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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金莲七十余万字的长篇小说《亲爱的人们》在体量上厚重而辽阔。小说通过人物缓慢而琐碎的日常生活展现一个西部村庄在新时代的山乡巨变。作者精细把握人物精神内部，用密实的语言描写人情变化、地理风俗，展现了西海固羊圈门从贫穷落后一步一步走向富裕的过程。马一山一家五口是这部小说的叙述主体，羊圈门人们的脱贫致富、婚丧嫁娶、精神追求等在作者的笔下细腻绵长地展开。这是一部心灵史般的新农村题材小说，没有大起大落的情节，没有传奇人物，完全由语言艺术和普通人的情感流变构筑起来。自然质朴的文风中暗藏着精细的设计，文字结实而有力。作者分裂成两个“我”，一个“我”化身为羊圈门的一员，一同经历艰苦平凡的日子，因此，羊圈门人的每一滴汗水、每一声叹息都能牵动读者的心；另一个“我”冷静地审视人们的一切行动，审视着变化中的一切因素，真心地赞扬真情与美善，对不合理的事情不动声色地批评。作者把对新时代西北地区的农业、农村、农民的发展的深度思考通过人物的成长呈现出来，在新时代农村题材的写作上进行了一次大胆尝试。

一、单纯的叙述者：以羊圈门人为完全叙事主体

以农民为完全叙事主体是这部小说在写作上的突破。十几年来，书写新时代山乡巨变的文学作品已经有相当大的规模，这一题材的作品大都有一个固定的结构，几乎形成了范式：即以驻村干部和当地农民为双主体的叙述，双主体在共同致富的目标下形成既矛盾又协作的关系，二者因科学知识、思想认知、政策理解、行为风俗等多方面的不对等产生矛盾，但在共同面对困难、寻找解决办法时又是协作关系，小说在这两种叙事主体间的来回摩擦中推进情节，有节奏、有张力、有悬念。农民在这一对关系中进步非常明显，他们通过对科学知识、先进理念的理解不断完善自我；驻村干部（帮扶人）在这一对关系中也得到成长，他们通过对农业生产知识、淳朴民风、乡村社会的学习，得到教育，或治愈了城市病。马金莲在《亲爱的人们》中却突破了这一范式，把农民作为独立的叙事主体，这就意味着舍弃了外在的矛盾性，需要从主体内部产生推进情节的东西。一部长达七十余万字的小说，完全由内部构造出绵密的情节，这是对小说作者的巨大考验。马金莲显然不是第一个在新时代乡村题材中把农民作为叙述主体的人，但她应该是把农民作为“完全叙事主体”并支撑整部作品的作家。国家的力量以及扶贫干部的努力和用心虽然没有放置在文字中表现，但隐藏在每一个细节中，一直主导着村子的外在变化，也主导着人心的内在变化。这种设置使作为个体的人的无力感与能动性之间的张力表现得异常饱满。

马金莲选择以农民为完全主体的叙述方式，就意味着放弃大空间跨度的腾挪和大开大合的情节，笔力集中在“缺少故事”的平凡普通的羊圈门村农民身上。封闭落后的羊圈门在国家的大力扶持和他们自身的奋斗中，村子通电、通水、通网、通路，日子一天一天地变好。小说将这个变化的过程超慢速地呈现，将几十年的光阴分解成漫长的历史。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忍耐和苦修被视作一种美德。忍耐和苦修是马一山他们的日常功课，他们对待自己所处的环境有清晰的认识，一百多年来人们就在这块贫瘠的土地里种洋芋、青燕麦、荞麦、莜麦、糜子等旱地作物，经济作物胡麻用来榨油，苜蓿作为牲口的草料。人们在植被稀薄的山上放羊，脆弱的生态雪上加霜，暴雨一来就是洪灾。大家族李家与牛家之间的宗族矛盾不断，在天旱时会为一桶水发生群体性的械斗。羊圈门顾名思义，四面被一圈山围住，唯一的豁口处挡着一座更大的鳖盖山，到达外面的最短的一条路必须翻越庞大的鳖盖山。“黄土路面，人走在上头脚下总是腾起缕缕尘土，等到了集市上，身上的新衣，脚上的新鞋，往往落一层尘土。”[1]小说在结尾部分是这样描述羊圈门的改变，“车从西庄口进了羊圈门，沿着那条水泥主路一直往前开，开到庄子中部”[2]。为了发展旅游，扶贫干部又给他们争取到项目，把下沟的路也扩展成两车道的水泥路。扶贫政策、国家的力量一直贯穿小说始终，扶贫干部结尾才出现，是小说的一种艺术上的安排。

单一叙事主体的特征是限制性叙事，表现为信息往内收敛，加上羊圈门的封闭状态，意识的内部流转必然落到人物琐碎的日常之中。信息来源主要有两条，一是从电视节目中获取，人们在电视中看到外面的世界与自己的生活巨大的差异而产生痛苦和反思，外面开放的观念和习俗不断刷新羊圈门人的认知。二是从外面闯荡回乡的人口述中得来。当牛八虎说起六盘山的隧道时，羊圈门人对鳖盖山如何通隧道也有了自己的想象。祖祖从外面带来的先进观念，让未婚先孕的妹妹碎女有勇气直面邻居的闲言碎语。尽管外面的信息不断挤进来，毕竟是经过多重过滤的信息，难免被遮蔽、夸大、变形、扭曲。西海固人移民到闽宁村成为当时的大事件，李有存一家搬到闽宁村，小说与电视剧《山海情》的互文性时隐时现。羊圈门大部分村民仍然守望着鳖盖山，故事也大都在羊圈门几十人的小村庄内部展开。一个小小的村落，一群普通平凡的人，如何支撑起一部长篇小说，作者在经营这部小说时选择了最难的方式，她从语言、风俗、人性中找突破口，小说设置了三组内在的对抗性关系：一是极端落后的经济与人们幸福憧憬之间构成一组关系，二是外面世界的先进文明与羊圈门自身落后的面貌之间形成一组关系。三是年轻人的新观念与老一辈旧观念形成对比关系。作为叙事主体的农民，他们的生命意志起到决定性作用。

极端落后的经济与人们幸福憧憬之间产生了矛盾，矛盾的激烈程度取决于资源匮乏程度与人的生命抗争程度。西海固地区受温带季风气候影响，水资源奇缺，自然环境相对恶劣，农作物品种较少。种、收、卖都很辛苦，尤其是卖洋芋，羊圈门道路崎岖，动力小且蹦蹦跳跳的奔奔车常常翻车，千辛万苦运到了集镇，市场行情低迷，商贩压价盘剥。以马一山的某次卖洋芋为例，九分一斤，一千零五十六斤，除皮除土一千斤整，九十元。马一山家一年产量一万斤，收入还不足一千元。马一山望着自家的洋芋骨碌碌滚进洋芋的大堆中时“似乎要记住它们每一个的模样”。人与劳动成果之间的感情不能用金钱衡量，农民对一手摸大的粮食有深厚的感情。羊圈门人死死地守在这块干旱贫瘠的土地上，也有这一层朴素的感情在里头。但同时，马一山这样的农民也会对自己的行动有深刻的反思，他并不是一个只知道呆头呆脑做笨工的农民。当他看到牛三炮一家还在用牛车缓慢吃力地拉麦子时，对比别人雇奔奔车，几十元多少麦子都给拉到家门口，马一山突然不忍心看到那种劳作的情景，这种悲壮的场面让他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自然条件与生命意志之间的冲突形成悲壮的效果，一百年，四代人，每个羊圈门人个人的抗争都是为了挣脱这个宿命。当脱贫致富产生效果，经济上的问题不再是首要的问题后，人的蓬勃的生命力发出新的要求，对幸福的定义发生了变化，满足精神上的需求成为首要问题。马一山最后挖台窝，碎女做直播，旧的矛盾转化为新的矛盾。

外面世界的先进文明与羊圈门自身落后的面貌之间形成对照关系，羊圈门人经历了身份焦虑与重建的过程。先进文明作为时代背景和社会大环境，时不时地对羊圈门人造成心理冲击。水作为羊圈门的稀缺物资，在小说开头就引起了家族之间的械斗，引水工程解决了这个矛盾。家族矛盾并没有作为小说的底层结构来展开，主角马一山所在的马家是一个被边缘化的家族，李家和牛家在羊圈门都是大家族，二者势均力敌，马家经常在两家之间受夹板气。资源贫乏、交通闭塞、家族矛盾、信息封闭、不合时宜的传统习俗等综合因素是羊圈门与现代化脱节的真正原因。无形的旧观念牵绊着羊圈门人，人们却抑制不住地要往外冲。羊圈门有抱负的男人大都经历了这样一个人生轨迹：不满——出走——失败——回村。马一山是深刻理解外面的世界与羊圈门之间的差距的人，在他童年时期，“路途遥远”这样的困难就难不住他，“马一山从记事起，就渴望跟着大人去葫芦街上跟集。虽然一个来回步行下来累得几乎吐血”[3]。李有功被塑造为贪婪自私的形象，他所有为人诟病的地方都是为了家族谋私利，在权力移交给弟弟李有劳以后，这一矛盾也迎刃而解。举家搬迁后，李有功因生存艰难重病死在他乡，他的“出走”失败代表老年羊圈门人与外面文明对接的失败。

年轻人的新观念与老一辈旧观念形成了对比关系。舍娃试图跳出父辈走不出大山的怪圈，他的出走比父辈困难、复杂，他经历了常人难以承受的磨难，误入传销窝点、遭遇网络诈骗、打黑工，九死一生才回到羊圈门。牛八虎在外闯荡，见多识广，号称成功人士，实则行融资诈骗之事。碎女与李飞龙私定终身，第一冲动也是私奔到外面的世界，最后生存艰难，灰溜溜回家。出走与回归一直是文学的母题，《百年孤独》中的布恩迪亚家族七代人的出走与回归，寻找着自我和归属。《麦田里的守望者》中十六岁的霍尔顿在纽约游荡三天，最终认识到自己无法真正逃离现实，选择了回到家中接受现实。羊圈门的年轻人在探索的过程中也像奥雷里亚诺上校摸到冰块那样“心中充满了体验神秘的恐惧和喜悦”[4]。羊圈门逐渐缩小与外面世界的差距，年轻人实现了从身份焦虑到人格的重建，以舍娃为代表的青年人不再执着于出走，他愿意留下来建设家乡。软头（马五斤）这样不起眼的人都取得了成功，他不再破衣烂衫，他得到村里人的羡慕、领导的夸赞，“他供养出两个大学生，一个中学生，孩子们个个优秀”。日子在各种角逐和平衡中缓慢地过。羊圈门越来越不像之前的羊圈门，在通路、通电、通水、通网的工程中，几大家庭虽有矛盾，在建设羊圈门的问题上又空前地团结。羊圈门与外面的大世界联通了，人心尽管变得更为精明和复杂，但大家都满心称赞眼前的幸福日子。马一山对自己的儿女、家庭也十分满意，所有的一切都预示着乡村文明的胜利。

二、语言的慢节奏：诠释“人”的生命意志

人是人自己，不是工具，作家试图凸显人的主体性，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找到一个入口。语言是一座幽深广博的博物馆，以语言为承载物可以打开小说的入口。马金莲应该是意识到以往作家在写西海固山乡巨变时的问题：西北风俗概念化、故事设置套路化。马金莲抛开了那些概念和套路，她从语言入手，将语言细细掰开以后，发现每一个词语既泛着古典的光芒，又带着时代的气息。饱满结实的词语在开头规模庞大地展开，形成一种绵韧的气势。这是这部小说的独特之处。小说家对词语的讲究程度已经预示了这部作品的价值和艺术追求，读者从羊圈门这个典型样本认识到宁夏西海固地区的全貌、羊圈门人们的生活是什么样态。作家避开了那种地方志式的以事件为中心的描述，二十世纪几次重大变革都被一笔带过。历史的书写在这里变得简单，只需用单个的词串起来，就把一个时期的历史活生生地描画出来。民国九年，只用了四个词：大地摇、万人坟、干盐池、疯满拉。一九五八年列了五个关键词，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新词太多，罗列了二十个词，依然无法囊括这个时代的丰富和复杂，从包产到户到奔奔车、摩托车，再到王者荣耀、精准扶贫、建档立卡户、网络诈骗……各路词汇混合在一起，表明了羊圈门已经进入一个多种要素交织的时期。羊圈门的人口变化与词汇的活跃度有某种内在的一致性。马一山是羊圈门的第四代人，这个历史较短的地方，人与自然都处在高饱和度的色彩中：红土地、山丘、高远的苍穹、勤劳的人们。如果把它看成一幅图画，人是图画中的主体。序章中对马一山奶奶的叙述意味深长。借用了纪录片高像素的画面的手法，颗粒度饱满，画质细腻，奶奶是处在这个画面中间位置的高大的主角，她拉着一个杏树根做的丑墩墩，随时教马一山的妈妈和面，教她生活中的各种技能。“两年多的时间，马一山的娘都能听到婆婆拉动墩墩蹭地面的咣当声。”[5]马一山一岁时奶奶就不在了，奶奶给他接的生，缝的小衣裳、小被子、尿布。因为日子艰难，她把剩下布头和碎片像花瓣拼凑在一起，做出花背子的夹夹。这是一个眼盲的人所能做到的极限。这个场景给人广阔的想象空间。到处都是画面与声响俱全的场景。在广大的土地上，羊圈门的人们有着他们自己独特的声响：喝牛“汪是”，吆驴“嘚球”，加上打女人、问候祖宗的混响，以及表达喜爱拖着儿化音的叠词和中性的带有“疏远、冷漠、憎恶和否定”的“子”词缀，使得“土得掉渣的语言腔调”有一些深刻的意味。羊圈门人的生命苦痛与喜悦在这些词语里展现。

通过语言这个入口，艺术突破与思想突破是同时进行的。首先是解决题材的类型化与艺术创新性的关系。通过语言的绵功，中和了题材的硬度。新农村题材写作越来越模式化，甚至可能变成一种类型小说。类型小说的显著特点是有固定的结构和写作套路，类型小说基本放弃了对语言的经营。马金莲的写作专注于把一个小地方写得透彻扎实，她不靠故事支撑，也不在起伏的结构上做文章，她擅长的是使小说有绵密的信息和饱满的质感。她的长篇小说《孤独树》也是这类写法，写窝窝梁的木匠爷爷奶奶与孙子马哲布的日常生活，哲布种了五棵树，分别命名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哲布，最后只有叫哲布的树活了下来，虽然没有大起大落的故事，但这一行为的设定，使孤独的气息弥漫开来，就成为小说的情感基调。它比传奇故事来得更有力量。在《亲爱的人们》中，这个小山村十几户人家几十年的变迁要如何呈现出来？在没有传奇故事的情况下，她用日常事物的点点滴滴构建人物的骨架和血肉，用精确的语言编织人物的形貌和灵魂，羊圈门的历史过往和眼下的一切都是贴身的背景材料，如同马一山的奶奶做花背子夹夹，也像《孤独树》中的马哲布的奶奶打袼褙子，一层一层地铺就，黏合，把一切痛苦和愉悦、悲苦和怜悯，一片一片地拼凑起来。文章也做得像一件扎实而温暖的衣被，好看且实用。单从语言本身就能感受到小说的温暖与厚重。与其他写新时代山乡巨变的小说相比，它的独特性除了以农民为完全叙事主体，还有一点就是在语言的绵密和细腻上下功夫。

黄土地上的庄稼人对文明的划分没有概念，事实上文明的概念也是被建构起来的，“人类社会的空间多样性是固有的，而在进化理论（进步主义）中，将空间差异整理为时间（历史）差异，即文明进化程度的差异”[6]。如果把文明的空间差异模糊为时间差异，羊圈门的落后无疑是人的问题。然而黄土地上一群朴实的庄稼人，日复一日地在贫瘠的土地里刨食，他们的智力和体力并没有逊色其他地区，但为什么在物质方面仍然如此贫乏？小说用大量细节解答了这一问题。作者在序章里对马一山一家的来历，重点对马一山的奶奶和妈妈作了交代。笔墨落在马一山身上时，他已经是一个拖家带口的中年男人。马一山是羊圈门最有文化的人，自从他的民办教师名额被人顶替后，就一直扎扎实实种地，忠厚与智谋同时存在于他一个人身上，他不仅是马家一家的大男主，也是羊圈门的精神领袖。马一山一开始也软弱，妻子骂他“长了一副女人心肠”。在李家与牛家争水的械斗中，马一山的悲悯之心发作，他把德高望重的马德福背到事发现场，意图平息这场械斗。当马一山背着马德福一步一颤地沿着弯弯绕绕的台窝下到沟底，马德福老人的话语从他的肩头落向人群时，事态并没有他想象的那样立竿见影得到缓和。马一山担心出人命，大着胆子说了一段话后，“感觉到自己的声音在颤抖，心也在怦怦跳”[7],马德福趁势将马一山的话进行阐释和拔高。事态平息，马一山从此掌握了话语权。马德福完成了话语权移交，马一山在实践中实现了传承与觉醒的程序。这仍然是乡村宗法社会的基本操作。马一山的觉醒指他并没有沉醉于乡村长老权力中，女儿考上公务员当上乡镇干部，是他整个马家家族的骄傲。他自己没有当上羊圈门的队长，就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儿子马舍娃身上。当他发现软头的孩子个个有出息，他的斗争精神被激发起来。

羊圈门各色人物鲜活饱满，几十张神态各异又大致相同的脸，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符号，地域特征明显。经作者细微雕琢，又表情各异。马一山的女人一辈子为了丈夫和儿女操劳，无我无名。如果说马一山是羊圈门的灵魂人物，那么马一山的女人就是马家的灵魂人物。马一山的女人是羊圈门女人传统美德的化身。祖祖和舍娃去上学，她惦记两个小人儿路途的安全，挖洋芋都没心思了。舍娃出走，她催着马一山去找，碎女不成器，她无限包容，全家人好了她就好了。马一山老年整天挖台窝成为碎女的直播素材，马一山的女人责怪马一山成了李家的摇钱树。她说的这个李家就是碎女的婆家，她把女儿划进李家利益共同体。但只要碎女有困难，她又会豁出命保护她，传统宗族观念与挚爱亲情形成无法调和的矛盾。

羊圈门牢固的传统观念还是被一点一点地打破。祖祖在这部小说人物设置中显出独特之处，她是羊圈门第一个大学生，但她求学之路颇为坎坷，总使读者为她捏一把汗，害怕她被旧观念、贫困耽误。祖祖把父母给她的生活费偷偷攒起来买随身听，“她的英语总考不上前几名，就是没这个东西，英语咋用功都学不好”[8]。祖祖学习成绩始终保持在全年级前五名。马一山与妻子拼了全力供三个儿女上学，不仅要承受经济压力，还要承受巨大的舆论压力。就在祖祖念到高中后，人们在担水、拔草、参加红白喜事时开始议论，认为羊圈门从来没有哪个女子跑这么远，外面世界乱得很。来自各方的舆论都被包装成“为你好”的一片善意，马一山的女人顶不住压力，产生了把女儿招回来的想法。马一山认为那些人自己见识短，吃的雀儿饭，操的骆驼心。在祖祖求学这件事上，作家马金莲将乡人的恶意毫不隐讳地表达出来。按常理，出生在农村的作家，“以游子返乡的角度看待乡村，感受最深的当然是乡村伦理的美好与温情”[9],马金莲犀利的目光穿透了这“美好与温情”的表象。

乡村风俗具体而细微地体现在每一个人身上，百年村庄史在小说中被放大而不是收拢。如绘画般用大刷铺色、小笔收拾，快速建立画面的基本结构，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化和细化。“浪荡女”形象作为一种时代的隐喻，碎女注重自我感受和个性表达，排斥集体束缚，时常陷入对未来的迷惘和对社会的叛逆情绪中。她与思想独立的后现代青年有区别，她有反传统、反权威的表征，又知道如何在必要时向权威妥协。碎女这个人物专门用来检验和对抗传统习俗，在羊圈门，家长的权威是不容挑战的，她却“牙叉大口的”连她父亲的话都敢打断。她平时大大咧咧，没有责任心，不上进，不好学，与姐姐祖祖形成鲜明的对照。碎女的每一次叛逆，都是对羊圈门严厉的祖制的突破，她撼动羊圈门的所有不合时宜的规矩，她的行为既不违法也不违规，但每一次都触碰了羊圈门的底线。大人一出门，她就溜出去找李家的男孩谈恋爱。她与李飞龙私奔，未婚先孕。叔叔三三家买了电视机，碎女在琢磨让谁来不让谁来，把持稀缺资源。她这种豁得出去的性格，在全民直播的时代终于找到了自我价值，成了拥有百万粉丝的网红。

真正反传统的是马舍娃，舍娃在众多人物里格外显眼，他是新时代青年农民的代表。积极向上，在人群中有气场。软头放羊被乡镇干部拦住一节，舍娃就表现出大格局来。舍娃像所有农村青年一样走过弯路，吃过苦头。为了省几十元的车费，骑七八十里路的自行车，眼看爸爸妈妈供三个娃读书十分吃力了，自己偷偷跑到南方打工，遭遇诈骗、传销。姐姐上大学后，他默默地给她经济支持。在这一点上，与羊圈门的传统是相反的。羊圈门从来没有哪家在读书这件事上牺牲男娃而保女娃。并没有到供不起的地步，舍娃却放弃读书的机会，十几岁的男孩子荒唐、叛逆，作者给他找了一个有道德高度的借口。从他的处境来看，逻辑上是不足以支撑他这个决定的。但如果把舍娃写得跟碎女一样的任性、胡来，马一山一家在羊圈门的精神性象征就立不起来，作者要给马舍娃适当的苦难，让他在磨难中自我成长。寄宿的男孩心野，遇到新鲜刺激的事没有人把关，很容易走弯路，这是农村和小镇男孩成长时面临的挑战。作者让碎女道出了真情：“他哪是为我姐，他纯粹就是贪耍，想去外头看花花世界罢了——”[10]马一山气得差点喷一口老血。他这一反应到底针对谁？他气的是碎女一语道破实情，还是舍娃不懂事？从马一山的角度来看，眼前的困难只是一时的，还可以卖牛卖驴，东凑西凑。失去了读书的机会，娃这一辈子就没指望了。他气的是一种理想的破灭，前途的绝望。从舍娃的角度看，地里开始有干旱的迹象，以后的日子不容易，就有了及早抽身的念头。舍娃内心很复杂，承担家庭责任、借机逃避高考、忍不住要出去闯荡，多种要素混合在一起。他没有把读书作为唯一的出路，他对未来的想象更开阔。尽管后来人家误以为他是大学生，他很开心，但他没有把自己活成悲剧人物。他有机会入赘做老板的女婿，真爱又让他放弃了到手的富贵，前面铺垫很充分，后面的矛盾张力就出来了。选择女朋友的事件凸显了舍娃的高贵品质。

密实的语言、高浓度的信息、灵敏的心性满满地铺陈在细节里。信息化开后才见深邃和广阔。很多人都在尝试这种写法，杨志军的《雪山大地》，乔叶的《宝水》，林白的《北流》，鲁敏的《金色河流》，付秀莹的芳村系列，还有马金莲的《孤独树》，这种写法于乡村主题写作是探索和尝试，目前看来也是比较不错的一种方式，它与乡村波澜不惊、平凡琐碎的日常是一致的。

次要人物的信息被高度浓缩，展现后也是一部大书，如二虎媳妇着墨不多，说话有远见有魄力。舍娃跑了以后，祖祖念书的压力更大。马一山女人就想让祖祖回家嫁人，二虎媳妇说：“娃心灵，能念进去，就叫念么，眼看着就要念出个名堂来了，这时节拉扽回来就太可惜了。”[11]孔子曰，“十户之邑，必有忠信”，马德福老人、摆兰香的父亲也都是心中有正义感的人。

小说在塑造人物时注意个体的人与群体的人的艺术安排。语言的慢节奏与非语言的意境和意象构成小说温暖的画面。人物放在黄土地的诗意背景里，就有一种宏阔而又温暖的气韵。三三家买电视机了，一群人跟着走，等走到他家门口，身后跟了六七个大人，八九个娃，还有几条尾随娃娃闲逛的狗。黄土地上劳作的人们，深刻而辽阔，画面、声响细节、平地起风雷的心理活动以及诗意的晕染，感人的力量直抵人心。如：暮色又轻又薄，空气里晚饭的气息还没散尽，花的香味若有若无，贴着幽暗浮动。等不上三五天，羊圈门会是一个杏花装点的世界。作家善于将张力和反差形成画面。农民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中的主体性得到彰显，国家力量作为背景形成的感召力与乡村诗意温暖共同形成积极向上的氛围。

马祖祖、马舍娃、摆兰香等青年的新气质，与羊圈门的老一辈是批判性的传承，而不是对抗，在气息上没有断裂感。马一山作为羊圈门老一辈知识分子，他的稳重、智慧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下一代。马一山一家是有远见的，他顶着巨大的舆论压力送女儿读书。他在宗族械斗、洪水事件、马德福化钱粮事件中都给后辈做出榜样。舍娃在张干部赶羊强调生态的事件中也表现出大格局。作者在表现人时用细节说话。西北的方言既土气又精准，粗俗和古雅同时存在，“抬沟子就坐上去了”“捉着一枚鸡蛋”“嘁嘁出出地笑”，三言两语就把人塑造得活灵活现。羊圈门人保留了一些古雅的用语，如表达烦躁情绪时会说“心里就泼烦得不成”，着急插话时“从凉水里拔出嗓子”，时间锤炼出来的金句“亡人奔土如奔金”，喊羊喊牲口的拟声词等都是乡村最美的乐章。

羊圈门作为乡村整体发展的典型和缩影，脱贫的过程由解决路、电、水、网等外部变化到自由恋爱、自信自强等内部变化。宗族矛盾（水是稀缺资源）也因引来自来水后得到解决，乡村变成和谐社会。乡村治理老大难问题一件一件解决，城乡差别依然存在，但差距不断缩小，并且凸显出乡村的优势，如乡村成为人们所向往的旅游地方。人与人之间有友情和温暖，也有嫉妒和暗算，恩怨最后也都化解。现代化与工业化使女性越来越有自主性，进入新时代以后，羊圈门的进步几乎与时代同步，文旅产业、网红事业、直播带货都在同步发生。人们解决生存问题后，社会问题随之而来，如生态问题、人的精神问题、青年的发展问题等。乡村闲话仍然能够形成舆论导向，竞争和较量仍然无处不在。作者赞美笔下人物的优秀，包容着他们的缺点，深沉地爱着他们。

三、视角的运用：审视的力量及思想的张力

新时代山乡是如何发生巨变的，作家以审视眼光看待这个过程中的人物和事件，在同类题材中更加凸显出其思想的力量。在这部小说中，作家以特别视角进入人物、事件，人物做事时背后的逻辑、潜在的目标不一定全部展现出来，有时候添加一些看似荒诞的意象（如马一山带着一只煮熟的鸡去大城市找舍娃），表面看有反讽和戏谑的味道，实则是一种实用主义。小说在形式上采取常规的顺叙手法，结构上也没有过多经营，但她在视角运用上精心安排，主要精力用在小说的本体部分，即思想的力量。

1.农民内部事务的限知视角，从乡村治理的双线结构到新时代新的基层治理模式。羊圈门仍然处在农业社会的乡村秩序结构中，存在隐形的双结构管理模式，一是传统长老式或乡绅式的权威治理仍然存在，二是现代化国家框架下的乡村政权的执掌者的垂直管理。费孝通说中国的乡村伦理是一种“差序格局”[12]。作家对马德福、马一山、李有功、李有劳对羊圈门的权力斗争进行细致入微的描写，是有很深的艺术考虑的。争水引起的械斗、奔奔车翻车的救援，在这些群体事件中，可以看出前现代农业社会的乡村治理双线结构。争水械斗中，作为队长的李有功因私心过重，无法主持公道，乡村长老式的人物马德福出面才能平息事态。洋芋翻车压坏麦地也是马一山出面才解决问题。这是偏远乡村治理的典型模式，政策的上传下达又由李有功、李有劳来执行。乡镇干部几次出现也都是为了塑造主要人物，且都是寥寥几笔，如软头放羊破坏生态，两位乡政府干部将他的羊没收又归还，一个严厉，一个宽厚，小说没有交代他们的姓名。国家力量作为背景处理就是在这种限知视角下进行的。外面大世界是模糊的，舍娃闯荡所到的城市、所遭遇的现代骗局等都采取失焦的手法。小说始终没有说出祖祖考上了哪所大学，一句名牌大学一笔带过。作者有意放弃了马家孩子成为城市精英的对照书写，祖祖考上公务员后成为一名基层乡镇干部，舍娃也即将成为羊圈门的领头人。新时代基层治理模式发生了巨大变革，随着马德福、马一山等长老式、乡贤式人物自然隐退，新时代的乡村由乡镇干部垂直管理与村支两委共同处理村民事务。

2.名实的相对性视角，新时代女性的自主意识。马金莲用史官笔法如实地写下羊圈门的女人们的状貌，后世的读者能够在这种不带偏见的叙述中获得人类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知识。羊圈门的女人去姓名化处理从马一山的奶奶开始。作者不是有意要省略她们的姓氏和名字，一是她们可能本来就没有名字；二是她们的社会环境认为她们不需要有名字。名字是社会化的产物，女性在没有参与社会建设和分工的前提下，名字被视为多余。麻眼奶奶（马一山的奶奶），马一山的娘，马一山女人，羊圈门习惯这样称呼她们。马家的女性拥有名字是从祖祖、碎女开始。无论是奶奶、娘还是妻子，她们在马一山家都拥有主导权。这一命名本身就说明了人物身上承载的厚重而复杂的东西。没有被命名算不算一个独立个体存在的人，作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用这些女性的行为和言论诠释了这一问题。同样没有名字的人物还有三三媳妇、二愣子媳妇、二虎媳妇等。羊圈门的人并没有因为某人没有自己的名字而产生交流障碍，在他们看来，“某家女人”就是名正言顺的名字。而家中女人作为这个家的强大精神性存在，完全掩盖了命名的缺失。先秦诸子百家的名实之争在此是失效的。在家庭序列中对从属性人物去主体化是儒家完成社会秩序的一个重要环节，“名”的秩序代表秩序本身。而羊圈门女人的个人魅力却更接近道家所主张的“名”“实”的相对性，名可名非常名，充分说明了“名”无法完全表现世界的无限性和丰富性。碎女在羊圈门也算不上一个真正的名字，碎是小的意思，碎女即小女儿，南方或叫幺妹。这个名字单纯地表现出父母在取名这件事上的随意和敷衍。作者大规模地展示了羊圈门的女人们的状态，塑造了一个个鲜活的形象。马一山的女人任劳任怨、无私奉献；三三媳妇是落后观念的牺牲品，自私且命苦；二虎媳妇性格宽广大气；二愣子媳妇嘴碎话多。新一代女性自主意识比较强：祖祖有知识女性的先进性和现代人的一切美德；摆兰香是农村新女性的典范；碎女顽劣自在、叛逆不羁。每个人物代表了一种观念。碎女的女儿兔兔时尚又接地气，新时代的年轻女性不再有姓名的困扰。

3.变化的乡村伦常的隐藏视角，新时代羊圈门人的生命观。马一山三兄弟，三三是活得最没有底气的人，作为一个盲人，他最大的不甘不是生活在黑暗中，而是看不到自己漂亮媳妇的容颜。他只能从别人的描述中想象自己的媳妇有多美，而这个美的程度又与恐惧的程度成正比——别人说得越多，他越担心失去。三三媳妇作为羊圈门最漂亮的女人，一个眼神就能让人魂牵梦绕，成熟的男性难免对她怀有非分之想。因为违反传统妇道标准，她被嫁给双目失明的三三。这是一个悬置在三三头顶的危险装置，尽管三三一家都小心翼翼地呵护，但迟早会掉下来摔个粉碎。三三凡事顺着漂亮媳妇，以至媳妇变得越发骄横自私。比如电话收费事件、小卖部的斤斤计较不知感恩等。三三媳妇搭顺风车，总能坐在司机旁边的副驾驶位置上，别人只有坐在车斗里的份。她不太懂人情世故，且有点自私，但她的魅力难以抵抗，情窦初开的舍娃不敢与她对视。她自己知道羊圈门的男人都觊觎她的美貌。三三家最先买了电视机，家里里三层外三层围满了人，一时成为羊圈门的社交中心。作者不想让读者一眼看出这是三三与媳妇的巨大不对等的反弹，而是把这个点放大无数倍，个体事件变成群体事件。听到羊圈门拉电的消息，各人的反应代表了人们不同的性格。现任组长李有劳发出“哦哦”的声调，像喊羊喊牛，或吆喝孩子早点回家。担水的女人不闲谝了，放学的娃边疯跑边喊来电了。但这都不足以表达羊圈门人对通电的喜悦。小说在这里转换了视角，把重点放在三三的感受上。三三亢奋异常，尽管他想象不出光与电是什么样子，而且这光与电对他来说也没什么用。三三作为来电后狂欢中的一员，先是跟着众人傻乎乎乐着，他愁苦的五官舒展开来，鼻子上渗出细细的汗珠，嘴大大张着，双手举着儿子，“抓——抓一把电下来——叫大看看电究竟长啥样儿——”[13]儿子两只小手抓满空气，抓了丢，丢了抓。作家把正常人对电的反应铺排足了以后，用三三的行为进行提升和升华。正常人的感受和反应就略显浅薄。三三家买电视机的消息传开，跛六十“一边跳一边追赶”，不相信三三家买了电视机，那买了电视机的两口子也根本不知道“跛子疯狂奔跑的艰辛，头也不回地走远了”。[14]每天三三家大门口挤满了人以及跟随在娃娃后面的狗。电视里全新的世界刷新了羊圈门人的认知，老年人担心羊圈门的风气变坏。有人说葫芦镇都开始看录像，男男女女挤在黑屋子里，还说录像带里啥都演。这里有一个隐藏视角，狂欢掩盖了三三买电视机的真相。三三为了让自己尽量配得上漂亮媳妇，他所做出的举动就不那么匪夷所思了。有一个人始终是清醒的，那就是三三的父亲马百里。家里买电视机后，马百里整天提心吊胆，他的心思完全不在电视上，而是担心三三媳妇跟某个人有暧昧关系。作者也没有直接拿三三媳妇的事对女性作出不公批判，就连讽刺和戏谑都没有，她只是如实地书写，甚至故意把三三媳妇写得不招人待见，致使读者不会给予她一点同情。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看这个问题，三三媳妇的悲剧其实是羊圈门所有人的悲剧。人们发现了自己也是被某种枷锁困在观念的牢笼里的人，三三媳妇跟牛八虎私奔，竟然没有引起过多的谴责。

4.对比视角，抑扬对冲的美学法则。观念先行与审美复杂性是乡村写作难以处理的一对关系。从单个小事件经营，为了避免故事走向庸俗甜腻，作者总要设置一些障碍，每到宽阔地理都会绕一个圈，铺设一些正反相向的情节，在取舍和对比之下逼迫读者思考。舍娃回家、祖祖考上公务员，大家都沉浸在喜庆中时，突然被碎女与李飞龙私奔的坏消息震撼，以至母亲到了要寻死的地步。受过高等教育的祖祖在男女自由恋爱这个问题上观念明显先进，她对母亲开导，对乡人解释，起到了缓解作用。改革开放早期村民自发修路，路虽然修通了，由于一些人舍不得多出一点土地，路很窄。运洋芋的奔奔车翻车，浪费人力、压坏麦田。马一山曾感慨：“帮忙的人里有马家人，也有牛家人，更有李家人，这些人啊，此刻是热情的、善良的，可是当初修路的时候，这些年修补路面的时候，为什么就不能多舍出一点地，把路修得宽一些呢？”[15]政府主导的修路大不一样，羊圈门人在这件事上想法也异常大胆，鳖盖山的深山大沟要架高架桥、打隧道才好。人们盼望着羊圈门直接通到葫芦镇，不下沟，不翻山，一路连弯儿都不要拐。牛八虎是见过大世面的人，他嘲笑那些人的“站着做梦”，他见过六盘山隧道和高架桥，那是天价。见过世面的牛八虎在这件事上的判断是错误的，最终人们憧憬着的这条大路变成了现实。

结 语

作家们都在尝试如何写好新时代乡村题材。马金莲通过《亲爱的人们》追求高难度的写作，她把史诗性与当代性看成一个东西，探索一种乡村题材新美学。羊圈门作为观察窗口，以此整体性地思考传统乡村伦理在现代性转型过程中所发生碰撞与裂变，在这场碰撞与裂变中，人的生命意志被放置在重要位置。羊圈门人的经济状况和思想观念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他们不再为生计发愁，马一山挖台窝的行为一方面表明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体现了“人与土地关系的第一个层次”[16],同时他的现代性非功利行为在直播中变成解压的行为艺术。马一山、李有功、李有劳等老一辈农民在羊圈门的种植和放牧的有限收入，显然无法满足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在基础设施完善的情况下，马舍娃、碎女、摆兰香等青年农民重新认识土地，正如马克思所说，“土地是人类伟大的实验场所，是提供劳动工具和劳动材料的仓库”[17]。羊圈门的土地被多层次地开发，现代农业、商业、手工业、旅游业、娱乐业等产业形成复杂的农村发展模式，网络信息无障碍地覆盖到宁夏西海固边远山区，世界新观念刷新了羊圈门人们的认知。小说叙事突破了驻村干部带领村民致富的常规模式，这是一部宁夏西海固地区农民深度参与时代变革的精神成长史，资源贫乏、交通闭塞的羊圈门不同于东南沿海或中部地区的新时代山乡巨变，七十余万字的篇幅与羊圈门艰难而缓慢的蜕变相匹配。它是西北地区大多数山乡巨变的一个缩影，也是宁夏西海固地区珍贵而独特的风俗、人情、地理的展示。作家将笔触深入人物的内心，每一个人都是主体的人，他们的日常生活就是羊圈门的精神史样本，也是农业社会与工业化、信息化社会交汇处的样本。尽管国家的力量是主导力量，但作者没有把人放置在这种对比结构中，而是尽可能地展示他们的主体性力量。在以往的乡村脱贫攻坚的书写中，农民被作为对象看待，是被工具化和被教育的对象，他们的内心世界被遮蔽，作为人的主体性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马金莲放弃了把人等级化和格式化的成长模式，试图探索新时代农村题材内部的隐秘结构，为新时代乡村题材写作提供了一种新的样本。

注释：

[1][2][3][5][7][8][10][11][13][14][15]马金莲：《亲爱的人们》，湖南文艺出版社2024年版，第8页、1110页、11页、4页、35页、13页、239页、233页、155页、157页、65页。

[4][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范晔译，海南出版公司2011年版，第16页。

[6]唐晓峰：《地理大发现、文明论、国家疆域》，《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全球史研究的新路径》，刘禾主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20页。

[9]贺仲明等：《乡村伦理与乡土书写——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乡土小说研究》，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12]费孝通认为，“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因之，我们传统社会里所有的社会道德也只在私人联系中发生意义”。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0页。

[16]赵俪生：《中国土地制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8页。

[17][德]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第三分册），刘潇然译，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