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自20世纪30年代初在上海文坛崭露头角，沙汀深受鲁迅、茅盾等文学前辈影响，决定把自己的精力放在“有意义的文艺”上，借此表示其“应有的助力和贡献”。他笃信“选材要严，开掘要深”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力求穿透复杂的社会现象、深描真实的生活画卷，形成了沉郁冷峻却不乏幽默风趣的艺术风格。

抗日战争使得中国社会陷入巨大灾难，也改变了中国民众包括文人知识分子的生活。战争爆发后，沙汀赶赴延安，去往晋察冀边区，后又返回家乡四川雎水。纵观沙汀的整个创作生涯，他的文学成就主要来自返乡之后蛰居安县的“雎水十年”，著名的“三记”（《淘金记》《困兽记》《还乡记》）都创作于这一时期。历经辗转流徙，经受了战争洗礼的沙汀最终扎根川西北乡土，这片土地也孕育了他独树一帜的文学风骨，其创作成为20世纪40年代现实主义文学的鲜明标杆，在大后方抗战文学的星空中烙下了属于沙汀的印记。

在熟悉的乡土中沉淀创作

诗人卞之琳曾感慨，抗战的“炮火翻动了整个天地，抖动了人群的组合”，无数民众以及作家、文人随战争迁徙、流亡，造成整个中国社会的剧变与重构。上海沦陷前夕，沙汀回到家乡四川，随后前往延安、华北参与抗战，最后又回到四川大后方。在这场看似“可羞的退却”中，沙汀对生活的认识逐渐深化，其现实主义文学观念也在不断调适。正是在这种“向熟悉经验领域不断回落的趋势”中，他的创作臻于成熟。

“八·一三”事变后，身处上海的沙汀深受触动，萌生了写作报告的打算：“我以为我应该暂时放下我的专业，不再斤斤计较一定的文学形式，而及时地来反映种种震撼人心的战争。我认为这是一个文艺工作（者）的责任。”他一边参加伤兵募捐等各种慰问活动，一边尝试以通讯报道的方式呈现“救亡运动的教育意义”。但随着战事的吃紧，其生活日渐窘迫。上海沦陷前夕，沙汀回到成都，进入中学讲授国文课。但他并不“安心”，“想动一动，搞创作”，尤其是看了周立波的《晋察冀边区印象记》之后，“情绪更加不平静了。最后，决定到华北敌后去，写些报导来激励人心”。

1938年8月，抱着助益抗战的愿望，沙汀与何其芳、卞之琳等人同行从成都乘汽车走川陕公路前往延安。他们先抵四川北部县城梓潼，又过剑阁，而后滞留宁羌，一路兜兜转转，途经半月，终于抵达延安。抵达延安后，沙汀被留在鲁艺教书。适逢在晋西北前线作战的贺龙将军来延安作动员演讲，演讲深深鼓舞了沙汀，激发了他为贺龙写作传记的热情。同年11月，沙汀跟随贺龙军队前往晋西北、冀中等地搜集写作材料。尝试新的文学形式并非易事，随军作家如何调整自身位置去动态地贴近抗战、融入陌生的生活是沙汀遭遇的难题。他体味着隐微的苦闷：“虽然我看见了一些敌后的新的情况，接触了一些已经有着新的观念和新的感情的人民，并且得到了一般的概念，然而他们原来怎样？其间经历过如何的过程？这一切我都不很清楚，因而，我总觉我对他们是相当陌生的，不能更深地去了解他们。”敌后的“新的情况”和“一般的概念”在流动的时空中难以沉淀、转化，此行之后，沙汀表示自己“不打算接触更多的生活”，但愿意“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看的更深一点，更久一点”。秉持着“与其广阔而浮面，倒不如狭小而深入”的创作理念，1939年底，沙汀动身返川，努力在熟悉的乡土中寻求文学创作的主体性。

针砭时弊的现实主义风格

抗战初期的流动经历让沙汀对前线、后方两种不同的战时生活有了深刻体验。返乡后，沙汀批判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念走向自觉与成熟，其写作姿态也从动摇走向坚定：“我们应当从具体的作品，和具体的民族需要入手，而不该固执一种一定的尺度”，抗战、社会进步的目标和趋向虽然一致，“但工作却是多方面的”。随着战事的推进，作家们普遍意识到战时中国现实的差异性，应该“自各选定一个最适当的哨位，最有效地发挥自己的力量，使人尽所长，共同朝着一个终极的目标，努力迈进”，应当“从光明和黑暗的交织中去正确的理解光明，理解黑暗”，从而更本质地把握和表现抗战。

沙汀擅长以现实主义手法批判大后方基层社会中的痼疾。当他返乡直面国统区的腐朽时不由感慨：“我们的社会发展是太不平衡了。”在他看来，对大后方的“暗影加以暴露，加以讽刺，还是在要求改革，并不是消极的，仍旧一样地是积极的”。短篇小说《在其香居茶馆里》是沙汀批判不合理兵役制的精巧之作，作家吴组缃称赞它为抗战文艺中“一篇超拔的作品，即在全个中国新文艺史上，可以相与比伦的作者亦不多见”。《在其香居茶馆里》展露了沙汀在纷繁复杂的“现象”中把握关系、在“狭小”中聚焦矛盾核心的能力。故事开篇，新县长扬言要整顿兵役，联保主任方治国便一纸密信将镇上实力派邢幺吵吵缓役了四次的二儿子抓了壮丁，由此双方在其香居茶馆中发生激烈争吵，并且愈演愈烈，最终双方的“吃讲茶”演变成了一场拳脚相加的暴力事件，故事在“很好说话”的新县长给了邢大老爷面子而释放那位“壮丁儿子”的戏剧性场景中落下帷幕。

小说意在以方、邢二人的关系呈现乡土地方的权力关系网。活在对话中的“新县长”是冲突双方社会关系的交汇点，“新县长一上任便宣称他要扫除兵役上的种种积弊”，这构成了双方争吵不休、继而大打出手的共时语境。小说结尾，贯穿全文的“兵役改革”的神秘面纱被新县长“其实很好说话”一语揭开。在新县长的说话艺术中，我们看到小说中的人物关系被一张更大的“网”包裹，如沙汀自述：“邢幺吵吵、联保主任、陈新老爷之流，还是平常早已熟悉的人物。也只有平常积累得多，当其发现最有本质特征的事物时，才能起到‘点火’的作用，把许多零散的东西联成一个整体。”

《在其香居茶馆里》以兵役问题为火引，展现出战时大后方错综复杂的权力结构。作为国统区基层政权的象征，“新县长”借整顿“役政”施展权力，由此引发基层当权者与地方实力派的连锁反应。当沙汀将双方的矛盾置于权力结构下审视时，他精准捕捉并刻画了基层社会中的“一类人”，揭示了战时国统区基层社会的结构性变动。

点燃“焚毁旧生活的火焰”

大后方的众生百态如“深藏着的可贵的矿苗”，在沙汀的文学创作中生根发芽。他的小说力图透过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现象，揭示其背后丰富的时代意义，推动战时国家、民族的进步与改革，如《联保主任的消遣》中的“救国公债”、《在其香居茶馆里》的“兵役整顿”以及《淘金记》中的“淘金热”等。暴露黑暗的目的在于重建，沙汀深信“中国若果不言改革便了。若果确乎需要更新，而文艺又足为一助，我相信讽刺暴露，是不会就在怨讟下短命的”“既然如此，那么将一切我所看见的新的和旧的痼疾，一切阻碍抗战，阻碍改革的不良现象指明出来，以期唤醒大家的注意，来一个清洁运动，在整个抗战文艺运动中，乃是一桩必要的事了”。

沙汀的讽刺小说寄予着他对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向往。在沙汀眼中，抗战是个人/人民通向民族/国家的“改造运动”，暴露讽刺的文学是抗战建国的必不可少的一环：“我们的抗战，在其本质上无疑的是一个民族自身的改造运动，它的最终目的是在创立一个适合人民居住的国家，若是本身不求进步，那不仅将失掉战争的最根本的意义，便单就把敌人从我们的国土上赶出去一事来说，也是不可能的……”沙汀心怀对革命、对民族、对国家光明前景的信念，通过鞭挞病痛以引起疗救的希望，《淘金记》就是深刻批判国民党治理下基层社会混乱的作品。当沙汀从上海回到四川，他惊异地发现地方上正在兴起淘金热，“就连一两个有着正当职业的青年”都跑进山沟里淘金去了，有的乡绅参与淘金大潮，也“大挖特挖起来”。那些打着“赈济灾民”口号的野心家，把淘金的借口换成了“开发资源”和“抗战建国”。针对这些发国难财的坏恶分子，沙汀的《淘金记》集中地、犀利地揭示其暗面，旨在点燃“焚毁旧生活的火焰”。这延续了他推崇鲁迅、学习鲁迅的现实主义创作风格——鞭挞病痛以引起疗救的希望。卞之琳读完《淘金记》后赞叹：“沙汀居然制出了这样一面照妖镜来，象X光似的照出了我们皮肉底下的牛鬼蛇神，牛鬼蛇神底下的人性，居然从这样的腐朽里变出或提炼出了神奇，不是炫奇的把戏，而是有意义的艺术品，倒反而使我更爱了我们这个民族，也更不致对它绝望了。”

战时返乡后，沙汀沉潜于后方乡土，努力向生活的深处发掘，攫取“根深蒂固的地方势力在战时所激起的浪花”，从而展现了抗战文艺的另一种面相。沙汀的川西北书写内生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乡土世界，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风格沉郁而质朴，犹如“一杯浓酽的茶”，初觉苦涩却让人回味无穷。沙汀虽着力于描画“狭小”的川西北乡镇，但他“反映的现实生活还是当代革命风暴席卷的对象，并不在‘时代冲击圈’外”。

沙汀有着非常丰富的地方性知识，在创作上始终坚持“写自己熟悉的”，坚持“投身到火热的现实生活斗争中去”，但也因特别推崇“狭小”而深入的现实主义文学，而受到了一些关于“客观主义”的负面评价。沙汀自己也对此前的创作理念作了省思，1944年底，他在《向生活学习》中具体谈到：“过去三年，我是在农村里度过的。我在初的希望总以为自己可能更加接近我想知道的农村社会……首先，在这三年里面，我的生活范围自然是很狭小，但是在这个狭小的范围当中，我又何尝认真地生活过？何尝正确而深入地理解了在我周围的人物事件？其次，我所能接触的并不局限于农村小市民以上的人物，但我所写出来的一些东西，却全然以他们为对象；而这就恰恰证明了我的疏忽的可怕！”在《淘金记》之后，沙汀在1946年完成了《还乡记》，这是他消化批评、主动调整后的结果。这一转变体现出沙汀对“进入生活”“向生活学习”方面的深刻理解。新中国成立之后，沙汀也遵循新的现实主义原则，积极深入生活、调研走访，主动回应“时代大潮流冲击圈”。

沙汀的文学书写既深入乡土民间，又贴近现实，与时代同频共振，对新时代文学也有着深刻的启发和借鉴意义。当下，广大作家更需要像沙汀那样，认真对待生活中的人事物，不断擦亮创作的初心，在新时代山乡巨变的壮阔图景中，捕捉乡村变化中的细节和本质，让文学的笔扎根土地，持续向生活的深处挖掘，创作有温度、接地气、血肉丰满的好作品。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