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家”中的女人们——读大水《锋面》《流水线》
在小说艺术中，时间与空间构成了叙事的基本维度。这两个维度互为表里，共同塑造文本的意义生产机制。有的创作者偏爱时间，善于在事件、人物关系的历时性展开之中完成叙事；有的创作者迷恋空间，空间之于他们，不仅是故事发生的“背景”，更是意义和价值的生成场所。大水显然属于后者。因而，空间也成为解读《流水线》《锋面》合适的视点。
《流水线》的叙述始于家庭空间的重构。“我”是一个喜欢看暴雨的女孩，喜欢坐在房子客厅，观看落于各处的雨滴，最终归入天井。但家庭工场的到来，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也重构了原本作为家的空间。椭拱形的铁皮盖住房子的天井，只有厨房与厕所功能如故，原本的客厅、卧室与走廊，则面临着二次命名。为了容纳工场的女工，“我”与姐姐的床被最大限度推入房子底部，变成了两个弟弟的床铺，而“我”与姐姐则住进了女生宿舍。在空间重造的过程之中，“我”挂在窗口的千纸鹤和手工风铃，那些独属于孩童的诗意，也一并消失，为家庭工场的运转让路。
《锋面》的开头，是对家庭空间的一眼回望。家中的客厅、厨房、卧室固然五脏俱全，但“腐烂味道”、“潮湿”、“沾着油与灰尘结合的黑色物质”，却让这一空间变得可怖，回望也带上捏着鼻子的嫌恶。出于对这个空间及其象征的复杂情感，“我”尽可能地减少回家。但在与前任的相处之中，自以为建立新家的“我”，惊觉自己又在复刻旧家的一切。在小说的结尾，“我”决定不回家过年，不参与年前的家庭大扫除，借此逃离原生家庭的秩序。
较之《流水线》，《锋面》的空间呈现更为丰富，既有“我”童年的家，也有“我”目前的家、前任的住所，以及父母亲乡下的老房子等。不同的空间发挥着各自的叙事功能，共同承担塑造文本的意义生产机制。小说的主线是“我”与母亲围绕着家的话题，展开两代人观念的交锋与妥协。其实，“我”对于家庭的感情是复杂的，逃离的步伐也有所犹豫。母亲告诉“我”，“女人终究得有个家”。但母亲为家庭所困，成为家庭空间的奴隶，却是“我”从小到大印象最深刻的日常情境。正如大水自陈，自己的写作意在探讨女性处境。大水以小说构建起记忆的空间，是为了呈现空间之中的人。更具体一些，是空间中的女人，是身处于物质性与象征性的家庭空间之中的女人。
当家庭成为工场，原属于女人的空间沦陷失守，性质暧昧，弟弟获得了姐姐们的床铺，姐姐们则搬入了女生宿舍。“我”与姐姐并不厌恶这一变化，也不敢厌恶。我们来不及感受“家”沦为“非家”，便热情地拥抱它，渴望尽快加入女工行列，成为新的空间里有用的人。伴随着空间重造，衡量人的价值尺度也发生了变化。人的工具性被不断地强调，人应该有用，像一台缝纫机一般有用。“忍不住要出色干活”，即便《锋面》的我已然自我觉醒，但通过让自己有用，维持自我价值感的饱满，却已经成为了下意识的本能。在大水笔下，一个过早中断了童年的女童，即便通过高等教育，获得自新的视野，原生家庭的幽魂却仍然紧随其后。
既然在残酷的现实之下，有用被奉为圭臬，那么，有用的女人是否是空间的主人，抑或获得人生的自主呢？通过年轻女工阿青的命运，大水揭示了吊诡的反面。阿青是年轻女工中的大姐大。她做工爽利，性情泼辣，工作能力赢得一致的赞许。面对老男人们关于她婚姻的诘问，她的回答得体大方，甚至能够抓住机会，适时反击。但面对毫无选择的“人生选项”，几年后的阿青终究还是离开工厂，嫁为人妇。媒婆娟姆的使命，便是促成这样的人生。娟姆代表着世故实用的乡村观念。在她眼里，女人天然要围着家庭与生育忙碌。无论是否接受高等教育、从事过何种工作，嫁人是每个女人必然的未来。因而，当“我”在娟姆安排的相亲中显得别扭时，娟姆认为是“我”读书太多，不通人事。
家庭工场的发展，迅速瓦解了休闲与工作之间的空间区隔。家庭工场为女性带来了就业岗位与部分经济独立的同时，却未带来女性权利的提高。《锋面》的母亲年轻时操持一家人的生活起居，毫无怨言，晚年为了子女，变得居无定所。面对“我”的诘问，她认定一个家庭总要有人付出，却回避为什么牺牲最多的总是自己。母亲撑起一个家的日常，也信奉家庭的价值，反复劝说女儿，女人总要有个家，因为这是“可以依靠的地方”。相比之下，受过高等教育的“我”更信奉独善其身，不轻易踏足婚姻，也与一成不变的原生家庭保持距离。重男轻女的家庭氛围让“我”难以对家抱有好感，更难以接受母亲为了维护家庭，用自己的柔软斡旋于“我”与父亲、弟弟之间。
正如题名“锋面”所示，母亲与“我”犹如温度、湿度各不相同的冷气团与暖气团，在日常相处之中相遇，形成狭长的锋面。借由这一热力学术语，大水呈现了两代女性面对家庭的不同态度。但在交锋之余，相似乃至相同的女性处境却也让母女二人相互理解、有所交融。当“我”以决断的话语，斩断自己与家庭之间的联系时，“我”虽感到复仇的痛快，但痛快之余，“我”却无法直视母亲。对于母亲，“我”固然可以怒其不争或哀其不幸，却始终不能与“我”无关。一如文中“我”的自白，“我害怕无家可归的感觉，又被一种我没有任何可失去的悲哀抱住”。“我”所逃离的，是一个不断伤害“我”的家。对这个家的逃离与背弃，不意味着“我”不需要家的存在。
在这两篇小说中，大水竭力描摹出了女性群体对于那个被称为“家”的空间的真实感受。它有着家的外壳，客厅、卧室、厨房与天井，但这些空间随时可以改头换面，自己的卧室也可能被塞进屋子的最深处；它住着“我”的父母与兄弟姐妹，但父亲对每个子女的爱并不公正，兄弟姐妹之间也不一定相亲相爱。栖居在这个被称为家的空间的女性，却常常感受“非家”的感受。这是一种更为深层的恐怖。我们假定墓地、郊外、悬崖等地是危险的，同时也认为家、教堂、城镇应当相对安全。但假如此处有家的形貌，但内核却名不副实，甚至背道而驰，在最理应受到保护的地方遭遇伤害，那么人感受到的恐怖也随之升级。恐怖如此深刻，以至于受伤的女性甚至未必有勇气指认或逃离这个“非家”的空间。或许更深的诘问是，如果此处不是家，家又在何处？借由“非家”中的女人们，大水提出了一个亘古常新的命题：女性何以为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