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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一道光穿透朱灯脑海中的雾霭。朱灯从父亲望向母亲的脸上，看见笑纹如菩提般绽开。那是一张充满神性的脸，如一位俗世佛陀。这是胡学文长篇小说《龙凤歌》中的一个场景，这部跨越两代人的乡土长篇，在一家人的相互注视中完成了一个神性时刻。欲将当代乡土与乡土史重新“赋魅”，点染出坚实的传奇性，胡学文可谓用心良苦。

在当代的农村规划中，土地不是费孝通所谓“占着最高地位的神”[1]，而是生产资料与劳动资料。于2025年农业政策文件及其相关解读中 ，我们可以看到，粮食、畜牧和宅基地是被作为产品与产业等生产要素进行规划与探究的。[2]经济学、科学技术与管理学术语构成了探讨土地问题的语境，也显现出现代土地观念。在一种技术化的前景中，土地承担着生产力的质与量，而数学意义上的数字和统计学意义上的数据，则负责提供可量化基础。人与土地的关系维系于一个面向生产力运转的供给与技术系统。人面对土地不会安时处顺，不追寻更不追随灵性的感应和菩提的微笑，而是对其进行计算、统计、规划和改造。

大地神性消隐的背后，是1990年代以来中国在市场经济背景下的资本化，以及城市经济发展带来的城乡发展不均。市场经济的推进伴随着大面积的信息、资本与人口流动。在2023年一篇论述农村人口变化与农业强国的文章中，作者总结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随着城市经济发展，农村常住人口的高速下降，并梳理了多位学者对这一趋势将持续的预测。[3]在这一背景下，《龙凤歌》以一个圆满稳固的家族共同成就的乡土传奇，就充满了神话意味。一面是效益与产量，一面是隔绝与低沉，《龙凤歌》却要写传奇与永恒，这使得小说俨然成为一部神话前史。

本雅明论波德莱尔时谈及的瞬间永恒，是意识到注定永远失去的告别时刻。在《龙凤歌》里，神性的终点也始终带着莫名命定的色彩。然而，区别于波德莱尔式现代性的悲剧意识，《龙凤歌》是一首属于乡土的悠远歌谣，它要存活和绽放。结尾的完满时刻是两代人以其生活锻造出来的。胡学文将两代人的生命重写为一种“史前史”，希望可以逃逸现代时间面向死亡与否定的那一面，从而使乡土的当下如大鹏飞向坚韧的神性大地。

02.

小说开篇，马秋月走出家门，梦游在夜晚的乡间，追寻一只白兔。白兔的光芒和农作物的涌动仿佛相互感应，召唤着马秋月的参与。这只白兔在结尾处成了一只真正的兔子，躺在马秋月怀中。白兔的实体化完成了乡土神性的显象。

位于虚实之间的白兔作为象征符号，唯美而飘忽；作为预示性的“象”，又带有失真的倾向，指向混杂。它作为历史的召唤，暗指命定的唯美世界，也散发着不祥的气息。梦游总由一些家庭生活的打击引发，白兔的出现因而伴随着挫败感。以赛亚·柏林把德国文化经受的打击和受辱感，作为浪漫主义的一个重要起源。[4]在受挫者的心里，一面是对庞大未知的偏执和妄想，另一面是永不抵达的精神还乡。[5]马秋月的白兔也是挫败的产物。丈夫朱光明家在20世纪50到70年代属于“成分不好”的家庭。婚后的种种麻烦触发了马秋月的梦游，梦游自然也给新家庭带来负担。除了命中注定的神性召唤，小说还需要更多的乡土坐标净化马秋月走向白兔的虚幻与危险性。否则，谁知道白兔的未知面是否会膨胀扩大，进而吞没那独行的夜游人？

引诱马秋月走出家门的另一坐标，是村中的故事大师麻婆子。麻婆子是最后一个“讲故事的人”，以口耳相传的故事连接传奇和说教，过去与未来。马秋月痴迷于她口中意义与可能性的万花筒，在麻婆子家流连忘返。麻婆子家是马秋月的“炼心炉”，让她学会与“可能发生的事”生发感应，而不沉溺于“已经发生的事”。

麻婆子的故事谱系除了王侯将相，还有神仙志怪，她的述说穿行于生死之间。麻婆子难以划为某个固定的阶级，也不在世代传承的族谱中。她是旧社会的妓女，偶然嫁到豆庄后又成了寡妇，吃百家饭，从此不离开豆庄。麻婆子的家是一个颇有意味的意象。在马秋月的幻象中，墙体轰然倒塌又恢复如初。而多年后在马秋月之子朱灯看来，那座老屋仿佛从来都是废墟，一开始就未曾存在过。麻婆子是另一空间的掌门人，背后是被“十七年”主流叙事压抑的狐仙女鬼。故事大师的传奇性本身也就兼具圣人和幽魂气息。

白兔和麻婆子鬼气森森的一面，暗示的自然是马秋月一家作为“十七年”边缘人的唯物史。马秋月面对种种斗争——家族之间的斗争、与丈夫的斗争，等等——总是陷入眩晕、昏迷，并走向梦游的雾霭。胡学文借此刻意避开了“十七年”主流叙事中的斗争场面，那些关涉正统与背叛，先进与落后，力量与力量的正面角逐。抛开那个中心叙事，马秋月的“十七年”个人史本来只属于沉默。

胡学文不愿简单地拒绝那段历史，又要激活白兔与麻婆子的超越性。这种写作的困难体现在小说前半部分的一些生活细节描写中。胡学文借用了大量马尔克斯式的浓墨重彩，又尽力以中国古典美学的细腻幽微，调和“马尔克斯模式”的高昂宏大，避免与“十七年”经典叙事混为一谈。最终借用更多的人物情节，和凝聚着多义性的白兔与麻婆子这类关键形象，胡学文才甩掉了粘在手背上的马尔克斯，行文逐渐找到了自己的节奏韵律，让马秋月的心曲流动起来。

从借用马尔克斯，到“甩掉”马尔克斯，胡学文寻根书写的用力之处在于，白兔与麻婆子的故事不能是隔绝于本土生存现实的唯美主义产物。神性意象与故事的召唤最终是历史的召唤，要让“美学乡土”扎根于“生存乡土”，其关乎的是乡土抒情传统下的行动与情动，是乡人和大地、乡人与乡人的灵性连接。

马秋月的父亲马天毅然走向的大地之“根”，是他心中早已迷失的乡土圣地。让马天如痴如醉的枣红马与白兔不同，本是一个属于白天的意象。无人知晓枣红马的来历，这意味着它是只属于大地的产物，来自外在于“十七年”农村社会关系的茫茫山水。马秋月第一次见到麻婆子，就格外留意她那双深渊般的眼睛。马天也是从枣红马的眼中看见某种莫名的感召。枣红马的第一次出走让马天遇见了朱家。马天决意将女儿许配给朱家四子，是欲让枣红马的幻梦扎根于家族的未来。枣红马的第二次走失，就暗示出马天心系的那片大地与乡土史的分离。当枣红马站在暮色的河岸，它就和波德莱尔笔下擦肩而过的女人一样，只属于必然的诀别与现代的暗夜。依然走向枣红马的马天，也就走向死亡。不过，马天自己对此安之若命，那是他与大地的自然之道，从祖祖辈辈传袭而下。在大地的归宿中，方死方生，何来永别一说。马天的还乡使他宛然成为寻根的殉道者。

03.

1980年代的寻根小说，可提供一个当代寻乡与还乡书写的参照谱系。《龙凤歌》欲将马秋月的臆想症倾向、麻婆子的鬼气和马天的殉道点石成金，可以回应汪曾祺在《大淖记事》结尾“当然会好”的高呼——《大淖记事》可读作和斗争唯物史直接对话的写作。

更具有悲剧性的书写可见于李杭育发表于1983年的短篇《最后一个渔佬儿》。随着自动化机械，鱼塘养殖，工厂和自由市场的发展，以手工工具打渔的福奎成了最后一个渔民。全篇流溢着无可奈何的挽歌气息，福奎已是一个活着的遗产，生生看着属于渔民的逍遥世界离他远去。在小说结尾，当福奎躺在江心的船上，福奎想到了自己的死亡，和马天一样走向必定的终结，成为一首悲歌。不过，我们没有忘记福奎还“精壮得像一只硬邦邦的老甲鱼”[6]，他并未耗尽自己的生命力。死亡也许只是外在性的历史，富有内在冲动的福奎至今还浮乎江湖之上，一个没有抵达也未消亡的中间地带。最后一个渔佬还没有耗尽他的历史潜能，等待着未来的认领。

《龙凤歌》结尾那个佛陀的笑容是绽放在朱天脸上的。马天初见朱天，就为他被束缚的潜藏生命力所吸引。他从朱光明的锋锐言辞中看到了一种雄辩术，有直接和主流历史叙事对话的可能。马天在枣红马的眼中感应到丢失的美妙传统，也在朱光明的雄辩术里，找回了那个尚未死去的渔佬的勃勃生机。把女儿嫁给他，或许就能重新激活心中正在消逝的乡土。

马天考虑的是让被压抑的历史主体带领家族重回历史。争夺“十七年”的历史舞台，往往就涉及强力与斗争，激昂与悲怆。朱光明做了一辈子的木匠，我们不妨再看1983年刊于《文汇月报》的中篇《鲁班的子孙》，作者是王润滋。小说中的木匠黄志亮自是传统乡村社会的象征，以手艺和人品赢得尊敬。黄志亮念念不忘传统的熠熠光辉，不断讲述鲁班的故事传承着古老的伦理秩序。养子秀川入城后带回了一个陌生而隐约带有摧毁性的“现代”世界，资本、现代工商业契约和个体成功是那个世界的中心法则。在父子冲突中，不知“暴起的青筋上面到底凝结了多少力量”[7]的老木匠以惊人的强力，徒手拆毁秀川的定价标牌。时而又哭嚎，忏悔，以至于在极端情动的拉扯中陷入嘶哑。黄志亮不仅是鲁班的子孙，也是充满激愤与苦情的“十七年”斗争史叙述的直系后代。

在《龙凤歌》里，木匠朱光明就被消解了盘根错节的肌肉和大悲大喜的抒情。婚后马秋月发现朱光明的雄辩术成了哄自己安定的柔情私语，顶多算是无伤大雅的诡辩。朱光明的故事是俏皮的，朴素的，不具有麻婆子充满魅惑力和令人沉溺的说教。朱光明的口才没有带来任何斗争意义上的胜利，而是让家族仇怨化作绵绵的夫妻耳语。面对贫穷与欺压，朱光明往往平淡如水，安之若素。

朱光明劝慰家人的口头禅是“向前看”。芝加哥大学汉学家叶纹（Paola lovene）曾注意到“未来”在塑造中国当代文学体制和书写中的重要作用，为此专门著书论述。[8]且看一组“未来”书写的对比。“十七年”文学中一个经典的未来展望，是《山乡巨变》里陈大春的乌托邦式狂想。陈大春在对未来的激情讲述中，陷入了宗教式的迷狂，其关于农村机械化发展的未来想象带来的超越和自足，让他足以克服与无视当下的穷困情境，进而全情投入革命事业。[9]而在《龙凤歌》里，当马天听霍木匠说到酒水从地下自动涌上来的畅想，他只是轻笑附和，二人都不过在做一种娱情的闲谈。马天的“未来”，小说反复强调只在一个“盼”字。故事不过给个盼头，叫人“顺心”，而与生活是否“称心”无关。胡学文承认了“未来”对国民生活的正面作用，却避开了其强烈的功利性。把马天的“未来”转喻为“盼”，胡学文将狂想式激情消释为平常人的平常心，关注的是细腻的情感和生命的安定。

因此，胡学文并不强调朱光明在无尽劳作中的受苦与隐忍，朱光明似乎总是轻松释然的。朱光明结交霍木匠自是为了习得手艺，但二人的频繁往来逐渐只为了沟通心曲。他们始终没有确立师徒关系，朱光明不必为鲁班传承的断代而悲恸欲绝。实际上，朱光明最终没有什么出将入相的传奇，甚至没有完成复活旧戏台的心愿。如果结尾处的马天当真成了佛陀，胡学文看中的是他对技艺、历史和他人的态度。朱光明没有做成“大国工匠”，他最珍贵的人性只在于“泰然处之”。

04.

在涉及“十七年”的叙事中，更多时候只能作为美学象征的朦胧启示，就需要改革开放后的第二代族人从寻根走向“生根”。朱光明之子朱灯更多继承了马秋月的神经官能症。朱灯视角的关键词是走神和“怕”。马秋月和朱光明都一度为他缺乏行动力和勇毅的表面性格担忧不已。《鲁班的子孙》里老木匠的儿子极快学会了市场经济的生存法则，却一去不返，让老木匠苦苦等候着两代人——也即两种文明——的和解。朱光明的儿子就在他眼前，却似乎缺乏任何走进新时代的金刚手腕，是个“靠不住”的儿子。

朱灯的“靠不住”却恰恰因为他没有“忘本”，始终和豆庄心系一处。这让朱灯眼中的“走出豆庄”充满了不可知的威胁，他能看到现代化与安稳的乡土世界分离的危险，也相通于上一代乡村人在新历史下的脆弱。

朱灯走向仕途的第一站是给乡书记罗响写材料。罗响这一“新社会主义新人”若给人一种太过完美的感受，是因为他除了拥有“乔厂长式”的铁腕能力，胡学文还让他充溢着一个乡民的普通情愫。胡学文以诸多缠绵的细节力图表明，罗响的人情味不是干部的自我表演，他需要和朱灯午夜漫谈，也纠缠在婚后家庭生活的种种喜怒哀乐之中。在哑女这一指向原乡人伦的关键人物身上，罗响没有拿出足够“狠”的手段进行“处理”，一时疏忽就被撤职。中年病死的罗响没有成就英雄主义叙事，他的“社会主义新人”之路被市场经济稀释为生老病死的平凡。朱灯对哑女的犹疑注视，不同于路遥《人生》里高加林非此即彼的爱情选择，朱灯不过以一种难以言说的敏感，目睹和体会了走向现代和坚守乡土之间残酷的龃龉。

由大量朱灯个人视角展开的1990年代后的都市书写，因那“怕”与走神，往往被带入一些边缘与另类地界，仿佛朱灯和同时代的逐浪人并不生活在同一时空。朱灯一度不敢走进乡政府的大门。他在梦中一次次跟着母亲追寻白兔，白天也常常走神，以至于读者和朱灯自己都常常恍惚，不知身在何处。构成1990年代以来个人进取叙事的关键地标，那些事关升官发财的酒局和会议室，都只是朱灯故事中虚化了的背景。朱灯的恍惚总是伴随着都市带来的紧张感。只有在偶然走入公园，或一个秋日的还乡途中，朱灯得以有一刻放下他的警惕，找到一个刹那的悠然禅意。当朱灯穿梭于现代城市，他始终是“内视”和“回视”的，在记忆与未来的混乱成像里寻求启示，并始终使心灵朝向故土。朱灯的城市叙事，是一个寻乡者的故事。

朱灯最终从旁观者的身份跳了出来，从离乡到还乡，完成了乡土赋魅的关键一环。弟弟朱丹死后，朱灯回到豆庄，向父母编造了朱丹远走他乡的美丽故事，永远以童话替代了父母心中的现实。实际上，父亲朱光明的第一次出场，就透出被历史遗忘的书生气息。马天眼中的他仿佛来自传统深处，那口才背后似有王侯将相，兵马才能。朱灯的文学梦从这一潜在的文人脉络上隐秘地传承了父亲。胡学文真正借之为乡土赋魅的，是一个“讲故事”的“赋权”。从麻婆子，马秋月的白兔，朱光明再到朱灯，故事若真能通往另一乾坤，从而救赎和创造现实，那个权力就在活着的人手上。书写朱灯背后文人和“讲故事的人”这两条传承谱系，胡学文某种程度上也是在和所有写作者对话：如果你相信乡土的传奇和故事的魔力，寻根的对象不必在你之外，而在你的笔尖。当举起那支笔，你就是文学，你就是“讲故事的人”。

05.

三弟朱丹驾驶着超载的货车飞向田野，这时谁在追他，朱丹从哪里来，为什么到了这里，以及这场死亡的意义，都同那辆货车一起，在未知的暗夜里失控与失重。这是1990年代的一副面孔。

表征1990年代的另一场所是朱丹为客车拉客的车站，“只要没上车，客就是公共的，谁都可以抢”[10]。1990年代市场经济的资本化发展正重新划分领地。公与私的问题内含于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和现代性的起源之中。其本就尚未被充分打开的内在含义，在1990年代语境下变得更加模糊，也更迫切地摆在眼前。这是一个重新协商、争夺和探索的时期，伦理、法理和情理都在被重新界定。围绕朱丹之死，胡学文书写了第二代豆庄人如何参与这一重构。

在家族中，四处闯荡的朱丹看似最身处1990年代之中，实际上也最是随风飘摇，轻如鸿毛。他失却了父亲那颗安稳的心，既不是最有野心和手腕的恶棍或英雄，也不立足于任何抵抗历史野性的乡土之“根”，只能被时代的浑浊轻轻带走。

朱丹死后，追逐他的拦路人消失，留下了一个悬疑故事。如今，悬疑已成为获得巨大商业成功的几种文学类型之一，在纯文学之外拥有了庞大的读者群。这自有价值失序的时代背景。《龙凤歌》中的破案是由一些自发的善意推动。朱丹超载本身已经违法，是否要追问其死前经过，或是否另有真相，一时显得模棱两可。胡学文写了大量踏实良善的相关人。从打捞尸身的队伍，到那些本来生分的豆庄人，都出于一种“不必说”的传统人伦情理，尽心尽力。当朱灯尚自恍惚，是这些“半陌生人”的全情相助，逐渐打开事件背后的复杂案情。随后居于各地的豆庄人纷纷赶来相助，也是胡学文苦心复活的乡土美德故事。资本的洪流没有冲散豆庄的人心，分散于茫茫四海的豆庄人尚未彼此相忘，而以一种朴素的传统之善联结起来。

追车导致朱丹死亡的拦路者不是交警，而是一个物流公司的人，其背后是假扮交警敛财的非法业务。在此，一个关键的分歧出现了，涉及重构社会与精神秩序的两条路径。打官司，意味着走向霍布斯式的规则系统，以对有罪者的惩戒，争取正义、公平、复仇。私下解决，则可以快速获得赔偿，避免漫长繁琐而结局渺渺的官司。朱灯偏向后者，是考虑个人生存和发展的一点私心，代价却是只能获取“部分公平”，并放弃个人的复仇。朱灯的考量既有1990年代处于法外地带的特性，也回应了乡土伦理中注重礼治的“无讼”传统：“维持礼俗的力量不在身外的权力，而是在身内的良心。”[11]在现代法理观念中，朱灯也许是在妥协。但他不愿借用更高力量进行复仇，也可说是对讲求个人权益的现代自由个体的厌倦与警惕。这种退守也就维护了传统美德中最小限度的良心。

悬疑和案件叙事只是一副骨架，其推理并不重要，诉讼结果也被处理得云淡风轻。重要的是，胡学文借此写出豆庄如何在现代化和城市化的浪潮中再造自身。豆庄老乡中，有黄毛的有情有义，也有胆怯的刘拴。朱灯的龙凤胎妹妹朱红，就决定独自将官司打到底，力图将情理的诉求融进法理。这和朱灯的中庸之道看似相悖，实则都同样指向豆庄的伦理重建。胡学文着重书写的，是豆庄人在此过程中被拷问的内心。豆庄人各各不同的心事并非侦探破案的附属品，不过正是这副“引人入胜”的悬疑小说骨架，才使其不至于被时代的混乱表面轻易涂抹和掩藏。

06.

“不管黑猫白猫，能捉到老鼠就是好猫。”我们今天回过头来，如何看待这一句话？

进城后随波逐流的朱丹仿佛被带入了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最庸俗、缺乏思索又不负责任的方向，让我们对吞噬他的时代的虚无感到厌弃。不会投机取巧的朱丹没有朱印那种“向上爬”的狠劲和野心，小说围绕他的司机工作，呈现出的只是无奈的沉默。朱丹在现代化进程中逐渐失去了自己的声音。朱丹为一辆超载货车付出生命，没有盖茨比式的大起大落或大梦初醒，也让人道主义失去了确切的坐标。朱丹的死不仅仅是反英雄主义的，其打开的是一个深渊，因过度缺乏意义而呼唤一种拯救。《龙凤歌》第二代人的乡土救赎是在这个深渊中展开。

“龙凤歌”中的龙凤胎，我们谈了朱灯，还没有说到朱红。朱红具有为任何主流叙事所需要的那种蓬勃生命力。马秋月见识了朱红抢奶喝的“厉害”，担心朱红的高亢生命会像麻婆子的故事暗示的那样，与朱灯的柔弱相生相克。为此，马秋月不惜每夜把朱红送去寄养。马秋月对朱红的盛气感到陌生，也心生戒惧。马秋月没有遗忘“十七年”带来的挫败感，她比《鲁班的子孙》里后知后觉的老木匠，更加敏锐地嗅出了机械的个人进取精神对乡土的潜藏威胁。

朱红的人生苦旅，表明这只是个误会。朱红貌似是最果敢的人生舵手，实则始终受苦于抒情的压抑。小说一点点透出，那刚毅背后流动委曲的心弦。朱红不顾母亲的激烈反对，嫁给家风不好的刘长腿。一意孤行的婚姻选择，却只为了刘长腿身上的文人气息。在月夜下看刘长腿翻书，好像就能弥补自己把读书机会让给朱灯的遗憾。小说写她发现刘长腿的不堪出轨后，做下百日计划，一百天不碰刘长腿考验他，以此作为离婚决定的心证。这如同模仿计划经济的情感规划，最后不过折磨他人也折磨自己。除了这些完全出于爱与缺爱的非理性决定，朱红的踊跃进取和踏实劳作，都不过在做家族的承重墙。她的雷厉风行和强韧活力只是一张画布，上面大笔涂抹的都是遗憾和心酸。

朱红没有回到豆庄生活，她抵达的是另一种还乡。朱红杀伐果断的实用主义，同样与征服和成就无关。守着手工裁缝铺的朱红蓦然回首，走进了朱灯口中的平行世界。朱红的航船行驶的那片海洋上没有金银财宝，也没有通往新大陆。那海水只是情感的暗流，而崇高只在于风起浪涌的时刻。胡学文将朱红的实用主义引入了反功利主义的俗世传奇。两代人创造性地将被压抑的过去化为神奇，朱红和家人在平行时空中，步入了由故事打开的“另一个世界”。

除了前文提到的城乡区隔与发展不均问题，在本文篇首引用的农业政策解读中，对生产力的强调并非只为了盈利和经济发展，也有对防灾减灾，和针对人口粮食需求的基本供应力的考量。也就是说，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各类变形，仍然是农村的当下发展无法脱离的语境。然而，在观念、感受与文学想象层面，对于“黑猫白猫论”贯穿于社会主义理念与市场经济立足点的内涵和精神指向，当代文学写作仍然没有充分打开。在对朱红人生涉及改革开放时期的写作中，胡学文倚重的是一种浪漫主义的想象和对抒情性的期许。胡学文看见了实用主义与功利主义中缺乏价值趣味和有危险性的面向，并借用非理性文化/工具理性的批判性框架抵抗了它。但在一定程度上，朱红以一种“借力”削弱了和当代历史的正面对话。小说“远景”中的天命色彩和抒情节奏，为“近景”中的内心孤旅与苦涩人生提供了命定的方向，从而以唯美圆融净化了那些还乡的心灵。胡学文对乡土赋魅的乐观，使小说走向的不是悲剧性的挽歌，而是完满的命运之歌。这种写作选择本身无可厚非。不过，仍然值得追问的是，今天的乡土和乡土人，还能以浪漫主义的想象冲动、象征主义的美学体系、“讲故事”的创造、乡土的宿命与天命观，以及维系于“良心”的抒情传统，重新找到弥散着魅力的神性大地吗？我们真的能做回那个在想象中与天、地、人泰然处之的无名大师吗？若《人生》中的高加林再次站在这个时代的十字路口，抓紧一把《龙凤歌》所提供的“美学黄土”，他也许会觉得手中的分量依然太轻，太容易在历史的风雨中飘散不见。

杨庆祥，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王修豪，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注释：

[1]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出版社，2009:2.

[2]孔祥智.以改革为手段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解读[J].经济, 2025,(03):56-59.

[3]张琛,孔祥智,左臣明.农村人口转变与农业强国建设[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40(06):5.

[4]（英）以赛亚·柏林.浪漫主义的根源[M].吕梁，洪丽娟，孙易译.译林出版社，2011:41-45.

[5]（英）以赛亚·柏林.浪漫主义的根源[M].吕梁，洪丽娟，孙易译.译林出版社，2011:106.

[6]李杭育.最后一个渔佬儿[J].小说月报·大字版,2023,(2):143.

[7]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室选编.鲁班的子孙[M].时代文艺出社,1986:273.

[8]见IOVENE, PAOLA. Tales of Futures Past: Anticipation and the Ends of Literature in Contemporary China. 1st e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9]周立波.山乡巨变[M].上海文艺出版社，2019:163-164.

[10]胡学文.龙凤歌[M].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试读本:449.

[11]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出版社，200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