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兆云：在坚守中敦行不怠
我有一份执念：若以真实人物作为笔下主人公，必当踏遍其出世入世之地，觅史访踪，感应一方水土对生命的浸润。这份执念，自写作辜鸿铭相关题材时便已深种。
20世纪80年代，在闽西大山深处的一所乡村小学里，读三、四年级的我从村团支书那里借到了《中国近代史人物辞典》。偶然翻到辜鸿铭的词条时，我格外留意，“辜”这个姓氏本就少见，整本书中独此一人姓辜。词条里对他生平事迹的记载虽简略，却让我读出了别样的趣味。我曾与团支书约定，所有借走的书都要在一周内归还，唯独这本厚重的辞典被我“截留”了许久。后来，他索性将这本书当作小学毕业礼物送给了我。这本书我一路带到大学，至今仍妥善珍藏。
参加工作之初，我在书店偶然看到了《文化怪杰辜鸿铭》，当即买下，一口气读完后，在扉页写下“甚解馋”三字。随后，我还写信给该书作者——中国人民大学的黄兴涛老师，没过多久便收到了他的回信，信中他鼓励我用文学创作的形式展现这个人物。彼时我正面临工作上的抉择，怀着一腔理想主义，甘愿坐冷板凳。工作之余，我常常通宵达旦地写作，不知不觉间，竟已勾勒出历史小说三部曲的雏形。朋友劝我“三思而后行”，我却不管作品最终能否出版，直言“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写作三部曲的第三部时，有一家地方出版社向我索要稿件，我没有应允。一来是书稿未竟，二来我也想争取与国家级出版社合作。或许是天意使然，20世纪末，中国青年出版社的资深编辑张正突然给我打来电话，询问我近期的创作情况。听完我的讲述后，他当即直呼“妙”，叮嘱我尽快寄稿。我立刻买了打印机，一边继续写作，一边请父亲帮忙打印已完成的部分。寄稿前我清醒地告诉自己：即便被退稿也很正常，就当是请张编辑做第一位读者，帮我提些修改意见。一周后，张正的电话如期而至。他说自己连着看了7天稿件，越看越激动，总编辑也已同意签订出版合同。突如其来的喜讯，让我多了一份沉甸甸的压力：第三部必须做到好上加好，才不辜负这份信任。第三部书稿交上去后，张正再次来电，说自己“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
2001年5月，160万字的《奇人辜鸿铭》出版，出版之时恰是我赴京参加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之际。在辜鸿铭曾生活20余年的北京，手捧散发着油墨香的三卷本书稿，我内心满是激动。这部作品虽未掀起热潮，却让我结识了许多喜爱辜鸿铭的“辜迷”。2002年春节，有台湾地区的出版人特意打来电话，说读完此书后希望购买繁体版版权，可惜此事最终未能促成。
几年后，中国青年出版社决定再版这部作品，将原本的三卷本调整为两卷大开本，可惜未成。此后，又有企业家找到我，希望我为《奇人辜鸿铭》创作40集影视脚本，可这件事最终“雷声大雨点小”。接着，又有多次机会将这部作品改编成影视剧，阴差阳错都没能实现。后来，我将修改后的脚本进行整理，最终发表在了《中国作家》影视版上。
我心中始终惦记着去一趟槟城——那是辜鸿铭的出生地。2018年，马来西亚陈嘉庚基金会邀请我赴吉隆坡交流，接到邀请后，我唯一的请求便是在行程中增加槟城一站。而这一年，恰好是辜鸿铭从欧洲东返故土140周年、辞世90周年，这一巧合更让我对此次槟城之行充满期待。
后来我在槟华堂举办主题分享会，当地作家朵拉带着家人专程前来，还有一位女士特意带着珍藏多年的《奇人辜鸿铭》前来签名，她告诉我，某年回厦门探亲时，家乡的乡亲们托付她寻找辜家在南洋的足迹，还希望我能牵头在槟城筹建辜鸿铭研究中心。那天夜晚，我独自站在槟城的海边，望着远处的灯火，心中默默对辜鸿铭说：如今的中国人，越来越理解你的坚守与情怀，也越来越感念你在世界舞台上为中国文化发声时展现出的文化自信与深沉的爱国之心。
从槟城回来后，我启动了工程浩大的修订工作。前后历经数年，反复打磨，共修改、新增十余万字，为这部作品的20周年再版“补妆”。就在修订期间，我观看电影《建党伟业》时，惊喜地发现辜鸿铭以正面形象出镜；等到电视剧《觉醒年代》热播，他的人物形象更受到广泛追捧。回溯历史，在当年“全盘西化”盛行时，辜鸿铭无疑是难得的清醒者；如今中国已然崛起，他的思想价值与精神意义依旧未曾消散——这正是我坚持修订再版此书的初心。
回望创作《奇人辜鸿铭》的那些岁月，我庆幸自己未被时光改变，“敦行不怠”“自强不息”，也始终是我坚守的人生信条。从事文学创作40年来，这部作品不仅让我穿越时空，结识了近现代史上诸多关键人物，更早早磨砺了我的毅力，让我始终保持着对文字的赤诚之心。直至今日，我仍愿放下纷扰，在行走中坚持“煮字疗饥”。而我更期待的是，国人能与辜鸿铭所追求的“真正的中国人”的内涵产生深切共鸣。
（作者系福建省作协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