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士强：“00后”诗歌，小时代，语言诗学
若干年后，当人们讨论起2025年的诗歌，他们将会记起《北京文学》重磅推出的“‘00后’诗歌大展”，作为一个诗歌事件，它已然进入人们的文化记忆之中。说到“大展”，诗界中人自然会联想到1986年的“现代诗群体大展”，这是“第三代诗歌”的破土而出与凤凰涅槃，一群20岁出头的年轻人站到了历史的聚光灯下，风云激荡，鲜衣怒马，意气风发，发出了属于他们自己——同时也属于一个时代——的诗歌声音。“第三代诗歌”以对于“朦胧诗”的超越和反叛为鲜明特色，在观念、技艺、语言等层面实现了对于汉语新诗的更新与重塑，一时风光无两，并迅疾被经典化，成为诗歌史上一次可遇而不可求的诗歌革命，推动了中国新诗的转型与前进。时隔近四十年之后，又一次“大展”来袭，其主角由“60后”变为了“00后”——仍是20岁出头的年轻人。现在来讨论“00后”诗歌，主要的也是强调其年轻，他们代表新生力量，代表活力，代表诗歌的未来等等。而这里可勘类比的另一个例子是海子。1989年3月26日，海子于山海关决绝离世，时年25岁，他留下了大量诗歌作品，完成了作为诗人的一生。而对于“00后”诗人来说，其中年龄最大的也已经25周岁，实际上已经没有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么年轻了。应该说，“00后”诗歌登上历史舞台，是时候了！
这里面至为重要的一个问题便是：“00后”诗歌到底有没有提供新质，能否构成一种美学革新甚或革命？在我看来，既不应简单地肯定其有，也不应轻率地否定其无，它至少是提供了一定的可能性，带来了若干的新气象。
从成长环境和时代氛围来看，“00后”诗人所面对的是一个无可挽回的“诗歌小时代”，整全、统一、宏阔的“古典想象”一去不返，而今是一个碎片化、原子化、不确定的时代，分裂与隔绝愈益显豁，人们的视野、格局、关切愈见窄狭。如果结合“第三代”诗歌的历史语境来看，其间确乎有着明显的不同。彼时正处于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时期，整个社会呈现一种大破大立、积极进取、走向世界、奋发有为的发展态势，于诗歌而言也是如此，“拿来主义”，兼容并包，混乱、躁动、野蛮生长，固然不成熟、不稳定但是有活力、有创造性。那是弥足珍贵的历史的上升期、成长期，也是一个诗歌的大时代。四十年之后的现在则显然已有质的变化，经济、社会层面在经过数十年的高速增长之后其综合实力与整体格局已发生根本性改变，并进入一个新的机遇与困难并存的发展阶段，而诗歌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各种先锋性探索与实验之后，在21世纪初网络的快速发展与普及所带来的“狂欢化体验”之后，近年进入一种更为平稳、舒缓的阶段，其更加专注于自身建设，由“左奔右突”到“自说自话”，由“大开大合”到“精工细作”。整体性已然失去，公共性愈显稀缺，现实与虚拟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精神性与理想性特征消泯，诗歌也成为“小诗歌”，越来越小众化，成为小圈子中的存在，其与公共文化生活的关联、互动越来越少，写作者的“野心”与抱负也越来越小。
如果说80年代整体而言是一个积极、明亮、“相信未来”的时代，四十年之后的今天更多的则是晦暗、暧昧、怀疑主义的时代，“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简单的价值判断都容易被认为是片面、经不起质疑的，一切直接的情感抒发都容易被认为是肤浅、幼稚、不成熟的。“00后”诗歌写作中较具普遍性的一点是抒情的放逐，他们对于事物的处理更多是疏离、审视、若即若离的，具有较为明显的戏剧化、反讽性特质，他们的诗歌更多是知性、智性的，隐藏、后撤自我，距离“脑”更近而距离“心”稍远，这有利于呈现事物内部的复杂境况，但同时距离明心见性、直击人心的特质稍远。顺带说一句，目前所见“00后”诗歌作者较大比例系在读大学生或研究生，这使得他们的作品较具学院派特征，这一现象或在此后仍将较为普遍，在学院读书、工作的诗人的比例将远大于其在整个社会人口中的比例，诗歌的学院化已经并将继续成为诗歌发展一个重要趋向。
“00后”诗歌在语言、修辞的层面颇为用力，具有较明显的“语言诗学”特征。语言的更新、重构其重要性是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的，很大程度上，当今的现代汉语由于重重外在因素的影响已然高度制度化、高度板结，失去了弹性与活力。语言的状况与思维、思想、观念的状况密不可分，而语言的腐败也是社会诸多方面问题中至为基础、内在的问题。就此而言，现代汉语诗歌最为重要的责任之一便是抵制现代汉语的腐败，是擦拭、重生、再造汉语，以恢复和发扬它的活力、诗性、创造性与可能性。在大展第一辑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了年轻诗人对于汉语的郑重态度：“每一个真正的诗人/都是手持语言火炬的人”（坎离《在荒草中间》），“写作，将心放在火上炙烤，放在冰中呼吸/把自己从人世间克服过来/继续漂泊，继续探索/这是一场危险的旅行”（羊金龙《写作，当形同木偶》），“在空白处写下一个词。/在黑暗中凿出一个洞。”“凿向不透光的夜空，凿出月亮和星星/凿向不流动的坚冰，凿出眼泪和人群/凿向痛苦的河蚌，凿出珍珠/凿向破碎的蛋壳，凿出羽翼”（王冀缘《献给布罗茨基或某位诗人》），非常成熟、深入、独到，这里面所体现的写作态度和语言态度，均值得称道。整体而言，“00后”的诗歌写作在发掘和拓展现代汉语表现力方面用力尤深，现代汉语的某些基本特质与样貌或许正在发生潜移默化而意义重大的改变，其未来值得期待！
不过，仍需提及的一点是，语言并非诗歌的终极目的，语言仍然需要联接其他的维度才能使诗歌真正成立并更具意义。语言需要与人的生存、命运、内心困境、心灵境遇等深度相关，需要与自然、社会、历史、文化、文明等产生广泛而深切的关联，于优秀的诗歌作品而言这是不可或缺的。年轻写作者所长在语言，所短则在于容易将语言的问题中心化甚至唯一化，而忽略了更为广阔的生活与存在，忽略了人生的修为与情怀、境界的提升，或者说，仅仅停留或沉迷于“时代”的“小”，而缺乏对之的警醒与超越，使得诗歌仅仅成为一种“技艺”，止步于一种语言行为、修辞行为。应该看到，语言诗学固然重要，但它并不是唯一的，不是目的，如海子从荷尔德林那里所领悟的：“诗歌是一场烈火，而不是修辞练习。”卓越的诗歌，它还需要生命诗学、历史诗学、自然诗学、文明诗学、宇宙诗学等等向度，它需要如《中庸》所言“致广大而尽精微”，也需要如鲁迅所言“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这么说当然并非大而化之对于“00后”写作的否定，事实上就本辑作品而言，他们的特点、风格、发力方向各有不同，亮眼之处颇多，难于一一尽数。只是作为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有必要在此提出来，以引发进一步的思考：语言诗学，然后如何？
——这，恐怕是对于“00后”诗人的重要考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