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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柳青以其独特的革命实践和丰富的情感体验，积极参与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家与文化建设。《在旷野里》不仅彰显了柳青鲜明的创作主体性，还展现了当代中国的社会风貌与情感形态，突出反映了作家思想演变过程中的情感价值判断。作品一方面描绘了女性作为建构主体，在“新国家建构”这一时代命题下，于家庭与公共领域之间，面对集体主义与个人发展、国家革命建设与女性自我成长之间的潜在冲突；另一方面，也呈现了两性情感互动中，主流情感价值观与性别文化结构的影响，融合了时代精神、国家意志与社会情感的多重层面。

关键词

柳青；《在旷野里》；情感结构；国家建构；女性发展

2024年首期《人民文学》刊发了柳青创作于1953年的长篇小说佚作《在旷野里》。尽管这是柳青《创业史》发表前的实验之作，却深具创作者主体性，展现了当代中国发展的社会景观与情感模式，也成就了构思宏大《创业史》过程中的微观叙写。相比柳青的三部长篇小说《种谷记》（1947）、《铜墙铁壁》（1951）、《创业史》（1960），《在旷野里》因出版搁置久、时间跨度大，小说本身所承载的思想精神及呈现的“异质”，诸如情感线索成为楔入《在旷野里》中“家庭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分割线，隐含着集体主义与个人发展、国家革命建设与个体自我形构之间潜在的两性情感冲突，还有基于与国家同构的女性发展中的主流文化与“自流主义”的立场表达，均显示出柳青创作的不同寻常。尤其是由此引发的关于两性情感向社会层面延伸等一系列问题的探讨，在当下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 情感线索：“家庭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分割线

柳青思想、感受及情绪的形成，跟当时整个客观的社会环境关联，也跟自身的精神体验有关。《在旷野里》的人物设置依然固守“革命+恋爱”的情感结构模式，却又展示出“情感实践”从革命战争时期到和平建设时期的转向，推动情感流动向社会建设与乡村发展的现实贴近，并将两性情感与集体情感、社会情感、国家情感等形成有效叠合，这恰恰体现了柳青20世纪50年代创作的社会实践性。

具体而言，柳青对社会文化的理解包含了革命性的国家建构与精神想象，这使得他的文学理想建构要从社会生态视角给予“混沌生活以秩序和意义”，这也决定了其情感结构的建构性与变动性。而情感结构之道，在于主体与环境、他人构成了思想、文化与情绪的交融或排斥。同时，柳青内化于心的生存经验与社会文化结构意识也潜在发挥着作用。这一切共同催生了柳青致力于构筑具有当代中国的意义价值、情感经验和精神道德的文学与文化实践。

柳青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文学与文化建构中，有着独特的文学经验与生命体验，其“客观结构”与“主观感受”俱容纳在创作中。首先，柳青1952年就挂职长安县（现为西安市长安区），参与农村发展规划、建立合作社的实践，对现实社会有着深入细致的考察与认识。柳青的思想、主观感受、情绪结构——生成于当时特定的社会环境、政策导向等构成的客观环境，也依赖于其自身的主观认知、感知新时代环境的能力与反应——转换与熔铸到他变动了的“情感结构”之中。其次，柳青具有中外文学与文化的经验与资源储备。《在旷野里》有着19世纪欧洲果戈理式的批判现实主义的精神气质，也彰显出柳青伟大的现实主义精神。尽管他曾一度认为自己“太醉心于早已过时的旧现实主义的人物刻画和场面描写，反而使作品没有获得足够的力量”。再者，柳青的小说具有现实主义审美品格。确切地说，柳青践行着“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在旷野里》是柳青扎根皇甫村深入体验农村生活后，从北京回到长安县后写的第一部作品，侧重于对人物精神、心理变化的微观展示，但此作一直未公开发表。这部小说围绕教育、女性自我发展、社会责任等展开，既触及社会生产与发展过程中遭遇的现实问题，也谈及婚姻与家庭中的情感问题，又具有家国同构视域下的性别认知，加之小说最后并没有展示朱明山的情感归处，就显得很有深意了。

故事主要背景放置在以社会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和平年代。柳青在小说前特意引用了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的一段话：“……过去的工作只不过像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残余的敌人尚待我们扫灭。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说，转向以社会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建构，需要调试的不仅是社会产业结构，还要涉及社会文化心理结构变化和精神价值的构建等。而作为参与社会发展的实践者，必然要参与到国家建构的协同发展中，也就意味着这种建构必然是人民与国家在物质与精神文化层面的双向重构。

与之呼应的是柳青的小说文本呈现出双构性即双重结构。小说的明线是渭河平原某县县委书记朱明山面对棉蚜虫病害肆虐的生态难题，积极寻找科学的应对办法及解决其他人的思想问题、工作作风问题等；小说的暗线是朱明山与妻子高生兰还有同事李瑛两位女性之间的情感纠葛问题。这里的时空结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自然形态的呈现，而是显示出一种现代文化意义上的叙述方式，有折叠、穿插、暗合等，由此展示出人民以最大的激情投入到共和国生产与建设之路的现实，以及对生命存在价值的意义探寻；在讴歌革命性创业洪流的同时又隐含着对社会现实情感逻辑的冷静揭示，有着对个体生活样态、权力阶层乃至对落后消极思想的批判。

《在旷野里》展示的两性情感是一种潜在的情感线索。小说主要涉及两组男女情感问题，以及个人情感与社会情感、国家情感之间的关系问题。朱明山与妻子高生兰的情感冲突、李瑛与张志谦的矛盾冲突在小说中显得格外明显。情感移动线索成为女性在“家庭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分割线。

小说主人公县委书记朱明山，虽然是工农出身，“只有三冬冬学的学习底子”，但他勤学上进，在中学毕业任乡文书的未婚妻高生兰的帮助下，他居然读完了苏联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等，接受了现代化思想。但朱明山婚后却显露出大男子主义的特质，因所持理想与价值的不同，与妻子有了极大的分歧，并对理想、信念与自己一致的李瑛萌生了复杂的情感。

其实，小说中妻子高生兰通篇都没有正面出场，而以一种“隐形”的方式出现在朱明山的回忆中、来信，他人的话语里。高生兰是朱明山主观视界中的女性，一直处于“他”视角“成像”中。在陕北时，他们夫妇间情感和谐，工作生活如鱼得水。但到了关中后，朱明山不断“进步”，高生兰则困于家庭角色，一直在家照顾孩子母亲，显得“落后”了。朱明山执意让高生兰去西北党校学习，以提升她的思想觉悟，却难以奏效。高生兰在信中写道：“我因孩子们的拖累已经落后了，这点我到党校来几天就更觉得明显。现在我既然不能够安心学习，为孩子们的前途着想，我想向组织上要求到保育院工作一个时期，等到娃娃们习惯了，我再来党校学习。”朱明山意识到高生兰更加没有制度和原则观念了，成为一个慵懒、不思进取、缺失主见的家庭型妇女，而非具现代气质、能够参与到社会进程中的激进“新女性”。但事实上，朱明山的叙述与真实的妻子究竟有多大的距离是值得怀疑的。

20世纪50年代初期，妇女们逐渐进入传统被男性独占的社会领域。当时围绕“国家建设”这一时代命题，加上“男女平等”原则被放置在整个妇女解放的进程中，在政治革命的框架中规划妇女解放的道路，并以国家政策和制度保障来吸引妇女进入社会生活领域，妇女解放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可以说，妇女家庭角色与社会角色之间的转变，与当时社会化的生产有一定的关联性。但同时也昭示了一种性别趋向，即“女性的主体身份消失在一个非性别化的（确切地说，是男性的）假面背后”。而“非女性化”或“去性别化”的家庭情感模式正是被女性角色社会化促成的。

这不仅涉及妇女参与政治、经济文明进程中主体性建构的问题，也关涉到妇女日常家庭生活与公共世界之间的互动。张乐平创作的年画《妈妈安心去生产》（1953），就展示出孩子们在保育员的看护下，年轻的母亲们积极参加农业生产的情景。当时各地还采取变工互助、家庭成员合理分担等措施以保障妇女保时保量参与社会生产。这基本上是20世纪50年代为解决孕育与女性发展问题，鼓励女性参与国家建构的一种方式。女性自身参与家庭孕育与家庭教育的家庭建构本身就是国家建构的一种。因此，当情感空间或情感结构开始移动或重构，从家庭结构移动到国家建构时，高明山难以理解妻子的行为，也是有理由的。

至于与朱明山产生了微妙情感的20岁的李瑛，是青年团县工委副书记，充满活力，积极进取。她的男友张志谦是“住过几天西北农学院的大学生”，刚被提拔为靠山区区委书记。这个曾经的1948年的地下党员，还担任了县上临时组织的治虫工作组的组长。但因他自私自利还有脱离群众的工作方式，李瑛与他疏远，并最终断绝了恋爱关系，把情感移到朱明山身上。客观地说，洋溢着青春气息与对革命建设的激情的李瑛，作为当时理想化的新妇女形象代表还是塑造得成功的。

柳青通过人物实现情感结构移动的同时，也在自然景观的描绘中投射出这种情感移动。小说中出现了大量的景物描绘。如“有月亮的夏天晚上，在渭河平原上的旷野里是这样令人迷恋，以至于可以使你霎时忘记内心的负担和失掉疲倦的感觉，而像一个娇儿一样接受祖国土地上自然母亲的爱抚”。当然，真正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是人物之间的情感移动，柳青将朱明山同高生兰、李瑛之间的两性情感展示共置于家国建构的空间，在双线的情感叙述中出现对撞、胶合，呈现主要人物与次要人物或多或少都有家庭情感外溢或疏离的现象。如朱明山看到列车上阅读加里宁《论共产主义教育》的女同志，在空间上，朱明山在火车上，遇到了一个“二十岁上下”的女同志，她手里拿着“这两年在中国最流行的书籍之一——加里宁的《论共产主义教育》”，这个女同志就是朱明山将要任职的县的共青团县委副书记李瑛，彼时两人互不认识。但朱明山却将其与妻子高生兰进行比照。本是单线的情感线索在这里有了情感的交汇点。之后的工作中，他对这位新认识的有文化且朝气蓬勃的团县委副书记李瑛愈发有好感，发生了情感倾斜。

“他们居然根据工业产品‘硫磺石灰合剂’这个概念，创造了许多新的‘合剂’——烟叶半斤、辣子半斤，加水四十斤熬好滤过；煤油六两、肥皂六两，加水八十斤溶化调匀；煤油四两、石碱四两，加水八十斤溶化调匀……李瑛的女性的挺秀笔迹写来的报告说：这些‘合剂’比单独一样东西杀虫的威力大得多。”

“李瑛的女性的挺秀笔迹”的话语，不仅是朱明山主观情感迁移后的自然流露，也是叙述者的情感外显。而李瑛也给予了饱满而积极的情感回应，“新来的县委书记的确撩动了她少女的心了”“无论在县上、区上，或者在农民的小屋里，她只要一睁眼就意识到新的生活向她展开了多么远大的前途。她快活得走起路来经常哼着流行的爱国歌曲，当一个人不存在个人烦恼和社会忧虑的时候，幸福的感觉竟没有时间、空间或任何其他客观条件限制了”。尽管朱明山和李瑛彼此克制爱意，但无疑是溢出普通男女之间的情感；同时也表明朱明山与妻子高生兰之间的精神距离，不是平淡无奇的日常琐事导致，而是在国家建构图景中不能够形成共建的情感互动模式，这是横亘在朱、高之间的本质矛盾所在。而朱、高之间的情感疏离恰恰揭示了面对新社会秩序的个体，需要完成自我与他者、国家革命建设与自我形构之间矛盾弥合的事实。

究其原因，女性在传统性别文化结构中一直处于被支配地位，“正是制度形态和权力结构的规约性，而不是作为‘人’的‘本质’，决定了女性问题之政治性的同一性内涵。也就是说，女性的主体性议题源自她们在社会结构中的非主体性处境”。“把衰弱女性改造和强化为文明女性的问题和富强国家的问题是互为表里的”。在当代中国语境下的女性虽被赋予了“男女平等”的权利，参与到家国同构的时代潮流中，但由于被强化了同一性，性别差异的多元化包括女性的自我意识、心理及身体的独特性被忽视了。更重要的是，女性被赋予了崇高的政治与社会地位，但是传统性别文化结构仍然在牵制着女性的成长，比如娟子（《苦菜花》）、春兰（《红旗谱》）、林道静（《青春之歌》）等女性，都是在激进的男性革命者引导下走上革命的道路。她们构成了十七年主流文学中的女性群像。而茹志鹃1959年创作的《春暖时节》反映的也是妻子局限于家庭，与奉献于集体事业的丈夫有了情感交流的障碍，最后是妻子走出了小我，跟丈夫达到了同一。可以看到，一方面“家庭成了一种替代性的公共领域，而不是公共领域的对立物”。挤压了个体的私人情感，承担了对女性社会化塑造的空间功能。另一方面女性在家庭建构中的角色功能与价值被忽视，更强调其社会角色功能在国家建构中的协同发展性。

二 情感疏离：国家革命建设与女性自我个体形构之冲突

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中强调了“普遍的启蒙运动”，而“‘普遍的启蒙运动’无疑是针对五四启蒙运动（甚至西欧市民阶级的启蒙运动）作为一个特殊的、局部的、未完成的启蒙运动而言；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也是针对新民主主义阶段整体而言。……‘新文化’只有同它所认同的新国民、新国家之间建立起积极的，建设性的关系，才能够进入《讲话》所借以展开的政治的逻辑”。这种革命话语逻辑与主流话语贯穿了当代中国的文艺创作，催生出主导人物的传播与改造方式，包括被改造人物在情感上的接受、转变与归化，最终形成一种以社会化集体生产为基础的新的情感伦理和道德的社会生态结构。这一点也体现在柳青的人物塑造上。

小说主要人物朱明山作为“启蒙”精神导出的一方，其情感推动力和结构模块内核有：对国家建构的信仰与激情，他积极参与到对农村社会主义改造之中，应对困难、寻找出路是他的着力点；与他者的互动中建构的情感，展现在他与上下级、同事、基层干部、普通农民等的关系模式中；朱明山与高、李两位女性之间的情感疏离或爱意萌生构成了一种情感张力，贯穿整个小说的叙述，也勾连起国家建设中女性作为主体参与者的精神生态描绘。这三种情感成为小说的叙述动力，也体现出柳青的代言人朱明山尽量克制个人的私人情感，和群众干部“打成一片”的初心。朱明山与两位女性情感的纠葛，一方面显示出作家高度的情感控制力，一方面又显示出柳青尽可能地充分表达、倾吐内心深处对女性情感选择与女性发展的种种担忧与无奈。尤其是小说所展示出的两性情感的疏离，是社会与家庭的冲突，更是国家革命建设与自我个体形构的冲突。这是一种时代症候的体现，也表征着柳青个人以巨大的热情极力向国家想象与建构上倾注心血。在柳青看来，妇女的利益同构于国家的利益框架内。“妇女问题是被当作社会问题来看待，因而‘平等’更多是落在阶级革命所实现的社会主义制度层面上来解决，是通过推动妇女成为‘社会人’、‘单位人’而建构出‘男女平等’的社会条件与空间，以公共领域淡化甚至抹杀性别差异的‘实质平等’来带动私人领域的性别秩序的变革，从而来消弭两性之间的权力等级关系。”但事实上，找寻与领悟女性自我的性别身份问题，理应是历史与现实的需求；还是“一个自觉走向女人、女性自我认知的过程”。相较而言，高生兰并未走向自我认知的深层次，更未意识到性别不平等的历史原因还在掣肘女性自我的发展，而仅仅自我认为处于“落后”境地。这其实也是朱明山意识不到的。而这恰恰是作家柳青的深刻之处，他敏锐地捕捉到女性真实的情感处境与认知尴尬所在，并对此高度警觉。

早在1942年柳青下乡当文书，便以参与村里变工合作的经历为背景写出了《种谷记》，小说在延安有很好的反响，1949年被收入“中国人民文艺丛书”。但1950年在上海召开的《种谷记》座谈会上，与会人员诸如唐弢、许杰、黄源、程造之、冯雪峰、魏金枝等，围绕《种谷记》的自然主义/现实主义的论争，以及细节与结构的不足等提出了不同意见。柳青开始怀疑自己创作的准确性，开始调适自我，并于1949和1951年发表了《转弯路上》（1949年）、《毛泽东思想教导着我——〈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给我的启示》（1951年）两篇文章，展示他创作转向之决心。他于1951年3月完成的《铜墙铁壁》确实有了一定的调整，随后被调入《中国青年报》编辑部做副刊主编，同年9月底出访苏联，1952年5月下旬到西安，1953年4月到皇甫村。正是带着这种创作求变的动因与自我精神拯救，柳青开始了融入社会现实生活的再实践。

因此，小说《在旷野里》中两性的情感疏离，就不仅仅表现了家庭结构中的困境，也有源自革命建设与自我形构、国家主义与个人主义之间的价值认同冲突。而个体情感结构的变化及其张力本身基本上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社会生态与生命镜像的反映。程凯认为“这一阶段的社会状态是政治实践、社会改造实践、文艺实践的结合。……文艺实践本身是作为一种能动性因素参与塑造这个社会现实的”。这种社会实践既包含了人对自然、风物、习俗、伦理、情感的体认，也存在于人与人的交互中，整体上共同完成了人的思想与行为上的蜕变，也构成了变化动态的情感结构。而情感结构又是个体、群体、社会、交流发生移动的汇聚，体现了当代中国革命经验与情感的实践性。这与20世纪50-70年代的妇女解放运动在历史发展的脉络、妇女的精神塑造与生命价值建构，都具有了一种通约性。但不排除柳青在整个社会实践过程中，将对自我的批判与塑形，体现在文本中主人公的身上。毫不夸张地讲，柳青在《在旷野里》里对女性人物的塑造，自然也延续到《创业史》中，比如徐改霞这个被动的女性形象，就是依靠男性主观意志引导而成长起来的。她从封闭的徐寡妇的家里被牵引出来，参加农村工作，参加青年团，包括她后来的上学、退婚，离开农村到城里当工人，都跟郭振山的引导分不开。无疑，徐改霞这个女性形象容纳了时代对女性塑造的需求。

显然，《在旷野里》容纳了柳青自我的心理调适，也积攒了柳青对这种情感流动性关系的认知与判断，并且敞开心扉对此进行了直率叙述。如对朱明山和高生兰的关系的描述，“当一个男人很满意自己的爱人的时候，没有一个另外的女人可以吸引他的注意；但是当一个男人感到自己的爱人没有一种美或失掉了一种美，而从另外的女人身上发现了的时候，他会不由得多看她两眼，虽然他并没有更多的打算”。朱明山无法与妻子形成共情力，来自两个阻力：一是与妻子的情感淡漠，始于参与革命进程中的为家庭生活与为社会责任的分野；一是妻子忽视了情感投放，把精力放在了孩子身上，导致朱明山移情的潜意识在作祟，这属于情感伦理范畴。但柳青的这种“他”视角，其实是叙述者的视角，也是作家的视角，硬是把这种“移情”情感处理为一种“发乎情、止乎礼”的形态，反倒呈现出朱明山高大伟岸的形象，更进一步把他推到了精神制高点的位置。

在刘可风《柳青传》的叙述中，柳青创作《在旷野里》的直接动因是“全国解放以后，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一大批从农村走向战场又从战场走向各级领导岗位的干部，由于多年战争，他们缺乏学习机会，文化水平不足，他们一些人不大适应新的工作，柳青要写出在新形势下他们的各种心理和表现”。因此，情感作为切口，进入了社会景观的观照与展示中，情感线索与情感生活的发生逻辑是日常生活的展示，也是社会发展的集中体现。柳青并没有侧重对阶级性的社会层级描述，而是把人物放在真实的历史语境中，去揭示人与时代、人与家庭、女性与社会等的关联，从而把社会群像与性格特征浮现了出来。这无疑拓展了20世纪50年代的家庭、婚姻、情感的书写领域。

朱明山与妻子高生兰的情感冲突，更多表现出的是一种疏离、冷漠与嫌弃。柳青展示出朱明山“变成这个人物”的心理表达，“连他自己也奇怪：为什么在工作中和同志们的关系上，一种理智的忍耐心使他可以保持住大家满意的心平气静；而在生活中和爱人的关系上，即使好多次都竭力控制自己，到时候却总是压不住火性”。朱明山忽视了妻子的多重角色，他拖了很久才打开高生兰的信，刚读完第一张，内心就对妻子做出了如此评价：“而现在高生兰终于还是不能拿理智控制自己的感情，把问题看得严重到可笑的程度。”他没有考虑到，妻子不仅承担有社会角色，也是一个家庭主妇，还是一位母亲。他把一个不忍与孩子分离的情感表达，简单粗暴地认为是消极的，并极度嘲讽：“一个人的思想在大的方面空虚了，失掉了理想，模糊了生活的目标，那么这个人的思想在小的方面，心眼是非常稠的，稠到打自己的生活小算盘的时候根本没有什么制度和原则的观念了。”朱明山对妻子的冷漠，忽视女性家庭角色的表现，也是漠视女性主体存在的一种大男子主义的反映。

因此，柳青接下来写的《创业史》对男女情感的回避与克制，或许是时代使然。在激进革命的烘托下，私人情感是可以被遮蔽的。进一步说，朱明山对妻子情感冷酷的深层缘由，是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存在着本质的矛盾，也受到了当时客观的主流文化与情感观的影响，即20世纪50年代“男女平等”主流话语文化与意识形态，抑制了性别意识形态。主流文化塑造了“去性别化”的当代中国妇女形象，新制度重新定义了妇女的尊严和权利，使妇女摆脱了封建社会的人格设定，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劳动者。勤劳刚毅的劳动妇女不断被宣扬报道，塑造出妇女超越男性的坚韧形象。但由此衍生出的非女性化思想，成为在个人与家庭道德领域盛行的流行观点。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受当时苏联文艺影响，诸如盖拉西莫夫撰著、倪焕之译的《苏联艺术三十五年》等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理论，以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青年近卫军》《海鸥》《勇敢》《静静的顿河》等文学创作等，作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生产文本，包含了一定的话语方式、精神指向与情感结构。也就是说，非女性化的生命样态与精神生态，是暗合在当时的文艺导向与性别导向的。因为“性别相对于想象中更重要的经济发展和政治权力的次要性，一直是建国后党和国家妇女工作方法中的一个特点”。只有服从并认同具有支配力和领导权的男性秩序，才会被定义为积极上进的社会主义建设者。而“把妇女从‘人’、‘社会’、‘科学’这些带有普遍意义的奉之如神的传统的哲学范畴中分离出来”这样一种被认为是较为激进的带有女性主义意味的表达，却显示出1980年代部分女性主义者的反思。如李小江认为，“如果不是从社会理想原则（平等原则）而是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自身需求出发，……在落后的经济基础上推行平均主义分配原则和形式上的妇女解放，不仅制约着社会的发展，它也制约着妇女自身的发展。”这种反思也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女性发展的文化理路。

《在旷野里》叠合了几组情感的冲突，这是一个典型的男性视角下的情感期待，也折射出特殊年代人物之间的情感诉求与现实环境之间的距离。一定程度上来说，情感的发展逻辑被统摄到革命激进的创业中，因而两性情感必然触及是否与社会发展逻辑合一的问题。从小说的故事逻辑来看，革命的激进性掩盖了内心私人情感的需要，而不局限于因单纯的两性情感平淡导致的疏离。同时，所有的家庭问题、情感问题，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衍生及主流文化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在时代精神需求的驱动下，女性是被主流意识形态塑形的。当然，两性情感紧张的深刻原因也与作家对女性的认知相关。

但有一点也是可以确认的，“柳青是一个视写作为生命的人，他的写作是和他的生活状态、精神状态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更注重观察的态度问题，注重观察主体的精神状态”。情感结构原本是柳青主观认知生发而成的，《在旷野里》蕴含了柳青的情感价值判断，即对个人情感的自我克制，两性情感叠合在国家、社会情感之上。小说中，朱明山并没有显示出对高生兰心理与精神塑造的决心，他还处于两性情感的疏离之中，更没有加以弥合的补救措施。这不仅因为有替代的女性想象者李瑛的出现，也因这时期的柳青还没有想好如何开展对女性的改造。或者柳青意不在此，他对这种夫妻错位现象有着另外的思考。更何况，单纯的两性情感在时代洪流中是不被渲染的。

三 主流文化与自流主义：基于女性发展与国家同构的立场

《在旷野里》隐含的对女性所做的积极与消极的两分法，是男性世界里革命与反革命/非革命二元话语的延伸和投射。“新女性”的标准也随之出现，以此来进一步判断现实中的妇女，即在社会和经济的变化中检视她们对社会的贡献价值。但事实上“不应以为只要妇女参加生产，在社会上存留的一些对妇女的封建束缚，就会自然而然地消除，不必再去进行什么工作了，这种自流主义，不注意妇女特殊利益的观点，也是错误的”。这种“自流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妇女参与集体化的劳动生产的行为本身，掩盖了传统性别文化结构中对女性的束缚与规约，包括对女性精神、心理的控制，也忽视了“妇女特殊利益”的合理性，即女性在生理、身体以及母性角色的差异性存在。

小说中朱明山对妻子的漠视，显现出激进时代两性境遇与选择。他们曾经因“共同的目标和共同的兴趣终于使他们谈起爱情问题”，结婚的时候，高生兰“用那么轻藐的神情嘲弄那些生了孩子的各种负责同志的爱人”。可是“1947年的战争把他们分开了。朱明山参加了八百里秦川全部解放以前的每个大战役”。而留在陕北的高生兰则带着两个孩子和母亲相依为命。生存把高生兰“变成一个村妇”。战后重逢，“高生兰变得那么寒酸、小气、迟钝和没有理想”，“和她母亲靠得近了，和她丈夫离得远了”，“新的世界使她头脑里滋生了安逸、享受和统治的欲望”。高生兰后来在朱明山工作的部队里管图书，不按时上下班，上班打毛衣，甚至给提意见的同志扣起“‘不服从党的领导’的帽子”。妻子如此消极的行为，引起了朱明山的警觉，并决定要改变这种现实。

不可否认，柳青《在旷野里》客观呈现了女性的精神姿态与情感选择，尤其是对女性所处现实表达是基于女性发展与国家同构的立场，更是在国家革命建设的语境中，探讨社会实践主体的情感及其表达路径的有效尝试。事实上，这里也间接地隐藏了柳青对社会文化结构的认知，蕴含了政治、经济、文化、性别制度等多个层面，凸显的是“男女平等”的核心概念，因此柳青的这种批判与同时代所彰显的“男女都一样”的逻辑存在一致性，而忽视了女性与男性存在的性别差异。如杨沫的小说《青春之歌》中林道静具有革命担当的女性角色，弱化了女性特质。这种女性塑造成为当时的社会标杆，在日常生活领域与社会公共领域中并行存在。其实，20世纪80年代许多作品对这种性别的反思，已超越柳青的《在旷野里》，比如谌容1983年《人到中年》展示了一个特定时期的女性知识分子陆文婷的人性最隐秘与深层次的精神内涵，以及转型期女性对生命价值的思考。

小说《在旷野里》作为《创业史》的前史，体现了主流文化思想与文化体制的一些普遍征象，也是在具体历史情境中适应新意识形态的普遍作法。所以小说袒露的柳青当时的一些真实思想与生命体验，是以深入基层发现了普遍性的社会问题为基础的，符合社会时代风向。后来创作风气发生变动，柳青又紧跟时代，以另一种方式予以“趋同”或“迎合”。

柳青的后续作品《狠透铁》《创业史》与《在旷野里》形成了一种对照，某种意义上进行了“自我否定”。如《创业史》中的社会主义新人徐改霞，就是接受改造而成长起来的。郭振山曾经帮助她说服寡母退掉包办婚姻，又鼓励她继续上学读书。但随着查田定产、土改结束，共产党员郭振山成为谋求个人主义利益的新中农。身为共青团员的徐改霞，也接受了郭振山参加城市招工考试的鼓动，选择了奔赴城市。尽管她的内心因对梁生宝真挚的爱而充满了矛盾，但又认为违背了代表主任的意思，就是违背了党的意思，就是忘恩负义。柳青也坦陈：“我写她时，经常想到我国民歌中情歌所表现的丰富情感。问题是她的天资、气质和教养，是否协调，并且形成统一的性格。”柳青对徐改霞的行为与选择并不做批判，只是从伦理、道德的视角来审视她的变化。尤其是对徐改霞招工后回到乡村与梁生宝的见面场景的描述：“共产党员的理智，显然在生宝身上克制了人类每每容易放纵感情的弱点。生宝的这个性格，是改霞在土改的时候就熟悉的。”

这里隐含了对个人情感的压抑，不仅是对女性的，也是对男性的。具体而言，一方面缘于中国人对两性情感表达与修辞的含蓄所致，另一方面也是伴随20世纪50年代高度宣扬集体情感的趋向。如果从当下性别文化的语境来看，就会明晰《在旷野里》有较为复杂的性别文化观念。《在旷野里》蕴含着对消极女性行为的批判，认同1950年代妇女自身的社会价值，妇女的解放与发展融入国家建设的社会化大生产中，并有着将妇女从家庭中解放出来的构想，柳青对其情感选择与认同是叠合在社会发展的革命性逻辑上，这基本是与20世纪50年代主流文化价值观相契合的。这也折射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柳青的心态变化与心灵轨迹，是对民族、革命性构建认同的延续。

此外，柳青还有着“男女平等”基础之上的刻板单一的性别认同，这其实是当时社会文化乃至性别文化结构性处境的体现。柳青小说所彰显的性别文化认知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三从四德”模态里的女性，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拉伸了女性的社会空间，但压缩了女性的私人及家庭空间。这种认知必然导致和呈现为一种庸俗的性别文化认同，即忽视女性的主体性与情感价值，淡化女性在家庭中的角色，母亲、妻子的角色和功能，而过分强调女性的社会性角色与功能，忽略了女性多样化的存在。其实，家庭功能也是社会角色的载体之一，不可忽视。正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将生产划分为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当然，繁衍必然关系孕育的问题。

但也得承认，《在旷野里》基于二元叙事的结构模块，柳青站位于主流文化立场与情感价值判断，其批判基于激进的国家与乡村革命建设的逻辑，要求女性完全承担建构者主体，而不可避免地忽视女性自身的主体角色功能。这应该是符合当时具体的历史情境的，但有悖于类似列奥·斯特劳斯所提倡的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在内的权利即“自然权利”，也是对女性权利与价值的漠视。因此，小说情感结构的架构在两性情感空间中展开，并没有试图将女性的本体价值凸显出来，而过分强调把女性的存在价值附庸在社会价值上加以具象化。事实上，女性的精神独立性与女性精神价值同样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婚姻家庭结构中，女性除了需要经济独立，还需要有情感独立与精神独立。

回到具体的历史变革的语境中，或许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待两性情感，就会发现朱明山与妻子高生兰、李瑛两位女性的情感纠葛，是一个常态问题。如何去处理这种复杂的情感纠葛与消除女性自身的“消极力量”，就成为一个摆在作家面前的难题。柳青对此选择了戛然而止。这种刻意的回避，使得作者、叙述者、视角等相互之间存在着一种博弈，并一直延续到当下。至于朱明山情感归处，到底是走出去还是回归家庭，就是一个悬而未决的历史问题。即便在今天的语境中，柳青文本所彰显的两性情感认知与家庭行为表述仍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与社会意义；因为这关乎女性尊严与女性精神、中国精神与人类精神价值的构建，必然涉及是否把女性作为建构者主体的考量，也就是说女性在家庭空间要体现出女性自主意识，在社会空间甚至在精神空间，也是应该具有自主性的。此外，女性作为人的感觉、情感、意念等行为，必然经由自身的经验、实践、逻辑转变而确立，并与社会文化结构构成系统性的关联；同时女性在自我感知与认同中，也会妥协于这种系统性的结构性的性别困境。而这不仅是20世纪50年代的一个历史问题，即在非女性化潮流中“新国家建构”的语境中，妇女接受了外在的和内在的社会塑造；而且对于当下女性的生存来说，也是一个主流化的、常态化的问题。如何彻底走出自我与他者、主观与客观的刻板单一的传统性别文化禁锢，这的确是需要深思的。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原载《当代文坛》202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