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本期两篇创作谈和一篇小说理论文章，均含有潜在对话意向。

只要认真谈小说，就会碰到若干共通的话题，由此自然形成呼应或商榷，并非仅由主持人居间撮合。

近年来范小青在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两条赛道上同时发力，佳作力作频出。诚如范小青所言，创作（或读解）“一部长篇小说的入口”很多，但她在这里抛开别的，只谈“小说创作中‘不可靠’叙事”，亦即相对于“全知视角”的“有限视角”。

这似乎只是小说叙事策略上一个纯技术问题，却带出范小青之所以选择“‘不可靠’叙事”的理由。长篇新作《江山故宅》“故意制造信息与真相之间的裂隙，也许是想请读者主动参与文本解谜，所以有的时候我会努力去弥补漏洞，似乎要给读者一个交待。但更多时候，我会故意让漏洞百出，漏洞的弥补并不是那么的重要，因为今天的世界变了，遍地都是漏洞”，“从前我们自以为了解世界的一切，所以经常会以全能的视角写作，以此告诉别人，瞧，世界就是这样的，世界就是那样的。但是今天我们再也不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了”。原来“技进乎道”，选择“‘不可靠’叙事”，既属无奈之举，也是顺势而为。正因为“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认识论幻觉渐渐消逝，“‘不可靠’叙事”才闪亮登场。

期待《江山故宅》有助于读者破解“范小青模式”所蕴藏的叙事策略（或焦虑）。

读完范小青从具体叙事技巧出发展开的“小说家言”，再看陈仓题为《自然，天然，天意》的创作谈，真有移步换景、别有洞天之感。如果说范小青为抵达生活真相而不得不屈身入局，故意受限于“‘不可靠’叙事”，从疑窦丛生的碎片化信息中窥探人世之谜，陈仓则主张抛弃一切技巧，甚至超越“文字”和“文学”，直接与天地精神相往来。

范小青借由其新作《江山故宅》来讨论“‘不可靠’叙事”，陈仓则以他迄今为止的创作经历提出反技术的文学“自然”（或“天然”“天意”）论。“我不过是顺从了‘天意’，运用了一种‘自然’的表现手法，如实记录了一种‘天然’的生活。”他认为：“我们所用的修辞很多时候，都是通过所谓的技术，或者说是固有的理论，对世界进行的某种程度的曲解。很多朋友问我，有什么样的写作经验可以分享，我就告诉他们，不要太在乎理论和技术”。崇尚“天然”“自然”“天意”的文学论述注定要改写通常关于“文字”和“文学”的定义。

真正的文学价值，其实并不在文字表面，或者说是在修辞上，而是天然地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比如一群麻雀，它们没有文字，但是它们叫成一片的时候天就亮了；比如一棵树，它们也没有文字，但是它们长满了叶子，随着风轻轻地摇晃，有时候开一树的花，随着四季的转换而开开落落。只要听到婉转的鸟叫声和看到一棵树的红红绿绿，我们就接收到了一种天然的文学力量。

在百年中国新文学历史上，不时会有人认真探讨古今中外各类文学技巧。鲁迅也说过，“当先求内容的充实和技巧的上达”，但另一些作家（如巴金）则故意逃避（甚至厌恶）各种各样的技巧论。似乎一谈技巧，便堕恶趣，而最高的技巧是无技巧，只有忘记技巧，才能如陈仓所说，真正抵达文字和文学背后那“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的“真正的文学价值”。

范小青有意无意引导读者凝目韦恩·布斯《小说修辞学》之类的西方现代叙事理论，以及数字化和AI时代各种“后真相”论述。陈仓则让读者重新追慕中国文论高峰《文心雕龙·原道》。刘勰在展开“人文”论述之前，追本溯源，先确立“自然之道”和由此发出的无所不包的“道之文”（“旁及万物，动植皆文”），所以他开篇即赞叹“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原道》之后四十九篇，无不以首篇“道论”为本。但刘勰也并未停留于其文论的发端，他从“道论”出发，下贯文体论、创作论、形式论、鉴赏论的具体细节，这才著成“体大虑周”的一部大书。

范小青重视“‘不可靠’叙事”，最终仍追求叙事的可靠性。晓华《范小青创作论》（《〈江苏当代作家研究资料丛书·范小青研究资料〉序》敏锐而细密地阐述了小说家范小青的关切与突破，可与这篇创作谈对读。再看陈仓也并未止步于非（反）技巧的“道论”，读者大概不会相信陈仓果真从文学素人（“一个没有技术、理论水平比较低的人”）偶尔突变为文学达人，也不会偏信他所谓“我的作品之所以受到关注，并非我在文学本身有多高的功底，而是依靠了文学背后的那一部分”。作家有权利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研究者却必须在更开阔的理论和文化视野谋求更高的综合与汇通，这便是杨辉长文的宗旨。

杨辉承认“古人心思，与今人不同。强以‘古’解‘今’，未必合宜；而一味执‘今’论‘古’，也未必合适”。他清醒地认识到“如何突破此中文化的‘古今中西之争’问题及其观念窠臼，是晚清迄今思想文化的重要议题”。杨文洋洋洒洒，纵论中西古今思想文化之争在现当代小说创作与小说学领域的各种表现。杨辉固然并非直接针对范小青和陈仓“正反”（或“反正”）之题，却毋宁在他们二位之后尝试做一道“合题”（或许范、陈之论原本就是貌相反而实相成？）。

杨文甚长，不必具引。仅举结论部分，以见作者的识见与气度。

“古”“今”分野，属人为造设，以此言说小说观念之变，亦属权宜之计。一旦更具包容性和概括力的新的小说观念得以完成，则“古”“今”分际自然悉数破除，此说亦再无解释效力。……一言以蔽之，辨析小说观念的“古”“今”问题，目的非在二者之间做非此即彼的二元选择，而是尝试融通古今中西，进而开出新境的方法。小说并非小道，就中亦含大义，如何以之为路径开出民族文化的“旧邦新命”，确是目下值得慎思明辨并笃行的重要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