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浪：奔跑的黑马——读“00后”诗歌
《北京文学》推出“00后”诗歌大展，100位“00后”诗人，以集束炸弹的方式轰炸诗歌界。“00后”诗人目前最大年龄不超过25岁。按照艾略特的说法，25岁是诗人的精神转折点，或者说，是诗人从青春写作迈向中年写作、从旧我迈向新我的重要门槛。从这个标准看，“00后”诗人还处于青春写作的时期。这并非贬低或看轻，放眼诗歌史，很多传世之作都是诗人在25岁之前写的，更不用说像济慈、海子这种生命止步于25岁的诗人了。说写诗是年轻人的事业有点绝对，但年轻人的确是诗歌队伍的主力军。他们对世界有尖新的感受力，对诗歌有献祭般的热情，他们的体力、脑力、记忆力、想象力都处于巅峰状态，这些能在很大程度上弥补经验的不足。相比小说家，诗人在年轻时就写出杰作的概率更高。说不定，他们已经写出了诗歌史上的重要作品，只是还没有被辨认或确认出来。因此，对年轻诗人的重视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读完第一批的25位“00后”诗人，我的总体感受是：他们普遍学历很高，诗歌风格有明显的学院化倾向，修辞繁复，意象密集，以巴洛克式的语言装饰生活的细枝末节，在有限的经验之内拓展想象的国度；他们注重意识的流动，善于抓住微妙的情感瞬间，让心象与物象彼此映照，形成和谐统一；他们喜欢把哲学、数学、物理学、化学等专业领域的术语，嵌入日常生活的表达，以达到某种精确感或陌生感；他们除了聚焦个人经历，也有现实、历史、地理等题材的书写，但他们对宏大叙事不感兴趣，即使触及比较厚重的话题，也会纳入个体感受的轨道上，试图建立起自己和时代之间的脉搏感应；他们偏爱叙事胜过抒情，偏爱浅唱低吟胜过引吭高歌，如果八十年代诗歌是广场喇叭，九十年代调低成室内乐，新千年调低成家庭音响，现在则进一步调低成耳机里的嗡鸣，它可能只适合读给一个人听，这个人还可能就是诗人自己。
当然，以上感受不能作为“00后”诗人整体特征的概括，只能算是我看到的部分“00后”诗人的轮廓勾勒。任何时候，我们应该警惕整体论，尤其是将它运用到一个最强调个性的诗歌领域。正如电影《放大》所揭示的，对于同一事物，远观和近看，完全是两个世界。群体总是千人一面，具体到每个诗人，则又显出万千气象。
张瑞洪是“诗人中的小说家”，他擅长从生活中提取戏剧化场景，融入小说笔法，使诗歌获得小说般的容量和魅力。这一长处在他的《樱桃园》中得到了最好的呈现。这首诗采用了把时间空间化的写作策略，将代表各个时态的“我”、樱桃、外婆、黑马并置在樱桃园这个特定空间里，让他（它）们在诗人精准的舞台调度下，引发出戏剧性和对生命困境的思考。人如樱桃，成熟之后就会坠落。“我”被悬置在人生的中途，只好寄希望于那匹奔跑的黑马，能在生老病死的周期中，完成一次侥幸的超越。舒缓而连贯的节奏，赋予了这首诗迷人的回忆气质。首尾相接的环形结构，扩大了诗歌内部的回响空间。在这位“00后”诗人身上，你看不到年轻诗人常有的那种浮华空泛的毛病。全诗没有一句故弄玄虚之语，没有一个飞起来又毫无着落的意象，经得起细读和拆解。诗人清楚自己在写什么，我认为这是一个诗人走向成熟的标志。
鸥可的诗自然纯净，有一种散文之美。他不忌讳在诗中剖白心迹，以“一个不懂世事的少年郎”（《青牛过江》）自称，或是在遭受城市生活的挤压后，直言要去寻找“那个一直躲避着的，更真实的自己”（《租房前的长廊》）。他的自我始终处于未完成和待激活的状态，因而与万事万物的相遇，都会转化成他生命中的一次疗愈事件。他看待世界有一种纯真的少年视角，这在很多少年老成的同龄诗人中，绝对是一股清流。他描述自然风物很有耐心（这种耐心包含了他对描述对象的专注和喜爱），每个句子稳步前进，不猛跑，不跳跃，像散步一样走到终点，让读者仿佛也跟随他的脚步，找到了“另一种境地里的自在”（《青牛过江》）。
沙显彤是一位情感细腻、技艺娴熟的诗人。他轻盈含蓄的语调让人想起卞之琳和张枣，但书写的经验完全是当代的。这次发表的五首诗全部围绕当代人疏离的亲密关系展开。疏离和亲密的矛盾性，在他的笔下以疾病和健康、涨潮和退潮、缺席和在场等多种变体出现。他是悖论修辞的高手。“我们总在挨得很远时一起发冷”（《流感》）将“挨得很近”和“离得很远”的常规表达进行了创造性糅合，暗含了主观上想要靠近、客观上又离得很远，或者主观上想要远离、客观上又分不开的矛盾处境。“房间里/成串拴住的千纸鹤，总以为/自己被撕碎的部位就是飞走了。”（《站台》）“拴住”与“飞走”，将失恋后的自我欺骗推到了令人心碎的程度。“你最喜欢下大雨或大雪，/只有这些时候，他本来是会来的。”（《站台》）则是对张爱玲《小团圆》里“宁愿天天下雨，以为你是因为下雨不来”的巧妙反写。恶劣天气是他们见面的最有利条件，因而也成了她无望中的最大希望。沙显彤总能从千钧重的情感中，找到那根压垮我们的头发丝，写出我们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蒙志鸿和朴直善于将古典意象植入城市地理空间，有点用古人的眼光打量今天的意思。不同之处在于，蒙志鸿使用的是批判反思的眼光，现代文明让他“对美形成了反射性的恐惧”（《浣花里》），因此他的抒情基调偏于秋天的萧瑟，几乎每首诗都写到了“空”和“无”，都是对家园荒芜的痛惜和对存在危机的揭示；而朴直使用的是发现美的眼光，她力图在传统坍塌的现代社会重建美的秩序，像樱花“躲在蜜蜂的刺下，欣赏一个让她垂瓣的人”（《磨山》），因此她的抒情基调偏于春天的明媚，她对美的追求，在总体偏于沉郁冷峻的当代诗歌风景中添上了一抹少有的亮色。
与之相反，慕远是用今人的眼光打量古代。他的历史诗包含了大量戏谑、反讽、解构等后现代手法，有一种梦回八十年代莽汉派诗歌的语言狂欢。《铜绿明朝》将明朝历史与化学实验融合，收到了奇异的艺术效果。“铜绿”关联着腐朽，“276年历史的克数”是将明朝国祚物理化。诗人将开国战争、郑和下西洋、崇祯自缢等明朝大事记，与铜绿和盐酸的化学反应过程一一对应，发出了振聋发聩的追问：“理工已死，孔儒当天，该如何去测量/剩余纯铜的含量”“剩余纯铜”代表被蚕食的文明内核，即使利用化学实验剥去表面的锈迹，也无法还原。诗的结尾，新的纯铜片再度氧化，暗示铜绿不仅是明朝的终点，也是所有王朝的宿命。这首诗的主题并不新鲜，依然是对历史周期律的拷问，重点在于形式的创新。化工专业的出身，让慕远的历史诗摆脱了常见的文人式浩叹，更加理性，如同将历史之铁放进化学之水中淬过火一般，显出一种冷硬的质地。
还有许多风格独特、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诗人，例如借旅店保洁员视角谱写“日常生活的史诗”的吕周杭，年纪很小、诗作却精悍有力、充满内在精神强度的唐成，将现实、历史和新媒介三重维度编织进诗歌纹理的张雨晨，用刀劈斧凿般的语言书写西北大地的禾页，意境苍凉、于荒芜深处发掘沉潜生命力的坎离，等等。限于篇幅，就不逐一展开论述了。“00后”诗人还在野蛮生长期，需要动态追踪他们的变化，而非过早盖棺定论。他们就像一匹匹“奔跑的黑马”，最后究竟会奔向何处，谁也无法预知。让我们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