，这或许也是作家本人所最为希望看到和听到的来自“真实读者”“最好读者”的反馈与心声。
注释：
（1）刘醒龙：《听漏》，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24。本文所引该作品皆出自此版本，只注明页码。
（2）（23）刘醒龙：《文学回忆录》，第171、175-176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
（3）（6）（8）（10）（11）（12）（24）（27）李遇春：《“小说考古”与“考古小说”——刘醒龙长篇新作〈听漏〉阅读札记》，《扬子江文学评论》2024年第4期。
（4）（9）张光芒：《论新时代长篇小说的传统文化书写》，《文学评论》2024年第6期。
（5）（25）（26）刘醒龙：《听漏》，第225、197、484-485页。
（7）刘醒龙：《文学回忆录》，第302、304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
（13）2024年7月5日《听漏》在京研讨会、2024年9月28日武汉召开的“刘醒龙长篇新作《听漏》与新时代文学发展趋势研讨会”上，笔者发言中讲过此观点。
（14）迟子建：《小说的丛林》，《中国文学批评》2017年第1期。
（15）郭洪雷：《悬疑其表，隐喻其里——评刘醒龙长篇小说〈黄冈秘卷〉》，《当代作家评论》2019年第1期。
（16）（17）（18）南帆：《开阔与茂密：风格、叙事动能、主题——评刘醒龙长篇小说〈听漏〉》，《文学评论》2025年第2期。
（19）见《蔡骏专访：悬疑小说20年，真正的难度在于不重复｜创作硬核》，微信公众号“蔡骏的罗生门”，2023年4月10日。
（20）刘艳：《悬疑推理现实主义长篇的丰赡维度：类型·纯文学·现实主义——评蔡骏长篇新作〈一千万人的密室〉》，《长江丛刊》2023年第5期。
（21）刘艳：《抵近现实的悬疑套索与三副面具下的谎言人生——评蔡骏悬疑推理现实主义长篇小说〈谎言之子〉》，《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4年第3期。
（22）刘醒龙一直有着悬疑叙事的专长与写作素养，其长篇小说处女作《威风凛凛》曾获得“中华侦探小说学会第二届优秀侦探小说奖（2000-2001）”。
（刘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评论》编审，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