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前几年，我到天津参加一个文学活动，活动之余，主办方组织大家去静园参观。

静园位于鞍山道10号，最初叫乾园，是北洋政府驻日公使陆宗舆的私宅。1929年末代皇帝溥仪购得了这座园子，携皇后婉容、淑妃文秀居住。为什么叫静园呢？看园内介绍是取“静观变化，静待时机”的意思。其时的溥仪幻想复辟，在这个意念的促使下，1931年离开静园潜赴东北投靠了日本侵略者。

静园主楼一层入口处，陈列着一个展柜，里面放着一张名片和一张门证。名片是白色的，左边印着“邵英”两个黑色大字，右下角是“新鲜胡同邵宅”红色小字。门证的正中是“邵越千”三个大字，顶端是“门证”二字，左侧是“吉第三号”，右侧是“乙丑年二月十二日”，围绕着覆斗形状的黑色线条做装饰。

新鲜胡同是北京东城的一条小巷，36号是新鲜胡同小学，在明朝是宦官魏忠贤的生祠，清朝改为正白旗觉罗学堂，民国时改为小学。著名作家梁实秋、李敖，以饰演周总理著称的演员王铁成都曾经在这所学校读书，2005年李敖曾经回到新鲜胡同小学探访。看到这张名片与门证，我当时的感受是，惊了一下似的，心底猛地涌起一股微澜，原本遥远的历史霎时被点燃明亮起来，历史不再幽暗，北京与天津也不再有任何距离而融为一体，那样一种既兴奋又清醒的感觉。

邵英我是熟悉的，曾经做过内务府总管，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说他是极恭敬的人。邵英，马佳氏，字越千，满洲镶黄旗人，生于1861年，卒于1925年，有《邵英日记》留世。1900年庚子事变，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日本兵闯进邵英家里，邵英在日记中写道：“阖家在西北小院暂避，日本兵八名来搜，索银表等物而去。”门证中的“乙丑”，当是1925年，日期是“二月十二日”，这就说明邵英故世当在其后。然而，这张名片与门证却放错了地方。因为，根据溥仪回忆，他是在1925年二月二十三日夜间抵达天津，次日入住张园，1929年迁居静园。二者前后相差了十一天，那么邵英二月十二日的门证放在这里有什么意义呢？为此我写了一篇短文纠正此事，后来再去静园，那张放有邵英名片的展柜被放到入口处侧面，不再挡在门口了。

而在当时，举凡进入静园主楼的游客都必然要停在那张展柜前面，不由自主地观看展柜里邵英的名片，同时不禁将邵英与静园联系在一起，而我当时也是如此，这就说明只要有机缘巧合，我们便会从现实穿越到历史的幽隐之处，寻觅到历史的出口与某种可能。

2024年，我创作了一部反映抗日战争的长篇小说，涉及溥仪逃离天津的一段历史，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写道：

按照计划，我必须在这天傍晚，瞒过所有的耳目，悄悄混出静园的大门。我为这件事临时很费了一番脑筋。我先是打算不走大门，索性把汽车从车房门开出去。我命令最亲近的随侍大李去看看能不能打开车房门，他说车房门久未使用，门外已经被广告招贴糊住了。后来还是祁继忠想出了个办法，这就是把我藏进一辆跑车（即只有双座的一种敞篷车）的后箱里，然后从随侍里挑选了一个勉强会开车的，充当临时司机。他自己坐在司机旁边，押这辆“空车”，把我载出了静园。

我去过静园，且不止一次，还写过一篇有关静园的文章，因此看到这段文字，当时脑子里立即开始“过电影”：静园的喷泉、缤纷的绿植、西班牙风格的楼房，屋顶上红色的板瓦与大厅里齐肩高的深棕色的护墙板，突然间复活显身而流淌笔端了。现在回想，如果没有去过静园，没有对静园的亲身体验与思忖，写起来便不会那么从容而难免迟疑。

溥仪的汽车刚一驰出，“在离静园大门不远的地方，吉田忠太郎坐在一辆汽车上等着，一看见我的汽车出了大门，他的车便悄悄跟在后面”。“汽车停下之后，祁继忠把开车的人支到一边，吉田过来打开了车箱，扶我出来，一同进了敷岛料理店。早就等候在这里的日本军官，叫真方勋大尉，他拿出了一件日本军大衣和军帽，把我迅速打扮了一下，然后和吉田一同陪我坐上一部日军司令部的军车。”敷岛位于冲绳岛以西大约三十公里处，海水清澄，有丰富的水上活动。以敷岛为称的食品企业有“敷岛面包公司”，总部设在名古屋，1920年创立，是日本知名的食品企业。溥仪去的敷岛料理店与敷岛面包公司之间有什么关联吗？溥仪居住的静园是日本租界的核心区域，原来叫宫岛街，宫岛位于广岛县的西南部，濑户内海的广岛湾西部，是日本著名的旅游景点，以严岛神社和海上大鸟居著称。在租界里开设一家日式料理店是十分正常的，以敷岛料理店作为接送溥仪的据点也十分正常。坐上了日本的军车，溥仪他们很快来到了白河（今称海河）码头，见到三个日本人，一个是上角利一，一个是工藤铁三郎，一个是大谷。日本人扶着溥仪上了船，见到船长西长次郎和十个日本兵，带领他们的一名军曹诹访，船上堆着沙袋与钢板，和中国军人交手时作为防御工事。后来，工藤在日本《文艺春秋》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回忆文章说，当时船上还放了一桶汽油，准备万一被中国人发现日本人偷渡溥仪时就放火把汽油点燃，让船上所有人与那艘“比治山丸”同归于尽，从而逃避偷渡溥仪的罪责而杀人灭口。

历史就是如此出人意料的残暴且惊心动魄地撕裂，这是小说家晨思夜想、枯坐牖下，编也编不出来的。这是历史馈赠小说家的礼物，也是对小说家的挑战。对比《三国志》与《三国演义》中火烧赤壁前后的文字，便可以看出小说源于历史记载的地方与在主体情节上的坚守，是一丝一毫也不会错谬的。这是历史小说的基本做法，但倘若是架空式的写作，那就另当别论，不在我们的讨论范畴。

鲁迅在《故事新编》序言中说，创造社的批评家成仿吾在“灵魂冒险”的旗子底下乱抡板斧，以“庸俗”罪名批评《呐喊》，“几斧砍杀了《呐喊》，只推《不周山》为佳作”，对此鲁迅“不能心服”。鲁迅认为《不周山》的后半是“很草率的，决不能称为佳作。倘使读者相信了这冒险家的话，一定自误，而我也成了误人，于是当《呐喊》印行第二版时，即将这篇删除”。为什么？鲁迅先生解释道：“对于历史小说，则以为博考文献，言必有据者，纵使有人讥为‘教授小说’”，也不以为意。因为这样的小说做起来要准备许多功课，筹备许多材料，方能下笔成文，“其实是很难组织之作”。“至于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倒无需怎样的手腕”。这其中的甘苦，“‘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用庸俗的话来说，就是‘自家有病自家知罢’”。

鲁迅先生的这些话，是我们创作历史小说的指针，而历史小说的弊病之一便是只写故事，以情节为由回避其时的历史语境，而后者是需要沉静入心，深潜历史肌理，通过语境获得时代质感，而质感是历史小说的重要元素，是不可以或缺的。我这部小说中一个主要角色盛薇是一位坚强的革命者，原本是北京的富家小姐，在她回忆离开家庭投身抗日洪流时，我顺便描写了一下她家的四合院：

起风了，会客室窗外的一株大柳树开始飘摆，丰满而摇曳的树冠，一会儿把天空遮住，一会儿又被天空挣脱，盛薇似乎看到了风在树中流动的形态，青碧的树枝翩翩飞舞，不时发出叹息似的微响，是风吹动了树，还是树吹动了风，一时不禁有些恍惚，突然想到北平家中的四合院，大红柱子，绿色栏杆，垂花门上莲花蓓蕾一样的柱头，描画着深蓝、墨绿、绯红的花瓣，风摆柳一样向里面旋转，美丽的抄手游廊把正房与厢房连接，娇嫩的花蕊将春梦似的金粉，洒落在美人焦艳丽的大红色的花瓣上。

垂花门是北京二进院的入口，具有典型的北京地域色彩。垂花门前面有两根短柱，下面的柱头雕刻为蓓蕾形状，在上面描画涂上颜色的花瓣，而且微微有些向内旋转的姿态，因此称其为“风摆柳”。就这样，通过莲花柱头的形状与色彩，将盛薇的家庭状态精细地呈现出来，这就是语境无言的深邃作用，可惜被我们淡忘得太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