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言：每个人身后都躲着一只黄雀
2014年，在成都与一帮当年的诗友偶然相聚，我拿起停辍了二十年的笔，重新开始写诗。商界的朋友与我开玩笑，说这是个标志性事件，经济开始进入下行通道。我回说，本人要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向以精神建设为中心转移。
2023年，我写了一些随笔和短篇小说，我的意图渐渐清晰。从封闭到开放，时代不断反转，“60后”这代人所经历的这四十年，也许是中国历史上最精彩的四十年。这四十年，我深度参与其中，观察到常人所不见的细节，看到事物的另一面。这个时代的写作者，更多的在历史的外围，眼之所见，耳之所闻，与真实保持着恒定的距离。
我以一个亲历者的角度复述这段历史的人与事。我把我要写的系列作品命名为《江湖儿女》，《黄雀在后》是这个系列的第二个中篇，之前有两个短篇《天棒》和《余生涯》分别发表在《作家》与《青年作家》，另一个中篇《小山东》发表在《钟山》。还有无数个人物正在或即将在我的笔下复活。
1990年末，我彻底与体制作别，进入社会的“第二层空间”，开始在野蛮生长的商业时代挣扎。这是一个不完全的商业时代，其中的人物游走于社会的边缘，他们不断打破旧的规则，又来不及建立新的规则。我所写的人物几乎都能在我的生活中找到原型，每一个人物都是几个原型的综合体，他们的命运不是写作者刻意的安排，而是命运的重现。这是一个充满传奇的时代，我笔下的每一个人物都有着看似离谱的经历，但它们真实存在。不断反转的剧情中，每个人身后都躲着一只黄雀。
我的初衷是复活时代边缘的一个个小人物，构建历史的微观叙事。这么多年，他们一直存活在我的记忆中，我的责任是在记忆消失前，把他们一一打捞出来。五十六岁生日以后，写作的急迫感愈加强烈。作为一个企业经营者，我的精力多用于应对各种政策与市场的不确定性。我的诗歌写作一直利用碎片时间在手机上完成，后来开始试着写一些篇幅稍长的随笔，然后短篇小说，然后中篇小说。在 2024年最后几个月，我甚至用手机写完一部十二万字的长篇小说。在一个段落之前，我或许正坐在汽车的后排奔赴一次商业谈判；一个段落之后，或在办公室约见律师和供应商。我的大脑已适应这种快速切换。有一种莫明的使命感，让我在时间的缝隙处挤压出落笔的空间。
我不刻意追求叙事文本的阅读快感，那些人物天然具有“熟悉的陌生感”，他们会吸引读者对他们命运的持续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