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现场的使命与担当——评江腊生《红土地上的执着：新世纪江西文学创作论》
进入新世纪以来，得益于江西作家群体的笔耕不止，也受益于江西文学评论家的言传不辍，江西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坛上逐渐发出了自己的光芒，注入了属于赣地风情的活力。一方水土一方人，一方地域一方文。江西作家们在本土文化的浸润中用自己的笔墨寻找精神家园。江腊生出版的《红土地上的执着：新世纪江西文学创作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年），立足江西文坛的创作，从文学现场的使命与担当、历史与现实的双向观照、生命与人性的多重书写，将江西作家的小说、散文创作进行了宏观与微观的评论。作品用穿透文本的锐利眼光，以沉着的思辨来叩问现实，体现了一种本土文学阐释的自觉与担当。
一、文学的现场感与使命感
正如作品在前言所说，“紧贴赣鄱大地的文化脉动，深入理解和把握21世纪江西作家创作与红土地文化记忆之间的关系，能够把握江西本土作家创作的基本状貌。”[1]《红土地上的执着》立足赣地，追踪时代文艺热点，抓住当下主流意识形态关注的热点与痛点，密切关注江西文学创作的发展动向。江西文坛上的每一位重要作家、每一部重要作品，论者都对其进行了细致的探讨和分析，呈现出鲜明的“在场感”，展现了文学现场的使命与担当精神。
作品通过对江西文学创作的全面考察，结合江西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从乡土创作、城市书写和脱贫攻坚这三个维度对江西文学创作进行抽丝剥茧的分析。
新世纪文学的一个重要命题就是“脱贫攻坚”，文学作为时代的传感器，迅速地抓住这一时代变化并在文学中进行表现。论著敏锐而迅速地关注到，不仅仅是江西文坛，整个中国当代文学领域都涌现了非常多关于现代化建设、改革开放和脱贫攻坚的故事书写，并通过分析脱贫攻坚文学的书写，鲜明地展示农业社会的中国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浪潮中不断代谢着乡土伦理与人性变化。比如在“厚重乡土的变与不变”中，文中将刘上洋笔下的改革谱曲、樊健军笔下的时代转型期焦虑、吴仕民笔下的当代乡村生态变革、温燕霞笔下的脱贫攻坚等纳入考察和分析的范畴，实现对江西文学现场的“在场”评价与判断。
与此同时，关注江西文学创作和赣地文化的联结，是本书的一个重点。比如在评论胡辛笔下的陶瓷世界时，充分关注到了其创作中陶瓷文化在人物个体上所呈现的独特的情感和气质，更注意到了陶瓷文化中所蕴含的比江西白色文化更具生命质感和灵性的特点，从而将胡辛笔下瓷都的“母性”光辉挖掘出来，成为引导大众去进一步阅读、理解瓷都文化的一把钥匙。在探究熊正良小说中的人性书写时，充分注意到了文本所体现的作家本身从红土地上走出的汉子带出来的红土味儿，并将这种红土味儿熔铸到小说创作的分析当中去，挖掘作品中如青年女子野狸子，为保护儿媳而自扎一刀的马福，执着寻女的徐梅等等充满生命韧性的灵魂。这些人物的身上都透露出了来自红土地的文化浸润下的红色野性。还有吴仕民笔下的鄱阳湖生态文化、温燕霞笔下的赣南红色文化等，江腊生将作家的创作与江西文化的发展脉络接续起来，表现了作为江西文评家的一种无意识选择，也体现为一种传播江西文化的自觉使命担当。
作品的文学现场意识不仅仅体现在对赣地文化的传播弘扬的自觉意识上，也体现在对江西文学创作真诚且中肯的评价上。文中解读刘上洋小说中的改革历史的书写时赞赏其对江西本土地域文化和反思的思考，也看到了作家在“乡村生活氛围营造与乡村文化性格的关系等方面缺乏足够的文化高度”[2]。在评析吴仕民文学中的鄱阳湖时，直截了当地指出其创作忽略了“乡土中国在巨变中可能出现的更为复杂而多变的情况……使作品缺乏经典现实主义文本所具备的那种厚重感和张力，更缺乏巨大的现实承担力和深度的介入精神”。这让我们由此看到江西作家在与传统赣地文化的接洽上所做出的探索和思考，也看到了这种接洽还缺乏一定的力度和深度。因而，我们也深刻认识到，对于承担建构和传播江西地域文化这一地方文学的使命而言，江西文学创作还有一段较长的路需要走。这既是对江西文学创作的焦虑，也是对江西文化传播的担忧，更体现一个文学评论家对社会、对历史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本书始终践行文学现场的使命与担当，坚守批评家的责任与情怀。作者一方面把握时代热点，关注江西文学创作与江西文化之间的关系，洞察江西文学对于弘扬江西地域文化所作的努力；另一方面又始终以赤子之心真诚而深切地对江西创作的不足提出切实而中肯的评价，以自己独立批评的姿态与个性传达对社会和人生的洞见。书中对新世纪以来江西文学创作的文化探索、历史变迁与生命书写都予以深刻的观照与审视，充分发挥文学评论的价值和作用，以文学现场的使命与担当介入江西文学发展变迁的过程。
二、沉入文本的人性触摸
文学是人学，文学需要表现的是人性内部诸多因素的对抗。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文学有了审美的价值和意味。“真正有价值的优秀作品，总是和人类本性相关联的……文学的历史与人性的发展相关联。”[3]纵观《红土地上的执着》一书，无论是在追寻红土地上的文化变迁，还是在摹写城市书写的生命体验，抑或是表现改革开放和脱贫攻坚的宏大主题，本书将把握“人性的复杂、生命的厚度、生活的质感”，作为一以贯之的美学追求。
孟繁华在评论新世纪文学时指出，“文学关心的是人类的精神生活领域、人的心灵的领域”。[4]在文学评论较为浮躁的当下，我们可以在书中看见批评家执着关注人的心灵世界的坚持，文本中处处可见对人的生命的思考和对复杂人性的挖掘。比如在把握江西城市文学的整体风貌的时候，文中敏锐而直接地点出“江西城市文学的最大成就就在于表现了人”。[5]在理解女性作家笔下的城市时，他将作家本身的女性特质与文本阅读的理解感受结合起来，认为她们或是表现对城市生活内在肌理的冷酷外显，或是展示城市中个体灵魂的孤独感，抑或是体悟对生命残酷的真切理解，或者是表达对知识分子人格的审视，无一不贯穿着对城市世界中的人性书写的思考，表现的是笔下的人物在城市寻找人性的安放之地……但是，人性是一个深奥且复杂的主题，它涵盖了人的本质特征和行为方式，因而在观照个体的命运时往往要考虑到诸多因素的叠加。基于此，在评析作家笔下的人物时，文中既有对人性幽暗的洞察与批判，也有对自然人性的回归与颂扬，并且以此为出发点去观照作品中的人物命运，从而传达自己的理解与同情。比如在展现陈然笔下的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时，作者尖锐地指出，“现实社会中，程式化的社会对人性消解和压抑，让知识分子进退两难，既要维持生存现状，又要坚持内心的自我。道德对心灵的拷问，现实的困惑反照精神上的困惑，来自人生尴尬的痛感久久不能挥洒而去”[6]。既对如马光、老安、王越羊、曾敏等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找到了根源，又隐现着对这些人物的同情与不忍。
与此同时，作者对人性的把握不是空洞的，而是建立在文本的深入阅读之上的，沉入文本的精细阅读是他能够触摸和把握到作家创作的精神内核和原生动力的重要原因。比如在分析陈世旭的小说时，作者从作家的文本内涵出发，通过对其笔下的人物命运的把握、自我灵魂的剖析和生命价值的审视，如富有传奇色彩的师姐、老一辈知识分子黎丁等，找到存在于陈世旭文本中的人格力量，并点出，“陈世旭在他的小说中，无意于精神层面高高在上的救赎，也没有主观层面的文化突围的迹象，他总是实实在在地贴着生活的现实，以他来自本然深处的魅力和乡土文化伦理的资源，凝聚成一种独特的人格力量，贯穿在其笔下的个体生命与生活当中”[7]，直指小说创作的精神内核。这种敏锐而又中肯的结论，是基于对作家创作全貌的关注。只有通过细致入微的阅读，并具备一定的文学素养和审美水平才能将之准确地提炼出来。在《红土地的执着》中，我们阅读每一篇评论都能看到作者通过文本细节展示出的独到观点与见解。
三、文化历史视域下的批评意识
文化历史视域下的批评强调从更加广泛的文化视域中观照、研究文学。因而，“从事文学研究的人，需要对产生文学的历史背景和时代氛围有长时期的观察、体验和感受，不仅要了解作家生平和作品本身，而且要有能力把握文学与时代错综复杂的关系，敏锐感知文学作品所揭示的历史命运”。[8]本书重视从文化历史的视角出发，去审视作品作家笔下的历史与现实人生。我们能看到文中对个体在历史长河中变与不变的深切思索，能看到时代洪流命运沉浮背后的历史文化反思，也能看到整个社会变迁和发展进程背后的历史文化语境阐述。
作家的文学创作从来不是独立的个体，本书特别注重将文学创作放到文学史的脉络中去观照和审视，从而揭示作家创作的独特文化价值与意义。江腊生长期扎根于文学评论的土壤，十几年的文学评论生涯让他对当代文学的生长路径有着深刻而清晰的认识。同样的，江西作家的文学创作成长道路也在其视野当中，在他的笔下“既有历史传统的贯穿，又有红色文化在当下的文学传承，还有江西未来的现代发展书写”。比如在考察阿袁笔下的高校知识分子时，作者将其纳入中国现代文学以来的中知识分子群像进行剖析，从叶圣陶笔下的“
潘先生”到沈从文笔下的“八骏图”再到钱锺书笔下的“三闾大学”，认为阿袁“突破了以往作家对高校知识分子价值取向的误区，以既批判又认同的态度，还原出知识分子个体的生活本相，并投诸真切的思考与审视”[9]；又从阿袁本人的作家、高校知识分子的双重身份出发，探求阿袁文字背后知识分子自我身份价值认同的复杂情感。在考察刘伟林的作品时，作者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角度审视当下中国文学的发展，认为刘伟林的小说体现了“关注中国本土的文化事实，展现当下中国的社会文化心理，脚踏实地走进中国民众的生存语境”[10]这一中国文学的当代走向。在评论温燕霞的作品，江腊生从“百年乡村现代性进程中”[11]去阐述当下脱贫攻坚文学的文化历史，认为作者将江西赣南中央苏区革命精神嫁接到当下共产党人在贫困山村脱贫攻坚的事迹中去。这一指向联结着中国社会特别是江西作为革命老区的当下与过去，实现了对革命历史文化的回望和再阐释。此外，本书还从突破现代文学以来的城乡二元对立或后现代式的城市书写模式角度去挖掘陈蔚文城市书写的独特价值，从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发展的角度发现宋小词对表现时代经验的意义……
与此同时，文化历史的批评意识是通过对历史的认识、反思、深化和总结，准确把握当下的历史位置。因此，论著中的批评意识同时还渗透着对历史文化的反省与思考。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断蓬勃前行，影响着文学创作的内容，而作家的创作也浸透着对现代文明发展的反思与探索。不论是对现代文明中的传统文化处境的批判，还是对社会现代化建设中出现的文明悲剧的沉思，都体现为对现代历史文化发展本身的反思。比如，作者看到了吴仕民笔下的生态家园书写是在反思现代化建设中生态文明的境遇，思考其出路的可能。因此论者指出《旧林故渊》是一部活生生的“生态启示录”，透过小说中的锦鲤村的命运，展现了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必然结果。而在有着几千年记忆的传统文明在现代化的春风中像冬日的冰雪一般消散，他认为“这是传统的大哀，也是时代转型期的大悲”。因此提出了一个问题：“断绝了传统根脉的我们，是否也会像花猫一样被套上不合身的羁绊，踉踉跄跄地在生活中举步呢？”[12]文中还看到了
李晓君立足城市化语境下的乡村现状的反思和对乡村文化消散的忧虑，看到了刘上洋对改革开放过程中个体的主体精神和价值的缺失的反思，还看到了陈蔚文、杨帆等笔下城市化文明对人性腐蚀的反思……
“批评的历史意识，是指批评家对自己时代的历史积淀、社会生活和观念意识的总体把握。”[13]批评家能够将自己对社会当下、历史进程的理解，对文本所呈现的社会历史问题的看法，融入文学批评的字句之中，是非常难得的。该论著将历史文化的反思渗透进文本的解读和阐释中去。读者在阅读论著的时候，能清晰地感觉到历史文化的蓬勃脉动。
注释：
[1]江腊生：《红土地上的执着——新世纪江西文学创作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年，第1页。
[2]江腊生：《红土地上的执着——新世纪江西文学创作论》，第89页。
[3]章培恒、骆玉明：《关于中国文学史的思考》，《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3期。
[4]孟繁华：《新世纪文学论稿之文学思潮》，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第440页。
[5]江腊生：《红土地上的执着——新世纪江西文学创作论》，第23页。
[6]江腊生：《红土地上的执着——新世纪江西文学创作论》，第251页。
[7]江腊生：《红土地上的执着——新世纪江西文学创作论》，第61页。
[8]程光炜：《简议批评的历史意识》，《文艺研究》2022年第2期。
[9]江腊生：《红土地上的执着——新世纪江西文学创作论》，第215页。
[10]江腊生：《红土地上的执着——新世纪江西文学创作论》，第113页。
[11]江腊生：《红土地上的执着——新世纪江西文学创作论》，第119页。
[12]江腊生：《红土地上的执着——新世纪江西文学创作论》，第95页。
[13]程光炜：《简议批评的历史意识》，《文艺研究》2022年第2期。
（作者单位：南昌理工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