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与金晖的结识，始于他为我一篇小说写的评论。一日偶然在刊物公众号读到，先是讶异，继而涌起重重感激——素昧平生的人肯为文字费神，总让我生出“何德何能，何其荣幸”的惶愧。我此刻落笔，绝非出于回报，而是打心底喜欢《先生》这篇小说。我不懂评论文法，不过是写些读后的零碎感触罢了。

大约我是《先生》的第一个读者，这篇发表在《人民文学》第三期的小说，早在金晖构思时，便有幸听过他断断续续地讲述。此前只知他善写评论，竟不知小说也写得这般好。

《先生》这篇小说情节并不复杂，讲了一个一辈子守在乡镇中学的余老师，去省城找昔日学生办事。开篇从南京长江大桥写起，“汽车在桥上走，火车从中间过，轮船在桥下行”。这句看似漫不经心的话，实则为全文定了调，暗喻着人各有其阶层轨迹。他怀里揣着妻子李梅泡的青梅酒，要送给如今成了“大人物”的学生丁小义。这趟寻常的省城之行，原是一场穿越30年的精神还乡，让我们在玻璃瓶的反光里，窥见一代教师的命运底色。

那瓶青梅酒，从一开始就注定要碎在地上。李梅泡制时的虔诚，层层塑料袋浸出的汗渍，余老师怀抱时的小心翼翼，都在为最后的破碎蓄力。当温和到近乎窝囊的余老师遇上儿子的工作难题，当师道尊严撞上现实困厄，这坛酒成了他唯一的指望。

余老师在丁小义单位门前的徘徊，打电话时的语无伦次，饭店里等待时的坐立不安，都透着知识分子面对权力场域的本能局促。小说里反复写塔镇中学的水杉林，与文末省城校园的水杉林遥相呼应。35年前，青年余老师踩着满地细长杉叶走向讲台，“像根粗壮、笔直、近乎透明的蜡烛”；35年后，老年余老师在相似的树荫下趔趄，看绿色扁刺蛾坠落，手中酒瓶应声而碎。两个时空在水杉的木香气里重叠，让人看见一个教师如何在日复一日的课堂里，把自己熬成“灯芯将灭，蜡油耗尽”的模样。

这条水杉道是余老师的精神原乡。他在这里挨过学生的恶作剧——纸团砸后背，纸条贴脊梁，被喊“慢一拍”；也在这里见过教育的微光——王武每年的短信，丁小义模糊的记忆，留守少年的成绩进步。乡镇中学的升学率不高，学生们“如泥牛入海”，但这些散落天涯的名字，凑成了他全部的人生刻度。

余老师的“慢”贯穿始终。骑车时“不紧不慢地哧啦声”，被学生捉弄时“不紧不慢撕下纸条”，妻子催得紧了便“一拖再拖”，连生气都“虎头蛇尾”。这种在功利世界里格格不入的性格却是他最珍贵的质地。拒绝培训机构的邀请，坚持不收留守少年的辅导费，在饭店里反复调座位只为得体见学生——这不是懦弱，是近乎固执的尊严。

这种“慢”与时代的“快”形成尖锐对比——汽车在城里“左冲右突”，丁小义“忙得半路返回开会”，连李梅都急着用青梅酒换取现实利益，而余老师始终站在原地，用40年的光阴证明：教育是农业，不是工业，需要等待，需要包容，需要“慢一拍”的耐心。

青梅酒最终流淌在水杉下，浓烈的香气却意外地成为全文最明亮的意象。青梅带着“清冽、热辣又甘甜”的滋味，在余老师的口腔里绽放。这未尝不是一种解脱——当礼物的功能消失，酒才回归酒本身；当功利的诉求落空，人情才显露本真。余老师终于可以为自己品尝这坛酒，就像他终于可以接纳自己平凡的一生一样。

金晖没有给故事一个俗套的结局——丁小义没有出现，儿子的工作没有着落，余老师必将带着空酒瓶回到塔镇。但正是这种不圆满，让故事有了穿透人心的力量。在物质主义盛行的当下，余老师的“失败”反而成了精神的胜利。

金晖的《先生》，像一坛封在时光里的青梅酒，初读觉得清冽，细品才知醇厚。文中有许多值得回味之处，青梅酒，水杉林，南京长江大桥，都是巧妙隐喻。梦境也可谓神来之笔，电话是否真实——或许这一切只是金晖对余老师的极度悲悯。当然，为这篇小说增色的还有它的语言，准确而克制，三言两语便把人物立起来：“头发稀少，头顶渐秃，‘蛮好的’是他口头禅”——这是余老师；“女人总能找到一些捕风捉影的事情，对于吵架，李梅有两件辅助武器，即回娘家和擀面杖。前者用来对付余老师，后者用来对付儿子。”——这是李梅。字句落处，人就活了。

此时我想起作者本人，因为从余老师身上我看见了金晖的影子——善良，本分，兢兢业业，对学生的牵挂，对教育的热忱。我曾看过一段他上公开课的视频，视频没有声音，他在讲台上“挥斥方遒”。不知那堂课金晖讲了什么，却令我想起小说里余老师讲“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的片段，这一刻，金晖与余老师的形象重叠了。“先生”不光是指余老师，是金晖，也是无数个在教育事业中默默奉献一生的普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