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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西当代文学史上，女作家的文学创作已经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壮族女作家陶丽群的中篇小说《插秧季》（《民族文学》2025年第3期）在开阔的乡土场景中书写女性经验与现实力量，不仅丰富了广西女作家的创作实践，更为当代女性写作提供了一条富有民族特色的创新路径。

稻田空间与主体建构

在新文学史上，女性经验或被镶嵌于国家民族的大历史中，或被聚焦到私人领域。回到真实生活，书写真切的女性经验，是女作家们一直在努力的方向。

《插秧季》将活动场所设置在稻田，这一开放性的空间隐喻重构了女性与自我、社会及生活的关系，具有多重的指向意义。稻田作为开放性的生产空间，打破了传统女性文学常见的空间上的禁锢性，女性从家庭走向田野，首先是从“不可见的家务盲区”进入“可见的生产领域”。在小说中，不管是凌晨天光未亮时稻田里密密麻麻的忙碌人影，还是正午酷热中沉默劳作的困乏身影，抑或者月光中被蚊虫叮咬的恼火人声，女性从事农事劳动、参与农业生产的行为一直外显于人们的视野之中。这种“被看见”明确了女性在公共领域的存在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稻田的空间性质并不仅仅集中于公开性，更在于其生产性。与起居性质和消费性质的房间、街道甚至商场等日常空间相比，稻田作为劳动场域，处在“秧苗—水稻—稻谷”这一自然生长逻辑和“插秧—工钱—收入”这一社会经济逻辑之双重生产性维度的交叉地带，女性通过体力劳动，不仅助力农作物的生长，而且获得经济自主权，稻田在这里显然成为农业经济赋能和女性主体建构的象征空间。

稻田里，女性赖以生存和参与竞争的重要基础不再是外貌和学识，而是农事劳动技能。小说对女性的细致描述集中于两个方面。其一是对女性身体的关注。跟大多数作品不同，陶丽群对女性身体的书写并不是基于欲望或者审美的逻辑，而是出于劳动的视角。或者是积极性的，小说中写到一副干活的好身板可以赢得团队中的权威，如慧嫂，可以缔结令人羡慕的婚事，如芳姐；或者颇有消极意味，小说写到在高劳动强度和恶劣条件下负重艰难前行的身体，如水清婶怀孕四个月依然吃力劳作，“我”被扁担切割得皮肉生疼。难得的是，女性人物们的心态始终是积极的，她们认可体力付出与经济收益之间的对等逻辑，因此对可以获得经济自主权和家庭贡献值的体力代价保持着一种自然而然的淡定和游刃有余的信心。

其二是对劳动经验及技巧的详细交代，比如女人们对插秧工作的细致准备、对插秧流程的了然于心、对进度和工作量近乎精准的估算，以及应对天色、气温及蚂蟥的熟练操作。这些在稻田这一特定场景中，成为女性非常重要的傍身技能和生存能力。由此可以说，《插秧季》中，当房间扩展为稻田，女性获得的不仅仅是更宽阔的物理空间，而是在劳动与自然的交织中，以开放性确认了女性的社会价值，又以劳动的艰辛和苦痛，探寻着女性主体的可能之路。

情感理解与价值共识

《插秧季》所书写的稻田空间不仅仅是公开性的，更是集体性的。插秧客一般三四人结伴搭伙合作，这种临时性的劳动联盟构成了女性的情感共同体。小说多次描写劳动间隙见缝插针似的聊天，内容涉及解乏调侃、原生家庭、婚姻态度及处事方式等，这些对话看似可有可无，却奠定了她们相互之间的情感理解和价值共识的基础。

实际上，五四以来女作家对姐妹情谊的书写并不罕见，充分体现了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对精神价值的追求。相比之下，《插秧季》中姐妹情谊的书写更为独特、理性。

首先，区别于更侧重情感上的同理和共情的浪漫想象，《插秧季》中的姐妹情谊更为正向务实，其旨归是基于解决问题的互助协作。这个插秧客共同体虽是临时组建，但是每个人的性格、特长和能力却互补互长，成为一个结构合理、效高质优的团队。慧嫂经验足、人缘好，是有权威的决策者；芳姐身手好、效率高，是有能力的技术员；水清婶提供情感后援和医疗保障，作为学生的“我”是执行者和跟随者，增强向心性和凝聚力。在这段姐妹情谊中，每个人各有不同的位置和贡献，结合在一起便可以使插秧过程中遇到的难题迎刃而解。

其次，《插秧季》中的姐妹情谊表现出更多两性间的支持感。如在慧嫂家，丈夫和两个小叔子在工地上打工挣钱，慧嫂和家公打理家里的地，男女合作，奔赴前景；雇主金达嫂家则更像是传统性别分工的现代转化，保留着“男耕女织”的框架，男人负责耙田翻耕，女人负责育秧插秧，既肯定男性的体力优势，又确立女性的劳作价值。通过丈夫受伤的情节，小说将性别矛盾转化为生存挑战，让人物在共同应对危机的过程中强化了共生关系。

因此，陶丽群笔下的姐妹情谊书写具有更加开放的姿态，打破了传统的女性“独语”视角，升华为人际间的体谅和厚道，一如小说中所写的艰难泥路上人与人之间“助人乃助己”的道理，甚至在雇主和插秧客之间，也有相互的理解和扶持。这表明当下的女性文学已从“性别自觉”走向“社会自觉”，正在建构起更具包容性的性别认知体系。

乡土叙事与中国故事

《插秧季》并不仅仅是从性别出发的生命经验的表达，而是以女性经验作为起点，凭借乡土场景和乡村经验见证和表达了更广阔的中国现实。不同于许多民族作家对民族地区特有风情和自然景观的热衷和渲染，陶丽群小说的乡土叙事不是与世隔绝的浪漫桃花源，而是观察当下中国现实的一面棱镜。

小说对地理空间的分布和分界的描述，更多指向新的历史背景下的地缘书写，既包括人与地理、人与土地的关系，也包括基于地理差异而产生的人际互补共生的生存方式。在南屏地界内，不同屯子相互之间的辨称总带着南屏两个字，如南屏墙红、南屏凤凰等，而出了南屏，就统称为南屏了。尽管因为地理条件不同，两岸人的生活差距悬殊，但并不妨碍他们对这个地方的认同，陶丽群称之为“隐秘而微妙的情绪”。事实上，小说虽然是以民族地区地理开篇，表达的却是普遍存在于中国乡村的“人与地之间的情感纽带”（段义孚《恋地情结》）。

陶丽群无意表现乡土在现代化进程中遭遇的撕裂和重构，而是潜入传统农耕体系内，自然而扎实地通过春种秋收的时令认知和劳作节奏，表现人与土地的共生共存。与上述空间建构相对应的，便是作者通过对农历七月农作物的时令节奏进行描写所建构的时间诗学。陶丽群从气候和节令之间的联系说起，温差、湿度和日照的长短都对农作物的生长产生极大影响，所以七月十四这一夏秋之交的节令，就成为人们安排农事的关键依据。更难得的是，陶丽群也将人类的感知和农作物的生长进行对应，既以人类对季节和气候相对钝化的感受作为逆向反衬，又以人们对于节令的积极顺应和能动安排作为顺向呼应，最终在农耕秩序中凝结出“天人感应”的文化内核。

由狭窄而宽阔，由乡土及中国，陶丽群真实呈现了中国多元一体的社会结构。女人集体劳作的插秧场景，对接着传统农业的共同体劳作方式，又与现代文学张扬的个人主义形成对照，折射出更多维度的中国现实；女人间口述分享的农事经验和技巧，隐含着民间智慧，与书面传承的农耕知识和文化体系形成对应，表现出更为博大的中国文化；每逢插秧季，北岸民众渡河南下参加农事，这种季节性的空间越界行为，既是民族地区特有的交换方式，又与更广泛的城乡劳动力流动现象形成对应，表现出中国人互补共生的生存格局。

在女性写作层面，《插秧季》以对日常生活和互助传统的书写，展现出更加广阔的叙事视角；在民族文学层面，则通过劳动叙事重建人与土地间的关系，实现了民族书写和中国故事的有效对接。也正是这些创作上的探索，使陶丽群的创作意义得以彰显，为当代文学提供了新的叙事路径。

（作者系济南大学文学院教授）