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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宝水》是新时代乡土小说的重要收获。它不仅呼应了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时代主题和中国作协“新山乡巨变”书写计划的写作路向，更是一部在内容上深入当下农村现实，在思想与形式上突破以往乡土小说思维框架与写作范式的作品。小说不仅关涉乡村旅游、城乡关系演变、资本下乡与返乡创业和人的精神养护等诸多时代热点话题，集中表达了作者多年来对于乡村建设和传统文化传承等方面的思考与认识，灌注着作者乔叶对当下乡村社会的深入观察和深情想象，更为重要的是，它与21世纪以来《秦腔》《空山》等小说对乡村衰落充满忧患与哀伤的“挽歌”式书写迥然不同。某种程度上说，《宝水》开启了一种以乐观、开放、融合的心态关注现实和书写乡村的新的写作视点和审美风格。

关键词

《宝水》；乡土叙事；乡土重建；精神还乡

一 乡村叙事主场的回归

乡土小说是现代白话小说兴起以来最早形成和最具规模的叙事类型之一。但多数时候，乡村在乡土小说中却并不具有绝对的叙事主场地位。作为知识分子的作家往往以城市为主场来反观乡村，因而乡村往往是他者，是镜像，是需要改造的前现代状态，农民则时常成为被启蒙和被教育的对象。严格意义上讲，乡村叙事主场地位的获得始于1950-60年代。彼时，新政权的建立使整个国家的政治环境和社会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通过土地革命，农民获得了土地，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翻身解放。与此种现实相适应，农村小说中乡村叙事主场地位得以确立，其典型表现便是农民主体地位的确立、文化自信的获得与乡村道德优越性的显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作为知识分子的作家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启蒙者和道德审判者，而是与农民一样的人民中的一份子。这就决定了他们笔下的农民不可能是“五四”那一代作家笔下处于客体和他者地位的被启蒙者，而是创造历史和建设国家的主体力量。因此，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最为活跃的赵树理、孙犁、周立波、梁斌、柳青等乡土作家基本都是站在民间、大众的立场上来塑造农民形象的，即便他们的这种民间立场无法脱离与主流价值立场的纠缠，但民间立场还是得到了明显的彰显。在这种书写范式中，农民表现出充分的文化自信。在西戎的小说《宋老大进城》中，作为五星农业社一员的宋老大进城后对迟迟不开门营业的供销社提出了批评，言语中洋溢着对农业社坚定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此外，像《艳阳天》中的萧长春、《创业史》中的梁生宝等社会主义新人在言行中都时常透露出对社会主义制度、农民身份的强烈自信和对农村建设的主人翁意识。与此同时，在城乡关系的书写中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倾向是，相比于城市，乡村具有明显的道德优越性。这在《我们夫妇之间》《奇异的离婚故事》《在悬崖上》《月食》等小说中都有着突出的体现。在这些小说中，乡村一般都是象征忠贞、务实、无私与高尚的道德高地，而城市则成了容易滋生恶习与享乐之风，使人腐化堕落的“染缸”与“洋场”。

某种程度上说，这种叙事主场地位的形成是城乡关系的一种外显。彼时，国家靠从农业提取剩余来实现资本积累，从而推动工业和城市的发展，农业的基础地位和农民的主体地位或隐或显地得到彰显。但是，随着工业资本积累的完成和城市自身消费能力与发展动能的增强以及域外输送能力的提升，城市对于农村的依赖性逐渐减弱，其标志是城乡二元结构关系日益稳固，城市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获得了全面的中心地位。这种中心地位的转移表现在文学书写中便是乡村逐渐丧失被表述的主场地位，农民的文化自信和主人翁意识随之日渐消退。所以，在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农民普遍表现出在认知、眼界、文化上的弱势和明显的自卑心态，乡村的道德优越性也基本不复存在。在《陈奂生上城》中，当陈奂生一觉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城里的招待所便径自感叹：“这哪儿是我该住的地方！”在《哦，香雪》中，香雪、梦娇这些台儿沟的少女围住列车员会问出“呆在车里头晕不晕”“开到没路的地方怎么办”“城里人一天吃几顿饭”这样一些滑稽的问题。香雪为了得到梦寐以求的塑料铅笔盒，甚至不惜偷拿家里的四十个鸡蛋跟火车上的学生置换。这种局面直到新世纪初都未曾彻底改变。进入新世纪，在城市化浪潮强势来袭之后，纷纷涌入城市的农民工不仅丧失了原有的乡村生活主场，在城市文化的框架之下，他们的精神力量和社会价值甚至都很难拥有足够的伸展空间。《高兴》中的刘高兴就处处以城里人的标准来要求和规范自己的言行，当受到欺侮后便做出“他人轻我，必是我有不被他人所重之处”的自我检讨。

事实上，进入新世纪的这20多年，中国的乡村发生了结构性、颠覆性的变革。经过20多年的发展，乡村早已不是贾平凹在《秦腔》中所描述的“交通基本靠走，治安基本靠狗，通讯基本靠吼，娱乐基本靠手”的落后局面。反而，伴随着乡村基础建设的极大进步，乡村人口的低密度，环境的原生态以及物质生活的自足性与低成本使得其在应对瘟疫、地震、雪灾等自然灾害和维持身心健康与实现生命修复等方面显示出天然的优势。这也正是“新山乡巨变”书写新的转向需要正视的现实。正如有论者所言：“当下的中国乡村文学书写，需要直面乡村空心化老龄化等问题，也要认识到乡村振兴与转型发展中存在的生机、动能和活力，为乡村题材创作提供更为鲜活立体的时代景象与未来面向。”《宝水》就是立足这种时代景象和呼应未来发展方向的作品。

在《宝水》中，我们能明显看出乡村叙事主场的强势回归。在城乡交往中，乡村不再落于下风，农民的文化自信也悄然回归了。雪梅因受不了游客随便摘花、擤鼻涕、带小孩就地拉屎撒尿等不文明行为和言语中的傲慢态度发出了“不稀罕那你们来俺这里干啥？”的不满诘问。当门前的菜被强摘，豆嫂便从尊重劳动的角度与涉事游客理论。当事主以为她要讹钱并有些不屑地要赔钱了事时，豆嫂理直气壮地说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她要的只是诚恳的赔情道歉。豆哥制止游客乱扔手纸，当被游客阴阳怪气说小山村“穷讲究”时，他回怼说：“小山村咋啦，就不该讲究啦。就该你们城市讲究啦。你们城市讲究，来俺们农村干啥。”从这些对话与交锋中，我们丝毫看不出农民与城市人交流时的自卑感和弱势地位。在“香椿事件”中，乡村的主场优势更是发挥了巨大作用。游客强摘了张大包家的香椿芽，张大包两口子、张有富、有富媳妇、大英、秀梅纷纷加入对阵，当被要求按每斤市价三十元赔偿时，城里人拒不接受。“这香椿看着就有气，我不要！烫黄发说。——不要可以。钱得留下。——没拿东西凭啥要交钱？——啥叫罚款，这就叫罚款。”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闹剧以宝水村村民的全面胜利而告终。不仅让耍无赖的城里人交了罚款，还在城里人利用社交媒体故意造谣诽谤引发不良舆情之后，迅速回应，挽回了宝水村的声誉，赢得了舆论战的胜利。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在《宝水》里已然看不到在信息获取、思想认知、商品消费等方面与城市存在巨大鸿沟的乡村和有着显著自卑心态的农民。这里的农民早已不是缺乏城市经验而对城市充满恐惧、充满向往的陈奂生、高加林、香雪一类的农民了，也不再是高玉德、孙玉厚、五富那样胆小怕事、保守古板的农民了。他们不再自甘卑微、忍气吞声、胆小怕事。相反，他们不仅能非常娴熟自信地借助自媒体为自家的旅游产业做宣传，还能借助法律、媒体、组织维护自身权益，能够平等地与城里人对话，能自信地展示乡村的自然风光、乡土文化与传统工艺产品的审美功能为城市中产阶级提供精神滋养并借此来赚取他们的财富。与此同时，在多次的城乡交手中，城市人的不文明行为和无理行为在宝水村暴露无遗，强摘香椿、随地小便、无故闯入私宅等不文明行为和相机“乌龙”事件，也让乡村的道德优越性得到了高度的彰显。

二 乡土社会的重建与改造

过去30年，我们共同见证了中国高速发展的奇迹。但是，这种高速发展也存在着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短板。有人指出：“以城市发展为中心的城镇化政策导向，导致了乡村人才、资金、资源与信息向城市的单向度集中，像一个无形的‘抽水机’，把乡村的各类优质资源源源不断地抽送到城市，直接导致的是乡村价值失位。”伴随着城市日新月异发展的是乡村的空心化和老龄化问题日渐突出。更为重要的是，在这种发展模式之下，乡村的文化和原有社会结构面临着不断被冲击和消解的窘境。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事实上，进入21世纪的20多年时间里，乡村出现了一种衰落与进步相向交错的景象。一方面，随着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迁移，农村的老龄化与空心化问题愈演愈烈；另一方面，随着国家“新农村建设”“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等各种惠农政策的落地实施，乡村在道路、住房、通讯、物流等硬件设施领域又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和改善。道路交通设施的飞速发展，信息通讯技术的推广普及，网络自媒体的兴起，物流业的深度覆盖，让农村实现了与城市在知识获取、信息共享与商品消费上的同频共振。农业生产技术日新月异，农民文化程度普遍提高，这些都逐渐减小或抹平了城乡之间在吃穿住行、商品消费、信息共享、文化传播等方面的差距。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变化中的积极方面却没有在近些年的乡村书写中得到较多的关注。《宝水》之前的乡土小说大多都对乡土社会破碎、萧条、走向没落的现状持有一种怅惘和哀婉的悲观情绪，很少能对乡土社会的这些新兴气象给予应有的关注，当然也很少能看到作家对乡土社会的未来抱有较大的希望和信心，自然也不会呈现对乡土社会重建的构想与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讲，《宝水》的出现就具有了开拓性、引领性的意义。

面对此种现实，重建什么？何以重建？这首先要明确乡村的现状和问题。客观地讲，当下中国乡村的最大问题是空心化和老龄化，其根源是“乡村产业持续发展缺乏相应的要素供给”，不具备承载一定规模的农村人口充分享受改革开放发展成果的能力。农村人涌向城市并不是不爱自己的家乡，而是家乡的经济收益无法满足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此种现实之下，重建必然是要通过人口的回流和产业的复兴来实现的。当然，即便是重建之后的乡村再难回到新世纪以前人口兴旺的状态，但一定会实现人口的适度回流，形成人口规模与经济规模相适宜的合理格局，让乡村成为能够维持适度人口安居乐业的地理空间和社会空间。只不过，由于目前中国的绝大部分乡村还缺少能够支撑一部分青年群体长期生存发展和安居乐业的实体产业和能够与之配套的社会公共资源，因而，当前这种重建还处在小范围的试验阶段。而像宝水这样的乡村因为具备一定的先天优势率先迈出了重建的步伐。

人口的回流是宝水村乡村旅游产业兴旺的核心动能。正如乡建专家孟胡子所说：“村景再美，美的芯儿还是人。”宝水的美根本上还得靠人来支撑。这其中就包括小曹、鹏程、七成、大曹、赵顺、老原等外出打工者和城市商人的返乡投资和孟胡子、马菲亚、地青萍等外来人口的参与建设。乡村旅游带动了住宿、餐饮、农产品、手工艺品等产业链的发展，让由各家空置住房改造而来的民宿生意和豆家的豆腐坊生意、马菲亚的养鸡生意、大曹家的荆编生意、小曹的纪念品生意等相关生意都兴旺起来了。《宝水》中的小曹是小说着力塑造的青年形象。如果说大英是宝水村的掌舵者，那么小曹将是宝水村的未来接班人。在小说中，小曹与地青萍有过一次对话：“不是有句话么，一二线容不下肉身，十八线容不下灵魂。是说大地方挣钱难，小地方没意思。以前我觉得这话特别有道理，现在却觉得挺矫情。作为平凡的人类，咱的肉身没那么难伺候，灵魂这事也很有弹性，只要找到合适的地方，就能够灵肉兼容。”小曹的态度足以说明，只要产业兴旺，乡村还是具备吸引有志青年自在安居和实现人生价值的空间和基础的。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分析乡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差异时曾指出，“前者是礼俗社会，后者是法理社会”。乡土社会靠道德和礼俗维系社会秩序，现代社会靠契约精神和制度与规则维系社会秩序，靠契约精神、竞争意识、公民意识组建生产活动和人际关系。开展乡村旅游意味着乡村要面向城市全面开放，这就必然会导致城乡文化在此碰撞。而这种碰撞恰恰激发了乡村对于自身文化的再认识和重新定位，让乡土文化在不断坚持本我和接受外部影响的过程中实现改造和重组。乔叶在创作谈中表达过自己的态度：“新时代的乡村固然有新，但旧也在，且新和旧是相依相偎、相辅相成的。……我不崇拜新，也不崇拜旧。我在其中不会二元对立地站队。如果一定要站队，我只站其中精华的、美好的部分，无论新旧。”

继承传统文化的有益方面是乡土文化重建的重要方面。有学者认为，1980年代以来在“农村题材”向“新乡土文学”的转移过程中，最重要的变化之一是乡土中国“超稳定文化结构”的发现。具体来说，“传统的乡村虽然在现代性的裹挟下已经风雨飘摇，但乡村的风俗、伦理、价值观以及具体的生活场景，并没有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当乡村社会在城市化已经达到相当高度之后，这些从农村进入城市的人们开始回望乡村并在完成对两种文化空间的对比和审视之后会重新发现乡村的优势与美好。这也是宝水村开展乡村旅游的基础。城市人来宝水旅游，无非是欣赏山川美景、体验农耕生活、品尝农家饮食，而这些不正是传统乡村生活的最基本内容吗？

在《宝水》中，作者用大量的笔墨描绘了乡村传统的饮食文化、祭祀、庆祝、建房、婚丧嫁娶等仪式和节俗。主要包括烧路纸、吃碾馔、挖茵陈、敬仓神、打艾草、吃懒龙、祭灶、落灯、点灯、舞狮子、耍社火喊彩等节俗，酸黄菜、旋柿子、做数九肉、打火烧等节令农事以及暖土、巡山、壮被子、铺床、上梁等婚丧嫁娶和兴建仪式。很明显，关于这些传统的节俗和仪式，作者是持高度肯定态度的。乔叶说：“我觉得写乡村一定会写到旧的部分，那才是乡村之所以为乡村的根本所在。”事实上，这些传统文化活力的显现一定程度上是被乡村旅游激发出来的。作为乡村旅游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乡土文化是展现乡村魅力和旅游价值的重要内容。出于展示的需要，一些渐隐的乡村文化才得以复活和重现。村史馆的营建，荆编、豆腐等传统手艺的复活，传统节俗和嫁娶仪式的复兴，都在孟胡子一再强调的展示美的过程中得到了有效传承和发扬。

需要指出的是，与此前的乡土小说有所不同的是，《宝水》充分彰显了乡土文化的价值感和稀缺性。在十几年前的乡土小说《秦腔》中，以秦腔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因被青年一代所抛弃而没有出路和未来。在夏风眼中，父亲夏天智一生挚爱的秦腔不过是与城市的明星演唱会相比显得寒碜低级的“农民艺术”。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当县剧团的秦腔名角白雪在公公的葬礼上演唱秦腔曲目《藏舟》时，外地人陈星在清风街上弹着吉他唱起流行歌，观众便一股脑流向了他的修车摊。但在《宝水》中，乡村文化恰恰是宝水村人气汇聚和财源滚滚的核心卖点，是承载青年人创业梦想的灵魂要素。宝水村就是以乡土文化为依托来开展乡村建设，吸引更多的外出青年和外来人员发展创业。

接受现代文化的改造是重建乡土文化的重要内容。虽然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悠久绵长，但不可否认，其中还是存在着很多的弊端和糟粕，例如“重男轻女”“保守封建”“官本位”等。一百多年前，当西方列强戳破晚清“天朝上国”的迷梦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在不断追问落后原因时就曾将矛头指向了传统文化的腐朽、落后。“陈独秀一度认为西洋文明才是世界文明发展的新进路，而中国近代以来的屈辱史主要源于民族传统文化自身的痼疾，所以要以西方之文化精华来克服中国文化之弊端。”一百多年的现代化进程是乡土社会不断被改造的过程，也是乡土社会与现代文明不断融合的过程。新世纪以来，随着城乡关系的空前紧密，乡村社会被改造的速度和规模也是空前未有的。宝水村的全面开放必然要引发人们思想与理念上的碰撞与交融。小说将这种碰撞与交流集中在马菲娅、肖睿、周宁、地青萍、孟胡子等外来人口以及游客与当地村民之间的交锋上。这里包含着精细的城市标准与粗放简单的农村生产习惯的冲突，现代契约精神与宗法观念的冲突，现代法制观念与乡土社会“无讼”风尚的冲突，村民无边界感的热情与城市游客有边界感的理性之间的冲突，等等。所以，当支教青年肖睿、周宁给孩子们进行生命教育和性教育，传授“捐献器官”理念和自我保护意识时遭到了张有富媳妇的批评和反对，被认为是“不孝”，会把孩子教坏；“万物启蒙”在城市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移植到村里却遭到了村民们的非议，被认为是胡闹；马菲亚跟豆嫂预定了闷坛肉，豆嫂却反悔将肉给了自己亲戚，让马菲亚深感豆嫂这样的农民毫无诚信意识和契约精神；遭遇家暴时，城市人选择报警，但在“无讼”的乡土社会，因全村男人打老婆从没人报警，香梅也便选择不报警；青萍的叔叔地宽翻修老宅是因没有签合同厘清双方责任与义务，发生摔伤事故后被事主讹钱；秀梅因与游客热情拉话时常让游客感觉被冒犯而时常与游客发生口角……

乡土社会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和吸纳性，能够实现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兼容并蓄。在开展乡村建设与乡村旅游的一年时间里，宝水村不断接受现代文化对它的影响。一次冲突和碰撞伴随的往往是新的局面的打开。肖睿和周宁在刚到村里时与村民不断起冲突，几个月后却和村里人处得越来越如鱼得水，性教育也在“风波”过后得到村民的默许而顺利进行完毕；在经历了一次被讹的纠纷之后，地宽吸取了教训在老宅招租时与租客签了合同，并带着农民的狡黠心机将合同期定了两年；香梅精心策划完成了对七成的反戈一击，并以出轨的形式实现了对他的报复，完成了对“男人主贵”的家庭伦理观念的颠覆……村民经过了一年与游客打交道的经验，也逐渐找到了与游客处理好关系的窍门和发生纠纷时的正确解决之道。各家住宿设施和餐饮服务在执法部门的引导和强制之下，摆脱了传统的粗放和随便，实现了对精细的城市标准的规范执行。在小年的庆祝晚会上，既有传统的长桌宴、耍狮子等传统艺术，也有英文歌、国标舞、拉丁舞、广场舞等时尚流行文化的内容，而两者还能和谐地共融于乡村的公共娱乐之中。这种种迹象表明，正是在碰撞与交锋中，宝水村实现了对自身的改造和重建。

三 城市游子的精神还乡

近30年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如火如荼，城镇人口超越了农村人口，乡土中国变成了城乡中国，“但自大面积城镇化以来，中国并没有实现滕尼斯所谓的乡村的‘礼俗社会’到城市的‘法理社会’的转变，在一体化的社会语境中，城市没有整合出完整有序的现代文明、城市文化和市民社会”。也就是说，中国的城市还没有形成能与乡土文化匹敌的、能够完全满足全体城市人口精神需要的、独立完整且自成体系的城市文化。城市虽然是财富、机遇、文明、现代的象征，是一个地域范围内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但在城市这种高密度、大规模的集聚地，人却很容易产生孤独感和虚无感，而只有在乡村低密度、小规模的人口聚落中，人才能够真正做到亲近自然，身心通泰，找到存在感和归属感。中国几千年来的农耕文化造就的中国人的乡土情结让乡村天然的具有强大的精神吸引力和情感凝聚力。这从每年“春运”返乡潮能够成为全世界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就足以看出。所以有人说，“中国千年文明史的根和魂在乡村”。还有人指出：“20世纪以来的中国人，一直在从乡村到城市的路上不断行走。然而城乡异质的环境使得流入城市的乡下人一直处于漂泊的状态，这种漂泊不仅是身体上的居无定所，更重要的是心灵上归属感的缺失。”对于从农村走进城市的人来说，虽然他们在城市工作、安家，但他们的精神却无法在城市扎根，不管走多远，都始终摆脱不了精神漂泊的困境。《宝水》中的地青萍和老原就是这样的人。

小说以知识分子地青萍的视角讲述了参与“美丽乡村”建设的点点滴滴。这一年的乡村生活是她重新认识乡村的过程，也是她精神还乡的过程。对于地青萍和老原这样的城市游子来说，乡土社会能够给予他们精神上的归属感和安全感。他们都与过往婚姻中的爱人无法做到精神上高度共鸣，其根源就在于不同的文化空间和精神背景所造成的城乡文化隔膜。以模特为职业的洋气妻子最终抛弃了老原去了美国，从小在城市长大的豫新虽然给了“我”充分的物质财富和极大的关爱和包容，但却始终无法给予“我”生理上的极致满足。在城市工作多年的地青萍在父亲和奶奶相继去世后长期失眠而无法在医学上得到彻底治愈。在每天少得可怜的睡眠时间里她无数次的被以奶奶弥留之际为内容的梦境折磨。对乡土文化的深层隔膜让她始终猜不出奶奶谜语一样的临终遗言的准确内容。但在宝水的一年时间里，她的心态和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不仅失眠症彻底痊愈，还在经历了九奶的死亡之后，揭开了“谜底”，完成了解咒，打开了心结。

某种程度上说，地青萍失眠多梦的精神病症来自她对老家情感与态度的拧巴与冲突：一方面，她对乡村怀有一种精神原乡式的本能依恋；另一方面，因为父亲的离世带给她的伤痛以及童年记忆中乡村带给她的自卑与耻感使她对老家怀有一种刻意的抗拒和敌意。这两种情感的对立造成了她内心的撕裂，痛苦也由此产生。

起初，在她的意识里，父亲作为奶奶后半辈子最重要支点，老家的人情网络是父亲的精神负累，也是令她和母亲厌恶而想要斩断的“烦恼”，所以，在她过往的人生中，她对老家始终怀有一种排斥的情绪和不屑的态度。自父亲为了给七娘家借婚车发生车祸死亡后，她就对祖母和七娘充满了怨恨，对于老家的反感也愈发强烈。在宝水的一年时间，她重新审视自己与老家的关系，认识到乡村对她精神的重大意义。随着内心冲突的消解，多年城市生活累积的精神痼疾和内心不安随之彻底消除，失眠症悄然痊愈，对于父亲的死也终于释怀，也渐渐理解了奶奶和父亲对于老家的情感与付出，“老家”情节开始在内心慢慢觉醒，以至于她会在不自觉中对老家人未能提供帮助的过往产生愧疚并且以此为动力，移情于宝水村，让这种亏欠在为宝水村用心做事的过程中得到弥补。此时，她与自己，与老家都达成了和解。对七娘态度的转变即是这种和解的标志。小说中写到的唯一一次“我”与老原的性爱是实现这种转变过程中的一个很具深意的标志性细节。在过往的婚姻生活中，“我”与丈夫豫新无法在精神上与肉体上完全融合，从来没有过性高潮，性爱中似乎总隔着一层东西，无法彻底的肆意纵情，无法做到毫无保留地裸裎心灵，原因在于豫新对于乡村一无所知，我俩无法在精神原点上达成深度共鸣，而同样有过乡村经验的老原却可以，所以，“我”和老原第一次在宝水的性爱便是十多年里各自婚姻中都未曾有过的极致体验。从某种角度上说，这恰恰预示着地青萍完成了对不堪过往的超越和对未来幸福生活的开启。

相比于以往的乡土小说，《宝水》的独特之处还在于对乡村精神功能的发现。具体而言，《宝水》发掘并凸显了乡村的生命修复和精神养护功能。正是这种发现和认同有效回答了工业化、城市化与全球化时代来临之后中国人的精神养护和乡土社会的存续价值等诸多问题。这种功能的存在预示着乡土社会不仅不会消失，而且会作为精神家园成为离乡游子们心灵的归属地。由此，也将更加证明城乡融合发展成为未来中国社会发展方向的可行性和必要性。作者借地青萍之口多次表达了对老家的看法。小说这样写道：“因为你的长辈和那里有关系，所以你也必须和那里有关系。你压根儿就生活的城市，无论你多么熟悉，那也只是你的地缘。地缘可以变，你可以和无数个城市有地缘，但老家意味的，是血缘。”在这里，乔叶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老家所具有的无可替代的精神价值。她进一步阐释道：“老家意味的，是亲人。哪怕他们已经死了，但只要他们在那里活过，死后也埋在了那里，那么，你就是有老家的人。你斩不断你的老家。当你老了，和老家的老越来越近时，你就会知道，自己是需要有一个老家的”。有这种转变不止是“我”，还有女儿郝地。郝地曾说：“其实对老家我一点儿感觉也没有。我一点儿都不觉得自己需要一个什么老家”，但小说结尾，远在加拿大的郝地在拜年通话中却也要求“我”去庙里求个护身符，给她做手机屏保用。

应该说，怀乡是人类的一种普遍性情感。海德格尔说：“接近故乡就是接近万乐之源（接近极乐）。故乡最玄奥、最美丽之处恰恰在于这种对本源的接近，决非其他。所以，唯有在故乡才可亲近本源，这乃是命中注定的。”从心理学角度来说，“还乡意识源于人类的子宫情结，人类企图返回出发点——那最初的温暖和爱的乐园，借以逃避饥饿、痛苦和灾难，寻找到精神的支点和灵魂的庇所，借以停泊孤苦无告的流浪之舟”。小说对主人公“原地”的设置就显示出了作家的明显意图。这意味着，回到故乡就是回到生命的起点，回到原地。

结 语

《宝水》又是一个知识分子还乡的故事，但乔叶的还乡与前代作家的还乡皆有不同。鲁迅、废名、贾平凹、莫言等作家的还乡书写都是以知识分子的短暂返乡来实现的，并且都是以城市的文化经验和视角来审视和反观乡村或者怀想过去，所以小说中大多都有一个短暂停留于乡村的知识分子形象，如《故乡》中的“我”、《桥》中的程小林、《高老庄》中的子路、《白狗秋千架》中的井河。但在《宝水》中，知识分子地青萍有着完整一年的回乡经历，她不仅扎扎实实见证了宝水村的四季变换与人事变迁，从长期的还乡体验中找寻乡村记忆和感受乡土文化，还从中找到了自我与故乡认同，不知不觉中把自己从“外人”变成了“自己人”。不得不说，乔叶将在“跑村”与“泡村”的扎实采风中获得的诸多人物、事件原型和乡村语言作为写作素材，使得小说处处显示出真实而有质感的细节，贴切而生动的民间语言和鲜活的乡村生活肌理。正是这份充实与丰盈，让小说有了摄人心魄的力量。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原载《当代文坛》202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