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小说题为“无主题拜访”，却以反讽的姿态，在“无”与“有”的张力中展开叙事。阅读这篇小说的过程，也就是逐渐领会其主题的过程。当读者跟随主人公周默翻着手机通信录和记忆碎片，逐个点开那五个从记忆中打捞的名字时，日常琐碎与内心挣扎渐次铺展，他的现实与精神的暗角被逐一打开，小说主题也愈发清晰起来。我们逐渐意识到，文本中那些看似随机的拜访，实则是人到中年对自己人生的一次回望和突围，最终在“无主题”的叙事里，抵达最真实的生活和存在的本质。

周默的五个拜访对象，像五把锈迹斑斑的钥匙，缓缓拧开他与现实、与自我的双重门扉。每扇门后都藏着被岁月折叠的人生褶皱，也埋着中年精神突围的线索。第一个拜访对象是黄叔叔，父亲过世后母亲的交往对象，当年两人被周默强行拆散。在与黄叔叔的谈话中，周默不仅表达了自己心中久未释怀的歉意，与记忆里的“破坏者”身份和解，更发现了母亲于“母亲”的角色之外，作为一个女人的诸多面向，“像听黄叔叔在说一个不熟悉的女人”。接下来拜访的是女儿高中时的班主任，周默本想通过这次面谈来搞清楚自己对女儿的教育何以一步步失败至此，却在交谈中意外地在今时今日言老师身上看到当年的自己，“他会跟周默一样，成为一个尽心尽力地通往平庸、奔向痛苦埋伏的父亲”。周默看着言老师也深陷孩子的成才焦虑，正是换了一个“旁观”的角度再次观照曾经的自己，进而发现为人父母的常态或许不是掌控，而是付出之后的等待，他由此得到一点“近乎幽默的宽慰”。在暧昧对象文秋那里，周默终于在“末日豁免”的刺激或鼓励下打算突破暧昧的安全边界，“要不做点什么，要么就拉倒”，却被文秋自己坦陈的身体残缺阻止，从而逼出自己的怯懦。紧接着，在妻弟那里周默得悉了妻子婚前的隐秘以及冷淡家庭关系的症结，在部门头头攒的局上周默居然一反常态地表示“我先撤……以后的饭局，我也要一概失陪了”。

“拜访”的间隙，小说还穿插叙述了周默其他一些“非常”之举，与五次拜访形成互文，比如不再对妻子说惯常的软话，不再对女儿刻意讨好，会给单位食堂提改进建议，甚至在微信里删掉一批久未联系的联系人，连他自己都惊觉，“从严从重地，删掉若干。太爽快了……”作为当代人我们都懂得，这份“爽快”实在需要莫大的勇气和个性，这份“爽快”不是青春期的叛逆，而是被生活压弯的中年人，突然在某个特殊时刻发现老好人的面具早被现实磨穿，终于敢露出底下真实的棱角。而那五次拜访，看起来突兀、莫名，没什么具体的事由和理由，但细想正是周默对自己以往人生重要阶段和节点的一次梳理，一次重新审视和探究，更是人到中年四面楚歌时一个男人抵抗、突围的尝试，重新明确自己、做自己的尝试。我们看到，那个有点懦弱、社恐的普通人、老实人周默，此时此地正身处恶疾警报、家庭困局、道德纠结、职场压力等共同交织的中年人的临界人生阶段。至此，小说的主题也渐次清晰。“无主题”的命名绝非故弄玄虚，通常语境中“无主题”意味着没有明确、深入的指向，但小说作为高度结构化、设计性的叙事文体，其“无主题”设定天然带有解构性张力。这种命名策略恰是对中年人生的精准隐喻。当一个中年人意识到自己进入某种不可逆的临界状态时，过往被社会规约、家庭责任、职业身份所建构的“主题”纷纷崩解，暴露出存在主义意义上的虚无深渊，而“拜访”本身，正是在虚无中突然遭遇末日时的应激反应，是寻找人生和生命“主题”的奋力一搏。

二

当作品主题的轮廓随着阅读逐渐清晰，当我们带着对主题的体认重新翻开小说，注意力便自然聚焦于作者鲁敏如何通过精妙的叙事策略来达成主题的呈现与深化。小说开篇，主人公周默反常行为的触发点，仅仅和“两天前的体检有点关系”。这不是一次普通的健康预警，而是作者刻意设置的“临界情境”的戏剧化建构。主人公置身于一种特殊的人生场景与时刻，体检中突如其来的绝症焦虑形成了周默后面一系列举动的真正推动力，令人物表面出格的言行更容易被理解，更合乎生活和人性逻辑。一个普通中年男人，因体检报告的异常而突然获得“末日豁免权”，这种虚构的极端情境演绎了一场对中年生存困境的存在主义勘探。当一个人可能身患恶疾，可能来日无多，这时候平日的那些谨小慎微、患得患失都变得没有意义。当最坏的结局在不远处等你的时候，近在身边的各种不如意和不踏实似乎也就变得无足轻重。因此，他才有了前所未有的勇气、豁出去的胆量和行动。文本中有一段周默体检后极具张力的心理描写，“（他）突然有种痛楚的弥留之感。当然，这是一种想象中的戏剧性弥留，种种过往都在脑子里头拉片，天上一脚地下一脚，各种囫囵吞枣的人和事，从没解决的小疙瘩，拖泥带水的未尽事宜，以为早都忘了，其实还是记着的。它们一直暗中侵犯、腐蚀和塑造着他，使得他更加畏畏缩缩、弯腰驼背……实在不行，去做点什么或者说点什么”。这段内心独白精准捕捉到了“临界”时刻中年人的心理状态，当一个人意识到生命可能进入倒计时，所有维系日常运转的社会规约如家庭责任、职场伦理、道德约束等瞬间失效，人被迫直面最本真的生存状态，他不必再是妻子的好丈夫、女儿的好爸爸、同事的好搭档，而是一个被死亡阴影笼罩的具体的人。而这个人又如何与世界、与他人、与自我共处？

作者鲁敏在叙事策略上的精妙正在于，开篇仅以“跟两天前的体检有点关系”暗示健康危机，但刻意掩盖着体检报告的具体内容，形成“达摩克利斯之剑”式的叙事张力。这种刻意的信息留白，在小说中形成一种微微的紧张与悬置感，同时又有几分“都懂的”隐隐会心，暗合了对健康隐患的普遍焦虑——每个人都可能在某次体检中受到命运的突袭。周默在小说开头没有直接被确诊绝症，这种“半真半假”的情境才是中年人最真实的生活写照吧，他们何尝不是在“可能生病”“可能失业”“可能婚姻破裂”的焦虑中，活成了自己的囚徒？这种设计，使得小说中事件的展开、人物的选择和行动，都处于一种“正常”之下的“非常”状态，既有普通人易于代入和共情的经验上的亲近，又兼具吊足读者胃口的惊乍感。体检报告的具体内容被延宕揭示，反而让健康隐患的普遍性得以放大，它不指向某个具体病症，而是成为所有中年人共同的精神阴影，像一片始终悬在头顶的阴云，既具体又抽象，既真实又模糊。进而存在主义命题被转化为可感知的人物言行，故事中穿插的健康与疾病、责任与自由、伪装与真实的二元对立，也正是中年生存悖论的缩影，而周默在体检危机中获得的所谓自由，本质上倒构成对生命本质的残酷祛魅，不由让人感慨，所谓正常生活不过是戴着镣铐的舞蹈。

小说选取的结构方式，我把它称为“串糖葫芦”，以“拜访”串起周默过往岁月中重要的人生节点。这个结构的精妙在于“串”而不“连”，五次拜访表面上是地理空间的位移，实则是精神维度的纵深掘进。甚至五次拜访的顺序也都是作者着意安排的，前四次拜访分别对应周默生命中相对私人的领域，而到了部门头头这里，将叙事从私域推向公域，更是社会对中年人“应该成为的样子”的终极规训。当周默走进部门头头的办公室时，他面对的不再是某个具体的人际关系难题，而是整个社会机器运转的规训法则。作者在此处不惜笔墨，反复渲染周默内心的犹疑与恐惧，“怎么地，就比找黄叔叔、言老师这样外面的人要难得多，比给文秋订房间、跟妻弟谈那种事也难得多”。将部门头头安排在拜访的最后一环，正是为了揭示，中年危机的本质其实不是某个具体的生活难题，而是个体与社会规训的持续角力。

小说是虚构的艺术，是语言的艺术。小说的“虚构”不是对现实的简单复制或编造，而是一种创造性重构。很多时候，我甚至想，小说家正是在以语言构建现实世界的平行宇宙。虚构会剥离现实的偶然性，提炼出更本质的矛盾，再用更集中的戏剧冲突或更极致的场景，让读者在“非常”中触摸到更深刻的真实。所谓平行宇宙，更非与现实割裂的异次元空间，而是现实世界的另一种可能性演绎。小说家通过虚构，将现实中被压抑的、未被发现的或尚未发生的可能性，以更极端或更纯粹的形式呈现出来。《无主题拜访》便是典型文本。这篇小说通篇贯穿一种荒诞感。这种荒诞并非来自情节的离奇，而是发生在健康、平安与恶疾之间的微妙辩证中，当健康成为悬在头顶的利剑，所谓正常生活反而成了最不真实的幻觉，周默因为突遭健康危机而幸运地做了一回自己，不管不顾地潇洒走了一回。小说结尾，悬念并没有被解开。周默到底得了什么病？作为读者，尤其同为疲于应付生活的中年读者，我自然希望体检风波只是虚惊一场，周默可以迅速回到之前正常的生活轨道与节奏里；但居然也多少有一点遗憾和惋惜，因为深知与此相伴随的是周默又要做回那个装在套子里的人，第一件事便是盘算如何修复关系、挽回颜面，甚至会仔细排个轻重缓急的顺序。边读边想，或许太多中年人都曾有过这样的瞬间幻想：如果自己即将走向生命终点，或许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因为可以借此逃离生活不能承受之重。周默在体检危机中获得的“自由”，本质上是对被规训的人生的一次小小的反抗，而小说结尾的“未完成”，则将荒诞推向了更深层的哲思。周默的体检报告始终未拆封，他那些悬而未决的关系，才是生活最真实的模样；没有标准答案，没有非黑即白，有的只是不断拉扯的矛盾与妥协。结尾处，当妻子和女儿像其他人一样对周默近来的“非常”之举表达了不解和疑问时，周默回答说“我就不能有点小脾气嘛”，这既是对抗的姿态，也是和解的信号，又或者是在对抗与妥协的夹缝中寻找属于自己的呼吸空间。

三

当代文学中，中年书写一直是颇具张力和深度的叙事母题，可以信手举出很多精彩小说的例子。最具代表性的当属谌容的《人到中年》，这部作品以椎心泣血的笔触为知识分子的中年困境开启了最初的文学议题。陆文婷在家庭与事业的双重夹击下，最终倒在了手术台旁。这一震撼人心的结局不仅是一个个体的悲剧，更是整个中年知识分子群体生存困境的缩影。池莉《来来往往》中刻画了市场经济浪潮下中年人面临的道德困境与情感迷失，张楚的《曲别针》则写绝了那个内心“无枝可依”的中年商人。“东北文艺复兴”创作潮流中双雪涛、班宇等作家描绘了经济转型期中年工人的失落与挣扎，那些曾经辉煌的产业工人，在时代巨变中面临着身份认同的危机与生存压力的双重夹击……小说家们以或冷峻或温情的笔触，将中年人的无力感、疲惫感、患得患失的挣扎穷形尽相地呈现出来。我们将《无主题拜访》置于这一谱系中，会发现它既是对经典议题的回应和对话，又呈现出自身的独特性。

如果一篇小说以中年人生为观照展开想象和表达，那么首先要提供“共情”，能精准描摹人到中年时生命的不能承受之重。陆文婷连续手术后晕倒在手术台旁，李守廉下岗后的现实艰辛与精神挫败，这些情节之所以动人，是因为它们精准击中了中年人的生存共识。谁又不曾在不上不下的年龄身处家庭与事业的夹缝，听见自己内心“应该做”与“想做”的撕裂声响。在这些讲述中，中年人的基本处境被看到、被理解。《无主题拜访》中的描摹，正源于这种对“共识”的深刻理解，周默的社恐不是孤僻，而是被生活规训后的自我保护；他的懦弱不是怯懦，而是长期扮演“老好人”角色后的惯性。这些不完美的真实，让读者在周默身上看见自己的影子，从而完成真正的共情。但文学触及中年话题的意义，远不止于“看见”，比如《无主题拜访》就并未止步于困境叙事，而是给主人公递了一把“刀”，不是用来对抗世界，而是用来解剖自己。这种叙事策略的突破在于，不再满足于复刻中年生活之“丧”，而是通过虚构的恶疾情境，为困顿中的中年人开辟出一条逃逸通道，哪怕只是短暂的、虚幻的、充满荒诞色彩的逃逸。

因此，《无主题拜访》以体检报告的“未完成”结束叙事，是鲁敏另一个绝妙的情节设计。从体检异常到五次拜访，周默经历了一个完整的心理过程，从对疾病的恐惧，到对家庭、教育、情欲、婚姻、职场的逐一叩问。这种开放式结局，与“无主题拜访”的结构形成了精妙的呼应，令读者意识到中年人生并非无主题的荒原，而是主题太多太沉的负重前行。所谓“无主题”，不过是生活给出的谜面，让人物在“应该做”与“想做”的撕裂中，在“健康”与“疾病”的辩证里，在“规训”与“觉醒”的边缘，重新学会与自己和解。《无主题拜访》最终带领我们触摸到了中年最本真的模样、存在最真实的本质。它不仅是需要解决的问题，更是必须理解的命运。这种理解，既是对中年人的温柔致敬和温和治愈，也是对所有在生活泥潭里挣扎的生命的深情凝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