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直以来，王秀梅都有清晰的创作规划，从“槐花洲”到“海岛”，从“重述聊斋”到关注“不一样的人”，从对先锋叙事技艺的试炼到思考何谓“真正的现实主义”，甚至涉笔儿童文学，她写作的版图日益扩展，文字日益丰饶，不过也有一些东西她一直在坚持，如对人物心灵世界的探勘，对“美与罪”共生的思考，还有对小说是呈现问题而非解决问题的认知，等等。中篇新作《到公路上去》再一次让我们见识了她执拗的坚持。

就题材而言，《到公路上去》应该属于她近年开始创作的“不一样的人”的序列。小说主人公是一对因为拐卖事件而有着隐秘命运连接的母女，但王秀梅无意渲染拐卖事件本身，也无意简单暴露伤痕，而是通过对时光的组接，以散点透视的叙述，耐心捕捉拐卖行为所激起的漫长的灵魂余震——它如何在时光中扎根、传递、发酵，重塑个体生命的幽暗，又如何在新的生命里寻求微渺的救赎。每一个挣扎于拐卖事件中的人，都获得了平等而悲悯的观照，他们在罪与罚、恨与爱的悖论中展示了真正“生命性的疼痛”。

具体可分如下四点讨论。

其一，虽然也写到夏劲草和周流频繁遭遇买家的殴打，但小说令人凄然恸心的地方不是拐卖和身体遭受的规训暴力，而是这一暴力渗透进家庭之后形成的创伤的代际传递。夏劲草被囚禁的身体与顽强的逃离意志构成了她悲剧的核心，她每一次反抗都换来更严酷的压制。当她最终逃离山村，却背负着抛下女儿的沉重愧疚。更何况她被剥夺的身体自由与精神尊严，也未因逃离而终结，反而以更隐秘的方式在女儿牛毛球的身上生长。牛毛球右肩那查无实据却深入骨髓的疼痛，是“替代性躯体反应”的实证——镜像神经元将夏劲草被殴打至脱臼的瞬间与那句“我疼”的呻吟，牢牢地刻录在她的记忆里。这种躯体化的疼痛，比任何言语都更深刻地揭示了创伤在代际间传递的隐秘路径。牛毛球对夏劲草的态度更是矛盾交织：既渴望母爱，又怨恨她的缺位；理性上理解母亲的困境，情感上却难以释怀被“选择性抛弃”的痛楚。这种悖论感受深刻影响了她成年后的亲密关系，正如心理创伤专家朱迪思·赫尔曼在其《创伤与复原》中所言：“创伤迫使患者想从亲密关系中逃离，却又拼命地想抓住它。基本信赖感的严重瓦解，常见的羞耻感、负罪感和自卑感，想避免可能会唤起创伤记忆的社交生活，所有这些困扰，都促使患者从亲近关系中退缩。但对创伤事件的恐惧感，又使患者有被保护和依附他人的强烈需求，受创者因此不断在隔离孤立和渴望依附他人之间来回摆荡。创伤症状的矛盾冲突，不只作用在创伤患者的内心世界，也影响到与他人的亲近关系。”从夏劲草的肉身囚笼，到牛毛球的情感牢狱，再到李存在初临人世所遭遇的短暂情感真空，暴力如同遗传基因，在血脉的暗河中悄然复制、变异，其回响远比最初的暴力可怕。

后院疯女人周流和女儿葛小余，同样承受着暴力的重压。周流从有知识的少女沦为“吐唾沫的疯女人”，其精神失常本身就是一种控诉，而葛小余也继承了母亲的精神重负，宿命地完成了另一对母女残酷的“代际传递”。

其二，在塑造人物时，王秀梅拒绝将任何人物扁平化为符号。说起来，塑造所谓圆形人物，这是成熟作家的基本门槛。但王秀梅对于“圆形”的理解有她自己的侧重，于她而言，人物立体与否也许不在性格组合的多元，而在善恶相衡中的沉默或爆发。夏劲草是令人心碎的受害者，她发出的求救信石沉大海，那种绝望令人窒息；但她亦是女儿生命中的缺席者，其抉择带来的阴影和隐痛无可回避。父亲牛四这一角色的塑造也撼动人心，他是罪恶的参与者与施加者，他对夏劲草冷酷的囚禁与殴打，毫无疑问是男权的赤裸宣誓。然而，对于牛毛球，他展现出一种近乎笨拙却无比坚韧的父爱。他用粗糙的大手抚摸女儿的小辫，他离乡背井在工地挥汗如雨，以支撑女儿求学，他面对夏劲草归来时那句“我老了”的黯然与放手，所有这些细节共同拼凑出一个在宗法泥潭与贫困重压下挣扎的底层男性。他的暴戾与温柔，罪恶与付出，在同一个躯壳中共存。

甚至连那个人贩子豹子头也未被简单妖魔化。他逃入深山，数十年退化为野人一般的存在，苍莽的大山以亘古的沉默，执行了比人间法律更彻底的惩罚。豹子头的非人境遇，无声地诉说着罪性的反噬力量。这样的处理让小说超越了道德谴责的单一维度，直抵暴力下个体命运的复杂性，逼迫读者去思考，在罪恶和暴力的链条上，谁是完全无辜的旁观者？哪个邪恶的念头和举动可以逃脱心灵的罪责？

其三，小说摒弃廉价的宽恕，深刻地写出了救赎之路的艰辛——救赎未必是遗忘或解脱或接纳，而是带着伤痕继续生存的勇气，理解“世界赠予我的”一切终究都是要直面的相逢。小说中，被拐卖串起的每一个人都在寻觅救赎的微光：夏劲草在多年后鼓起勇气重返村庄面对女儿质疑的目光；李本以心理学知识与无条件的爱，为牛毛球搭建走出情感之殇的桥梁；牛毛球承担起照顾精神崩溃的葛小余的责任，也与升级为母亲的自己有了真正的和解。小说结尾处，牛毛球在无锡的街头弯腰大笑，如同板栗球在秋阳中“砰地裂开”，也许在那一刻，她真正洞悉了“雷霆与虫鸣交织的人间”正是世界的赠予吧。不要忘了，板栗球正是贯穿小说的核心意象：若干年前，在花生地里的夏劲草曾抚摸着板栗球那带刺的坚硬外壳，就像抚摸自己因怀孕而隆起的小腹。女儿被命名为“牛毛球”，其名字直接源于板栗，暗示了她是母亲苦难的见证，也是母亲生命意志在荆棘中的顽强延续。而在街头，刺人的板栗终于绽开了，从保护到束缚再到最终开释出生命的内核，这个过程构成了一个关于禁锢与新生的隐喻链。

其四，如同运用交叉蒙太奇的电影镜头，小说叙事视角在夏劲草、牛毛球、李存在三代女性间流转，形成了三阶的时间结构：夏劲草的逃亡史（1993—1998）、牛毛球的创伤成长记录（1998—2017）、李存在的诞生与创伤的和解期（2020—2025）。其他如周流、葛小余、豹子头等人的轨迹也被有机编织进来。比如，夏劲草在花生地里眺望公路的瞬间，与牛毛球在公园看蚂蚁的童年闪回交织；周流脚穿塑料拖鞋在寒冬里的麻木，与夏劲草冬日饮冰水试图自残的绝望形成暗暗的呼应；豹子头在2024年的深山被捕场景与1993年他拐卖夏劲草的片段并置……这种非线性的、多声部的散点叙事，形象地呈现出创伤记忆本身的碎片化与非时序性。

值得注意的还有，王秀梅着意使用时距的变速——时间扩展或时间压缩——以营造心理压迫感，最典型的如对夏劲草1997年那次关键逃亡的叙述，小说巨细靡遗地描写她如何击晕牛四、如何压住地窖口以防婆婆走出、如何抱起牛赘穿越黑夜山林，而对她逃离前后的漫长人生则用简笔带过。热奈特曾经引用电影符号学家麦茨的一段话，来指证时间对于叙事的意义：“叙事是一组有两个时间的序列……被讲述的事情的时间和叙事的时间（‘所指’时间和‘能指’时间）。这种双重性不仅使一切时间畸变成为可能，挑出叙事中的这些畸变是不足为奇的（主人公三年的生活用小说中的两句话或电影反复蒙太奇的几个镜头来概括等等），更为根本的是，还要求我们确认叙事的功能之一是把一种时间兑换为另一种时间。”《到公路上去》的时间处理即体现了这种“畸变”的效果：将漫长的、充满痛苦和压抑的日常（如囚禁、监视、忏悔）压缩在简短的叙述中，强化这种生活的单调、重复、无望和窒息感，而对决定性的、情感爆发的时刻则进行细致入微的场景描写，叙事时间几乎等同于或略长于故事时间，让读者身临其境，感受人物的紧张、恐惧、决绝和瞬间的解脱。叙事时间由此成为勘探人物命运、挖掘心理深度的透镜。

在一篇创作谈中，王秀梅曾谈到如何借由虚构的拯救来“赎买我们的罪”，《到公路上去》的构思也源于此吧？生活中很少有人能经历夏劲草和牛毛球的人生，但暴力和规训弥散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面对这种特殊的“世界的赠与”，我们也需要一个去面对和救赎自我的微笑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