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新亮：作家批评与作家创作的同构性与互补性原创
作家批评是作家在从事文学创作的同时开展文学批评的行为，这历来是文学批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且不论古典文学时期还没有严格的创作与批评的分界，即便到了学科分类鲜明的现代文学时期，如五四作家仍普遍是兼顾创作与批评的“两栖”写作圣手。从文学批评史角度来讲，新时期以来的当代作家可谓是复兴了五四作家的批评传统。探究作家批评复兴的根源，从内因看，每个时代的作家都努力汲取传统所蕴含的力量，实现传统与个人才能的融合。从外因看，新时期以来，文化思想的解放，国外文学的翻译、出版与交流，促进了作家群体的自我反思，激发了作家自觉的创新意识。因此，新时期伊始，作家学者化不仅是一个口号，更体现在作家创作与作家批评一体化的写作实践中。王蒙在介绍西方现代小说理论技巧的同时，创作了大量意识流小说；韩少功在西方现代小说观念的影响下，探寻中国深厚的历史文化根脉。此后，更多的当代作家，如王安忆、王朔、阿城、马原、残雪、余华、张炜、格非、阎连科、苏童、叶兆言、李洱、毕飞宇等，都撰写了大量批评文章。当代作家的批评实践获得了良好声誉，不仅令普通读者击节赞叹，也令学院派批评家刮目相看。作家批评与作家创作是同构性与互补性的文学写作，作家创作可以为作家批评提供丰富的质感经验，作家批评同样可以激发与回馈作家创作。当然，这是批评与创作互动的理想状态。我们也要认识到，作家批评与作家创作之间也存在罅隙。作家批评所探讨的问题能否转化与落实到创作上，作家批评是否一定会带来创作上的进步，这些都将是本文探讨的重点内容。
壹
作家批评与作家创作的同构性
艾略特在《批评的功能》中曾说：“一个有修养的和熟练的作家运用在他自己作品上的批评是最有活力、最高一类的批评；而且（就像我以前说过的那样）有些创造性的作家高出于其他作家，仅仅因为他们的批评才能更为高超。”（1）艾略特在这里强调优秀的作家都具有高超的批评才能。纳博科夫在《文学讲稿》中也论述了优秀读者与优秀作家的同构关系，认为伟大作家与伟大批评家都具有杰出的想象力（2）。作家批评与作家创作都是在阐释对世界的理解，作家批评在某种意义上是更为明确的自我创作观念的呈现，中国当代作家的文学批评清晰地表达了这一同构性。王安忆在《心灵世界》中将小说的本质理解为：“小说不是现实，它是个人的心灵世界，这个世界有着另一种规律、原则、起源和归宿。但是筑造心灵世界的材料却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现实世界。小说的价值是开拓一个人类的神界。”（3）李洱在谈论《花腔》时说：“小说应该想办法激活它与现实的联系，小说应该成为一种特殊的对话方式，一种对话的容器，一种设置了和谐共振装置的器皿。小说在寻找自己的读者，寻找自己的回声，并将那些回声再次发射出去。我喜欢《花腔》，是因为它在很多方面写出了我的理想。”（4）作家塑造理想人物正体现了其对理想世界的向往。
作家批评与作家创作都需要实现历史感与现实感的会通。文学批评正是从文学作品的过去性与现在性的位移中发现魅力，这位移正是历史传统与当下现实的会通。文学批评首先应站在现在看到作品背后的历史。文学经典能够常读常新，必须依赖于文本坚实的“事实感”。“事实感是一件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培养起来的东西。它的完美发展或许意味着文明的最高点。”（5）格非重读《金瓶梅》的文学批评力作《雪隐鹭鸶》，考证了16世纪全球社会转型和文化变革的整体状况，征引了当时的经济与法律、思想与道德、宗教与信仰、风俗与人伦等史料，没有这些生活细节的再现，文学批评的创新性阐释自然无从展开。黄昱宁在评论《傲慢与偏见》中“预祝天气变坏”这一对话细节时（6），回到简·奥斯丁所处的18世纪英国的社会历史，从当时的交通工具马车与复式继承制来理解这句话的重要性，并由此指出小说阐述的观念：婚姻作为当时女性最大的生计，虽然具有喜剧效果，但更合乎现实逻辑。这种将老套的世俗婚恋置于时代文化传统中的理解，是对简·奥斯丁小说的伟大性的再认识，也是黄昱宁文学批评价值的呈现。这就是建立在历史性基础上的文学批评。
同时，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文学批评都要表达过去的现在性，建立起历史与当下现实生活的紧密联系。如果我们的写作只是回到文学传统，即便我们的写作超越了传统的艺术表现力，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范式、语调都是来自传统的，感受也是来自传统的，你写的不是你自己，你跟真实的社会状况没有构成真实的关系，这种写作是无效的。”（7）李洱在谈到作家的创新性问题时曾说：“一个诗人，必须从历史和现实中汲取力量，然后张弓搭箭，给现实以致命一击，同时又反躬自省。”（8）这是作家处理历史与现实紧张关系的重要原则。新时期作家在接受西方现代小说理论的同时，也在寻找中国文学传统的“根”，这也是“寻根”作家处理历史与现实紧张关系的重要例证。他们在接触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技巧的同时，认识到马尔克斯不仅深刻揭示了拉美的历史文化，更因其受到了西方现代小说的影响，才创造了《百年孤独》这样伟大的作品。作家要创新，就必须认识到“文化传统和外来文化，使我们看到了文化的差异性，看到了人性的丰富性，看到了时代性，只有深刻地感知到这一点，我们才能够更好地呈现本土经验，使自己的作品具有本土性”（9）。作家既要超越作为历史传统的本土性，又要关注文化的交流与差异的当代性，唯有在历史性与当代性会通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真正的创新。
贰
作家创作对作家批评的激活
作家批评在出发点上不同于学者批评，学者批评是要通过批评实现理论概括与提升，而作家批评则更多是对创作心得或困惑的进一步阐释。作家内隐的精神世界需要通过文学写作来表达，以揭示个体对世界的深刻认识，但是这种表达不能完全通过创作来完成，于是作家批评就成了作家创作之外表达个体精神世界的又一途径。作家批评是作家创作的补余和延伸，作家创作的思维方式、语言经验、生活感受力，都是作家批评的重要资源。
首先，创作思维对作家批评产生了重要影响。作家批评在行文时依然采用文学创作的方式，是一种再生产式的文学批评。作家创作说到底是对现实生活的艺术加工。文学创作的思维方式必然被带入文学批评实践之中。因此，作家批评在范式特征上都具有明显的创作化倾向。作家批评善于以重述文学作品实现批评意图，重述作品实际上就是把批评对象作为材料进行新的创作，以自我的情感与认知对他人的作品进行新的阐释。马原的《虚构之刀》《阅读大师》，王安忆的《心灵世界》，毕飞宇的《小说课》，阎连科的《作家们的作家》，李洱的《局内人的写作》，无不采用这种批评策略。作家批评几乎都是换个角度与方式把阅读的作品重新讲述一遍，在讲述的过程中表达批评的立意。叶立文对先锋作家的文学批评做过概括：“所谓复述，指的是先锋作家在解读文学经典时，并不像学院派批评那样以某种理论方法为批评依据，也不像媒体批评一般热衷于简单随性的价值判断。他们的批评方式，首先是一种对经典作品故事情节的‘复述’，即‘用写作者的感觉去追随别人的写作’。把别人写下的故事缝缝补补再讲一遍，而且还在瞻前顾后的复述进程中左右逢源，通过不断融入自己的写作感觉与阅读经验，达到与批评对象展开精神对话的研究目标，如此多元复调的批评奇观自会令读者耳目一新。”（10）其实，不仅先锋作家批评，几乎所有作家批评都具有创作化倾向，这是文学创作对文学批评的激活。作为文学批评的一种策略，重述不等于重复，而是对文学作品的空白进行创造性阐释。余华说：“文学阅读和批评的价值并不是指出了作者写作时想到的，而是指出了更多作者写作时所没有想到的。”（11）这是典型的生产性文学批评。文学批评就是要揭示作品没讲的内容，同时还要跳出文本，看文本与现实的关系，尤其是文本所疏漏的地方。现实本来就包含作家、作品、读者、世界等要素，文学批评不仅是文学阐释，也是文学生产。从这个意义来说，作家批评是在重述他人作品的过程中进行文学再生产。
其次，作家创作中的语言经验为作家批评关注语言的审美分析提供了重要支撑。作家对语言有着敏锐的辨识力，这为作家批评坚持语言为本体的批评实践提供了经验与资源。汪曾祺的“写小说，就是写语言”（12）的语言观，成为当代作家批评的重要策略。新时期以来，作家批评对语言的高度自觉已经成为共识。张炜认为，当前文学作品中语言浮夸现象的根源，就是没有控制好语言中名词、动词与状语的关系，“写一句话，总是不知不觉间将形容词、将状语部分膨胀起来了。不遗余力地修饰句子，最后弄得花拳绣腿，虚胖浮肿。语言当中最有力量的还是名词和动词，他们是语言的骨骼，是起支撑作用的坚硬部分”（13）。毕飞宇在文学批评中特别关注文学语言的准确性。他以《朗读者》中女主人公汉娜在厨房里换袜子一事为例，认为有的译本翻译为“她金鸡独立似的用一条腿平衡自己”，“金鸡独立”就是语言的“虚胖浮肿”，“它伤害了小说内部的韵致，它甚至伤害了那位女主人公的形象”（14）。语言翻译中的变异成为作家批评的另一个重要视角。李洱关注文学语言在翻译过程中的往返旅行，他以杜甫的诗歌《春望》为例展开论述。墨西哥诗人帕斯将《春望》翻译成西班牙语，由西班牙语再翻译成汉语时，诗歌意象发生了有趣的变化，古诗中的城墙、吊桥、护城河，在译诗中成了广场、街道等，由此“我们获得了一种奇异的现代感，所有意象被重新激活了”（15）。这一发现为文学写作找到一条在外来文化的激发中探寻新路的途径。
再次，作家批评受益于作家创作还表现在注重对现实生活的感受力。与学者批评的出发点往往是某种批评理论不同，作家批评的出发点永远是现实生活本身。张炜说：“人的感悟力来自后天的生活，也来自先天的本能。大自然是培育想象力的最重要的母亲，人从出生起就开始默默地接受她的教育。人离开了大自然，被关起来，关在一个似乎充满艺术知识的大殿堂里，那种感悟力却会退化。”（16）王安忆谈到自己的创作时也说：“我渴望创造的是我在现实里无法实现的一种生活，无法兑现、仿佛是乌有之存在，但在某种程度上又和我的生活有关系，如果没有在现实生活中积累起的情感的容量，我不可能产生创造另一种存在的欲望。”（17）现实生活激发作家的创作热情，也成为作家从事文学批评的动因。王安忆与毕飞宇都解读过莫泊桑的《项链》，虽然批评的视角不同，但是批评的出发点都是现实生活。王安忆看到莫泊桑小说的虚构是在现实逻辑之下的合理演绎；毕飞宇则从当下回望历史，深入19世纪后期的法国社会，考证经济状况、道德伦理与社会风俗，得出莫泊桑生活的社会是坚守契约精神的社会这一结论。前者注重分析作家的写作逻辑，后者注重从文本透视作家生活的世界。作家批评常选择经典作品为批评对象，以期学习经典作家的写作技巧与策略，观察其与所面对世界的沟通交流方式，这不仅是对文学创作传统的尊重与学习，更是向文学写作伦理的致敬。
叁
作家批评对作家创作的回馈
作家批评与学者批评有着鲜明区别。从批评的目的性来看，作家批评更指向文学创作的具体问题，学者批评则更指向小说理论的建构。因此，作家对待学者批评向来持保留意见，因为“小说理论的有效性和小说批评的正确性，常常不能解决小说家创作中的问题，这些问题通常在理论关注的问题之外”（18）。从这个意义来说，作家批评无论是创作谈，还是对他人作品的品评，都是对作家创作的自审式批评，会帮助作家实现创作上的调整与突破。作家批评应该是文学批评中回馈作家创作最为直接与有效的一种批评方式。
当代作家的批评实践的确促进了作家创作上的调整与突破。新时期以来，作家们基本上摆脱了惯性写作，不再秉持以一种创作风格贯穿整个写作生涯的方式，而是积极探索新的创作风格的可能性。王蒙、贾平凹、王安忆、余华、苏童、格非、毕飞宇等作家无不尝试着创作转型。他们的转型，一方面有文学自身发展演变的因素，更重要的是受益于作家的阅读与批评对文学创作的反馈。新时期初期，小说家们更多地学习西方现代小说叙事技巧，他们不仅关注中外经典小说，也关注古典诗歌与散文。小说家的古典诗歌批评是作家批评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作为小说家的张炜、毕飞宇，在诗歌批评方面写过许多优秀文章，这些批评无疑对他们的小说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我们讲小说，却谈到了诗和散文，因为这是通向小说之路。”（19）贾平凹的散文研究也为其小说创作转型打开了新局面，从早期的“商州系列”关于社会改革与历史文化的关注，转向对生命本体的思考。格非的文学创作转型更是基于其文学批评的实践与探索。他早期的先锋小说创作与其关注现代小说叙事艺术的《小说叙事研究》《塞壬的歌声》等文学批评，构成了互动关系。90年代后期，格非因研究废名更加关注中国古典抒情传统，撰写了相关批评文章，这些探究带来了“江南三部曲”从先锋叙事到抒情历史想象的风格转向。近10年来，格非在《文明的边界》中对传统与现代、自然与文明、时间性的相关探究，又与《月落荒寺》《望春风》《登春台》等小说的创作观念彼此呼应，实现了从抒情的历史想象向现实主义的回归。
作为批评回馈创作的另一方面，必须要指出，作家批评所谈论的技术问题并未完全落实到创作中。作家批评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作家的学者化转向，也为其文学创作带来了新变。但学者化未必一定能实现创作上的突破，甚至可能带来一些新问题。
一是使文学作品出现学术化倾向。创作与批评毕竟存在着思维方式与话语方式的区隔，作家从事文学批评久了必然也会将文学批评的思维方式与话语方式带入创作。尤其是面对信息时代爆炸式的传播效应，文学写作的范式也受到极大冲击，写实比虚构更具有诱惑力。于是，非虚构写作成为潮流。非虚构文学的兴起宣告生活高于作品，现实生活比小说虚构更精彩。小说的虚构力量被作家降到了历史低点。但是，写实并不是文学的唯一基础。现实生活的非虚构观察与描写只是经验本身，并没有被改造与提升为审美经验。伟大的作家必然要超越经验主义，作家批评的技术理性分析与对科学实证主义的尊崇，带来了创作技术细致化问题，这成为当代作家创作中的一种常见现象。李洱的《应物兄》对儒家文化的连篇累牍，葛亮的《朱雀》《北鸢》《燕食记》对戏曲、书法、烹饪的细致描述，毕飞宇的《欢迎来到人间》对肾脏移植技术的精细叙述，格非在《登春台》中对月季花的科普、对大量西方哲学理论的论述，使得小说叙事呈现出明显的学术化倾向，生活的质感经验让位于科学的理性分析。这些细致叙述如不能有效地与故事人物命运与情节演进相联结，就会成为小说叙事的累赘，会伤害阅读小说时的审美体验。
二是思想性探讨过于凸显。文学创作依赖形象思维，文学批评依赖理性思维。作家批评带给创作的新问题是，作品的思想性越来越清晰，而人物形象却越来越扁平化、格式化。毕飞宇的小说创作十分注重现实感与人物内部的精神世界。《欢迎来到人间》是其沉寂10年后的一部长篇小说，但这部小说并没有呈现其在《小说课》《小说生活》中所讨论的小说艺术应有的样貌。毕飞宇在探讨小说理论的批评文本中，把很多问题都讲得很清楚，但一回到创作上，又偏离了其论述的方向。如何将小说的现实感与小说人物的内部精神世界有效联结，毕飞宇说得十分清晰：“对‘现实感’的判断，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逻辑问题，而是一个美学问题，读者有权利跳过逻辑作他的美学结论。对我来说，‘现实感’就是一种错觉，它是望远镜或显微镜底下的世界，这世界仿佛在视觉之内，其实，它在视觉之外，是神奇的‘虚构’帮我们完成了奇妙的、伟大的视觉转换。”（20）但《欢迎来到人间》给读者的感受恰恰不是美学判断，而是逻辑判断，虽然作品的思想很深刻，却失掉了审美的趣味性。毕飞宇塑造的小说主人公傅睿，其内心精神世界的荒芜带有现代性的格式化特征，一直都在读者的“视觉之内”，并没有真正的突破。王安忆曾谈及作家与哲学家的不同：“哲学家可以在很多不同的东西里发现相同的东西，但是作家，则是在看似相同的东西里发现个别性。”（21）如何避免思想的同一性掩盖人物形象的独特性，是当代小说创作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文学的思想性只能通过塑造具有个性的人物形象来实现，而非通过人物之口来阐述，否则小说的人物形象就会变得扁平，小说的精神浓度就会变得稀薄。这一问题在当代小说创作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应该引起重视。
作家批评与作家创作既同源又互补，是作家理解世界的两种不同方式。文学创作偏向于解释世界的丰富性，文学批评偏向于阐释世界的普遍规律，两者虽有区别，却并不存在泾渭分明的界线。因此，超越边界、走向整合的写作实践应是处理两者关系的最好方式。文学批评中充盈着文学创作鲜活的质感经验，文学创作中闪烁着文学批评深刻的思想光辉，两者应彼此辉映，而不应以模仿或同化对方来实现转型与创新目标。辩证地处理好创作与批评的关系，作家批评不仅可以为当前文学批评话语的重建提供动力，也会为作家创作的创新实验带来突破。这是当代作家在批评与创作的互动中给予文学的宝贵经验。
注释：
（1）（5）〔英〕T.S.艾略特：《艾略特文学论文集》，第72-73、74页，李赋宁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
（2）〔美〕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文学讲稿》，第4页，申慧辉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
（3）王安忆：《心灵世界》，第3页，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20。
（4）（7）（8）（9）（15）李洱：《局内人的写作》，第241、194、34、44-45、200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21。
（6）黄昱宁：《小说的细节：从简·奥斯丁到石黑一雄》，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
（10）叶立文：《“复述”的艺术——论当代先锋作家的文学批评》，《文学评论》2012年第4期。
（11）余华：《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第2页，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5。
（12）汪曾祺：《林斤澜的矮凳桥》，《汪曾祺全集》第9卷，第41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
（13）（16）（19）张炜：《小说坊八讲》，第21、98、127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14。
（14）毕飞宇：《小说课》，第7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17）（21）王安忆：《小说六讲》，第38-39、37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14。
（18）王尧：《“小说理论”共同体中的“小说家言”》，《当代作家评论》2024年第2期。
（20）毕飞宇、张莉：《小说生活：毕飞宇、张莉对话录》，第35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