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人民、和生活一同前进” ——从“擂鼓诗人”田间的手稿谈起
田间《笑呵》手稿 中国现代文学馆藏
田间《〈给战斗者〉写作前后》手稿 中国现代文学馆藏
1982年，田间参加《诗刊》座谈会发言修订稿 中国现代文学馆藏
1937年冬，武昌的一间小旅馆，长江的湿冷浸透薄窗，油灯在寒风中挣扎。青年诗人伏案的脊背如一张拉满的弓，投影在斑驳的墙上。从九一八撕裂关外的铁蹄，到卢沟桥弥漫的硝烟，再到南京城头泣血的火光，同胞倒下的闷响日夜撞击着他的耳膜，那短促炽烈的诗句如箭矢般迸射：
人民！人民！
高高地举起
我们
被火烤的
被暴风雨淋的
被鞭子抽打的
劳动者的双手，
斗争吧！
在祖国炮火连天的日子里，诗人田间用这首《给战斗者》，发出了雷霆般的号召，擂响了时代的战鼓。
“一九三七年下半年，我由上海来到武汉，准备北上，前赴延安。住在武昌的一家小旅馆里，一夜之间，一气写成这首长诗。”在中国现代文学馆收藏的手稿《〈给战斗者〉写作前后》中，田间这样回忆了那个多年前的夜晚，这份回忆也带我们走进了“擂鼓诗人”田间的创作故事。
抗战的呼号者：到延安去
田间，原名童天鉴，1916年出生于安徽无为县农村，少年时曾受到古典文学和新文学作品的熏陶。1933年，田间赴上海光华大学学习，次年加入“左联”，参加《新诗歌》和《文学丛报》的编辑工作。这位热情而有觉悟的青年怀着一颗赤诚之心，积极主动地融入了革命文学的洪流，开始认真创作诗歌、研究诗歌。
在这一时期，他出版了诗集《未明集》《中国牧歌》《中国农村的故事》等，这些诗大多以农村生活为题材，描绘了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残酷压迫之下，中国城乡的凋敝与民众的挣扎。田间在诗歌中发出了抗争的呼喊，表达了对人民的同情与关切。
从踏上诗歌创作道路起，田间就把目光投向了劳苦大众，要求以革命改变旧社会。他曾在《几次探索——我的写作简历》中谈道：“一九三四年，我是十几岁，在上海读书时，参加‘左联’，便正式学习写作。由于有党的影响，知道写作是为革命。”虽然在这一时期，田间的诗歌创作还不成熟，也缺乏一定的实践锻炼，但“人民性”与“革命性”已成为他诗歌创作中不可磨灭的基因。
1937年初，田间的诗集被国民党反动派列为“禁书”，本人也遭到了搜捕，为摆脱险境，他前往日本东京，在那里他接触了裴多菲、拜伦、马雅可夫斯基的作品。这些经历深刻塑造了田间的革命诗学观，正如他在《〈给战斗者〉写作前后》手稿中讲到的：“我之所以能写这首长诗，是因为我已经在上海参加了革命组织左联，受过一些革命的教育，读过一些革命的书籍，包括马雅可夫斯基的名言，诗到广场去。”7月，卢沟桥的炮火撕碎了九一八以来脆弱的宁静，斗争的烽火燃烧着田间的爱国热情，他毅然返回祖国，参加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奔赴民族的希望之都——延安。
北上途中，日本侵略者肆虐的暴行与焦土之上的遍野哀鸿，深深刺痛着田间的心，时代的激流与胸中的赤诚，汹涌的愤怒与喷薄的呼喊，终于凝成了武汉一夜的那首长诗——《给战斗者》。诗中，他怒斥侵略者的暴行：“吃了肉的/残忍的野兽/用它的刀，/嬉戏着——/人民的/生命，/劳苦的/血……”他发出争取尊严与生存权的呐喊：“我们要活着，/——在中国！/我们要活着，——永远不朽！”他用最直接、最强劲的力道发出了战斗的召唤：“我们/必须/战斗了，/昨天是忿怒的，/是狂呼的，/是挣扎的/四万万五千万呵！”字字如鼓点，句句如号角，叩击着每一个不愿做奴隶的心灵。田间将这首诗概括为，民族危亡之际的“召唤”——“我召唤我祖国和我自己，伴着民族的号角，一同行进。”
时代的擂鼓者：到街头去
怀着对国家和人民炽热的爱，朝着革命圣地延安，向着中国共产党，田间继续前进。
1938年初，田间和聂绀弩、艾青等人一道前往山西临汾的“民族革命大学”任教，战火使得学校被迫撤退，任教未能成行。田间在此加入了丁玲领导的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成了一名战地记者。
由于对小资产阶级文人气质的反感，在相识之初，丁玲对田间能否胜任西北战地服务团的工作持怀疑态度。丁玲在为《呈在大风砂里奔走的冈卫们》所作的序言中谈道：“我并非对‘田间’有成见，也并不是对年纪轻写诗的人有成见，是因为有过一些不知怎么就出了一点名的人，这些所谓诗人的，小说家的，就顶上那眩人的桂冠，满身也不忘记时时放射着艺术风味，实际还是‘司丹康’和‘法兰绒’西装，于是趾高气扬，徜徉过市。”但田间用行动赢得了丁玲的信任。他虚心接受文章的修改意见，对待工作毫无骄气；他热心参与各项工作，抬道具箱子，印刷说明书和特刊，在戏院门口张罗叫卖，不喊苦不叫累。他积极地加入党的文艺事业中，高兴地穿着灰布军装充满信心地走在行列里，一直走到延安的街头去。
1938年春，田间随西北战地服务团到达延安。战争使纸张短缺，受戏剧改革影响，田间想到诗也要有一些新的创作方式，正如马雅可夫斯基的名言“诗到广场去”。8月7日，田间、邵子南、柯仲平等诗人共同发起了街头诗运动，他们在《街头诗运动宣言》中高喊：“写吧，抗战的，民族的，大众的。唱吧，抗战的，民族的，大众的。我们要在争取抗战胜利的这大时代中，从全国各地，展开伟大的抗战诗歌运动。而街头诗运动，我们认为，就是使诗歌服务抗战，创造大众诗歌的一条大道。”一时间，延安城的大街小巷贴起了、写上了一首首街头诗，诗人们用诗推动群众团结起来，走向斗争。
“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敌人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用手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这是奴隶！’”田间的《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是街头诗的代表，他以匕首般的锐利直刺民族危亡的核心——假使不去打仗，刺刀终结的不仅是生命，更是民族的尊严。田间曾回忆到，大约是1939年，他在一个村庄的门楼上，看见了这首诗，用很大的字写着，这让他感到了街头诗的力量，也感到了人民的鼓励。因此，他以饱满的热情投入街头诗创作，用诗歌作为武器奔赴抗日战场。他写义勇军挂着敌人头颅的枪杆，写“多点粮食，/就多点胜利”的生产运动，写破坏敌人铁道的不懈斗争。闻一多曾在《时代的鼓手》中热情地评价田间的街头诗：“只是一句句朴质，干脆，真诚的话，（多么有斤两的话！）简短而坚实的句子，就是一声声的‘鼓点’，但是响亮而沉重，打入你耳中，打在你心上。”
1938年8月，田间加入中国共产党，年底随着西北战地服务团到达晋察冀边区。一路上，田间和诗人们提着标语筒，用白粉笔和黑炭木，在门窗边，在巨石上，在被轰炸过的墙壁上，顽强地写着，战斗着，敲响这时代的鼓声！
《讲话》的实践者：到群众中去
1982年，田间曾在《诗刊》组织的座谈会上回忆这场四十多年前的诗歌运动：“我在延安入党后就到前方去，一路上和邵子南等同志一起继续搞街头诗，那时很活跃一阵子……当时我们只知道为群众，对‘如何为’我们也经常讨论，也有不同意见，但谁也说不服谁……后来毛主席‘讲话’发表了，大家一起学习，有的问题就比较清楚……当时忙于战争，学习也不深，收获深浅不一样。但大家都希望下去，到群众中去。”1942年，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照亮了革命文艺运动的前进道路，也深深影响了田间的思想和创作。在《讲话》的号召下，田间到基层从事党委和群众工作，深入到人民群众的斗争实践中去。
1943年，田间任盂平县委宣传部长，在一个临河的村子里，他结交了农民朋友——村干部老张。老张是一个贫农，又是一位民间艺人，在结伴开展工作的过程中，他常常编写简单顺口的民歌。他动员入伍的新战士，就写“我儿生在青春，希你入伍打先锋”，他跟着老乡劳动放羊就写“羊羔吃奶用头攻，羯羊强糊来讲话，山坡羊快长大，不久咱们可就吃胖啦”。总之老张做什么就写什么，他写的就是他做的，他写下了就一定去做，通俗易懂，贴近生活，群众接受度高，传唱度也广。这给了田间很大的启发——“不知在什么时候，我也有过这种想法，觉得革命的诗人应该是：自己写的自己就要做，这样创作和行动才能一致，诗歌才能有生活实感。”（《下乡二题》）在这条实践的河岸上，在农民老张的身上，田间找到了创作源泉，他决意用诗歌拥抱具体的人，用具体的行动描写人，从人民的斗争生活中汲取创作养分。
于是，越来越多的贫苦农民成了田间诗歌的主角，他们被旧社会遮盖的面容逐渐清晰，他们有了自己的姓名。以一位普通站岗者命名的诗歌《王良》，写下了王良在敌人的围攻下，决不屈服的胸膛；劳动英雄刘万成种的庄稼，苗根如大杯口粗，苗叶如宽带，田间写下《贺刘万诚》，夸他的 地像红毡，玉蜀黍似老虎。这一时期的田间更加注重诗歌的流畅性和口语化，他充分吸收了民歌的特点，写下了长诗《戎冠秀》，讲述了农村妇女戎冠秀反抗旧社会、带领群众翻身解放的故事。另一首长诗《赶车传》则塑造了一位贫农英雄石不烂，他跟随共产党反抗地主压迫，赶着时代的列车，一直奔向共产主义。
从上海滩到晋察冀，从武昌旅馆的孤影到群众的“知心人”，从奔走呼号的热血青年到以人民为师的实践者，田间用坚决的行动回应着时代的召唤，用不懈的创作践行着对人民的初心。正如他在《给战斗者》的《小引》中所写的那样：“我们不要只记得过去，更要紧的是前进，和人民、和生活一同前进。并努力作新时代的主人！”这呐喊，至今仍在历史的山谷回响，而填写时代答卷的笔，交到了我们手上。
（作者系中国现代文学馆办公室助理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