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窗集》修订版的修订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卞之琳开始整理早年的译诗译文，先后出版了两本选集：一是施蛰存主编“百花洲文库”中的《西窗集（修订版）》（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11月版），一是彭燕郊主编“诗苑译林”中的《英国诗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3月版）。《卞之琳集外诗文辑存》里，收录了他写给两位主编的信。
1982年4月20日致彭燕郊信中说：“最近江西出版社寄来《西窗集》修订版，封面太不像话，我简直不好送人。”5月7日信中又重复提及：“江西人民出版社请施蛰存同志主编的‘百花洲文库’收入了我的《西窗集》，最近寄到了一些本，封面设计太不像话，害得我不愿意送人……”
同年8月24日致施蛰存信中也直言不讳地写道：“‘百花洲文库’第一辑各本我都已早接到，封面设计实在恶劣，出乎意外，而《西窗集》里我也不及更正阿索林两本书名我自己的注解错误，所以都没有送人，等重印了再签名奉赠留念。”
卞之琳一再表示不满《西窗集（修订版）》的封面设计、不愿将书送人，连丛书主编、好友施蛰存也没有“签名奉赠”，但最近网上一家旧书店竟有一册他的签赠本出售。“商品详情”内附有书影照片多幅，内封页可见卞之琳的亲笔题词：“霞村同志：这本书封面不堪入目，内容也我（？）自己注错的两处原书名，先奉赠一本过目，更正重印又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当再送。”
这位受赠人“霞村同志”，应该就是翻译家徐霞村。1930年，他与戴望舒合译出版阿索林散文集《西万提斯的未婚妻》，1982年更名为《西班牙小景》再版。《西窗集（修订版）》里注错了两处阿索林的原著书名，所以卞之琳特意告诉他，是担心同行看到未及更正的错误，会笑话自己。
网店提供的《西窗集》题签本书影照片相当清晰。卞之琳在书籍封面上留下多处涂改的笔迹，让人真切地感受到他的情绪。左边流线型的装饰图案上打了两个大叉，书名三个字外加一个大圈，书名下丛书名的大写拼音字母上划了两条横杠。他还在“百花洲”与“文库”两组拼音字母之间添加空格符，并在“文”字拼音中间补写漏掉的字母“E”。
庆幸的是，《西窗集（修订版）》于1984年10月出版了二印本，上述封面的遗憾和注释的错误都得以补救。
大约十年前，我编一册《西窗集》增补本，收入花城出版社“文学馆”丛书。我将《西窗集》各种版本搜齐备选时，便发现“百花洲文库”中的《西窗集》有两种封面。当年，我并不知道卞之琳本人的态度，只是凭印象觉得二印本封面的视觉效果较好，故而在新编《西窗内外》一书中作为插图使用了。这回找出来翻看，才发现由于自己的无知和大意，仅将这个封面注为修订版，没有明确是一印还是二印。
二印本的封面较一印本有很大改善。首先是删除书名下方比原来书名字体还大的一排拼音字母，再将书名三个字放大、加粗、居中。封面上的底纹图案基本没有变化，但整体画面颜色浅淡，反衬出深黑色的三字书名，显得分外醒目。另外，封底所印“百花洲文库”第一辑目录中，《西窗 集》后 括 号 里 原 有“欧美散文集”几个字，也改为“西欧散文集”。这些应该都是接受了卞之琳的意见，才做出的调整。
二印本对书内文字做了更正，挖补的痕迹非常明显。具体涉及阿索林两组文章的出处，包括目录和正文的标题，例如《〈安托尼奥·阿索林〉九章》改为《〈小哲学家自白〉九章》，《〈西班牙〉一章》改为《〈乡镇〉一篇》。注释中相应之处的西班牙原文和原书出版年份，均有更改。查《西窗集》商务印书馆初版本，这些文章原来都是单篇列出标题，并注明译自美国《日规》杂志，是据英译文转译的。重新修订出版时，卞之琳想是去核对了西班牙文原著，不知注释何以会错？
新编《西窗内外》中相关文章，底本依据《卞之琳译文集》。译文集所收《西窗集》前有一段“出版说明”：“本书一九三六年三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文学研究会‘世界文学名著丛刊’）初版。改编后新版一九八一年十一月由江西人民出版社（‘百花洲文库’）印行。现据一九八四年十月新版订正本，加初版译者题记及附录重排。”
三卷本的《卞之琳译文集》，是译者生前亲自编定的。可考虑到出版时间正值译者去世的当年当月，后期的文字校订工作恐怕主要由责任编辑完成。或许正是因此，尽管声称“现据一九八四年十月新版订正本”，两者文字还是存在一些差异。例如，阿索林书名《乡镇》改为《村镇》，还有“普如思忒”改为“普鲁斯特”、“乔埃思”改为“乔伊斯”。其间哪些是出于卞之琳本人意愿，哪些是责编根据所谓“规范”自行修改，不得而知。
《西窗集》的版本大致可分为两个系统：一是商务印书馆初版，一是江西人民出版社修订版。鉴于初版后来被卞之琳拆散重组，不好再说什么“版次贵初”。现在看来，《西窗集（修订版）》一九八四年的二印本，无论是封面设计还是文字校订都有卞之琳本人的深度参与，且符合“印次贵后”的原则，真正算是“作者生前最后一个版本”，即所谓“决定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