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近年来文学领域最受关注的现象莫过于“素人写作”，它记录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真切感受，对劳动工作、劳动关系有了重新发现，更使得文学跨越圈层贴近大众，唤起了普通人的创作兴趣。

可从一开始，“素人写作”就被各种力量推着前进。

首先从命名来看，“素人写作”不是创作者的自我命名，而是评论家给予他们的命名。“素人”是一个日语词汇，意思是指没有经验的、非专业人士。后来被用在娱乐界，指不同于明星的普通人。当这个词汇从日本移植到中国，从娱乐综艺用在文学创作时，普通人的文学创作一下子变得“洋气”起来。

素人写作者不是从传统文学体制里脱颖而出的，而是被一群“伯乐”发现的。这些“伯乐”不光有很高的文学素养、媒介素养，一些人还有专业的学术背景。比如北京大学教授张慧瑜2014年起就以志愿者身份为“皮村文学小组”授课，后将文学小组的作品结集为《劳动者的星辰》出版。范雨素是被作家淡豹发现并鼓励她投稿，才有后来《我是范雨素》火遍全网的。周慧的作品经由翻译家黄灿然的编选、推荐，最早在微博上贴出王计兵诗歌的陈朝华也是一位资深媒体人。

还有不少素人写作者的家人就从事文学工作，他们共同参与创作或进行专门辅导。如杨本芬的二女儿章红曾是江苏《少年文艺》主编、自己也是一名儿童文学作家，她把母亲的作品贴到网上。秀英奶奶的儿子吕永林是上海大学文学院的副教授，儿媳芮东莉是国内最早的自然笔记倡导者，他们以家庭写作工坊的形式帮助母亲创作。裴茂盛的女儿裴亚莉是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她为农民父亲的作品做注。

“素人写作”被推荐到非虚构平台或是人文杂志上，而不是传统文学刊物。如《我是范雨素》发表在“正午故事”，《我在北京送快递》《我在上海开出租》发表在《读库》。然后再由一些“小而精”的出版品牌出版，杨本芬的“女性三部曲”由乐府文化出版，《我在北京送快递》由浦睿文化出版，王计兵《赶时间的人》背后的“真实故事计划”既是非虚构平台也是图书公司。这些刊物和出版品牌在选题上更具灵活度，既能对内容“深耕细作”，也善于挖掘创作者自身的丰富性。

“素人写作”最初并没得到文学评论界的关注，而是通过《三联生活周刊》《南方周末》《南风窗》《第一财经》《人物》的报道才被大众熟知。关于“素人写作”的报道采用了图文结合的形式，在报道中穿插了大量的图片，题图选用写作者身着职业服装的照片，突出他们鲜明的身份特征。然后展现他们标志性的工作场景，如菜市场、快递分拣站、保洁间等。这些大量穿插的图片不断加深一种反差感：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职业反差，厨房、菜市场和书房的创作环境反差，飞奔在路上和安坐在书桌前的生活节奏反差，由反差锻造出一种新的身份——“厨房作家”“菜贩作家”“快递诗人”，前面是一个基层劳动职业，后面是高雅的创作者，相悖的两者拼贴在一起形成标题，让读者不免产生好奇：他们是如何一面扛起生活重负一面从事创作的？

这些报道不再围绕具体作品，而是围绕写作者的经历，先是记录素人创作者过去的艰难岁月，然后描述他们现在的生活状态，其中充满着对苦难的渲染，最后是创作对生活的影响。从“为何创作？”到“生活如何影响创作？”再到“创作给生活带来什么改变？”，细致描绘他们每一步心路历程，本身也可以看作是一篇非虚构作品。

很快，严肃文学界也看到了“素人写作”的巨大意义——“文学来自于大众，大众需要文学”，热情邀请他们加入作协或者参加文学活动。文学的力量重新得到凸显，可以帮助被压抑的人们从沉郁中解脱出来，获得精神上的自由，还维系着他们的尊严、带来战胜现实的勇气，甚至能对生活产生改变。素人写作者被看作是“文学梦”的实践者，被越来越多地挖掘出来，从个体变成指代一个群体，最后成为“新大众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

“素人写作”还受到年轻一代读者的追捧。一是因为他们对于“专业人士”垄断创作和对模式化、空洞化的创作感到不满，“素人写作”带来一股久违的鲜活气息。二是关乎自身，近年来在年轻知识阶层里弥漫着一股社会学热，消失多年的亲密邻里关系的重新构建，让他们关心起了“消失的附近”“陌生人”的话题，他们发现原来与周围人的交流是那么少，自己对于每天都见到的人缺乏好奇心甚至变得无感。于是在项飙等社会学家的建议下，人们开始尝试进入公共空间，想要在日益陌生化的社会中重新发现他人，重建自我与他人、与社会的连接。

但对“附近的人”投以关注的同时，年轻人仍希望维持一种边界感，他们想要了解“附近的人”，却不想被“附近的人”过分打扰，在希望对方敞开的同时并不打算敞开自己。于是，文学阅读成为他们选择的一种安全方式。同时相较短视频里碎片化、重复的记录，文学更注重情感表达也更为凝练，是一种更为高效的了解方式。外卖员王计兵、快递员胡安焉、家政范雨素正是那些“附近的人”“熟悉的陌生人”，通过对于他们生活的阅读，很好地满足了年轻知识阶层对于“附近陌生人”“具体而微世界”的发现愿望。

“素人写作”里还呈现了现代劳动环境中被异化的生命体验，以及主体突破异化的种种尝试，这也促使年轻知识阶层对结构性的问题进行反思。他们对“素人写作”的文学阅读不再停留在情感层面，而变得更具有现实关怀和反思精神，不光看到了“附近的人”，也达到了认识社会的目的。他们还以“素人写作”为通道去了解别人、反观自我。年轻人不光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人，也可以知道劳动者群体如何看待自己，借此检视自己的言行。

这样的阅读固然可贵，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因为读者想看的是“附近”的人，所以对“素人”的理解就变得窄化，变成专指城市的底层劳动者。同时读者会对他们创作的内容选择性地接受，更想看到他们换了十几份工作、被困在计时系统里、被雇主刁难的经历，一旦他们展开天马行空的文学想象，读者反而不适应了。而且当这种趣味被捕捉时，出版商也会按照他们的喜好炮制出一些相类似的文化产品，比如“我在XX做XX”的文学创作。就有读者抱怨一本副标题为“一个火车司机的半生”的书里讲开火车的部分太少，有被欺骗的感觉。

还有把“素人写作者”化约为一个整体，但其实他们内部存在很大的差异性。比如范雨素没有描写太多劳动细节，更多是书写自己的观察和感受。胡安焉作品里有着很多经典的文学元素，他是一个标准的文艺青年，做快递只不过是一种暂时行为。面貌驳杂的“素人写作”在传播中被化约为一个整体，用来凸显基层劳动者的共性。

在各种力量的推动下，“素人写作”这个概念被反复叙述和隆重表达。可素人写作者们却显得有些“身不由己”，实际上他们并不熟悉这个来自日语的词汇，更不会称自己为“素人”。在一次活动中有人问王计兵该怎么称呼他？王计兵回答说：“你还是叫我文学爱好者吧，这样，我的写作会更加快乐。”这种以自我为主体的命名，才更能表达出他们对于文学的喜爱和创作的主体性。而那被标记出来的“素人”则像是一个贴在他们身上的标签，挣不开又甩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