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文学》2025年第8期｜冯骥才：清流——五大道生活（1942—1966）
冯骥才，祖籍浙江宁波，1942年生于天津，中国当代作家、画家和文化学者，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院长。他是“伤痕文学”代表作家，其“文化反思小说”在当今文坛影响深远。作品题材广泛，形式多样，已出版各种作品集二百余种。代表作《啊！》《雕花烟斗》《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神鞭》《三寸金莲》《珍珠鸟》《一百个人的十年》《俗世奇人》《单筒望远镜》《艺术家们》等。作品被译成英、法、德、意、日、俄、西、阿拉伯等近二十种文字。多次在海内外获奖。他倡导与主持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传统村落保护等文化行为对当代人文中国产生巨大影响。
导 读
冯骥才先生是位多才多艺、阅历丰富、有传奇色彩的名作家，近年来推出的一系列自传作品格外引人瞩目。本作系冯先生回忆青少年时代（1942－1966）在天津五大道租界生活的最新自传，行文质朴儒雅，又暗藏机锋，如涓涓清流般娓娓道来，于平和中见往事，于无声处听惊雷。
清流——五大道生活（1942—1966）
冯骥才
序诗
一
人愈老
童年的印象反而会愈清晰
就像春天留在草地里的脚印
在寒冬的雪地里神奇地显现出来
这就是
生命的记忆或者记忆中的生命
二
江行万里
在将入大海的一瞬
忽然掀起一个排天大浪
并回首
深情地遥望它
万里之外
依然发光
的
源头
三
没有人能够回到昨天
文字却能记住昨天
并把昨天的风景带给明天
一个人只有经历是属于自己的
如果我自己不写
谁会帮助我记住这些事情？
一、祖居不在天津
我的出生地是在渤海边的天津，老家却在很远很远的一千多公里之外的宁波。二十世纪二十年代（1924）我爷爷带着十岁的父亲离开宁波，迁至天津，那时很多地方还不通火车，要多次换车，还要乘轮渡，宁波是大运河起始的南端，天津在大运河北部的尾端；由宁波来天津非常折腾。爷爷到天津后就再没回去过。父亲也没回去过，我自小脑袋里对宁波的印象全是一些虚幻的五光十色的碎片。比如，在爷爷屋里听到的老乡们嘴里叽里咕噜的宁波话，比如每逢过年必吃黏黏的喷香的炒年糕，比如父亲说他小时候蹲在宁波老家竹林里屙屎，时间一长，会叫新长出来的笋尖扎到屁股。再比如自小填写简历的籍贯一栏中，都要写上“浙江慈溪五马桥花园冯家”几个字，慈溪是哪儿，五马桥在哪儿？还有老家的一副对联，家家悬挂，我家过年时也挂，叫做“大树将军后，凌云学士家”，这对联说的是什么就更摸不着头脑了。单凭这些碎片形不成任何印象。
随着年龄的增长，懂的事多了，对家庭的了解便多了起来。我最先知道的一位祖先，便是冯氏历史中鼎鼎大名的人物叫冯异，他就是老家那副对联中的“大树将军”：汉朝人，曾辅佐刘秀打下天下，建立了东汉。我这位祖先骁勇善战，但为人谦和退让，逢到军中评功论赏时，他就独自躲到一棵大树下歇憩。人们钦佩他建功却不争功，给他一个美称，叫“大树将军”。这位祖先叫我对老家那边隐隐地心生敬畏。我还依照想象给他画过一张像呢；一身铠甲，披着披风，挎剑拿刀，倚着一棵大树坐着。大家看了都笑，爷爷却说冯异就是我画的这样！
后来爷爷告诉我，冯家最早的祖先并不是冯异，而是更早的西周时期齐宣公的少子齐通，由于受封于冯城，子孙便姓了冯。由此，我知道我家姓“冯”的由来。
到了汉代的建安时期，冯异的六世孙忠贞公（名冕），官做到朝散大夫，因为厌恶董卓在朝廷飞扬跋扈，请求外职，被派到浙东的句章做县令。句章是宁波的前身，历史非常久远；唐代开元年间改称为慈溪，我老家慈城是慈溪的县城，故而慈城的冯氏一族就把冯冕称做“始祖”。冯异之所以名气更大，是由于他人品贤德，受到后代敬仰，实际上他是我们冯家的“精神领袖”。古人敬祖中，都含有一种“家族的价值观”。
我老家古联中的上联“大树将军后”，便是表示以冯异为荣。下联“凌云学士家”，是说冯氏在慈城由唐末而今一千多年间，相传了三十九代，中间出了不少显赫的人物，单是进士就有五十六名。古代崇尚读书做官，冯氏出了这么多进士，当然被视为家族的荣耀，引为自豪。现在慈城还保留着写着一行行冯氏进士姓名与朝代的“进士牌”。
慈城的冯氏有点特别，很少有人务农，大多都在两方面使劲：一是读书，考取功名，入仕途；一是经商，做买卖。冯氏在这两方面都很成功，进士多，经商致富的人更多。冯家人很倾心自己的家园，有了实力便在慈城建房盖屋。当年慈溪县城慈城中有一半的房子是冯姓的，所以慈城民间又有“钱家谷，冯家屋”和“冯半城”之说。
1992年我第一次在宁波办画展，初入慈城，立刻被震撼了。完全没想到我老家的历史保存得如此完好、完整，好像由古至今一直原封没动。一些老屋老墙保持着明韵乃至宋风；站在街口巷口往里一看，全是通往过往岁月的时光隧道；还有那些寺庙、藏书楼、官家大院、商铺，以及牌坊、老树、地面磨光的石板，叫我轻易地走进了家族的历史和历史的家族。我见到了父亲出生的房子，爷爷的客厅，世世代代饮水用的古井，远房的亲戚、家谱……一位族姐名叫冯一敏，还把她家珍藏的四幅明代绘制的祖先像送给了我。其中两幅画像是慈城冯氏第二十五世（明代嘉靖）冯燮及夫人。画工水准极高，连人物的性情与神态都画出来了。上端还有冯燮侄孙冯若愚的题赞；冯若愚是明代万历年间的进士，工诗善书，书体端庄，笔墨厚重，名极一时。在慈城有很高知名度。这画像叫我清清楚楚看到几位先人的模样，特别是一幅女先人画像，与我姐姐很像，使我很惊讶。
在离祖居不远的一个山坡上，我找到父亲曾说的小时候蹲着屙屎叫笋尖顶屁股那片竹林。这片竹林婆婆娑娑，葱绿可爱，由于头天夜里下了一场雨，竹林里到处都是尖尖的嫩白鲜亮的青笋尖。我还在祖居东南墙外找到了“五马桥”的遗址。据说当年慈城大多的街道都是“半街半河”，一半街道，一半河道；街道走人，河道行船。逢到街口，道路相交时，河水也相交。阮仪三先生对我说这是典型的江南古建中的“双棋盘格局”，逢到河水相交，必有一道小小的石桥；水陆交错，小桥横斜，那时的慈城一定十分独特好看。
我家所在的民主路上大户人家多，故石桥宽一些，据说可以五匹马并行，故称“五马桥”。桥上曾经还有一座精美的石坊。慈城桂花树十分多，年年金秋满城桂花盛开，绿叶黄花与白墙灰瓦相互掩映，处处如画；待到落花时节，人们把落在地上的花瓣用竹帚扫到河道中，花瓣顺流而下，流入城南的骢马河中，使得一条大河铺满金黄色，十分壮丽夺目。可惜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为了“改善交通”，把所有河道都填平，石桥和石坊都堆进河道里。古镇的风光不再，只留下了一些空空的地名。历史是无法复原的。失去的便永远失去，这是历史的无奈，也是历史的哀伤。
尽管我第一次回到老家，我不曾在这里生活过。一切一切都不曾见过，但奇怪的是我没有任何陌生感，一景一物后边仿佛都有一种隐隐约约的亲切、一种温馨，是不是因为它们曾与父亲爷爷在一起？爷爷曾经从祖居这扇老门进进出出吧；父亲肯定是喝这口老井里的水长大的；横在院中的粗铁丝，一定晾晒过他们的衣衫；房间里略略有点湿凉的空气里分明还有爷爷和父亲的气息呢，我从别的地方还能找到这种沁人的熟稔的气息吗？当我乘坐的汽车从一个街口拐过时，一个站在街旁、五六岁的男孩调皮地冲我的车子尿尿。我忽然想到父亲小时候也会是这样子吧？这惹起了我一阵感动。我感觉在这遥远而生疏的老家里肯定有我生命的基因，通过血缘一代代神秘莫测地传递到我的身上，与我相关与相牵。于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故乡的情怀无限柔和地来到我的身上。这次回家之后，便情不自禁地画了一幅画叫做《雨竹图》，上边还题了一首诗：
疏疏密密雨，
轻轻重重声，
浓浓淡淡意，
深深浅浅情，
远远近近事，
都在此幅中。
后来我把这幅画送给老家，据说他们挂在了祖居的正厅“怀先堂”迎面的大墙上。
这次我还真动了感情，卖掉了画展上的五幅画《老夫老妻》《深睡》等，得款二十万元，这笔钱在当时还是不小的数目，我用这钱捐修了月湖边上的贺知章祠堂。祠堂过于残破，无钱修缮，城市改造计划中要拆除，但我老家怎么能失掉这么珍贵的古迹？这样，祠堂保下来，我和遥远的老家也拉近了。
二、姥姥
母亲一家也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来到天津的，也属于“新移民”。新移民这事我后边再说。
我对母亲家世，不像父亲家世，有点说不清楚。对父亲家，不管知多知少，还能说个来龙去脉，对母亲家则如烟雾，一片朦胧。我所知道的母亲家的事，都是从姥姥嘴里听来的。但姥姥没有成本大套地给我讲过，只是说闲话时偶尔凤毛麟角般带口提过几句，听起来像传奇。
母亲戈长復（1917—2023）出生于山东的济宁，父亲冯昌照（1914—1989）出生于浙江宁波，两人的老家正好一南一北。有趣的是，父母两家刚好是“一文一武”。父系从文，读书做官经商；母系从武，姥姥说外祖父的父亲就是行伍之人，四个儿子也都在军中做事。外祖父是一员武将，清代末期曾在张勋手下供职，由于征战有功，做了少将。当时的少将是多大的官不知道。但外祖父在济宁城中邵家街的家可是一个特大的“深宅大院”，不比宁波慈城的“冯家屋”差。家中有个极大的后花园，守在城内一角，母亲小时候站在院中，天天早上能远远看见士兵站在城墙上吹“起床号”。这个花园被称作“戈家花园”，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陪母亲去济宁寻访故里时，还有人知道“戈家花园”，我们找到那里，但早已经风光不再，盖满了高高矮矮一片新楼。我们只在“戈家花园”原址后边找到一段未拆除的残存的老街，依然还叫“邵家街”。令人惊奇的是，从这老街上的一户人家走出一位八十多岁的老翁，他大概耳朵背，说话声音很大，叫着“是戈家二小姐回来了吗？”这老翁姓张，是当年母亲家的邻居。他说儿时与母亲一起玩过，他和母亲交谈起往事，令人惋愕、叹息、伤心，两人不禁都流下泪来。
外祖父1882年（光绪八年）生人，名戈奭，字子良，人称他戈子良。我少年时见过外祖父的照片，四方脸，浓眉大眼，肌沉肉重，身大力强，典型的山东大汉。他做官的时间不太长，大清灭亡不久，便辞掉了公职，“解甲归田”，在后花园中辟出一块田地，种菜种瓜；我见过他的另一张照片，头戴竹笠，荷锄而立，旁边还有家丁，也打扮成农夫的模样，这显然是在做“归田秀”。从他的神气看，好像不供公职，反倒更适合他的性情。在姥姥嘴里，他是个开朗、随性、热情、活跃、喜欢交际的人，整天迎来送往忙个不停。我家还有一张照片，是他代表山东名流去济南车站迎接泰戈尔时的留影，泰戈尔个子挺高，外祖父膀大腰粗，一点不输给贵客，站在泰戈尔一旁神情饱满，兴致勃勃。他家业大，出手也大，热心公益，兴办教育，闹灾荒时开粥厂救济灾民。据说他的粥厂人很挤，因为他家的粥稠。济宁地处黄淮的交汇区，常年被水患困扰，故而外祖父对济宁浚通与兴修河道十分卖力气，史料上留下许多这方面的记载。后来他兴办林厂，也是因为大地上的植被和森林受到破坏，造成土壤流失，洪水一来便泛滥成灾，只有植树造林，才能从根本上杜绝水患。为此，他把林厂从济宁一直建到了济南，买山（金牛山、四里山等）养树，由于济南的事多，在济南魏公庄买了房子，连家也搬到了济南。
外祖父最要好的朋友要算康有为。他和康有为是在张勋那里相识的，由于性情相投，成了要好的朋友。实际上两人岁数相差不少，差不多是忘年交。康有为多次来到济宁和济南看望外祖父。外祖父家中有许多康有为给他写的字。其中一副是外祖父住在济南魏公庄时，请康有为来家中赏菊，康有为提笔写的。对联的内容十分奇异，直到现在也不十分明白。上联“将军思大树”，下联“壮士爱菊花”。上联的“将军”指的是谁？为什么“思大树”？是指外祖父植树造林吗？可是“将军思大树”明显用的是“大树将军”的典故。这个典故可是来自我父亲的祖先冯异啊！康有为题写这副对联时是1926年，那年母亲不到十岁，人还在山东，距离与父亲相识还差得远呢！那么这句“将军思大树”又是从何而来？里边是否暗藏着父母姻缘的一个玄机？这个事在我心里至今是个谜。
还有下联“壮士爱菊花”中的“壮士”明摆着是指外祖父，为什么称外祖父为“壮士”？再有，康有为还给外祖父另写过一副对联“种菜英雄老，买山心事长”。居然称外祖父是“英雄”了，为什么？这就谁也说不清了；姥姥也说不清，那时代，男人在外边做事，女人是不问的。特别是外祖父后来为什么举家迁到天津，就更没人能说清了。
记得我小时候，家中的老相册里还有一张挺大的银盐照片。几个中年男人坐在山间古松下几块大石头上，很威风。正中一位穿着袍子马褂的是康有为；旁边一位正襟危坐的是外祖父；还有二人是当地的要人，不然不会和康有为并排而坐。姥姥坐在一旁就显得挺弱小；姥姥身边一个小女孩倚傍而立，娇小可爱，大约四五岁吧，正是我的母亲。姥姥说外祖父多次陪康有为游泰山，这一次是在经石峪一带。姥姥还说康有为特别喜欢刻在经石峪的《金刚经》，字体宏大，古穆沉静，博宽舒放，应是北齐高僧安道一所书。康有为称它为“大字鼻祖”。据说康有为曾在峪谷旁从山民手里买了几间屋，要做为书房，但买了之后一直闲在那里没有用，屋顶上都长满绿草。
然而，那时我年龄太小，根本不知道康有为是谁，只是从大人们的口气中感到这个人不一般。心中更钦佩的还是外祖父，像小人书中一员威风凛凛的武将，还有他的乐善好施，疏财仗义，热心公益，喜欢把这些别人不做的事揽到自己的身上来。我心里崇拜这位未曾谋面、胸怀一股豪气的外祖父。
姥姥名叫傅芷棠，1890年生人，身材瘦小，体轻，小脚，戴着一个细金丝边的眼镜，头发总梳得整齐光亮，说话不多，语调很轻，清雅文静，有一种江南人的气质。曾经听说她是苏州人，嫁到山东来的。这是讹传。其实她是地道的济宁人，姥姥的父亲做邮政，据说因为喜欢外祖父的性格与能力，把女儿许给了外祖父。从外表看，外祖父与姥姥不般配。姥姥太文弱，但她骨子里却有一种山东人的倔强。外祖父1928年到天津，1935年过世。那时她才四十多岁，便把家扛起来。舅父收入微薄，三个孙女便由她拉扯着。姥姥不工作，运筹这个家庭之难之苦可想而知。但表面看不出半点窘迫；她始终穿一件素雅的偏襟长袍，从不戴耳饰，矮小的身子腰板挺直，不多说话，脸上静得好似一潭秋水。
沉默寡言的人不一定不想说话。她偶尔间也要说说话，譬如和我。别人都说姥姥只和我有话说。大概我喜欢听她说话。我爱听姥姥用别有韵味的济宁的口音，讲她老家和外祖父的事，再有便是讲一些历史小说和泰山了。她讲的内容全都闻所未闻，别人讲不出来。姥姥肯定看过大量的老小说，这些小说全像印在她的肚子里。只要她一张口，书中的故事和人物全都活蹦乱跳地出来了。我是从她的嘴里知道《三国演义》《说唐》《说岳》《东周列国志》《隋唐演义》《杨家将演义》的。姥姥记性真好，书里边所有的人、所有的事、所说的话，全都一清二楚；她讲的一些故事我有小人书。我把这些故事和小人书一对照，全活了。关公、吕布、蒋干、罗成、李元霸、八大锤、雄阔海、杨七郎、穆桂英等等在我心里全是活人。后来，我慢慢认字多了，找来原小说一读，愈发钦佩姥姥的记性，她怎么记得一字不差？人说，心里干净的人记性好。姥姥肯定是这种人。
姥姥还常讲泰山，一半是因为我爱听，一半是姥姥自己想说。我从她嘴里知道中天门、快活三里、五大夫松、百丈泉、十八盘和极顶。知道在斗母宫可以一边吃素面一边听山涧里的泉水声，知道天街上的人怎么生活，知道经石峪石头上的字和猪八戒有关；知道泰山有八千多道台阶；姥姥还说去到山顶的碧霞祠烧香拜佛的老婆婆们在石碑上怎样把硬币的花边磨掉，再打个眼儿，穿一根红绳挂在孙儿的脖子上，祈求“长寿无边”。姥姥特意对我说，登山路上必要经过一个地方叫廻马岭，岭前有一个石牌坊，牌坊上就刻着“廻马岭”三个字。将来如果我上泰山到了这里，必须赶紧穿过牌坊一直往上爬，因为我属马，属马的人避讳“廻马”二字。外祖父属马，当年到廻马岭前说累了，返身下山，结果早早地没了。
后来我还真这样做了，登岱一半看到廻马岭，赶紧一大步跨过去，并接着一口气往上跑了几百米。
在姥姥心里，泰山可不只是一座山，更不是一片风景。后来知道，泰山对那边的人，可绝不仅仅是一座大山，而是一种崇拜一种敬畏一种信仰。他们把泰山的顶天立地和阳刚正气奉为偶像，相信东岳大帝和碧霞元君（泰山老奶奶）能够护佑众生，才从方圆几百里、四面八方外来朝山拜佛。姥姥讲泰山的故事时，不经意把这种对泰山的敬畏与信仰植入我的心中。这恐怕是我后来一次次登岱，画泰山、写泰山、写“挑山工”的最深在的根由吧。
多少年后，去到了济宁，发现济宁也是个非凡之地。
这里居然既是孔子和孟子的老家——孔子的老家是曲阜，孟子的老家是邹城；它还是水泊梁山一百零八条好汉造反和聚义的地方——梁山，它们都在我姥姥家济宁。曲阜在济宁东边，梁山在济宁西边，人称济宁“东文西武”。但我很难把孔门七十二贤人和梁山一百零八将放在一起，我却看到在外祖父身上两种东西全有。儒家正统的东西是他的为官之本；可是他骨子里那种仗义疏财、济困扶危，不也是这块土地里特有的一种侠义之气吗？
当然，孔孟之乡的儒家传统更强大。比如姥姥的故事里从来没有讲过《水浒》。水浒不就是济宁的事吗？她怎么从来没讲过？还有同样是山东人写的《聊斋》，多么绝妙的故事，姥姥也只字未提过。我不明白。家里人笑道：“老太太是正经人家，不能说那些怪力乱神！”有一次我拿一本《夜雨秋灯录》问姥姥是什么书，姥姥脸一板说：“哪来的？快扔了去！”
姥姥一直跟舅舅生活，偶尔也会到我家小住些天。对我们兄弟姐妹都很疼爱。记得一年天凉时她给我织了一顶毛线帽，织好了拿给我试，走在楼梯上滑了一跤，她瘦，骨头撞在楼梯的木头上特别响，还好，她没摔伤，但现在想起她跌倒的声音来仍觉得疼。姥姥晚年害病卧床，消瘦得厉害，医生却始终说不出是什么病。她靠着一种天生的韧性苦熬多年，直到1962年故去，从舅舅家抬出她时，瘦得像一束枯枝，叫我难受极了。那一阵子我想来就落泪。她前半生陪了我外祖父，后半生默默承担着生活与家庭，与社会无关；她将她全部生命的汁液浇灌着家庭这盆小小的花盆中。她用影响了她的那块土地的人文和气质，有意无意地影响她的下一代。这是那个时代很多女人的一生。
我手里一直留着姥姥的两三件纪念物。一件是她用过的一个青花梅瓶，瓶底写着成化年制，是件民窑的制品，虽然瓶底碰出缺口，却在几十年里给姥姥的手摩擦得润厚油光，益发珍贵；另一件是她的一块闲章，白寿山石，朱文篆字，印文“一片冰心在玉壶”是她的心爱；再一件是她抱着我的周岁照。足够了。姥姥给我的已经太多了。
三、大理道115号
有一条街曾经串联着我的童年、少年、青年；我会把多少故事留在这条老街上？
这条街名叫大理道。
它现在已经是驰名全国的天津五大道地区的一条“历史名街”了。但我家搬入这条街时，它刚刚开始建造二十年。对于六百多岁的老天津，这条街太年轻，但为什么叫做“历史名街”？
原因是它的短暂的历史太不寻常。
自1860年天津开埠，英国人率先建立租界。租界顾名思义是租借土地，英国人却视为占领区，版图逐年扩大；1903年他们进而从清政府手里获得了租界西南端的一大片土地。这片地当时是野水纵横的沼泽地。英国人动作很快，1926年便开始用“海河清淤”的泥土在这里填坑修路，建房盖屋，辟为街区。但是洋人们自己很少来这里居住，他们大多还是聚居在租界的要道——被称作“东方华尔街”的中街（今解放路）的两侧，直到达文波路（今建设路）。来到五大道筑房盖屋的大都是来自全国的一些政要、被废黜的高官，乃至皇室遗民，再有便是做洋务、贸易、实业的商人。住进了洋楼洋房，就不大受官方的管辖，还可以享受到舒适又时髦的西式生活。这情况有点像八九十年代的深圳，于是短短二十年一个风光独异的五大道街区就立起来了。使得天津这个城市变得与众不同。
我们把这些从全国四面八方来天津干洋务和做生意的人，叫做“新移民”。天津自古是水陆码头，居民本来就是五方杂处，带着移民的性质。移民性造就了这里居民和人文的特点，这是另外一个话题。然而，二十世纪以来这次“新移民”与传统的移民不同，一是与洋务有关；二是有实力，无论做买卖还是建厂都不会空着手来；三，心大，有开拓的想法；四，短短时间，一拥而入。所以我说是一次“新移民潮”。一股汹涌而斑斓的潮水涌入了天津。
我的父母就是在这次大潮中一南一北来到天津的，是名副其实的新移民。爷爷携家从宁波来到天津是1924年；母亲随外祖父来到天津是1925年，前后时间差不多。他们来到天津时，还没有五大道。那时外来的人很少住进老城。老城本来就很拥挤，没空地建房，庚子之乱（1900）又叫洋人炸得一塌糊涂。外来的新移民便住在租界。那时各国租界都盖了许多公寓房和小楼，以应来自全国各地源源不绝的新移民之需。外祖父在英租界租了一座小楼；爷爷一家住进了法租界西端滨江道的兆丰路。那时父亲和母亲都十岁左右。两家互不相识。他们在各自的家庭里渐渐长大。后来上中学时，母亲在圣功女子学校上学，父亲在南开职业学校上学。由于都喜欢刚刚由教会传进来的篮球，在球场上认识了，一起打球。我家曾经有两张母亲穿着球衣打球的照片，那可是“非常的时髦”。
后来他们相爱、结婚，住在爷爷兆丰路的房子里，和爷爷一大家住在一起。在我出生之前已经有两个姐姐。母亲二十五岁时在英租界牛津道——今新华路一座名叫邓志恩的私人产院生下了我。那天是1942年农历二月初九。母亲说我生在辰时。当时一个人家生一个男孩是件大事。据说我出生那天，兆丰路楼上楼下站满了贺喜的人。我爷爷一整天笑不拢嘴。
我出生后在邓志恩医院住了几天，可是这几天里就遇到一件险事。一天深夜，突然狂风大作，电闪雷鸣，来势凶猛。医院房高窗大，但窗扇单薄，一下子被大风推开，我睡在窗前小床上，眼瞅着裹着急雨的窗子要落在我身上，母亲跳下床，不顾一切张开双臂，用身体去挡风雨和飘忽的窗子。幸亏医院抢救及时，把我们转移出去。后来母亲多次提及此事，话语中还带着当时的惊险，同时她也为自己的勇敢而骄傲。
我的父亲来自千里之外的浙东，母亲来自鲁西南。如果不是天津突然出现这个崭新的城市机遇，他们仍在各自的家乡生活，何曾有我？他们的姻缘完全根由于天津这座城市，而我是他们姻缘之树结下的果。那么我出生于天津，到底是一种偶然还是一种必然？
在现实中看是一种偶然，过后看便是一种必然。
那时候，天津城市发展真是神速，五大道更是不可思议。1926年启动兴建时，这里还是一片一望无际的沼泽与苇荡，仅仅十多年过去，一个像模像样的街区便奇迹般呈现于世。然而，1944年我父亲和母亲领着我到五大道来看房时，我竟然没有一点印象。这因为我太小。我那年两岁。我的人生记忆是从五大道开始的。
我家选中的房子位于五大道的正中的大理道，门牌115号。
五大道是东西向的五六条平行的街道，大理道居中，最初的街名是新加坡道。由于五大道是英国人开发的，最初的地名大多与英国有关，如伦敦道（今成都道）、科伦坡道（今常德道）、爱丁堡道（今重庆道）、香港路（今睦南道）等等。我刚刚住进五大道时街道用的还都是洋名字。
英国人建设街区有一套十分成熟的理念、格式、规范；他们用这套理念和规范来建设五大道，本地人自然见所未见。光亮而乌黑的柏油马路，两边有两米宽行人走路的边道，马路边有下水道口，下雨不会积雨水，每间隔五十米竖一根木杆，上端是路灯……这些老城那边是没有的。当然，最新鲜的还是各式各样短墙内稀奇古怪的小洋楼。那时洋人刚刚把西方各种先进的城市设备搬到中国，五大道正巧全用上了：自来水、暖气、卫生间、电灯、邮箱、电话等等，一应俱全。这种“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生活，在当时的中国是不可想象的！有人误以为五大道聚居着很多洋人，其实洋人很少住在五大道上。洋人聚居的地方肯定要建教堂，五大道中心地区却一座也没有。这里的住户都是中国人，却哪里的口音都有，有的是安徽口音，有的是山西口音，我家就两种口音：宁波口音和济宁口音。邻居的口音就更不同了。五大道的住户都是新搬进来的新移民，互相都不认识，很像八十年代的深圳。
五大道是一个纯住宅的社区，没有商铺，没有饭店，全是住家，生活购物的去处有两个，都在外围。一个是北边的黄家花园，一个是东边的小白楼地区。这两个地方都是购物设施齐全的商业社区，黄家花园偏于本土，小白楼洋气十足。小白楼原是美租界，但美国人自从划了租界，官方一直没有介入，由英国人代管，这里居住的人很杂，有很多十月革命后从俄国逃亡而来的“白俄”，也有不少流离失所的犹太人，他们在这一带盖会堂、开店、成立希伯来协会，使这里成了一个小小的人种驳杂的很特别的社区，经常可以看到一些黄色卷发、蓝眼睛的洋人，但他们并不是一个国家的人。那时的中国人分不出他们的国籍，不管他们说哪个国家的话也全听不懂。有一家西餐厅名叫起士林，菜品是俄式的。这家餐厅有许多好吃的东西。比如俄式炸鱼、罐焖牛肉、黄油鸡卷和红菜汤；还有天天下午茶时都会摆出来的黄油三角饼、咖啡糖、奶油蛋糕和冰激凌。这些东西都很勾我们的馋虫。
小白楼主要是两条小街，有西式理发店、药店、小吃店、车行，还有许多洋贸店，售卖各种舶来品。我母亲屋里各种各样西洋的精美的小摆饰，大多是从这里买的。此外还有天津最早的一座电影院——平安电影院（1910），母亲有时带着我和姐姐们来看电影，但看过的片子只记住了卓别林。
于是，这里成了五大道人家热衷的逛街、娱乐、社交的地方。每逢新年，五大道的人家都要到起士林参加迎新晚餐。当日两层楼摆满圆形的小餐桌，每家一桌，玻璃桌面下铺着五颜六色的电光纸，桌上立着一个小桌牌，牌子上写着桌号。新年钟声敲响时，一楼舞池要举行摇号活动，中奖者会得到一件漂亮的新年礼物。一次我家幸运中奖，母亲叫姐姐和我到舞池中央领奖，只见到处亮光闪闪，周围全是穿戴光鲜、笑意盈盈的男男女女拍手鼓掌，其中不少达官显贵，叫我紧张得迈不开腿，脚上穿着底子光溜溜的新皮鞋，哧溜一下差点滑倒，引起一阵惊呼。至迟四十年代末，在五大道非常短暂的历史中，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很特殊的崭新的社会阶层。但这个阶层很脆弱，到了五十代初，社会变了，这阶层便自动散了。
小白楼与五大道之间虽然距离很近，气氛全然不同。小白楼是商业区，人愈多、愈热闹愈好；五大道是住宅区，求静。特别是这里不少居住者身份特殊和显赫，自持高贵，不准喧闹；再有便是下野的官僚们思隐的心理，以及富人们的求安的心理，致使这个街区有一种异样和刻意的静谧。恰好，在小白楼与五大道中间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河，把这两个地区隔开了。这条河叫墙子河，是当年僧格林沁为增强老城防备修建濠墙时取土留下的。这条垂柳夹峙的依依漾漾的小河，把充满烟火气的小白楼拒之门外，让五大道独守着一种带有隐私性的僻静与无法言说的深奥。
虽说五大道的楼房都是洋房，一些洋房还是欧洲名建筑师的作品，但是由于住户们权大财大，颐指气使，不少房屋则顺从他们的性情与偏爱而随意改造。某位大佬喜欢罗马柱，就把几根罗马柱装在他家二楼的阳台上；某位高官偏爱本地的砖刻，就把一排龙凤砖雕镶在洋房的外墙上。五大道的一些房子只有五大道上有。上海租界——比如武康路没有这种房子。上海的洋房就是纯粹的洋房，天津的洋帽往往戴一个中式的帽翅。比如大理道桂林路口北洋军阀陈光远家的洋楼顶上盖了一个琉璃瓦的八角凉亭。
我家在大理道上的房子是新造的。那时五大道空地多，很多营造商来建房卖房。因此里弄式的房子很多。五大道上的里弄式的联排建筑多是商品房。四十年代流行折中主义风格。这种建筑没有太多装饰，不好看，但简约实用，里边的现代设备一样不缺。我父亲选的就是这样的建筑，四座四四方方的楼房田字形地连成一体，像个小城堡。外边两所分开，一左一右，中间一条走道，里边是两所连成一座很大的三层楼。我儿时的印象是大得跑不过来。我至今也不知道它有多少房间。一次我在楼里迷路，大人还是寻着哭声找到我的。可是等到我长大，回去再看，房主早已换了几拨，感觉房子并不那么大，当然也不算小。有一个问题至今未解，父亲当时怎么会有如此强大的财力买这么多房子？
我爷爷名友苓，字家屿，1890年生于浙江宁波慈城，三十岁后北上到天津和东北一带做茶叶生意，后来落脚天津，并经由浙江同乡会介绍在劝业场一带的福禄林饭店做经理，做得不大出色，经济一般般，一家人一直挤在兆丰路那座小楼里。由于人口愈来愈多，房子显得愈来愈小。父亲很年轻时便失去母亲，爷爷照看不到他，继母也不管他，这样反叫他放开手脚，由着自己的想法生活。父亲出生在一个商人家，受到熏染，喜欢经商，他很有活力，很想在这方面有所作为。我虽然对经商一点兴趣也没有，却钦佩父亲白手起家。他二十多岁时在东马路一家私立银行——大中银行做职员，开始时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点钞员，但他勤奋肯学，很快练成一员点钞高手，全行第一。记得八十年代初落实政策时，他手执一叠发还的纸币，可能出于兴奋，两只手如同扇动的鸟翅膀一般飞快舞动，一叠纸币瞬间叫他点过，一清二楚，绝对不逊于点钞机。他的能力与肯干很快得到总经理的赏识，职位一路晋升，不到三十岁已然做了天津分行的经理，他抓住这个机会，利用“经理”这个职位，把银行做大，自己也赚到许多钱，携家住进了风头正劲的五大道。
父亲买下这房子后，前边一座给舅舅家住，一座出租，后边一座的首层爷爷住，其余住我一大家人。
对于我，爷爷住的那边是另一个世界。虽然爷爷对我说的是普通话（那时叫国语），如果他的老朋友来了，便立刻换了另一种话，一种叽里咕噜很怪的话，我一点也听不懂。有时，爷爷和父亲说话时也说这种话。难道他们说的是什么不愿意叫我听到的内容吗？爷爷说这是老家宁波人说的话。遥远的宁波一定很怪吧。他们除去说话，吃的东西与我家也完全不一样。什么雪菜黄鱼啊、炝蟹啊、烧河鳗啊、苔条果仁啊、年糕啊等等。有的很难吃，有的腥咸，有的刺多，好几次在爷爷那里吃东西卡了嗓子。但爷爷吃这些东西时的神气却美若天仙。我最爱看他吃水煮螺蛳，小小的又滑又硬的螺蛳怎么能吃到它的肉呢？爷爷的本领真是超人，他用一个小瓷调匙舀一勺十几个螺蛳放在口中，然后完全凭靠嘴里的功夫，把这些螺蛳在口中转了一会儿，再吐出来，竟然全是螺壳，而且个个像工艺品那样又光又亮又干净。光看爷爷吃螺蛳就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有时爷爷怕我看馋了，就从桌上的小瓷罐里抓一把海米（小虾干）给我嚼着玩。爷爷和父亲闲坐时，都喜欢吃海米喝热茶。这是宁波人的生活吗？
我家这边的饭桌上，就是另一种饭菜了。由于运河的关系，天津的饭菜与鲁菜相近。母亲又是山东人，我家的饭菜多是大盆大碗，味厚口重。在老宅子里，吃饭的规矩很大。一个大圆桌，周围一圈椅子，每人有固定的座位。父亲没来时，我们兄弟姐妹都在各自的座椅后边站着，父亲来了落座，我们才能坐下；父亲拿起筷子夹菜，我们才能用筷子夹菜。吃西瓜时，大人切瓜，我们要唱《西瓜歌》。我只记得开头两句“天上飞着乌鸦，地上滚着西瓜……”后边的歌词不记得了，因为眼睛都盯在切开的红红的水灵灵的西瓜上了。
我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三；上边两个姐姐、下边两个妹妹，那时弟弟还没出生。本来我还有一个哥哥，但哥哥小产了，紧接着我就来了。如果有哥哥就没有我了。有人说，是我命硬，把哥哥挤走了；也有人说，有谁没谁，天有定数，都是顺由天然。我还是相信后边这种说法——生命由天。
我家搬入新居时，称得上是父亲的全盛时代。我说过，我不知道父亲是怎样快速登上财富高峰的，就像八十年代很多人转眼就变成富翁。我能知道的原因是他脑袋十分灵光，做事有极强的进取心，当然还需要机遇和紧紧抓住机遇的能力。机遇人人有，但有人看得到，有人看不到；有人抓得住，有人抓不住。父亲的机遇一定离不开银行，还有一个超能干的帮手是母亲。母亲比父亲小三岁，不单美丽，在智慧上也不输父亲，而且在人际交往上更胜一筹，说话总能恰到好处。逢到生意应酬的场合，父亲必须有落落大方、应付自如的母亲来帮衬。至于我家整个生活的运转也都听由母亲操办。母亲终日忙于家里家外，根本顾不上我们，我们几个孩子便交给保姆，各有各的保姆照看着，都住在三楼上，每人一个单间，每个房间粉刷一种颜色，墙上印着各种图案和花。我的房间是淡绿，旁边四妹的房间是淡紫，五妹的房间是淡褐。逢到年关，母亲亲自到谦祥益，扯几十尺阴丹士林的蓝布，给保姆们全换上一色崭新的偏襟小袄，前襟插上一块花手帕。男性的厨师、听差、车夫一律青衣皂裤。家里用的、穿的、吃的，以及陈设、购物、迎来送往……一切细节，一切次序，一切规矩，处处全有母亲的用心，但母亲的眼睛总是亮亮的，说话的声音更亮，能力和精力依然富富有余。
我的童年是在父母亲努力创造的世界里，无忧无虑，但我有自己小小的一己的天地。里边全是自己的喜好，自己珍爱的“小宝贝”，还有无穷无尽的想象。我在自己的天地里很快活。以至解放战争时美国飞机在屋顶上边轰然而过，炮弹震得地面颤动，美国人支持陈长捷部队空投的饼干和肉罐头的降落伞还挂在我家二楼窗外的苇帘架上。这一切我都觉得好玩。我甚至非常喜欢那时的生活，楼上楼下所有窗户一律贴上米字样的布条；家人为求安全，都躲在一楼的大餐桌和乒乓球桌案下边，桌上铺着小山一般高的厚厚的棉被，叫我钻到桌下最里边，我喜欢在这黑黑的角落里一种被保护又神秘的感觉。以至天津战役结束了，我还不肯出来。那年我七岁。这时候，我的记忆愈来愈清晰了。
我对童年生活印象最深的是过年放炮、比母亲还宠爱我的保姆、良友画报、爷爷堆杂物的后院，还有去到我家斜对面的民园体育场去疯跑。民园体育场是五大道的中心，一个典型的英国式的社区体育场；木头搭的看台，中间一个标准的足球场，球场外边一圈跑道，还有跳远用的沙坑、双杠、拳击台，常常可以看到一些洋人水兵在台上打拳。这些东西对于当时的中国人全是见所未见的。体育场外一圈高高的大杨树，风一吹，绿色的大杨树叶哗哗响，像成千上万人在鼓掌。
我家东边是一条小胡同，胡同尽头是一个花木葱茏的小院，一幢尖顶的英式小楼，住着一个在五大道中极少能见到的洋人，据说是一个美国领事。从我家三楼大阳台东边的一侧，可以俯瞰这个洋人的整个院落。但是从上往下看，看不见洋人的面孔，只能看见他挺亮的谢顶；他养一只很大的三花狗，挺凶，使我非常感兴趣。我和妹妹从阳台往洋人的院中丢石子儿，狗一听动静就叫，狗一叫，那个谢顶的洋人就从楼里跑出来。他东看西看，就是想不到楼顶上的我们。我和妹妹就躲在阳台短墙后边捂着嘴，偷偷地笑。
那时的父亲可不像后来一脸严肃。他经常拿着一只气枪跑到三楼大阳台上来。我家南边是很大一片空地，有不少野树，很多鸟。父亲用气枪打鸟，每次他说打中了，我们都信他打中了，很钦佩他。唯有母亲不信，母亲叫他去到空地把打中的鸟儿捡回来，他不肯去，却执意说打中了。后来我和妹妹也将信将疑了。只要他说打中了，我们就和母亲一起笑。这样的生活多快活！
七岁时我上小学。入学的学校是芙蓉街（今河北路）上的浙江小学。浙江小学是浙江同乡办的学校。那时，全国各地的人都来天津求发展，由于码头上没有归属感，纷纷成立各自的同乡会。同乡会办学也是为了加强新移民们各自心理上的依靠。
我只在浙江小学上了两年，对在学校的事情很模糊。人的记忆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四岁以前，能记住的东西很少。第二阶段是四岁以后，记忆渐渐多起来，也愈来愈清晰，但是这阶段的记忆多是点状的、片段的、彼此不连贯的，像珠子一样串不起来。第三阶段是十岁以后，记忆逐渐变成一条线了。当然，每个人的记忆不同，有的人两岁的事都能记住，有的人七八岁的事也糊里糊涂。但是，只要记忆成为线性的，人生的路也就渐渐看清了。
四、过年
儿时最快乐的日子就是过年了。
不同的人生境遇有不同的过年的滋味。苦难的人在过年中自寻安慰，幸运的人过年可以看到幸运的现实。一般的人，儿时的年总还能无忧无虑，因为生活的愁苦都被大人藏在自己身上了。
天津这里的年是从喝到又黏又稠、带着亮晶晶枣儿的腊八粥就开始了，尽管离着大年三十还有不少天，已经能够感受到一种熟悉的很大的快乐快要来临。虽然二十三那天在给灶王摆供时大人特意给了我两个小糖瓜，我还是更喜欢趁大人们不注意时，从灶王爷身前的碟子里偷一个糖瓜。尝一尝“偷吃禁果”的快乐。偷吃禁果是一种人性。
祭灶过后，便是好戏一样样实实在在地开始。
大人们用被单和旧报纸蒙盖屋中所有的家具，用头巾或一块布蒙住自己的脑袋，将鸡毛掸子或扫帚绑在竹竿前端，在屋顶上划来划去，清除边边角角的蜘蛛网和灰尘；跟着把所有窗子都擦得几乎看不见玻璃，好像伸手就能摸到窗外的景物。身居租界地的五大道的住户大多是四处迁来的移民，各地的风俗不同，有的地方不贴门神，而贴吊钱只是天津本地盛行的年俗，所以五大道人家很少用门神吊钱。然而，家家户户的屋内却都贴上花花绿绿的年画。我小时候家里已经不贴杨柳青木版印制的年画了，都贴石印或胶印的年画。新式年画颜色更多，形象更立体；我最喜欢三国故事的年画，比如《三英战吕布》《草船借箭》《辕门射戟》等等。这喜好肯定与姥姥讲的故事紧密相关。
最叫我兴奋的烟花爆竹，这也是每个男孩子的最爱。由于鞭炮只能过年时放，一年又只这几天，便爱之犹切。逢到年根，家里就从老城娘娘宫前的鞭炮市用三轮车拉来满满一车花炮，搬进一楼那间小小的茶室里，叫我的心儿激动得怦怦跳，好像有个小人儿在胸脯里跳。在各种诱人的鞭炮和烟花中，最刺激人的是三种：一种是“足数万头”的钢鞭，长长的一包立在那儿，快和我一样高，响起来必须捂耳朵；还有一种烟火盒子，只要点起来，各种烟花一连十多分钟，一会儿窜花，一会儿打灯，一会儿喷火，花样翻新，连绵不绝，叫人不肯眨眼；再一种是大金人，黄泥做的寿星老，很重很重，大人们一趟只能搬一个，我绝对搬不动，泥人外边刷一道金，里边装满火药，头顶上贴着一块菱形的红纸块，纸块下边是药捻子，点着后，从寿星头顶向上猛烈“呲花”，愈呲愈高，最高可以呲过楼顶，要上天了！
每到过年，娘娘宫有一条街是“鞭炮市”，红红地摆满鞭炮烟花，像站满大兵，现在居然搬到我家里来！然而，大人们却把这小茶室的门锁得严严；我认为是防我，其实是不准任何人进去，那时男人们大多吸烟，怕把火星儿带进去。
这些花炮是在大年三十夜里放的。但每年大人都会给我一些特别的恩惠，几挂小鞭、黄烟带炮、地老鼠、呲花之类，允许我在院里放一放。我太调皮，总要想些点子，弄出一些恶作剧，比如把点着的几头鞭扔到鸡窝里，或者拴在猫尾巴上，有一年就把家中的老虎猫吓跑了再也没回来。我一直为我儿时有过虐猫的劣迹感到耻辱。
对于孩子们，过年还有一件平时连想也不敢想的美事，就是无论怎么喊怎么叫怎么闹，大人也不管。不会训斥你，更不会打你。过年是神仙当家的特殊的日子，连父亲平日的一脸正经也给夺走了。过年只准笑、不准哭，不能吓唬孩子，更不能打孩子，所以这几天可以放开手脚地胡闹。我的奶妈对我说：“你要闹过头了，小心过了年跟你算总账！”果然，一年的初二，我在客厅耍一把木头做的“青龙偃月刀”，耍过了劲儿，“啪”地把一个贵重的百蝶瓶打碎。父亲脸色都青了，但他居然忍下来没说我一句。可是过了年，赶到我调皮惹祸的当口，把我狠打一顿，我感到最狠的几下是与百蝶瓶有关。
过年虽然放纵孩子开心，大人们对自己却管得很严。无论谁都不准耷拉脸蛋子，满脸堆笑，嘴上总挂着各种吉祥话，碰到与丧气的字同音的话必须绕开说；白颜色的东西不能放在表面，窗户上只能贴红窗花；不能扫地，过年那几天地上尽是果皮果壳；尤其三十晚上，所有屋里的灯全要开着，一直开到初一天亮。有时忘了关，初一白天还亮着。
年夜饭必定要最丰盛，年夜饭是互不相同的，各家有各家的传统。我家的餐桌上一定要摆上宁波老家传统的“冯家鸭”，还有年糕汤、雪菜黄鱼、苔条花生、红膏炝蟹，但这些都没让我流下口水，整整一天我都焦急地等着饭后那场爆竹烟花的“盛宴”。可是放花炮要等到子午交时，从下午到午夜是我一年中感觉最漫长的时间，一次我悄悄站到椅子上，去拨快壁炉上座钟的表针。大人们笑道：拨到十二时也没用，太阳还在天上呢！
燃放花炮是天津本地最疯狂的一项年俗。天津这里是码头，码头上争强好胜，无论人和事都是硬碰硬，天津人放炮要相互比拼，看谁放的炮大，谁放的多，谁放得胆大。这一较劲，鞭炮就疯了。五大道上的人家虽然是外地移民，但非官即商，官商都讲究排场，闹得愈大愈牛，而且官商都有钱，不怕花钱买好炮，这一来五大道的花炮放得反而比老城那边还凶。
临近午夜时，随着外边的鞭炮声愈来愈响，大人们开始把花炮从茶室搬到后院，那场面有点像大战将临。当大人们一人抱着一个死重的大金人，排成队往后院运，我兴奋得跟在后边从楼里跑进跑出，完全不管外边寒风刺骨。急得我的奶妈使劲把我往屋里拽，等到把长长的鞭炮在竹竿上拴牢，烟火盒子和大金人都搬上墙头，我和全家都趴在窗台上，一片比梦还灿烂的烟花世界呈现在眼前。我和姐姐妹妹们所有欢叫和惊叫都淹没在震耳欲聋的鞭炮的炸裂声中了。我现在还记得一家人被闪动的火光照亮的每一张带表情的脸。母亲似乎更关心我们脸上的表情。更叫我激动的是，我家的鞭炮声已经淹没在整个城市鞭炮惊天动地的轰响中。一个有关“年”的概念不知怎么深深嵌入我的心里，这概念便是——普天同庆。我不知什么时候记住这个词儿，什么时候懂得其中的含义，反正现在明白了年的真正的最大的理想。不能往下再说了，再说就离开童年和五大道了。
每年年夜里，我都不记得自己是怎么入睡的。反正一定是困得不行，用火柴棍儿也支不住眼皮时，便歪在哪儿，叫奶妈把我背回屋，脱了衣服盖上被，呼呼大睡一觉睡到大天亮，睁开眼，一准一个红通通发亮的大苹果放在枕边。这是母亲放的。母亲年年夜里都会提着一小篮子苹果到我们兄弟姐妹屋里转一圈，每人枕边放一个大苹果，预示来年平平安安。
我的孩提时代还有一件幸福的事，是我有两个妈妈。一个自然是我的母亲，我的生母；另一个是我的奶妈。我和弟弟妹妹都不是母亲奶大的，母亲没奶，我们都是吃奶妈的奶。南方叫奶娘，北方叫奶妈。当年，母亲坐着胶皮车到老城那边侯家后的老妈店找奶妈，一眼相中我这个奶妈。我奶妈姓张，据说是河北廊坊人，家里很穷，把自己刚生下来的孩子放在家，出来当奶妈赚钱养家。她长得结实，大胳膊大腿，像男人，皮肤黑又亮，刚生了孩子，奶水很足。母亲就把她带回来给我做奶妈。我家人不知她叫什么，我小名叫“大弟”，都叫她“大弟妈”。她高兴这个称呼。因为我是我家第一个男孩儿，在那个时代，她似乎比我姐妹的保姆位高一等。
然而，我两个姐姐——大姐和二姐都漂亮可爱，是父母的“掌上明珠”，我这个“长子”的地位，也只有到了过年时候才显露出来。每年的年夜饭前，家里都要举行祭祖的仪式。这仪式在一楼一间方方正正的屋里进行。提早布置好的神佛像、祖先像、灵牌、香烛、供品、绣幛等等构成一种异样、神秘和肃穆的气氛。走进这祭祖房间的规矩极其严格，爷爷走在最前边，父亲排在第二，我居然第三；男先女后，母亲竟在我后边。而且我要事先换上必备的行头，小小的特制长袍马褂，脖挂银锁，头顶帽翅，帽正中是一块绿松石，帽顶是锡制的瑞兽。在别人眼里我大概很可笑，可是祭祖时一定要神情肃穆不能笑，想笑也得憋着。我倒觉得自己此时有点“非同小可”，大弟妈更觉得非同小可，她的眼睛兴奋得闪闪发亮。
大弟妈粗胳膊长腿，大手大脚，头发不多，总用篦子篦得又平又光，脑袋后边梳一个扁扁的卷儿，用丝网套着。奶奶梳头用桂花油，大弟妈篦发用刨花油，这两种气味非常分明，都特别好闻。大弟妈喜欢喝醋，吃饭时菜多少没关系，必喝一大碗醋。夏天太热，她不开电扇，怕风吹着我，光着膀子，穿一个花兜兜，倚在床板上，用大蒲扇给我扇风。有时扇着扇着她自己犯困，身子一歪，蒲扇把我拍醒，她忙着给我揉肩，一边说“不疼不疼”，一边接着扇。不一会儿愈扇愈慢，又要困着了……
她对我的爱有过于我的母亲，是不是与我吃她的奶有关？反正后来我长得个子大，骨头结实，据说与她的奶有关。有时我想找母亲要的东西不好说，就对她说，只要一说，她立刻想办法给我弄到手。比如过年时的大炮——两响，这种炮孩子是不能放的。炮分上下两截，立在地上点燃炮捻，下半截先在地上炸开，上半截飞到空中再炸。这种炮很危险，点燃要手稳，躲闪要及时，不然就会被炸着。大人从不给我这种炮。她却给我悄悄弄来一个，但不叫我摸。这炮属于我，却放在她的小柜门里，替我“藏”着，有时拿给我看看，但不准我告诉别人。这是我和她一个共同又快乐的秘密。
原本说我断奶之后她就回廊坊了，谁知断奶后她仍守在我家。是她舍不得我，还是母亲把我交给她才放心？
大概我四岁那年的年前，她忽然接到老家那边来信，说她母亲闹眼病要瞎，要她马上赶回去。她匆匆忙忙收拾东西，走之前带我去一趟老城那边的娘娘宫，在年集上给我买了好多好玩意儿，鱼灯啊、纸气球呀、花脸呀……每样东西我都喜欢得要命。
回到家中，她先把一小纸包替我存着的“压岁钱”给了我，然后拿起一个蓝布小包袱就要起程了。这时我就一直紧紧抓着她衣襟。走到院中，她抹着泪对我说：“大弟啊，妈妈不能陪你过年了，不过正月十五前我准回来、准回来……”她怕我哭，忽然从怀里摸出那个为我“藏”着的两响。她说：“妈妈为你崩崩邪气。”说着把炮立在地上，划着火柴，但院里风大，没把炮点着就被吹灭；她凑上前再去点，没想到这炮药捻子太急，一点就炸了。在响声和火光中，只见她双手捂着脸，大家都以为她的脸被炸了，待她松开手，满脸污黑，我吓哭了。她忙说没事，叫我别怕，掏出手帕把脸擦净，朝我咧嘴笑，脑门上却明显鼓出一个又大又亮的包。
她就带着这个鼓鼓的包走了。
过了年正月十五，她没有回来；转了一年也没回来，大家都认为她不再回来了，而是一点消息也没有。
又一年大年三十夜里，家里人忽叫我到院里看一件东西。我打着灯笼去看，挨着墙根放着一个荆条编的小箩筐，筐上蒙着薄薄一层刚刚下过的白雪。家里人告诉我，这是我奶妈托人从乡下捎给我的。我听了，心儿陡然地跳快了，忙打开筐盖，用灯一照，竟然一个又大又白又肥的东西，再看是个大猪头，两扇大耳，粗粗的鼻子，两个很大的鼻孔直对着我；雪白的脑门上点了一个枣儿大的红点儿，肥肥的脸上似乎有点笑意，可爱极了……我不觉抬起头来，仰望着在万家花炮的辉映中反而显得黯淡了的寒空，心儿好像一下子从身上飞走，飞啊，飞啊，飞到我那遥远的乡下的老妈妈的身边，扑在她那温暖的怀中，叫着她：“妈妈，妈妈，你真的不再来了吗——”
这是我童年过年最深刻的记忆了。
……
节选，原载《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25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