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美学精神》：在跨文化对话中彰显中国美学的主体性
在新时代，我们需要不断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而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其基础在于对中华美学精神的内涵、特征、发展历程、基本功能和当下价值有所认知和掌握。由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王柯平撰写的《中华美学精神》（陕西人民出版社2025年2月出版），将散见于不同时代、不同学派的美学观点整合为具有内在逻辑关系的美学理论体系，并着力探讨了传统美学资源在当代语境下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与西方传统将人与自然对立起来的思维方式不同，中国哲学从发轫之初就将人看作宇宙自然的一部分，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相互感通的辩证关系。其中，古人倡导的“天人合一”宇宙观，无疑是中华美学重要的哲学基础。《中华美学精神》在开篇中即明确提出，中华美学精神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的宇宙观和生命观之中，与西方美学建立在主客二分基础上的理论体系有着本质性差异。这一理论判断准确把握了中华美学思想的哲学特质，为人们理解中华美学精神的独特性提供了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钥匙。我们知道，“中和之美”的审美理想体现了中华美学的重要价值取向。王柯平在书中写道，“和”是中国美学追求的重要境界，它既包括艺术形式各要素之间的协调统一（形式之和），也包括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之间的和谐共鸣（主客之和），更包含艺术作品与社会伦理之间的良性互动（美善之和）。与西方美学注重强调冲突、对立和超越不同，中华美学更注重差异中的统一、变化中的恒常。《中华美学精神》通过对《乐记》“大乐与天地同和”思想的现代诠释，展现了“中和之美”这一审美理想的深刻内涵。作者在书中阐释的“中和之美”，核心在于以儒家“中庸”思想为基底，强调审美活动中对立要素的辩证统一。因此，“中和”绝不是简单地折中，而是通过坚持“执两用中”实现情感与理性、形式与内容、自然与人文的和谐共生。这一理念体现在传统艺术对“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情感表达的节制收敛上，以及山水画摹绘“虚实相生”的审美布局中。作者据此认为，“中和之美”的现代意义在于，为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冲突提供一条疏解调和的路径，这一观点充分彰显中华美学“和而不同”的东方智慧。
“天人合一”宇宙观反映在中国美学领域，还形成了“观物取象”“感物吟志”的审美传统。这一审美传统在艺术实践中表现为“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张璪语）。作者认为，“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植根于中国传统美学“心物交融”的认知方式。在体验和创作过程中，创作主体并非被动摹写，而是以审美心胸与自然进行对话，如庄子“万物一齐”思想所示，主客界限在直观中消弭。“中得心源”强调超越具象模仿，通过提炼物象的内在神韵（“传神写照”），形成具有象征意味的艺术意象。例如，中国画通过散点透视与留白，构建“可行可望，可游可居”的意境空间。对审美境界说的细密剖析是该书一大重点。古人将审美境界划分为“物境”“情境”“意境”三个层次，这种划分不是简单的等级排序，而是审美体验的不同维度。在阐释“意境”时，作者特别强调其超越主客对立的特质，认为这正是中华美学精神的精髓所在。作者在书中所运用的史论结合的研究方法，使中华美学不再是概念碎片的堆砌和孤置，而呈现出清晰可辨的学术理路和理论脉络。
《中华美学精神》一书分析了儒道之间的互补现象。在美学领域，儒学倡导“尽善尽美”“文质彬彬”的伦理美学，将人的审美活动与人的社会教化行为紧密结合起来；道家则主张“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自然美学，追求超越形式的精神自由。因此，儒家秉持以“仁”为本，主张“中和之美”与道德伦理的融合；道家则崇尚“自然无为”，追求“虚静”“淡泊”的审美境界，主张超脱之美。但是，儒家与道家看似矛盾对立，实则共存互补：儒家为中华美学精神注入社会秩序与人文关怀，而道家则提供主体超越性与自由精神。这种辩证统一形成了中国美学精神“外儒内道”的特质，既重礼乐教化，又尚自然天真，最终塑造了含蓄蕴藉、虚实相生的审美传统。以此为基础，作者对孔子“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和庄子“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进行并置解读，生动展现了儒道互补的理论格局和气象。
气韵生动的生命美学是中华美学有别于西方形式美学的重要表征。王柯平在书中专章讨论了“气韵”这一中华美学的重要范畴，指出“气韵”既不是单纯的物质性概念，也不是纯粹的精神性概念，而是标示艺术作品整体生命力的美学概念。“气”意味着宇宙万物的生命能量，在传统艺术中表现为动态节奏与内在张力；而“韵”则是指“气”的律动与余味，在文艺作品中表现为含蓄悠远的意蕴。“气”“韵”二者有机结合，形成“气韵生动”的美学理想。这种美学理想强调艺术作品不应只停留在形似上，而应传达出主体内在的强劲生命力和精神超越。王柯平在书中将“气韵”与儒家的“中和”之道、道家的“自然”观相联系，认为它既受儒家“文以载道”思想影响，又契合道家“大象无形”的哲学智慧，最终成为中华艺术所追求的形神兼备、虚实相生的审美典范。在书中，作者同样谈到了佛教美学特别是禅宗思想对中华美学发展的贡献，比如“意境”“妙悟”等范畴的形成与佛教思想就有着深刻关联。
王柯平在书中展现出开阔的跨文化比较的视野与思想格局。该书不是封闭地讨论中国美学传统，而是始终在与西方美学思想的对话、比照中彰显中华美学的独特品格。比如在分析“中和之美”时，作者将其与亚里士多德的“中庸”思想进行细致比较，指出两者虽都坚持适度原则，但中国美学的“和”更注重不同要素的相济相成，而非简单的折中与调和。这种审视对照不是表面的异同罗列，而是深入到思维方式和文化基因层面所进行的深度对话。当然，王柯平在书中对中西美学差异的剖析也尤为精到和精彩。他认为西方传统美学侧重“美是什么”的本体论追问，而中国美学更关注“审美如何可能”的体验过程；西方美学多从主客二分出发，中国美学则坚持物我交融的审美观照方式。这些洞见绝非价值判断式的优劣比较，而是基于文化多样性的平等对话。在“全球化”与“本土化”张力日益凸显的当代语境中，这种既不妄自菲薄又不固步自封的研究立场尤为值得称道。该书还特别关注了东亚文化圈内部的美学互动。在讨论“空寂”这一美学概念时，王柯平详细盘点了这种审美意识从中国禅宗到日本侘寂美学的发展演变，以实证方式揭示了中华美学精神的跨文化影响力。
鉴于时代的迅猛发展、社会生活的巨大变迁和技术条件的不断更新，近年来，中国美学研究的理论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深入研究和系统阐释中国传统美学思想资源，密切追踪当代世界美学的发展趋势，高度聚焦当下国人的审美实践和艺术实践，成为当下中国美学研究的主流和重点。王柯平的《中华美学精神》的出版，是这种研究趋向的一个例证。作者对中华美学精神的阐释既避免了以往的“以西释中”，又避免了封闭的“自我言说”，而是在跨文化对话中彰显中国美学的主体性，展现中华美学的精神风貌。在具体研究方法上，《中华美学精神》综合运用文献考据、理论分析和比较研究等多种手段，展现出方法论上的自觉与成熟。当然，任何一部学术专著都不可能穷尽研究对象的过程、属性和价值，《中华美学精神》也留下了一些值得进一步探索的理论空间，例如中华美学精神与当代科技美学的关系、传统审美范畴在数字艺术中的适用性等问题。这些都有待以后进行更深入的透析和阐发。
（作者系黑龙江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