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研究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笔者大致梳理出一条轨迹：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曾经有过一段辉煌，那个时期，一个初学写作者，凭借一篇小说或者一首诗歌就可以一夜走红，由此而改变人生命运；到了九十年代，下海经商成为社会主流，文学创作自然会失去轰动的现象，于是，一些作家产生了迷惘和消沉情绪；到了世纪之交节点，社会生活发生剧烈变动，各行各业都在大调整、大变革、大重组，文学创作也不例外，许多作家认识到了市场经济的特性，不是所有人都能经商赚钱，在各种诱惑和挑战面前坚定了写作理想，以积极的姿态重新寻找自己的位置和价值，一大批青年作家在这个大背景下应运而生，登上文坛，改变了文学队伍的结构，带来一股新鲜的生气。作家黄风就是伴随着世纪之风闯进文学队伍的，经过二十多年的左冲右突和奋力打拼，成绩斐然，成为当今时代山西文学界颇有成就的代表性人物之一。

踏入文学路勇敢地闯荡

黄风，本名李拴亮，山西代县人，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跟许多家庭贫寒，生存窘迫，唯有凭自己努力成功的人士一样，黄风的童年、少年是在温饱线上挣扎着过来的，现代人幸福的成长史跟他没有一点交集，穷困的农民大家庭，让他从小就明白一个硬道理：吃饱饭是最好的期待。小学和中学阶段，他一边勤奋读书，一边给家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贡献。念完初中后，他为了早点不用家里负担学费，于是，报考了师范学校，不到二十岁就分配到雁门关外大山深处的一所农村小学校当教师。

凭着认真努力的性格，没多久，黄风就胜任了工作，跟学校老师相处融洽，让小学生非常喜欢。然而，对于一个年轻力壮的乡村教师而言，业余时间太多了，他常常一个人坐在山坡上，望着湛蓝的天空，听着动人的鸟鸣声，唤醒了心中的文学写作梦想，思考着如何用文字表达自己对生活的感受，憧憬着诗与远方。于是，教学之余开始寻找各类文学作品，如饥似渴地阅读，寂寞的山村学校生活被文学作品中的故事和人物形象填充起来。

由于教学质量出色，时间不长，黄风就被一所乡镇学校看中调去了。工作单位变了，但他喜欢读书的习惯却坚持了下来。读着读着就有了要写作的冲动，因此，一篇篇文章以及一首首诗歌问世了。写出来，自然就想发表，让人们看到；投到外面的报纸、杂志，毕竟由于稚嫩，还难以被采用，于是，他比较务实地转向县里办的报刊。代县是一个有着厚重文化传统的地方，一向重视文学创作，黄风稿子里潜藏着的文学能量，打动了编者，很快就成为重点联系的作者。经过数年的坚持，他的写作能力被县里相关部门领导看中，选调到县城单位，专事文字工作。

像多数写作者一样，发表作品时要起个笔名，他深思熟虑后用了“黄风”。这个笔名，蕴含着丰富的想象力，在沟壑林立的黄土高原上，常常会有呼啸而过的大风，延续着一种生生不息的生命，他希望自己的人生和文学创作，都能够体现出如此的性格，闯荡出一片天地来。

世纪之交，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办的大型文学杂志《黄河》选调文学编辑，那时候，黄风已经在省内外一些文学刊物发表了不少作品，因此，被看中借调到编辑部。他非常珍惜这个机会，全心全意做好编辑工作，一方面认真编好名家稿子，另一方面从大量自然来稿中，发现了一些有培养前途的作者，刊物负责人对他的业务能力给予充分认可，一段时间后，正式办了调动手续，成为正式编辑。

2010年，黄风获任《黄河》副主编，几年后升为主编。

《黄河》是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办的大型文学杂志，是山西省内主要刊发中长篇小说、报告文学、读书随笔、文学评论的纯文学刊物，创刊于1985年，是伴随着改革开放大潮和思想解放运动诞生的，在推动山西文学创作繁荣发展过程中起到过特殊的作用，是“晋军崛起”的主阵地之一，发表过许多全国著名作家的作品，在文学界有很大影响。黄风担当重任后，颇有压力，他既要保持刊物的品位和影响力，继承传统和办刊宗旨；又不能故步自封，不求进取。因此，他把主要精力都扑在精准选稿、组稿，认真编稿、校稿上，单位同事有目共睹的是，绝大多数时间，他是编辑部第一个到办公室，最后一个离开的，那段时间高强度的工作，让他的体重减少了好几公斤，眼睛近视了好几度。付出就会有收获，凭着他的辛苦工作，《黄河》一直保持着纯文学的品格，稿件质量平稳中有上升，信誉度良好，推出了一批有潜力的省内外青年作家，发表了一批优秀的作品。2019年春天，山西省作家协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黄风当选为副主席，实至名归。

工作和生活环境的变化，对于黄风来说，是一次人生转换的节点，是文学路上闯荡的标志，也是他文学创作的一个新阶段。在完成大量编辑出版工作的基础上，他仍然坚持创作，起初是写中短篇小说，几年之后共有三十多万字，结集出版了《毕业歌》；然后又潜心写出长篇小说《老宅轶事》，成为他正式跨入文坛的“敲门砖”。2007年左右，经过认真思考，黄风开始写纪实文学，他觉得，纪实文学更接近现实，更有利于表达自己的看法，并且跟他自己豪爽务实求真的性格吻合。于是，把主要精力都集中在纪实文学写作上。

选择纪实文学写作，客观上就是选择了一项相当辛苦的营生。从事文学创作的人都明白一个规律：写小说，写散文，甚至于写诗歌，主要是靠作者的日常生活积累、观察人物与事件的视角和心灵感悟，然后是丰富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再辅助一些文字资料即可完成作品；而且，天赋因素比较大，有许多写作者，与生俱来就带有文学艺术才能，只要开发出来就会见到成果。写纪实文学则不然，必须进行大量的第一手的采访，获取鲜活丰富的素材，才可以进行创作，这就要求作者要有强壮的身体素质，更要有吃苦耐劳精神，还要有面对各种突发情况的应变能力。黄风具备了这些基本功，五大三粗的身体，从小就不惧怕吃苦的本性，加上与人相处实在真诚的品格，让他在采访中得心应手，每次都会有很多收获，每部作品动笔前的采访都素材丰富，选择性很大，为作品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迄今为止，黄风出版的长篇纪实文学有：《静乐阳光》《黄河岸边的歌王》(与徐茂斌合著)《滇缅之列》(与籍满田合著）《大湄公河》(与籍满田合著） 等。作品多次被转载并获奖，其中《黄河岸边的歌王》入选《中国新世纪写实文学经典》(2000～2014珍藏版)，《大湄公河》被加拿大《渥京周末》、美国《华夏时报》、日本《中日新报》连载。这些作品曾获《中国作家》鄂尔多斯奖、山西省优秀文艺作品奖、山西省“五个一工程”奖、赵树理文学奖等奖项。

特别注重现场感呈现

作为一名文学路上的闯荡者，黄风在尝试过小说、诗歌写作后，决定去纪实文学领域闯荡一番。从事纪实文学创作的基本规律，一般都是先有题材，也就是要确定写什么人物或事情，接下去搜集相关材料，而最重要的环节是去实地采访，在此基础上对各种相关材料进行梳理，最后才是案头文学书写。黄风是这种规律的踏实践行者，他最为重视的是实地采访，写每一部作品的采访过程在整个创作中要占用精力的一大半；他一贯奉行在场主义，作品中绝大多数的人物与事件都是亲眼看到、亲耳听到、亲身体验的。

黄风的第一部长篇纪实文学是《静乐阳光》，曾经被权威评论家誉为呼唤良知的作品。这部作品记述的是，本世纪初，山西省国家级贫困县静乐，选择抓通电和抓教育入口，实实在在解决乡村老百姓以及中小学生生活困难，为脱贫致富从根本上发力，收到了良好效果，有一种扶贫帮困的示范作用。事实上，对于这个题材，我们大家都能体会到，前些年，国家不断加大农村扶贫帮困攻坚力度，全民动员，各行各业齐发力，到2020年底，全国消除了所有贫困县，众多曾经贫穷落后地区的群众，过上了不必再为吃、穿、住发愁的生活，可以说，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奇迹。这个成就的取得，不是一夜之间能实现的。进入新时代以后，国家在脱贫攻坚领域投入了很大的人力财力；各级地方政府同样把这项工作放在特别重要的位置，采取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措施。静乐县在十几年前实施的“阳光工程”，就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做法。黄风的长篇纪实文学《静乐阳光》，是用纪实文学作品的方式，真实地记录了那段历史。       

黄风当时采访的静乐县，贫困状态是很多外地人难以置信的，直到2006年，许多山村都还没有通上电，用他在作品中的数据说：“从1882年中国点亮第一盏电灯，到2006年，100多年过去了，忻州还有8个县，300多个村子未通电，占山西未通电村的40％。其中静乐最多，涉及58个村，1134户农民，3869口人。”仅从这组数据，就说明了静乐县的贫穷落后严重程度。时任县委书记王书东在他的“手记”中写道：“通电不仅改善农民兄弟的生活状况，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而且将改善他们的生活方式，进一步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于是，全县各级干部以超常行动，争取到上级领导和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耐心说服群众的认知度，几年努力，终于解决了大部分山村不通电的问题，明亮的电光普照了许多世代靠油灯过日子的村民，让他们终于感受到了现代文明社会的一种温暖。这就是黄风作品中“阳光工程”的一部分内容。

山村通电之后，发展教育事业就成了当务之急，这也是“阳光工程”的另外一个部分。静乐县的自然条件贫瘠，经济水平低下，教育事业必然受到很大的制约。尽管在不少领导口中常说一句口号：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然而，静乐县要想把这样的口号真正落到实处，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不容易的事情并不等于不能办，事在人为，静乐的干部们和普通群众在王书东书记的带领下，硬是把这件不容易办的事情办成了，这中间自然有许多感动人的故事，更有无数克服困难解决问题的措施。黄风在 《静乐阳光》中的重心就是详细记述这些故事和措施的。

黄风在采访前，首先进行了一番梳理和思考，提升出主题思想：国家级贫困县静乐的教育事业之所以能够成为“阳光工程”的一个重要部分，并且在脱贫攻坚进程中起到核心表现作用，最重要的是，他感受到静乐人民有一种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尤其是广大教师，他们的收入水平不高，生活待遇很低，工作强度却极大，但他们没有抱怨，没有放弃，一直是默默无闻、任劳任怨地教书育人。黄风自己就曾经做过贫困地方乡村小学教师，有着强烈的感同身受。他在作品中讲述了一位乡村教师杜厚则的故事：“杜厚则1973年当民办教师，在一个小山村里，一当就是20多年。那个村子叫土岭村，又穷又偏远，但是没有一个孩子失学。而且每天早晨，像边防哨卡一样，杜厚则都要带领孩子们，迎着山顶爬起的太阳升国旗，让小山村变得庄严无比。”然而，这样的一位优秀教师，自己的生存光景却是非常艰难，“村里好多人盖起了新房子，他不仅盖不起新房子，连平时过日子还得靠借债，一到年关别人家忙年货，他却忙着还债。1992年，父亲在外地去世后，他连最便宜的35块钱的骨灰盒都买不起，只买了一个2块钱的红布袋，从火葬场装上父亲的骨灰，把父亲带回了静乐。”正是像许多杜厚则这样的基层教师，凭着一种奉献精神，让静乐的“阳光工程”能够顺利推进。我们通过黄风的讲述，深受感动。如果他不是去现场体验多位像杜厚则这样的基层老师的工作和生活，是写不出这样打动人心的文字来的。

黄风在采访中就知道，静乐的“阳光工程”，除了无数普通教师的默默奉献之外，还需要全社会的关心、支持并参与，尤其是离不开企业家的财力物力。他走访过好多个为这项工程做出贡献的企业家，重点写了从事煤矿开采与房地产开发的李应奎。这位李应奎，出生在极其贫困的家庭，小时候连高粱面都吃不饱，没读几年书就辍学，干过许多艰苦的活计，对于自己的痛苦童年有着真切的记忆，所以，他致富后不忘家乡，自觉自愿投资赞助家乡教育事业的发展。黄风写道：“2007年1月9日，李应奎正在忻州办事，偶然从《忻州日报》上看到了一颗鸡蛋工程的消息，便放下手头的事情，连夜从忻州赶回静乐。第二天上午，王书东刚参加完爱乐希望小学和新建小学的‘小手拉小手’活动，正准备到刁儿沟去，突然听说他愿意出资包下一所学校住校生一年吃的鸡蛋，非常高兴。”在现场采访的黄风，问他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善举时，李应奎的回答极为朴实：“我也是穷苦人家出生，营养不良的苦我深有感受。现在条件好了，我们有能力来关注那些穷孩子。我第一个参与。平时少抽两条烟，少吃两桌饭，让那些孩子们吃到鸡蛋。但愿我的行动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激发起比我小的和大的企业家也加入进来，和所有的好心人一起把这件有益的事情做好！”

静乐县发展教育事业，开展“阳光工程”，是与当时的县委县政府一班领导干部强烈的责任感与行动意识分不开的。这也是黄风在采访中特别注意到的一个方面，也是他重点写的内容，从作品中，我们读到了来自国家文化部的挂职县委副书记王树峰，以静乐为家，想方设法推动“阳光工程”的健康发展；我们读到了2004年7月开始担任县委书记的王书东，把“让每个小学生每天能够免费吃到一颗鸡蛋”的具体事项，实实在在落到行动上；我们读到了县长张春等领导，既具有发展静乐教育事业的远大目光，又在各自的实际工作中，扎实地解决贫困山区的教育问题。这其中，让黄风特别书写的是县委书记王书东，他笔下的王书东，是一个当下时代带有强烈的文人气质、更有明确的社会责任感的“父母官”形象，最为精彩的就是曾经名扬全国的“一颗鸡蛋工程”。这项“工程”是指由王书东发起的在全县范围内保证贫困山区在读中小学生能够一天吃到一颗鸡蛋。这样的举动，在城市里的人们和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农村，每天每人吃一颗鸡蛋，都是很简单的事情；但在二十年前的静乐县山村，孩子们要想每天吃一颗鸡蛋，却是很难实现的。据专家考证，一颗鸡蛋里面所拥有的营养成分，对于正处于成长关键阶段的中小学生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我们这就可以明白王书东为什么要大张旗鼓地搞“一颗鸡蛋工程”了。

黄风在《静乐阳光》中，对于“一颗鸡蛋工程”的实施，除了突出县领导的作用外，也注意记述来自方方面面的支持，六七个省级机关驻静乐的扶贫工作队，都加入这项工程的行列，更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志愿支教者：“一年支教期满后，旧的一批走了，新的一批又来了，来得风尘仆仆,走得难分难舍。从1996年到2008年，共有13批，160多名志愿者来静乐支教。他们虽然来自天南海北，来的地方不同、单位不同，但是他们的志愿相同，目的相同。”

笔者注意到，黄风后来创作每一部纪实文学，都会像写作《静乐阳光》那样，特别注重现场感。他曾经说过，在写作每一篇报告文学去现场采访的过程，都是对自己的一次心灵洗涤，现场的那种真切，那种实在，那种打动人心，是你不去现场绝对不会体验到的，自己曾经多次在写作时想到那些现场而情不自禁地泪洒纸面。他的多数表现现实问题的纪实文学，之所以能够打动读者的心灵世界，其根本原因正在于他所讲述的人物事迹，具备着现场感的内在品质。

叙述语言：生动形象，直接表达

文学界有一种共识：纪实文学作品能否成功，除了题材的新颖、主题的明确、结构的清晰，语言文字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这里所说的语言，主要是指作者的叙述语言和人物对话。叙述语言一定要准确、精练、个性化，具备文学创作特有的意蕴和洗练之美；人物对话则应当符合对话双方的身份、性格和特定环境。黄风的几部代表性长篇纪实文学作品，就做到了这些基本要求，而且做得准确、到位，做成了自己的风格，也是他这位文学路上的闯荡者要在语言文字上找到自己位置的实践成果。

总体评价黄风纪实文学的语言风格，是一种苍凉、雄浑却又不失人性柔软，有基本功力又有艺术张力，幽默感和哲理性活泼地贯穿全书。笔者认为，形成这种风格与他出生地雁门关的地域、历史、人文气质有着密切关系。这个特点，在他的《黄河岸边的歌王》里尤其具有代表性。

《黄河岸边的歌王》，是黄风联合文友徐茂斌在新世纪初期即开始采访，好几年后才进入写作、修改，几易其稿，反复打磨，直到2011年11月才正式出版，前后耗时近十年。我们阅读作品能够明显感受到，黄风和徐茂斌采访细致、深入，素材丰厚，写作非常用心、认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因此，甫一问世，便受到文学界专家和广大读者的好评，顺利地获得了2010—2012年度“赵树理文学奖·长篇报告文学奖”。评委会发布的评语说：“山西的民间艺术非常富有特点，尤其是民歌更是传唱南北各地，长久不衰。黄风和徐茂斌的《黄河岸边的歌王》，选择了黄河流域民歌演唱者为主体，将唱民歌和人生命运融为一炉，表现出一种人是歌，歌是人的优美景象，是黄河民歌的生长史。作品流露的民间情怀和艺术表现功力，都值得赞赏。”

有评论者认为，《黄河岸边的歌王》“是对日益远离了现代生活的传统民歌灵魂的形神兼备的呈现与呼唤；是对历史的张望，也是对现实的审视；是生命血肉的鲜活，也是清醒深刻的理性思索；读起来酣畅淋漓，读后又让人回味再三，所谓余音绕梁，三日不绝”。这段话是对这部作品高屋建瓴的评价，笔者当然是同意的；其实对这部作品的艺术性评价，更是语言的成功。我们先来看一段作者采访河曲歌王辛礼生谈恋爱的描写：

我们问辛礼生第一次跟对象在一起时拉过手没有，他腼腆地说：拉来，两个指头勾在一起，心跳跳地拉了一下。接着满脸堆笑，告诉我们他与姑娘拉手的地方，是八月十五相跟着去供销社买月饼的路上。

我又问他：绵手手拉了，红嘴嘴也没亲一口？

见我穷追不舍，辛礼生放开声笑了，满屋子笑声荡漾，笑得我们也前俯后仰。他慢慢止住笑声，边摇头边说，真的没亲，一口也没亲。那会儿时代不同，不像现在的年轻人，舌头搅到一起想亲就亲，那会儿亲嘴可是大事情，而且自己当时还有些懵懂，还有些不敢。咱要是亲了人家，最后没弄成咋办？

再看一段描写辛礼生从外地回老家的过程：

……在包头火车站当搬运工的时候，他已经两三年没有回家了，家里怕他在外刮野了，就打发父亲来找他。父亲说：回家吧，家里的光景也好过啦，你不用在外头刮野鬼了。可是他不想回去，他真有些刮野了。父亲叫不回他去，自己回去后就又想了一个办法，来信告诉他母亲病危，让他无论如何回去一趟。一听说母亲病危，这下他沉不住气了，赶紧丢下工作回家，一路上披星戴月，可赶到家后母亲好端端的，根本没什么病危。弟妹们站在一旁，喜笑颜开地看着他。他知道被父亲老谋深算地骗了，再返回口外已经不可能，便老老实实留在了家里。那一年是1958年，连头带尾算起，一共在外口刮了四年。

回村以后，辛礼生给村里赶了大车。大车又叫胶车、胶皮车，有三头骡马拉的，也有四头骡马拉的，三头骡马拉的叫“三套车”，四头骡马拉的叫“四套车”。一辆大车有两个人，都是专职“司机”，前面赶车的叫“车把式”，后面跟车的叫“刹磨杆的”，也叫“拉磨杆的”。下坡时磨杆一拉，磨杆磨着车轱辘的瓦圈，老远就能听到。

上面这两段描写，把歌王辛礼生其人和其事，鲜活地呈现在读者眼前。不论是对话还是描述，是那样亲切友好，现场氛围浓厚，地域特色显著，个性风格明了。这种语言，不是短期内可以体现的，是黄风多年潜心追求得到的，因为他明白一个道理：文学作品其实就是对作家语言文字功夫的检验，如果语言文字过不了文学关，总是公文式样，从汉语规范化方面看一点问题没有，却就是缺少文学艺术味道，缺少打动读者的魅力；如果作家还处在那样的阶段，最好还是先从语言文字关做起。

《黄河岸边的歌王》除了辛礼生，还写了十五位民间歌手，这些歌手都生长在黄河岸边广袤的土地上，就像书中写到的：

苍凉的晋西北，每一条沟壑都流淌着风沙，滚落着泪蛋蛋。这样的河这样的土地风貌适合民歌；但对于每一个生命个体，又是不同的，于是十六位歌王有了十六个故事，十六个故事是十六种精神指向，生活、生存，以及爱情，都是逼仄的黄天厚土之上的魂灵。他们的爱情，纯朴朴地火辣辣地呈现在了这片黄土上，让你不由得也想随他们吼上一声：对坝坝的那个圪梁梁上那是一个谁，那就是那我要命的二小妹妹。他们生存的艰难，那种用生命诠释出来的活着的意义，也许只有这河曲民歌才能作活泼泼的表达。

这十六个故事，都是黄河岸边歌王们经历的如山如水的岁月，虽不静好，但都如泣如诉，如诗如梦，坎坷的岁月在他们身上反复磨砺，艰难与美好、挫折与成功、现实与梦想，都从他们的眼中、心上、口里跳出来，蘸满了酸楚，更有唱歌的愉悦，这酸楚和愉悦，在面对日夜奔腾、苍凉豪气、孕育着丰富文化内涵的黄河时，才能找到心灵的出口，于是，民歌成为他们的精神支柱，成为他们生命的一部分。应当说，艰苦的生存环境与大自然的粗犷，特别容易让人们接近本真的状态，虽然艰辛，虽然苍凉，却更适合用民歌来表达。他们别无选择地把自己的精神交付给了民歌，民歌就是他们的希望。如此的歌王们，只能用饱满的热情与浑厚的心灵抒写，而语言文字自然是要与这种状态匹配的。

黄风在采访中得知，众多歌王们在艰苦生活中喜欢唱歌，最重要的来源是黄河上的扳船歌，他几次一个人跑到了黄河边，要亲眼看一看黄河汉子在扳船时唱歌的状态。面对河面上从远处驶来的大船，在晋陕蒙三省交界处峡谷中缓慢行驶，虽然没能听清楚苍凉歌声中的歌词，但那种景象让他寻找到了一种精神力量，寻找到了歌王们唱歌时的底气，那些来自黄河扳船汉子的歌声演绎成的豪迈民歌，其中的精神和韵律，足够让他去诠释歌王们的人生了，因而，语言文字的风格也就自然而然形成了。他要用苍凉、率真、乐观的语言抒写，才能把歌王们的心情与灵魂描摹出来，事实上，在运用这种语言文字书写的同时，也把自己的灵性栖息在了苍凉、率真、乐观之上。从他的语言文字中，我们能够看得见黄河的奔流，看得见文化的传递与消亡，看得清民歌的前世与今生，更能看得见歌王们独特的人生历程。

黄风的豪爽、率真中不乏细腻、幽默且个性化的语言文字风格，在他的每一部作品中都是明显的，笔者的感受是：即使把他的名字隐去，我们只读内容，也可以辨别出这就是黄风的作品，别人是写不出他这种风格的。

现实意义与道德启示兼容的题材

中国社会发展到当今时代，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有了极大改善，人们思想观念的独立性、选择性、差异性明显增强，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追求上日益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同时，由于人文精神的塑造力度不够，也确实出现了一些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沦丧的现象，一定程度上引发了少数青少年信仰缺失、道德失范、心灵空虚等倾向。在这种态势下，文艺作品，尤其是纪实文学，倡导一种对国家利益和信仰追求的忠诚与奉献精神，引导广大青少年始终坚持以国家发展的大局为重，正确看待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利益矛盾，增强归属感和向心力，促进各种和谐因素的增长，显得特别有意义。黄风纪实文学作品的题材，充分体现了这种理念，都是既有现实意义，又有历史启示，更有精神导向，最有代表性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滇缅之列》。这部作品以云南边防总队瑞丽江桥警犬复训基地一个个生动鲜活的人物和故事，诠释了忠诚与奉献精神，提升了读者对边防战士的敬佩之心，是现实意义与道德启示题材的典型呈现。

2012年，黄风在文学路上的闯荡性格又一次展现出来，他决定把纪实文学写作视野从山西扩展到全国。一次偶然机会，黄风听说了云南武警边防战士警犬训练的故事，他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很少有作家涉猎的题材，其现实意义和教育精神显而易见，于是，他当即表示要写作这个题材。接下去，他通过网络、报刊、书籍，先大致了解了云南边防战士的公开情况和警犬的特性；之后，通过朋友的介绍，他带着满腔的热情和强烈的探索精神，先后三次深入到云南边防总队瑞丽江桥警犬复训基地，秉承赵树理、马烽等老一辈作家的优良传统，把自己当成江桥警犬复训基地的一员，吃住在非常简陋的地方，跟训导战士们一起上岗值勤，现场体验；跟基地负责人研究缉毒、训犬和各项管理工作，推心置腹地与官兵谈训练、谈人生、谈理想；跟少数民族村民深入接触，了解当地的民风民情。这些行之有效的采访方式，让黄风跟江桥警犬复训基地的官兵建立了亲密关系；特别是对几位核心人物的真实情感、工作特点、个人身世、家庭情况等等，都了解得十分透彻。在大量鲜活丰富素材的基础上，黄风作了认真梳理，全面分析，准确定位，提升主题，突出重点，然后加上自己的思考，创作出这部有分量的作品。

笔者认为，《滇缅之列》题材好，立意高，材料多，观念新，不光写出了江桥警犬复训基地的特殊位置、特殊职责、特殊贡献，而且对主要人物与次要人物都写得栩栩如生。在驾驭题材、谋篇布局、刻画形象、语言运用这些艺术表现方面，都做得有板有眼，因而，读起来特别真实、生动，感触良多。应当说，这是山西作家密切关注全国社会现实生活，深刻反映公安武警战士忠诚与奉献精神的优秀成果。正因为如此，这部作品获得2013—2015年度“赵树理文学奖·长篇报告文学奖”就是顺理成章的了。评委会发布的评语说：“《滇缅之列》是再现边防缉毒武警生活与训练的力作。作品倚重现场调查，运用平实隽永的文学语言，从容报告一幕幕边防战士日常生活与训练中的鲜活场景，形象生动，展示了边防士兵与忠诚警犬不负使命，踏实地保卫国家的情操，启迪人们一定要以忘我的精神状态，对待自己的人生与工作。”

黄风在《滇缅之列》中记述了很多名普通战士的故事，他的体会是：“每个战士的经历都是独特的。对我来说，不是印象深刻，而是揪心。最揪心的是这里的每个战士都面对着生死威胁。这里紧挨着缅甸，是毒品通往昆明，通向内陆的第一道关卡。在我国生产、运送毒品量刑重，所以很多毒贩抱着被抓也是死的心态，索性拼死挣扎；所以，战士们面对的毒贩是穷凶极恶的。2011年，江桥警犬复训基地的战士姚元军在一次追捕毒贩过程中就牺牲了，才18岁。”

为了很好地表现这个特殊题材，黄风在作品中不时穿插70多年前著名的滇缅抗日战争背景，让读者更好地理解历史与现实的延续性。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出了原因：“一来这是历史背景，瑞丽曾经是著名的滇缅战争发生的地方，是40多万中国远征军奋战的地方。二是我特别想通过这个背景强调一点，现在的军人，警犬基地的军人也罢，整个云南边防总队的军人也罢，实际是对过去军人、传统军人保家卫国一种割不断的精神传承。历史上，这里的战争是真枪实弹，现在虽然不见硝烟，但实际也是刀光剑影。”

研究《滇缅之列》创作成功的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笔者归结了最主要的三个特点：

其一，黄风是以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真诚的态度写作的。作为一名文学界“业内人士”，我感受到如今的文坛上，确实有少数作家对于责任感和真诚写作比较淡漠，认为文学创作完全是个人意识的宣泄，强调艺术至上观念，对于许多社会复杂现象和存在的现实问题，采取回避或者片面理解的态度。黄风不认同这样的观念，他理解的文学创作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对社会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不讲责任感和真诚感，创作道路必将走进狭窄的胡同里。多年来，他一直密切关注社会生活中许多正能量的典型，也注意真诚地研究存在的现实问题，《静乐阳光》就是直接反映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作品，责任感和真诚感非常明确。到了这部《滇缅之列》，他的责任感和真诚感就更为强烈了。相对于可以虚构的小说创作，写真人真事的纪实文学难度是显而易见的，因为现实社会中的人和事都比较复杂，如果作品要达到一定的高度，就必须直面一些敏感问题，避免人云亦云，形成自己独特的思考和判断；同时，前期采访比较艰苦，需要投入很大精力和时间。黄风十分清楚这些困难，但他在责任感和真诚感的促发下，坚定地选择了这个题材，克服了地域不同、气候不同、语言不同、生活习惯更不同带来的诸多困难，多角度、全方位地深入采访，这样，他就掌握了非常丰富的素材，能够把自己的情感与思考都注入到了创作中，使得作品上升到较高的层次。

其二，《滇缅之列》所描写的多位江桥警犬复训基地的人物，都是真实可信的。由于黄风掌握的材料翔实，更有驾驭材料的能力，整部作品中重点写的谭家泉、肖思源、李庆开、尹加燕、罗祥彬等十几位江桥警犬复训基地官兵，都以其真实性给读者强烈的冲击，具有了普遍的意义。我觉得，作品之所以能有如此效果，是黄风很好地处理了生活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之间的关系。如果他只是把采访到的材料不加裁剪，全部照搬到作品中，反而会让读者感觉到并不那么真实。我能够明显感觉到，他在写作中，一方面对材料进行了选择、提炼、加工，另一方面适当附上自己简洁却深刻的议论，就使作品达到了一种艺术的真实境界。由于艺术的真实更集中、更典型，因而也就更有震撼力，更能打动读者。

其三，《滇缅之列》虽然是写云南瑞丽江桥警犬复训基地谭家泉等官兵忠诚与奉献精神的事实；然而，却不回避矛盾，敢于揭示现实问题，比如我们国家严峻的缉毒形势，比如担负着特别重要保家卫国任务的连队战士，生活条件却那样艰苦，等等，从而表现了当今中国社会的复杂性与不平衡性，表现了边防官兵同样富有普通人的喜怒哀乐。作品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在探讨缉毒战士如何处理个人待遇与国家利益的矛盾，通过一个个实实在在的故事，体现出他们的优秀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有一种榜样的力量。

黄风在《滇缅之列》最后的几句感叹话语说得非常好：“为了这个社会、这个国家、这个世界的肌体健康，许多公安连队军人在缉毒中伤残，或如年轻战士姚元军一样倒下。他们戍守在边陲一线，守卫着毒品觊觎的国门，像叫做牙齿的骨头把守着嘴巴。他们的忠诚与奉献，若用一个俗语来概括，那就是拒绝病从口入。……他们只为神圣的职责！他们有说不尽的肝胆况味！他们值得我们敬仰与大写！”云南公安总队瑞丽江桥警犬复训基地的真实状况，通过黄风形象生动的描写，展现了一个特殊群体的精神面貌。作为一部具有开拓和探索意义的纪实文学作品，在黄风的创作实践中，收到了理想的效果；其实，也是他在所有文学作品中要追求的一种观念：让题材的现实意义启示人们的精神世界。

国际视野：大湄公河

2014年，在创作《滇缅之列》过程中，黄风与云南边防部队从事宣传工作的官兵建立了良好的信任关系，作品出版后，在整个部队引起强烈反响，由此，该部领导提出，希望黄风再写一部纪实文学作品，表现2011年10月，在流经中国、缅甸、老挝、泰国四个国家的湄公河上，发生贩毒分子杀害13名中国公民惨案后，我国边防部队严厉打击贩毒分子的行动。黄风意识到，这个题材特别重大，涉及多个国家，关系到外交、边防、缉毒、生态等许多重大领域，对于他的文学创作是一次挑战，也是一次难得的机遇，当然，更是他作为一个文学路上的闯荡者开阔视野的新征程。因而，他不假思索痛快地答应下来，豪气十足地表示：一定要尽全力完成。

接受任务从云南回到家，黄风像创作前几部纪实文学作品一样，首先做准备功课。他从网络上大概了解了那次惨案的发生过程、对中国和东南亚以及世界的广泛影响，去一些图书馆和资料室查找了关于湄公河地理、历史、现状的相关文字材料和我国边防部队多年缉毒的深度报道。这些前期准备，让他对那次惨案发生的原因以及后来边防部队打击贩毒分子的行动，有了初步认识；然而，他明白，仅靠这些书面文字上和媒体上报道的内容，要写出一部有深度、有广度的纪实文学作品来远远不够，必须到现场进行大量深入细致的采访。由于环境差异大，采访难度也大，他联系已经合作过的文友籍满田，希望共同完成任务。籍满田对这个题材也非常感兴趣，于是，两人再次开始了合作。

在2011年10月5日湄公河惨案中，13名中国船员被毒枭残忍屠杀事件，其实是有着非常复杂的国际背景与时空背景的，这一点完全超出黄风起初的想象，他在最终出版的《大湄公河》一书《前言》中谈道：“我们踏上湄公河，最初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想看看这是一条怎样的河流，并将13位同胞生前的身影付诸笔下，把他们梦断之前的美好与面对屠杀时的痛苦挣扎还原出来，以祭他们最后的一段人生航程。之后，我们又两次踏上湄公河，多次前往云南，进行采访和资料收集。”

当结束三次实地采访，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第一手材料，再加上之前搜集的数百万字的相关文字资料，可以坐下来进入具体写作时，黄风却迟迟下不了笔，他反复思考，如果仅仅是写一起惨案，很难超越现有的相关文字报道和文艺作品，最多也就是比别人增加一些几年后的思考，视野并不广阔。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路调整，他果断地改变了初衷，要把那起惨案作为诱因，重点放在湄公河上，把湄公河的历史与现状，湄公河流域六个国家的紧密却又更有独立性的特点，湄公河在世界版图上的意义，都应当挖掘出来，这样，惨案的深刻背景，也就显现出来了，可以让读者读懂惨案为何会发生，造成惨案的根由是什么，以后会不会再发生这一系列问题了。

可以说，黄风对写作思路的调整，无疑是让他的纪实文学创作登上了一个有明显高度的台阶，立足点一下就到了国际视野。有了这样的定位，让他特别兴奋，于是，围绕这个定位，他和籍满田又分头查找相关的资料，走访专家，有的放矢，自然进度就加快了，拟好提纲，写作很顺畅，按照两个部分推进：一条是以现场感受心态还原惨案发生的过程，告祭13位中国船员的生灵；另一条是以国际视野展示湄公河的地理特点，湄公河的历史进程，湄公河上曾经演绎过的一段段悲壮往事。

我们从成书的《大湄公河》能够读出，黄风调动了自己多年叙述方式和语言文字的功底，再加上现场采访时产生的强烈感受，在描述惨案时，真实地交代了毒枭之所以有此屠杀之举，只是因为要对中国船只实施报复，起因是之前缅甸军队曾征用中国船只清剿该集团。罪案的几个主谋糯康、桑康·乍萨、依莱、翁蔑、弄罗预谋策划了此次劫船事件，大肆屠杀，放置毒品栽赃陷害中国人，让无辜的13条船员生命消失。他写道：“一阵码头黑帮火并似的枪声，打破午间炙热的平静。赶来的泰国警察被阻挡在远处，他们看到船上腾起妖雾似的白烟。枪声平息后，‘华平号’上的6名船员与‘玉兴8号’上的7名船员全部被杀，13名船员的遗体除一具丢弃在船上，其余的都被抛入河中。丢弃在船上的船员，被打得血肉模糊，连身份都无法辨认……”那种紧张、震撼、残酷，如弓弦崩裂般向读者袭来，让人无法不产生心痛、愤怒的感受。

在记叙湄公河历史传略时，则是驰骋世界，既有曾经影响很大事件的经纬脉络，也有与这条河流息息相关的人物命运浮沉故事，正如黄风在一次访谈中说的，湄公河景色很美，远非人们想象的穷山恶水，特别是稻谷成熟的季节，遍野金黄、飘香，与金色的寺宇浑然一体，天地间十分祥和。这条河流贯穿六国，是一条名副其实的母亲河，养育了流域内近百个不同民族、两三亿人口，被称为“东方多瑙河”。但它的养育之恩，一直被各种罪恶勾当糟蹋，其中最令世界头痛的就是金三角泛滥不止的毒品。它的根源，罪魁祸首最早是英国殖民者，是他们把鸦片种植带到缅甸的，后来又有法国殖民者推波助澜，更有后来居上的美国“山姆大叔”不择手段，致使金三角成了世界至今无法根治的大毒疮。当然，金三角毒品泛滥也与当年的国民党残军有关，是他们首开金三角“以毒养军、以军护毒”的先河。金三角是世界四大毒源地之一，是我国境外毒品渗透的主要来源地，从过去到现在让中国和许多国家深受其害。

黄风的国际视野定位，很好地体现在了《大湄公河》书中，出版后，不光赢得了国内读者的青睐，入选全国“文学好书榜”、文工委“联合书单”，在北京、云南、四川、山西各地的读者见面会上大受欢迎，出版一个月就加印两次。更是产生了国际反响：被加拿大《渥京周末》、美国《华夏时报》、日本《中日新报》等国外媒体连载。三家有分量的海外媒体先后连载《大湄公河》，这在山西文学史上，也是一道不常见的靓丽景观。

《大湄公河》从文本结构上看，是介于非虚构现场与历史事实追忆之间，分两条线索，以两种笔法展开：一条围绕湄公河的地理、历史、经济、文化，一条围绕发生在金三角的“10.5”惨案，对其中的一些人和事，在依据事实的基础上，作了细致的描述。特别是被毒枭屠杀的13名中国船员，当时他们究竟经历了怎样的煎熬？作者力图把他们梦断之前的美好，与面对屠杀的痛苦挣扎还原出来，以祭他们最后的一段人生航程。

《大湄公河》的社会意义是深远的，是跨越时空的，是富有国际性的；它以文学的方式树立起了大国雄风，令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无论是对身在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华人，都具有潜移默化地唤醒国家自豪感的作用。这种价值远远越出了作品本身的承载，这种宏大的叙述体量之大显而易见；同时，也证明了黄风在文学路上闯荡到国际领域是相当成功的。  

散文写作：独特的感受与豪放的格调

黄风在完成耗费精力最多的《大湄公河》后，由于编辑工作繁忙，责任重大，难于抽出大块时间采访，几个很有价值的纪实文学题材，只能暂缓；但是，一个写作者总不会停笔的，于是，散文写作就成了他这几年的主要收获了。

笔者在阅读了黄风的多篇散文作品后，归纳出他追求的目标是：一样的题材绝不与他人雷同，明确的主题绝不直接解析，叙述结构表面随意内在必须紧密，语言文字就是“黄风格调”。概括起来评价，首先是，黄风写作散文绝不是为写作而写作，即便是一些奉命之作，也一定要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笔者一向认为，真情实感是每一个散文写作者都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然而，近年来某些作家浮躁情绪明显，认为真情实感已经过时，主张时髦的写法，时空错落设置，文字哗众取宠，语不惊人誓不休，追求所谓点击量。黄风不受这种风气影响，坚持用情感写作，所以，他的描写、他的叙述、他的议论，都能够打动人心；他的文章中体现出的真情实感，就像他在日常生活中为人处事一样豪气、率真、实诚。

其次是，黄风注重与读者融为一体。散文写作的特点决定了作者队伍非常广泛，不仅专业散文作家在写，从事其他体裁创作的作家也纷纷加入进来，更有不少业余文学爱好者把写散文当作试笔。随之而来的是不可避免地在散文创作中出现一些误区，比如，有人就认为，散文是表达自己的感受，不一定考虑读者。笔者却以为，散文的主题思想、叙述方式和语言文字，自然是各具特色；但是，写作态度上一定要考虑读者，这样，才可能减少平庸之作、浅薄之作、游戏之作。 黄风的每一篇作品，无论叙事记人，都是像在跟读者亲密接触，坦诚交谈，绝没有把自己凌驾于读者之上的做派，更没有自我感觉良好的陋俗，如此，读者阅读的过程就感觉特别亲切，相当有味。

还有一点是，黄风散文叙述方式精准。散文叙述方式相对于小说、诗歌、报告文学，要宽泛许多，因此，也就形成了思想性散文、文化感散文、历史观散文、生活类散文、诗歌体散文、纪实体散文、小说家散文等等，这些方式各有所长，各有各的发展轨迹，各有各的追求方向，每一种方式都可以列举出代表性作家和作品。笔者认为，黄风的散文应当归属于纪实体的散文范畴，这与他写过多部纪实文学有关。他对每一篇文章叙述方式的把握，都尽量做到从容不迫，娓娓而谈。他要力争让文章体现出豪放而不粗陋，个性而不放肆，创造一种人间烟火氛围而不失文化格调。

黄风的每一篇散文作品，都有鲜明的主题指向，是要充分表达自己对某一个社会现象或者某一个人物、某一件事情的看法，比如《坷垃》《绝唱的河流》等，是对现实社会中存在的流浪少年现象、河流的命运等大自然的规律，以真切的体会阐述出来鲜明的观点。在《坷垃》一文，讲述的是一位别名叫坷垃的少年，由于种种原因早早地辍了学，沦落为风尘中的一粒微尘，为生计而奔波辛劳。黄风通过与他的一路行走、一路对话，将他人性的多样性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坷垃的心灵底色，犹如一块杂色布：有光亮，有暗淡，有单纯，有复杂。他有时很狡黠，有时又很善良；生活磨砺得他带有了一些江湖习气，却又不失少年儿童的淳朴。坷垃的遭际，让读者看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卑微的生命也有其闪烁的人性幽光，他们虽然遭到了命运的遗弃，但自己却并未放弃自己。因此，黄风通过坷垃的故事，提出我们的社会绝不能忽视流浪少年，要让这些特殊人群感受到社会的温暖，让他们早日回归正常生活中。这个主题是沉重的，也是迫不及待的，体现了一个作家的良知。

黄风散文作品的题材，都是自己日常生活中遇到的真实人物和事件，很有普遍意义，也是其他作家写过多次的，但他却能以明显个性呈现出来，比如那篇影响很大，并且成为他一部散文集书名的《走向天堂的父亲》，从他的描写中，父子二人的情态与心态跃然纸上，病痛中的父亲几经死去活来，终究撒手而去，而“我”非但未陷入悲伤的深渊，反而满心欢喜，这种看似不合常理的描述，恰恰契合少年儿童的心理真实，不想再继续忍受恐惧的折磨，于是，想要逃离；而父亲的病故，在“我”的眼里便变成了告别过去的天赐良机，这种微妙的心理和盘托出，给人造成的刺激与震撼，远大于一味地书写悲痛。他绝不像读者惯常读到的亲情、友情散文那样写，而是把父亲与“我”的诸多不同于常人之处写出来，让读者读到了只有黄风能写出来的亲情文章。

语言文字应当是黄风散文最为出彩的拿手好戏，延续了他纪实文学的风格，豪放中不乏细腻，粗犷里也有精致，遣词造句讲究个人品位，幽默感常常跳跃出来，比如《当太阳不再以光头的姿态奔走》中的几句话：“太阳以光头的形式行走”，“光秃秃的石头像和尚的脑袋”，比喻中隐匿着智慧，象征中潜藏着思想。他的语言文字从不受套路的拘束，像暖风一样自由吹拂，却又不会无边无际。在《被我的叫卖声感动的夏天》结尾有一段话就是最好的展示：“在我已经历的人生里，和即将经历的人生里，那一段卖冰棍的日子，可以说短得只能用分秒计算，但是留给了我漫长的记忆。有一望无尽的田野和岛屿一般的乡村，也有我烈日下奔走的身影和叫卖声，还有那些可爱的孩子和朴实的村民，直到现在回想起来仍美好如初。那美好是粉红色的，是一种冰棍的颜色，也是那个夏天的颜色。”

黄风在文学路上已经闯荡了几十年，闯荡出了成绩，闯荡出了风格，相信他还会继续闯荡下去，不断给我们带来惊喜。

【杨占平，生于山西省太谷县。大学期间开始从事文艺理论研究与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评论。出版有评论集《文学创作探秘》《面对市场经济的文学》《山西文坛30年作家掠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